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肯定辩证法的共产主义观念

——巴迪欧的解放政治学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最终归属的共产主义，被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回避，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他们试图用纯粹否定性的批判理论和否定辩证法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政治，从而悬置了作为人类解放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从他们的否定辩证法入手，我们发现，阿多诺等人倡导的否定，实际上是以杂多为名义来摒弃一切同一性逻辑，制造一个纯粹杂多，没有任何同一性的星丛。相反，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迪欧坚持用肯定辩证法，肯定了共产主义及其事件的合理性，只有对作为未来真理的共产主义的肯定，才能帮助人们走出当下资本主义的迷宫，实现未来解放的可能性。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这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在《共产党宣言》开头的名言，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大肆扩张，新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横行的时代里，成为震耳发聩的声音。

和一百多年前一样，那时，马克思指出欧洲的一切旧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对这个幽灵进行了围剿，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正在不遗余力地将共产主义从他们的梦魇中消灭。共产主义被诋毁为极权主义的暴政，被轻蔑地称为空洞的乌托邦，无论如何，在很多人看来，在今天的世界里，谈论共产主义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对于仍然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压迫，将实现更公平，更为美好的未来生活的思想者来说，共产主义必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火。虽然，我们无法在今天的情势下，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幽灵般的名称，在远处指引着全世界饱经压迫的人民前进。

一、存在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吗？

在2009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大会上，阿兰·巴迪欧与本赛德（Bensaïd）和奈格里等人进行了一场争论，当本赛德等人指责巴迪欧在宣扬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时，巴迪欧给予了坚决的回应，他并不认为自己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本赛德等人。相反，他认为本赛德等人虽然强调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们往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讳莫如深，也就是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与热衷于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不同，巴迪欧一开始认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如果不谈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无法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巴迪欧强调说：“正如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在1848年写出了《共产党宣言》，我们在中越来越多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开创了新的政治进程，并试图找到现实中支持共产主义观念的可能道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存在和马克思概括出来的这些术语。”

实际上，巴迪欧暗指的一个对话对象，在战后西欧主要国家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他的导师阿尔都塞那里才曳然而止。巴迪欧看来，这些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萨特，可以说，早期的巴迪欧受萨特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个直接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的萨特影响很大，所以巴迪欧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包括萨特）更喜欢蜷缩在“异化”的标签下，用故弄玄虚的思辨玄学取代了真正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在2013年巴迪欧与德国Passagen出版社的老板彼得·恩格尔曼（Peter Engelmann）一次对话中，巴迪欧再次强调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还有第三个马克思，即作为一个政治人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大声宣告，赌上一切，同无政府主义者，同普鲁东等人进行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在2016年的一次题为《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巴迪欧再次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我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核心，绝对不是国家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人民群众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在根本上，我们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我在这里谈的是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后的话——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复活那些事业，我知道许多在这里的人要做的，至少是希望做的事业。这不是梦想。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架构并未遭到任何损伤。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政治的知识，它将继续在面对资本主义时提出替代性的现代性方案。

实际上，熟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洛-庞蒂、米歇尔·亨利等人），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传承者，但他们仅仅将自己视为一种批判精神上的继承者，而不是其共产主义观念的实现者。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缔造者霍克海默仅仅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支持者，在其《批判理论》中，他就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尽管对于理解今天社会的动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已经不能再解释国内发展和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今天，如同在他们过去那样，他们激发我的动力，不再是将一些诸如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之类的带有攻击性的概念用之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公开地去实现共产主义。”，而他和阿多诺赞同马克思的观念在于，“将批判理论付诸于实践，用来改变历史情境”。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一直到青年哈贝马斯，实际上认同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阿多诺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其批判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中认为马克思从价值、劳动、生产等领域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却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性的一维，即共产主义的维度，共产主义不再作为他们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坐标系，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他们的理想在于通过批判的否定，来消解一切同一性的暴政，将世界还原为一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星丛（Konstellation）。

