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巴迪欧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同时代人之中，我们与他之间保持着极为复杂，也看起来更为粗暴的关系。我不再与之前的他的学生圈子为伍，但我绝不是与他的创造和尝试毫无关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67年应《批判》（Critique）杂志邀请而写的——将对他的证明，以及对他强烈的兴趣以及某种程度怀疑结合在一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毛主义让我坚决地与他决裂，仿佛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争吵，尤其是亲近的人之间的争吵。后来，我站在了萨特一边，萨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对立面（以科学规律来对立于自由的形而上学），我想将那些让我们彼此决裂的东西放在一边，公正地对待我曾受益于他的东西。

阿尔都塞的著作与我们的政治局势是相对应的，阿尔都塞指出了当下局势的迫切性所在，由此他给出关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在“西方”共产党，但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命题中，最可怕的，也在根本上所缺乏的，实际上可以界定为某种理论上的缄默：在人们不说话的地方，如果不是在批斗时保持沉默的形式——严格来说，即苏联和中国——那么它完全可以架构出人们所说的东西。事实上，这个空白地带必然会被覆盖，整个论断的链条也会发生扭曲变形，这样覆盖物的能指就可以各就其所。如果没有这样的伤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即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活力面临一种非常近似于濒临崩溃的党派的情形，它们只能在修正主义的繁华世界里潜伏下来。于是，最好保持缄默，体制里的意识形态官员们渐渐地不得不放弃所有的理论，为了就是在那个时代里在闲聊时能聚在一起，甚至他们会与那些基督教主教会议之后的泛基督教主义的肮脏暗流同流合污，尽管这些暗流会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这些被破坏的善，就是某种正常效应的全部结果，在马克思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向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巴师夏到萨伊）的过渡的分析指出了这种效应：即将科学概念重新纳入（ré-inscription）到意识形态领域，此前，这些科学概念已经被转化为同样的观念。我们知道，这种操作使用了哲学上的传承，为了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让其发生扭曲变形：

（1）停留在接近于科学资源的地方，假装用开拓态度来奠基这些概念，将错综复杂的理论话语分解为最基本的明晰性。

（2）在稍远的目的上，它使用了伪概念的结论，就是将这些概念纳入到系统的整体研究当中，在整体中，那些公开的“结论”被描述为庸俗的泡沫，成为古代的皮影戏式的效果，其中，神灵，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破烂不堪的认识-错误认识，都在扯动皮影的提线。

（3）此外，它还发明了一个代码（code），在经验领域中，用来翻译、输出、复制科学的严密性，于是，它不过是对强制地宣称为已知知识的形式化。

于是我们有三种“马克思主义”：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仅仅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复不停地解释，这等于是说他们对马克思的科学架构，对马克思的认识对象的独特规定漠不关心，他们所拥有的是普通的人类学，关心的是著作中那些暧昧不清的观念。历史学，作为流放和分裂的场所，被理解为明晰性的重临（parousia），理解为在总体的大写的人创造中最根本的延迟（retard）。其随之衍生出来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有可能彻底地理解这种经验）就是实践和异化的观念，而实践和异化的“辩证”地结合，无意识地重现了善与恶的那种古老的浑浑噩噩的催眠曲。

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拔高了科学性。但他们所说的科学概念是对所谓的“辩证规律”的严格应用，比如对质量互变规律的应用。对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完全囿于恩格斯那脆弱的推理体系之下。他们用马克思去世后，代以马克思名义的“自然”辩证法，对立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马克思。

