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因为王书金而背负着杀人和强奸的罪名，并最终走上了断头台，死时年仅21岁。

王书金因为聂树斌案则至少多活了8年，别人上诉通常是希望减轻罪行，而王书金上诉的理由却是：认为起诉书没有认定其在玉米地的强奸杀人案的犯罪事实，也正是这个事实导致了聂树斌的冤死。王书金这样的上诉理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司法史上都算是个奇葩吧。

有人说：王书金是个爷们，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但他对自己做的事敢做敢当，像个男人！

也有人说：如果没有王书金的话，聂树斌的冤案或许就石沉大海了，因此，王书金是聂树斌案得以昭雪的最大功臣。

还有人说：如果没有王书金，也就不会发生聂树斌的冤案，可以说王书金是聂树斌冤死的罪魁祸首。

王书金是不是真男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说其是聂树斌案得以平反的功臣，则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一个是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一个则是该起案件的责任承担者。前者制造了血案，后者则用生命为其承担了所有后果。聂树斌死了十几年之后，王书金又试图为其洗刷罪名。这全部情节凑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悲喜剧。

王书金是聂树斌冤死的罪魁祸首吗？表面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细细想来：即使没有王书金，还会有李书金、陈书金，如果执法者不草菅人命，不单纯追求破案率和结案率，个别领导不干预司法的话，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聂树斌的冤案。所以，聂树斌的真正死因，深究起来与我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不够完善不无关系。

早在2005年1月，王书金就因犯多起强奸、杀人案被刑拘，2007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之所以迄今还未被核准死刑，皆因聂树斌案的缘故吧。 众所周知，死缓在一般情况下是无需执行死刑的，而王书金被判处的虽名为死刑，在我看来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死缓”，而且一“缓”就缓了8年，王因为聂树斌案多活了8年的时间，真不知道这8年王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过活的。一个在高墙和铁窗内几乎每天都要面临死亡威胁的人，说他苟活，一点也不为过，即使如此，若是一般的人吓也被吓死了，由此看来王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尽管王书金的律师宣称：王自认是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真凶的动机并非为了活命。但王书金客观上却因此多活了至少8年的时间，好活也好，赖活也罢，不管怎么说，这8年的命是人家争取来的，王书金不靠天，不靠地，不去贿赂，靠自认聂树斌案的真凶的方式，硬是为自己多讨回了8年的命。由此不由人猜想：王书金的活命哲学会不会被那些犯有命案的人仿效和滥用？

在贺卫方等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聂树斌最终被判决无罪，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坚持不懈地四处奔波了21年。聂母的努力，除了为儿子洗刷了罪名之外，王书金客观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几个月之前，看了一篇题为《王书金要偿20年生命之债，检方却力证他与聂案无关》的报道，光看文章的标题就知道聂母的申诉之路的艰辛，但随着聂树斌案的平反，王书金所剩的苟活的日子恐怕要进入倒计时了。

聂树斌案再一次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如果做不到不枉不纵，那就宁可放纵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死一个“好人”。“坏人”即使被放纵了，其虽有危害性，但与冤死一个“好人”相比还是要小很多。以杀人案为例，杀人者如被放纵了，可能导致被害人亲属心理上难以得到慰藉，另外会减少对类似犯罪的震慑作用，继而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这些虽然客观存在，但却无法与冤死“好人”的危害性相提并论，后者带来的危害是无法逆转的，聂树斌、呼格吉列图、佘祥林等人的冤死，给他们的家人带来终生的刻骨铭心的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而即使放纵了一个“坏人”，也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动荡，美国的辛普森案，几乎全美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是真正的杀人犯，但没有人因为辛普森的无罪释放而滥杀成性，美国社会也没有因此而动荡。

聂树斌的冤死，对于聂的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王书金的赖活，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步入了真正的法治社会，还会出现聂树斌的冤死和王书金的赖活的现象吗？可能会有，但至少比现在要少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