而在法国这边，似乎共产主义也没有进入到法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野当中。在亨利·列斐伏尔那里，他提出“马克思仅仅让自己局限于将普遍性哲学问题定义为人的发展功能问题，以及另一个基本概念，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能全部占有自己的本质的问题，当然，在他理解中，这种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不仅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也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片面发展的处境的克服，即实现对自己全部本质的占有。而另一方面，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米歇尔·亨利虽然不同意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解释，即将人对自己失却的本质的重新占有，他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第二个命题，就是生命。首先在于单子式的生命，这让马克思与德国浪漫主义大相径庭，他们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与赫尔德、歌德、谢林、荷尔德林、诺瓦利斯、青年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生命不是总体性的生命，不是世界精神，也是贯穿所有生物的流动的本质。个体本身就是总体性，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让他可以放弃自我生命的普世性的力量。”亨利所理解的马克思，是一种将个体生命放在优先位置的马克思，而在亨利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差异性的尊重，而不是让某个生命隶从于某种虚构的总体性的权力。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从根本并不希望从政治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他们宁可将马克思的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化为一种思辨的力量，在字里行间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挞伐，这就是为什么被佩里·安德森蔑视地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批知识分子，十分热衷于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实现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对于批判的最终指向，他们刻意地模糊了这个图景。换句话说，他们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们喜欢追求他们认定的马克思的好的方面（如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一面的批判），而从根本上摒弃了他们认定的“坏”的方面（他们对共产主义一词往往讳而不谈，甚至很少去谈社会主义）。正如安东尼奥·奈格里和哈特在2017年的新书《集会》（Assembly）这样评价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之一就是翻新离我们对社会变革过程的理解。‘作为真理的总体性’意味着在个体独特性基础上构筑总体性，他们赋予了主体性解放维度以优先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些马克思主义可以安静祥和地在知识分子的书斋里和咖啡馆里成为他们愤世嫉俗地声讨批判资本主义的谈资，但政治上的行动，真实的革命式暴力却是他们敬而远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一些传统的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太支持学生的行动，因为，真正的政治行动可能会打破他们对象牙塔里玩弄的马克思主义的游戏的幻象的泡沫。

或许，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共产主义问题讳莫如深还有另一个理由。在他们其中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意味着雅各宾式的恐怖的再现，同时，共产主义也成为了他们口中的极权主义的代言词。对于这些偏见，在2011年纽约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共产主义大会上，巴迪欧批判了这种看法，并标明这些东西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内在含义：“我们认为恐怖是共产主义政治出现偏差，在实践上出现错误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或多或少是可以避免的。简言之，共产主义的恐怖要么是资产阶级宣传创造出来的，要么是实现共产主义观念胜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恐怖是革命不成熟时期的现象，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具体环境中，它与共产主义观念并没有必然关联。”在巴迪欧看来，这种共产主义的恐怖并不能构成我们放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理由，相反，真正的恐怖恰恰不在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恐怖，而在于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镇压的恐怖，而巴迪欧的挚友齐泽克也坚定地站在了巴迪欧这一边，他多次比喻说，期望一次没有流血，没有恐怖的革命，就如同喝一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一样。

这样，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选项是明确的，不存在只谈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谈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归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需要设定一个未来社会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共产主义），同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的逻辑起点。为什么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因为存在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平等，也更为幸福的未来社会，这个社会必然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而对于资本主义的任何批判，都必须以这样一个社会作为尺度，从而达到革命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共产主义都成为了马克思去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支点，相反，如果没有这个支点，所谓的对批判武器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沦为毫无目的和原则的泛泛而谈的空话，一种纯粹为批判而批判，为否定而否定的批判立场。

为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即消除存在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幻象。巴迪欧告诉我们，需要从方法论上来破解这些“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诡辩。而在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支柱之一的阿多诺。正是他，完全了否定了辩证法的肯定性内涵，也正是在这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基础上，他与后来一批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一起，坚决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实质性。如果不能在方法论上破除这个迷障，我们就无法恢复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合法性。因此，如何凸出辩证法的肯定性内涵，成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念的要害所在。

二、否定辩证法与星丛

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开篇，阿多诺就用十分坚决的口吻说道：

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说法。早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获得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术语。本书试图将辩证法从这样的肯定性因素中解放出来，并丝毫不减损其确定性。展现这样一个矛盾的标题，就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问题在于，为什么阿多诺会如此坚决地将肯定性的因素彻底地从辩证法之中清除出去？毕竟，按照阿多诺自己的说法，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开始就蕴含着一种从否定之中得出肯定的的内涵，而在黑格尔那里，最终对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肯定，必然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获得的，黑格尔最终是通过否定来走向对绝对的肯定。与之相反，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天国降到了人间，但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从来不是只谈否定，不谈肯定的辩证法。简单来说，马克思之所以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和批判，正是建立在他对共产主义和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肯定基础上的。而在阿多诺这里，肯定性的因素遭到了质疑，而辩证法也变成了否定的辩证法。