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乍一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给出了更为集中的解读：他们关系社会实践的构造和层次。他们很乐意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最重要著作，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才是马克思的奠基性范式。然而，不难看到，他们如此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恰恰是消解了马克思的架构。事实上，他们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既不是依照一条线性的线索（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表现性的中介（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同构关系（isomorphie）：这里的知识是由一整套功能体系来界定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层面上，看到与另一个层面完全一样的形式组织，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同层面上有着某种不变的东西，这些层面在结构上不同于结合了不同要素的“平面”。类比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最粗俗的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会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丘之貉，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严格的机械模式，也会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沆瀣一气，在各个层面在原则上统一的名义下，恢复了精神的明晰性。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最精致的形式，用预先给出的但没有严格界定的变换（tranfert）替代了知识对象的问题式架构，这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会总体性的同构关系的重新出现[7]。在话语秩序中，应当会出现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最关键的问题，即结构对其元素产生的特殊效果，这可能会让我们认为，我们喜欢相同点和不同点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其结果是，在架构中反过来掺杂了某些真正的理论元素。因为，在描述指派给不同层面之间对应关系的过程中，这些元素会转换为彼此分离的结果，随后反过来被当成是单纯的描述性的指标。

阿尔都塞的著作首先在于，在我们眼前，依照马克思给出的例子，他重新勾画出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版本之间共同点。在这里，我再一次描绘出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所没有说出的东西，即他们所抹除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构成了他们之间超越彼此对立，让他们统一起来的秘密。

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所特有的效果，即抹除一个差别，一个在所有样态的谱系中都起作用的差别。

这种被抹杀的差别的表现形式，即它在经验历史中的呈现形式，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老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版本都有一个共性，即他们在唯一答案基础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所有情况下，这个唯一答案都得到了承认。“颠倒”、对立、现实化等概念，成功地占据了这个起初由该关系的本质所设定的位置。因为按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现成的辩证法，肯定是这样，所有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连续性的明确否定，都会得出其肯定的反思形式。

阿尔都塞的第一篇文本首先是为了挖掘出那个业已被埋葬的差异。恢复这个差异意味着证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事业和黑格尔或黑格尔之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准确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阐述的。之所以无法阐述，是因为对其阐述只是用来遮蔽这个差异的态度，这个差异既不是颠倒，也不是冲突，更不是方法上的挪用，而是认识论的断裂——即一个新科学对象的规则体系的出现，这个新科学对象的问题式的内涵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确凿无疑的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马克思就置身事外，而黑格尔哲学的伪对象，以及其线性形式（“辩证法”）不可能被颠倒，或被批判，原因很简单，我们不会再遭遇它们：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去发现它们，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可能去排斥它们，因为科学空间本身就建立在彻底没有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反过来说，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毫无疑问生产了另一种科学——在这种科学中，认识论告诉我们科学自身是如何分裂的。在科学的发现中，我们可以图绘出这个断裂的“边缘”，即在一个没有问题的答案中，意识形态的位置标明了一个必须要变革的领域。此外，尽管文章篇幅很长，阿尔都塞十分清晰地判定了马克思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即他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这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并不是偶然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经常提到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作品《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一个全新学科（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不仅摒弃了黑格尔的意识形态，也改变了黑格尔的外部：即所谓的外部并非是黑格尔领地的外部。这样，相对于黑格尔之后的各种意识形态来说，在成为他者的激进事实中，马克思出现了。

对这一事实的最简单的理论表述——马克思建立了一个新科学——向我们表明，掩饰历史断裂所产生的概念差别，有一个次生效果，即压制。内在于马克思理论规划之中的根本差异，即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历史-经验上的证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另一门学科的差异，在这门学科中，在原则上，有可能宣称它具有科学的科学性。依照另一条或许有问题的传统路径，阿尔都塞将第二门学科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他的文本的“第二版”就集中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极为重要，即便它仅仅囿于理论策略之中，阿尔都塞仍然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区别。庸俗马克思主义各种版本事实上都可以按照抹除这种差别的不同程式来加以说明：

（1）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强制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事实上，他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一种辩证的人类学，其中，历史性成为了奠基性范畴，而不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这样他们消解了历史概念，让历史概念囊括了总体化环境的民族国家维度，而在这种总体化的环境下，对结构的反思，它们的“内在化”，都是结构自身的中介功能。

