【转译器（下）】界定数字人文——十年后的回顾

“人文计算”这一术语的历史已有专著加以解释(Willard McCarty, Humanities Computing, New York, Palgrave 2005.)。“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转型也有学者撰文讨论(Patrick Svensson, ”Humanities Computing as Digital Comput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3(3): 2009)。当我回顾我的文章《什么是人文计算，什么不是？》，我观察到此文似乎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甚为焦虑。确立“人文计算”不仅仅是以使用计算机为重点的一个工具的术语，其本身还是一项智力活动，这看似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它或许未必是完全独立的，作为一项智力活动，它好像还需要接受其他研究领域（如人工智能）的检验。但是，即便已经获得了这种验证，这篇文章还须追问：

“我们为什么要操心是否能用形式语言、用计算机可处理的术语、用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合规性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对人文学科的所知？当我们明知这样做难免要牺牲一定的表达效力，究竟为什么要以微妙性、意义和蕴涵为代价做出某种权衡？”

十年前，我给出的答案是“导航和交换(navigation and exchange)”，对此我指的是“语义网络(semantic web)”。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所指的这一意义，因为“语义网络”一词是2001年才由Tim Berners-Lee确定的。当时我的观点是：“可计算的人文学科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文明的一个阶段：需要被绘制、探索和获得的领域是信息空间(information space)，而且被绘制的不是大洲、地域或田园，而是学科、本体论和概念。”但事实上，我在那篇旧文中所指的绘制还是工艺，大部分是手工完成的标记(markup)。老实说，为什么需要将思想转化为“计算机可处理的”，这是该文论证中的薄弱一环。一个可计算的框架要求人们明确、一致地串联其思想。这一观念我很喜欢，但是关于计算本身的价值，对于需要计算的分析操作，我并没有提供太多实例。这可能是因为直到2003年我才开始笨手笨脚地进行文本挖掘(text mining)，到2004年谷歌才开始介入并迅速地将大量世界各地文化的文本记录数字化，从而开创了人文学科的大数据时代。

（出自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ed. 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Ashgate Publishing, 2013, 48.）

*注：本文上篇为John Unsworth于2002年发表的"What i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d what is not"节译，可于本公众号10月24日推送内查看。

翻译 / 吴维忆

责编 / 徐力恒

美编 / 卢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