要理解“否定辩证法”的含义，当然不能只能从字面意思上来做出简单理解。首先，《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了否定辩证法最根本的缘起：

没有存在物就没有存在（Kein Sein ohne Seiendes）。作为在认识上必不可少的抽象概念，包括存在的概念，都是对所有物质材料的终极抽象，这些抽象概念不能等同于思想，而在后面的思想过程中也无法消除这些抽象。没有这些抽象概念，就无法思考形式逻辑，也没有办法澄清这些元逻辑要素（metalogischenRudiment）的逻辑。

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阿多诺的这段文字。阿多诺表明，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在我们最基本的形式逻辑元素中，总存在着一系列从所有物质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如存在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我们进行思考最基本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抽象概念，我们便无法进行思考。但是，随后的一句话中，阿多诺进一步表达了对这些作为终极抽象的概念的担忧：“自费希特以来，唯心主义的抽象运动让我们消除了那些让我们得出抽象的材料，这些物质材料从我们的思想中被消除了，那些作为思想起源的东西被排除在外，但是这些东西自身并没有消除。”这里展现出来的是阿多诺式的“唯物主义”主张：概念是来自于对物质的抽象，但是，在完成对物质材料的抽象后，物质便驱逐出思想的王国，但是，物质材料被驱逐，不等于他们变成了彻底的虚无，相反，它们还存在着，以一种与抽象思维和思想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着。但这种思想的结构，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诸如存在之类的抽象概念，仍然依赖于杂多的存在物，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会强调“没有存在物就没有存在”的原因。

不过，阿多诺对抽象概念所缔造出来的思想和逻辑的王国感到不满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种抽象的概念和思想，不仅消除了产生它们的物质基础，而且也缔造了一种同一性概念的霸权，而这种霸权将充满多样性的“物质”内容，都强制性地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这种观念来自于概念的统治，来自于作为不变量的概念与其内容，即多变的‘物质’之间的对立，来自于概念对物质的盲目性。”于是，我们看到，阿多诺所谓的否定的辩证法，针对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物质的概念与思想，这种思想建立了同一性的，并让所有的物质变成受主体鞭策的对象，成为一个客体，从而构筑了永恒的思想王国。然而，由于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对物质的盲目性，或者说，它们满足于构筑起它们自己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和自洽性，从而罔顾物的存在构成了它们连贯性逻辑的无法穿透的症候，而在面对它们无法消除的物症候的时候，它们采用的方法是霸权式的驯服，消灭所有物的存在的踪影，最终来绘制出一条美丽而连贯的象征性的幻象。也正是因为如此，阿多诺给出的他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辩证法的概念，与那种广为流传的远离事物本身的思考类型毫无关系，这种辩证法仅仅让事物从自己的概念装置中浮现出来。”这样，在阿多诺的定义下，辩证法成为了概念和思想与物质事实之间对立的过程，任何连贯性，且对事物视而不见的思想和抽象，永远会遭遇到否定它的物质性的坚实内核，正因为这种无法被形式概念逻辑和抽象思想所穿透的物质的永恒性存在，所有从同一性来把握事物的思想和概念，必然会遭遇到让他们“瓦解”（Zerfalls）的逻辑，而这种瓦解的逻辑，就是阿多诺意义上的否定辩证法，它“并不倾向于让所有对象与其概念走向同一，相反，它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就是瓦解的逻辑：瓦解那些预先准备好的和客观化的概念形式，这些概念形式就是认知主体首先和直接面对的概念形式。而它们与主体的同一性是不真实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根本指向，即让物的自在性逻辑，来反抗被他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同一性的逻辑，所谓的否定辩证法和瓦解的逻辑，就是从无法被同一性穿透的物本身的逻辑，来消除同一性的霸权，抵消其合法性，让事物本身在同一性的抽象概念的幕布之下自由地生长出来。与此同时，在主体消除了物的客体化的同一性逻辑之后，也意味着主体的自我救赎。因为在同一性逻辑下，被客体化的不仅仅是物本身，也包括了主体自己，“自我越是把握思想，自我就越完全发现自己被贬值为一种客体。”也正是在这个逻辑的支撑下，主体解放了自在的物，也同时解放了自己，一旦主体将自己放在与诸多事物同等的位置上，同一性逻辑才彻底崩溃，而多样性的物的辩证法，即否定辩证法才能从同一性逻辑的废墟上浮现。