（2）相反，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为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他们将矛盾当成可以应用到任何对象之上的抽象规律，并认为既定生产方式下的结构性矛盾，不过是普遍性规律下的特殊情形而已。在这些前提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对象 30 47823 30 14763 0 0 5898 0 0:00:08 0:00:02 0:00:06 5898构成程序是遭到压制而告终，马克思的“结论”被整合到一个绝不会践踏规则的宏大体系当中，而他们将任何总体性的假设都归于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转世，马克思得以转世，披着德日进的“宇宙”法袍。

（3）最后，类比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确立了二者间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社会形态，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形式的双重结构。

在两者中，一项决定另一项——或者，纯粹多余：实际上，这里有三种让差异得以纯粹化的一般程序。不过，正如德里达十分敏锐地看到，一个被纯粹化的差异不过是一种同一性的失败。所有真正的差异都是不纯的。保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复杂性，以及将这些属于区分开来而导致的扭曲，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所有这些都同时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澄清各种不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并非已经一无是处。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后面我们分别将它们简写为MH和MD——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广泛程度。为了奠基历史科学，这次革命在知识生成（这绝对是一种新哲学的奠基）构成中加上了如下事实，这种哲学“已经可以让哲学从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科学学科的阶段”，这样，马克思的作品本身成为了这样一次断裂的双重奠基——或者毋宁说：在一次奠基基础上的双重断裂。

清晰地区分MH和MD，区分（历史）科学和让各门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科学，意味着采用马克思的尺度，最终，将马克思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即他在这种复杂的知识组合中具有双重功能——科学和科学性的哲学——在我们这里，战后主流的意识形态，即现象学唯心论崩溃了。

这样，回到其战略背景下，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理由来贯穿阿尔都塞的作品。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重讲故事，也不是让它要么面对既存的理论，要么面对未分化的真实概念，而是依照它所生产出来的元-理论概念进行自我反省，作为理论来运作，去看看他的作品是否符合那些规则，这些规则的操作本身就是建构其对象的规律。如果那里出现了任何空缺，在文本生产出来作为它自身规范的东西与这些规范的文本生产之间出现了差距，那么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反对这个规划，而是去“缝合”（suturer）这个空缺，将这个空缺所导致的问题带入文本。这就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所做的工作，我们自己须臾与之不可分离，这项工作就是其空缺位置的自动复原。

理性主义是一种没有开始的哲学，理性主义也是在重新开启过程中的哲学。当我们用理性主义自己的操作来定义它时，它已经重新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或许依照分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开创性的差异来前进，这样将问题变成了两条方面：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我们马上可以说，这就是掩饰最根本的东西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掩饰这个差异的不纯性和复杂性。事实上：

（1）MD和MH的差异内在于MD，这让很多对称关系，让对我们的问题的分析处理都变得毫无意义。

（2）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宣布MH的理论话语吗？

要么我们十分省略地讲述科学的故事，在那里，我们掉进了一个言说的陷阱，而阿尔都塞的著作有一种禁止我们去言说的功能。将马克思主义判定为一门科学的奠基，阿尔都塞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跳过诸多证明的细节，直接跨越到那个虚幻的结论，因为科学对象是带有它所表现出来的绝对明晰性的对象。

要么我们试图分离出MH合理性的特殊形式，我们“在哲学反思中‘重新把握’一个基本的哲学发现，一个理性新形式的哲学所产生的发现。”[16]毫无疑问，我们在谈论MH，毫无疑问，我们生产了它的话语，而在其话语中，它是沉默不语的前提。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并不是MH：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的思考的地方，不是MH的科学对象（“生产方式”和“变革形式”），而是科学性。因此，在定义上，这就是就是MD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能说明的是，MH发生在MD之中。那么，我们完全内在于MD，包括了一些困扰我们始终的难题，这涉及到MD本身的理论地位。

（3）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双重断裂的悖论相一致，MD依赖于MH，在理论的依赖性上，这依然晦暗不清：不仅是因为MD自然不可能生产出“理性的新形式”的概念，除非这样来思考，用而阿尔都塞那种玄妙莫测的表达来说，在那些现有的科学那里，有些形式存在于“实践状态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对立，MD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MD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史”。的确，因为唯一的科学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史，哲学是“知识生产的历史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说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基础，由于让科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史成为可能，那么也导致了哲学上的革命，即有MD主导的哲学革命。

于是，我们看到，MD和MH之间的区别不是确凿无疑的区分。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无差分的区别（différencenon différenciante），在原则上，二者是胶合在一起的：二者并不纯粹。MD与所有科学，尤其与MH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会导致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不过，它产生了这种自动化过程，这个倒退，也就是说，用不那么科学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其话语与科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来“丰富”科学，这就是认识论的匮乏，其中科学不断地被这种匮乏所提及。这是因为科学性的知识同时就是让科学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的知识，在科学对象的生产中，除了科学本身之外，科学并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在MD之内，我们对阿尔都塞概念的检验，就是通过MH的退却的内在性（immanenceretirée）来架构的，即一种停留在自身之中的匮乏形象。

随着分析渐渐深入，我将围绕两个差异来展开分析：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决定性实践和主导性实践之间的差异。这样，我进一步来谈谈话语理论和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

一、科学与意识形态

从MD的定义（这个学科宣布了MH的科学性），我们很快得出，这个领域的概念就是科学概念。MD不可能在一个无法分解的“看”中来展现科学的同一性：这样，首先遇到的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配对。这个专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是一个同时衔接和分离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差异的体系。

为了以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这对配对，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生产知识形式的实践，它的生产方式就是概念。而意识形态是再现体系，其功能是社会实践性的，而它为自己设定了一整套观念体系。科学的特殊效果——“知识效果”——是通过规范的科学对象的生产来获得的，科学对象在本质上异于既定对象，也不同于真实对象。相反，意识形态所关联的是生活经历（vécu），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人类与生存条件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是“在他们与他们的生存条件之间所架构出来的生活关系”。

那么，意识形态产生一种认识（reconnaissance）效果，而不是知识（connaissance）效果。用克尔凯廓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相对于我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所出现的前提都是被再现出来的，而不是被认知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双重化过程，在本质上它与幻想的特殊结构紧密相关[20]，即便这看起来有些神秘，至少在我们现阶段的知识形式中是这样。至于政治双重化的功能，在于用一种特殊的必然性形式来同时囊括想象和真实，这个形式，通过对人类的判定，保证了在社会总体各种不同形态“在空缺中”（àvide）所规定的任务可以得到具体实现。

如果科学是一个变革过程，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重复过程，因为无意识在那里自我构成。

配对的两项有一项先出现，而不是二者都出现，这一事实意味着——这十分重要——即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非十分明确。这不会让我们立刻弄清楚不同的实践和话语，甚至我们也不太可能抽象地将科学“对立于”意识形态。说真的，这里的诱惑太过明显。在共产党的政治混淆和面对理论上的松懈时，最大的风险就是将这个对立当成是一种标准，将它等同于（意识形态性的）真理和错误的配对。这样，理论上的差异被还原为一场博弈，在博弈中，善与恶将它们各自形象的封闭无限性圈子永恒化了。很明显，其社会实践功能让一个主体“恪守本位”，不可能是对知识对象生产的否定。而这正是为什么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社会形态，而科学也不可能消解它：“难以相信，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意味着确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在没有生产的社会组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形式下起作用。”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一门新的学科（MD）的开放性领域，它在其中的自我发展，不是一个矛盾，而是一个过程。事实上：