阿多诺对同一性逻辑的敌视，早年就在他对音乐哲学的反思中打下了根基。他十分反感新古典主义的斯特拉文斯基，在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的评述中，“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中，从《春之祭》开始，一直恒定地、严格地保持着节拍不仅没有一点主观的、有表现力的灵活性……节奏被强调了，但却与音乐的内容割裂开来。与从前他尚未被神化时相比，这里不是有更多的，而是只有更少的节奏要素，现在只有永远同一并且完全静态的东西的进展”在阿多诺看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用单调的同一性的节奏压制了多变的音乐内容，这是一种音乐史的退化，而不是进步，以单一的旋律来压制活泼的音乐节拍，同时将各种音乐的要素全部压制在一个同一性的旋律之下。与斯特拉文斯基相反，阿多诺的老师勋伯格则表现出音乐史上的批判式革命，他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使各种节奏成为与主题相关的东西，并以不断变化的音列形态来充实那些节奏的强制性，这本身就可能带有对称的必然性。无论如何，当那些节奏模式出现时，它们从事表现出合适地构成形式的要素，而正是这种适应性重现了准批判的精神（vorkritishcen Geister），但当然指示精神而已。”我们可以理解，阿多诺实际上真正关心的不是抽象概念与物质的对立，而是任何同一性对多样性的抹杀，即便在音乐中，主旋律与各种节奏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概念和物质关系，但是阿多诺仍然指向的是一种同一性，他之所以仰慕勋伯格的复调式音乐，也正是因为勋伯格将多变的节拍和节奏体现在音乐当中，从而让主旋律的同一性逻辑被瓦解掉。这样，我们看到的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概念与物质的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外表，掩盖在这个外表之下的更深层的对立是同一性与杂多性的对立，阿多诺对于一切主宰和支配杂多的同一性逻辑（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音乐哲学中）都表示出反感，而他的否定辩证法，或者说瓦解的逻辑，就是从多样性的杂多出发，去瓦解掉所有的同一性的逻辑。

从阿多诺的这个逻辑出发，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问题避而不谈，就是情理之中的问题了。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就是一个虚假的同一性的抽象，并强制让复杂性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杂多，去臣服于一个同一性的幻象。尽管阿多诺并没有直接对共产主义的观念进行批判，无论从生产方式理解的客观上的共产主义，还是复归总体的人性的共产主义，都不会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思考的终点。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共产主义必然是一种同一性的逻辑，一种将万事万物都纳入到一个框架下的集权逻辑。而他的根本目的就是用多样性的杂多来否定和瓦解同一性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阿多诺为自己的否定辩证法设定了一个终点，这个终点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理想王国，而是让具体存在的多样性浮现出来的星丛。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这种星丛“阐明了对象的特殊性，相对于一个分类程序，这些对象的特殊性要么与之毫无关系，要么成为这些分类程序的累赘。”也就是说，星丛拒绝了任何穿透了一切的普世性的光辉，在那些没有光线涉足地方，它充分地保障了每一个对象，每一种物质的特殊性。而阿多诺的星丛思想，或者说彻底拒绝同一性的光芒的否定辩证法，为后来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彻底地颠覆同一性逻辑铺平了道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用可以随意生长的块茎模式取代了带有同一性的树状模式，他们用游牧式的生命来拒绝条理化的秩序。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中，同一性逻辑作为一种宏大叙事被解构掉了，生活化的语言游戏取代了合理性的客观语言。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推波助澜下，诸多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一种混沌不清的总体取代了清晰的同一性逻辑，而他们批判的最高理想，不是一个政治解放的自由王国，而是一种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生命主义。