（1）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科学。除非我们重复说科学就是它自己对象的科学，这就是纯粹的同义反复，而问题“什么是科学的科学？”只有一个答案，即科学产生了某种对象的知识，而意识形态的某个既定部分表明了该对象的存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事实上可以作为“指标”（indicateurs），让某种线性关系可以发挥作用。在规范的复群（complexenormatif）下，指标关联体系再生产了存在统一体，从而让既定现象合法化（马克思称之为表象）。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生产了理论的感受（sentiment）。借助统一的压力（pressionunifiante）想象宣布了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整个体系的功能就是提供一切作为真实而给出的事物的合法化的思考。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同样的代表“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空间是从内部生产出来的，而科学生产了知识的对象，此外，意识形态生产了知识对象本身的存在指标（而不是它所指示的知识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向科学的一般性的变革”。

（2）反过来说，意识形态总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总体化和对存在物规范指标的意识形态的机械论仅仅是为了某一领域而发现（认识），在这个领域中，确定了科学的存在物，也就是说，确定了科学完成其认识架构的真实对象。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将大量的话语指称为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上，它们并无缺憾。但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指称，那么这个评价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性的。唯一被认知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就是对科学的回溯。

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甚至他打算在《资本论》的第四卷中来谈这个问题！）：即经济学意识形态，经济学本身可以分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处在断裂边缘”的意识形态）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中，他所生产的仅仅是一定范围内的科学概念，即那种经济形态下的科学概念，返回来看，他也只能思考这种意识形态。

于是，我们可以衡量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即二者间有机而动态的关系。毫无夸张地说，MD在这个问题上到达了顶点：如何思考科学对于那些不是科学的东西的关联，同时保留了这种差异不纯粹的激进性？如何思考双重关联之间的非关系（non-rapport）？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将MD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

那么在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背景下产生了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形式下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和断裂的所有形式。

二、结构性因果关系

在这里我想尽可能严格地谈问题，尽管风险在于，我只能讨论阿尔都塞工作的一个部分。

与所有严格建构的概念一样，这种“社会效果的生产的机械论”（属于MH的对象）假定一个（看不见的）一般理论。

科学事实上是一个证明的话语，在概念的连续秩序上，这套话语关系到有着“纵向”等级秩序的系统联合体。我们可以用语言学的类比来说，在表达过程中，科学对象在一定前提下展现自身，这个表达过程就是理论范式的句法：“在思想总体或体系上的概念的组织结构”。例如，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明，在逻辑上属于“之前”的概念体系（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概念的建构、简单再生产理论等等）。但这种历时性从属关系指向了一个我们发现的更为复杂的共时性集合：（1）一个按照某种结合规律而互相连接的概念体系，（2）形成了一种话语秩序，这套话语十分清楚了揭示了这个体系。

知识效果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将体系中诸概念的联合体，与在科学话语中呈现出来的线性秩序之间的差异/统一，“不一致”（décalage）作为问题来思考。整个问题在于，二阶秩序绝不可能再现出一阶秩序的轨迹，并非是重复，而是其实存，即缺乏体系所决定的实存，即这个缺乏的内在性：在它自己的实存中并未出现。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体系并没有像（科学）话语的效果一样清晰，其功能所需要的也正是对让其实存的“纵向”联合体的不做解释。结果，对科学体系的理论呈现并不属于科学。事实上，MH体系的呈现，这种特殊因果关系的力量展现了其对象的规律，不可能属于MH。阿尔都塞的关于支配性结构的最重要的文本，论《资本论》的对象，都不属于MH，而是属于MD。在MD中，这些概念是按照某种历时性顺序展开的，这个顺序与可以指出的最一般的（缺乏的）体系有关联，即MD的体系或理论。

所以，我们认为MH的概念的系统组织，是MD生产出来的。

这个组织一开始为自己提供了一些原初术语，也就是说，一些不明确的观念，这些观念可以借助它们与系统的“公理性”关系，而变成概念。这些基本观念都聚集在MD最一般的概念定义之下：实践的概念。