这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的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下的同一性，但是，那里没有政治，只有一种精神上的空洞和虚无。面对否定的辩证法，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一切同一性的逻辑都必须去否定和批判？是否在彻底批判了同一性逻辑之后，在否定了一切可以否定的东西之后，一定会浮现出肯定和积极的内涵？那种预先给定的单子或个体的独特性，或者它们各种自由生长的生命，真的值得毫无保留地保存吗？我们真的能做到去毫无保留地去保存一切生命的独特性吗？如果不是，这种否定辩证法不过是清除了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同一性，对于他们暗地里的那种隐含的同一性逻辑，并没有真正瓦解掉，因为他们仍然保存他们想要保存的东西，而对于任何威胁他们的独特性生命的东西，并不在这个逻辑之列。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以及其后的一批思想家，拥有一种新型的浪漫主义，他们不过是希望在他们铺就的玫瑰色的幻想下，织就一个看起来可以让所有生命都可以保存自己的多样性，不会遭受同一性逻辑的强暴的梦境。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一旦同一性被撤除，杂多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那种混沌式的星丛，一个没有光芒照射到的地方，并不是什么玫瑰色的庄园，而是充满血腥和杀戮的黑暗丛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当中，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供我们返回的浪漫的田园，真正的勇士不是蜷缩在艺术和文学构造的梦境里，享受自己的舒适，而是舔净自己的伤口，劈开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向着真正的光亮处前进。

三、肯定辩证法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或许，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战士（militant）更能激发出人们的斗志。在巴迪欧和齐泽克那里，他们早就引述了毛泽东的名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而这句话也在巴迪欧的《战士的哲学》（Philosophyfor Militants）被作为一种信条被反复提及。而奈格里在他的《抵抗三部曲》（Trilogyof Resistance）中借一位剧中人物宣布：“我喜欢生命，也喜欢面包，但我首先是一个战士。为自由而战？当然，或许更是为共产主义而战。”共产主义当然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当然，一个真正的战士不可能为一个虚无而混沌的星丛而战，也不需要在那里静候着高高在上的权贵和寡头们的承认（recognition），他们为之战斗的东西，必然带有肯定性光芒，一束可以在黑暗中给予那些仍然在荆棘和泥淖中踽踽而行的战士们以勇气和希望的东西，而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唯一光芒只可能来自于未来的共产主义。

或许，这正是巴迪欧坚持提出自己的肯定的辩证法的原因吧！2014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共产主义大会上，巴迪欧在大会的开幕词上大声宣布：“我们要有勇气肯定，通过在实践上赋予一个老词新的含义，来辨析这个世界及其未来，这个词就是共产主义！”而他提交给大会的主题论文就是《肯定辩证法》（The Affirmative Dialiectics）。在表面上看来，巴迪欧的《肯定辩证法》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以细细地来分析一下。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当时实际上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指向，即针对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思潮。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69年序言中，他们已经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实证主义：

本书曾经诊断认为，启蒙转变成了实证主义，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所有这些诊断今天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的历史概念并没有误认为它们他已经得到了克服，而且也没有从实证主义角度去追求一知半解。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将实证主义作为批判的标的，原因正是在于，实证主义是一种满足对当下直接的事实性状态的肯定的哲学，在实证主义那里，思想是不能超越事实性范畴的，这样，思想不再是对现实的社会状态的超越和改造，而是成为最庸俗的现实状态的无用的守卫者。同属于法兰克福学派阵营的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有着更为严苛的指责：“实证主义哲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封闭的、对引起动乱的外部因素防守严密的世界。……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它就会构成一种不可超越的经验判断。”由此可见，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是一种倾向于保存固有事实的态度，他们仅仅信任现实的所是，而不相信在现实的事实之外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而在批判理论上，否定性代表着一种反抗的态度，一种将现实的事实永远视为不完美，始终存在着改进可能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无二致，因为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思想家，永远不会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无法超越的经验事实而肯定下来。

所以，巴迪欧的肯定并不是对现实社会的状况的保守主义式的肯定，更不是实证主义。尽管巴迪欧也喜欢使用数学的方法，但他看重不是数字统计所带来的固化的事实，这种数字被巴迪欧称之为坏的数字。而巴迪欧的数学是一种以后-康托尔集合论为代表的追求无限的数学。在这个意义上，数学及其运算不仅不会像实证主义一样，沦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数学不仅仅只能被资本家和政客用来计算利润、统计选票和民意测验，相反，真正的数学，在巴迪欧看来，恰恰是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极限，并十分明确地触及真实的普遍性”

那么，如果巴迪欧的肯定，不是对现实的秩序，对既定事实状态的肯定，那么巴迪欧要肯定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巴迪欧所用的“肯定”是affirmative。要知道，无论在英语中，还是在法语中，作为否定（negative）反义词是实证主义的肯定（positive）。尽管affirmative和positive都有肯定的意思，但是这两个词汇所肯定的东西大相径庭。Positive在更多的时候指的是对事实的实质性肯定，也就是说，positive是事实肯定。相反，affirmative的肯定往往是对一个命题的赞同，对一个法条的批准和肯定，或者对于一个原理或学说的认可。Affirmative所肯定的，从来不是一种事实性状态的东西，而是一种原则或命题。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巴迪欧所谓的肯定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某种原则和命题的肯定——用巴迪欧的话来说，肯定辩证法是对真理的肯定。

也正是在这里，暴露了巴迪欧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区别所在。巴迪欧说：“阿多诺认为经典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太多肯定了，太从属于总体性的一的力量了。他提出了一种超-否定性，而这个否定性的名称就是‘否定辩证法’。我们今天知道，这种辩证法最后只能让我们拥有一种包容一切的伦理学，在那里，我们意识的英雄遭受着人类身体的欺凌，成为了纯粹的受害者。我们也知道，这种道德主义是完全顺应带着虚伪的民主面具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实际上，对于这种泛滥的否定辩证法，巴迪欧还有一个更明确的称呼，即民主唯物主义（matérialism démocratique）。在《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mondes）中，巴迪欧认为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在反抗同一性的逻辑时，将杂多的多样性上升到不可超越的位置，从而否定了一切同一性。关键在于，是所有的同一性逻辑都是极权的，还是需要在各种同一性之中做出有效的甄别。也就是说，在巴迪欧看来，阿多诺和之后的民主唯物主义在批判同一性逻辑的时候，将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巴迪欧将民主唯物主义对大写的一的绝对恐惧称之为“一-恐惧症”（un-phobie）。也就是说，一旦坚持瓦解的逻辑和否定辩证法的民主唯物主义消除了一切同一性的痕迹之后，那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唯一可以作为我们思想根基的东西，只剩下了身体和语言，巴迪欧总结了民主唯物主义的公理，即“只存在真理和语言”，在这样的身体和语言的星丛中，没有任何真理为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因为任何可以作为指引的路标，都被否定的辩证法以同一性的名义全部废除了，那么，任何个体都只能在盲目的黑夜里来回逡巡，他们根本没有可以帮助他们走出黑暗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他们能够感触到的只有他们的身体和语言。

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到这种在黑暗中的盲目的摸索的困境，巴迪欧提出了他自己的肯定的辩证法，他也称之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tique matérialism）。而此前那个被民主唯物主义奉为圭臬的公理也同时被这种肯定的辩证法改写为：“除了身体和语言之外，还存在着真理”。不过，巴迪欧的真理，绝不是实证主义的事实性真理，不是对现实事实的肯定，相反，真理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亮光，是一种在当下尚未实现，并被视为不可能的真理。在我们摸索的黑暗迷宫中，尽管这个真理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它犹如远方的一丝亮光，让我们可以暂时摆脱眼下的黑暗，让我们可以不再踯躅，从而充满勇气地向一个方向前进。那么巴迪欧需要肯定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巴迪欧说：“我要说的非常简单，就是开辟了一个新情势，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东西，在根本上，它是时代的新的创造力，是情势的新的创造力。有一种实际敞开的东西，我称之为‘事件’。什么是事件？简单来说，事件就是打破了现有情势规则、统治和结构的东西，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这样，事件也意味着在当下，让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可以成为一种可能性降临在大地上，尽管我们现在还对这种可能性是什么不甚了解。齐泽克评价道：“对于巴迪欧而言，那里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东西，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说的更明确些，这种新的可能性也正是让在当下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具有了可能性。这样，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确是在真实的事件之后才能成为可能的，所以，齐泽克指出：“一种解放过程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否定和破坏，解放政治需要一个新的肯定性因素，让它可以不至于会形成一种对旧秩序进行模仿的新实证性的秩序，甚至更糟。”而巴迪欧需要肯定的是，必定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尽管在当下尚无可能，尽管在现在的情势下，我们尚无法描述出这个可能性的具体内容），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从信念上对其进行肯定（affirmation），也只有这种肯定，我们才能找到解放政治的方向。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只有这种肯定的辩证法，才能带来共产主义的命题。相反，否定辩证法由于它否定了一切同一性的逻辑，而这种否定性无法带来对共产主义的肯定，从而远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可以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在否定的辩证法下，我们实际上无法获得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终我们只能走向遁入黑暗，顺从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民主唯物主义。要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势必重新树立起被否定辩证法所否定的肯定性，将共产主义不再作为一种坏的同一性而彻底废弃。相反，我们需要看到肯定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打破解放政治的僵局，重新回归马克思所指引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