一般来说，我所谓的实践的意思是从一种既定的原材料变成一种确定产品的过程，在一定的人类劳动的作用下，使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所以，在所有这样的实践中，支配性的因素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上的实践：劳动转化的要素，在一种特殊的结构下，它让人、手段和使用这些手段的技术方式运转起来。

这些原初观念事实上就是：（1）劳动力，（2）劳动手段，（3）劳动力作用于劳动手段的形式。两种端点——起始点的原材料，终点上的产品——就是这个过程的界限。

三个术语的特殊组合，从其特有的结构来考察——“在任何情况下，即生产结构”——定义了实践。

这样，构成的第一个集合就是实践的序列。阿尔都塞给出了这个序列，许多部分都是开放的，这个序列只能怪比较固定的部分包括：经济实践（其局限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意识形态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

说实践概念是MD最一般的概念（最规范的观念组成），等于是说在“社会整体”中，只有存在实践。其他所谓的简单对象，都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意识形态的指标。这也意味着这个概念的一般性不属于MH，而属于MD。实践并不存在：“没有一般性的实践，只有具体区分的实践”。我们理解：正如MH所想的那样，历史只知道一定的实践。

在这个前提下，唯一可以考察的“总体性”完全就是“在一定社会中既存的实践的复杂统一体”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统一体在其中将不同类型的实践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将关联于所有其他实践的实践，称之为社会形式的形态。对于各个形态彼此间差异自主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它们概念的建构（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谈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等等），同时就是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对它们关系和等级的规定。说实话，思考这种奠基性关系以及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意味着思考“它们的独立程度以及它们‘相对’自主性的类型”。一种形态完全是由它与其他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定义的：“存在”的是各种形态之间关联结构。需要得出的是对它的认识。

对于一定的社会来说，在已经确定的空间位置的布局中，存在着一个更高级的形态：这个形态的概念可以用来思考其他形态的实际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形态的基础上，对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总体的“状态”来说，我们合理地在各个形态的实际效力的程度秩序上，贯穿各形态的整个体系。我们将各个形态的体系称之为合并形态（conjoncteur），这样，可以依照不同效力的动态的等级秩序所刻画出来的轨迹来思考它。合并形态首先是支配性形态的规定，支配性形态的图示确定了对总体理性分析的出发点。

MD的第一个大问题——这里即MH的认识论问题——认为各种形态的集合总是界定了实存的合并形态，换句话说，界定了“与支配性相关的结构统一体的复杂整体”。

现在，很明显，这个合并形态变化了。这样，我们的意思是说，合并形态是结构化整体的实存形式的概念，而不是其形式的变化。为了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假设之中，我们可以承认，如果合并形态的类型是从占据“主要地位”的形态（即支配性形态）来定义的，那么我们便能够思考所有的形态类型：处于支配地位的合并形态是政治（国家的危机），意识形态（如十八世纪的反宗教斗争），经济（罢工），科学（决定性的断裂，如伽利略的物理学）等等。于是，关键在于判定这些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即合并形态效果的生产机制，此外，它与整体的实存效果是相适应的。

我们将这种效果的生产称之为决定（détermination）。明显的是，完全可以从其效果上来定义决定：合并形态中的变化，它本身与替代支配性形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替代结果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先预先警告一下：无论如何，决定的奥秘不可能在各种形态，各种实践中，以及与所有其他形态的完整关系下的思考中发现，在诸形态的层次上，只有一种支配性的关联形态。要相信，一种在整体上规定了合并形态的形态，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决定（替代支配形态）混淆于支配（一个既定合并形态类型中的各种效果的等级化功能）。除此之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遭到意识形态扭曲的根源所在——在这些扭曲的变型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事实上假定经济总是支配性的，所有的合并形态都是“经济的”。如今，的确是经济形态一直在描绘着关联性整体。但在那里是否有一个支配性的功能：这完全取决于合并形态。这样，经济形态并不具有原则上的优先性。

如果没有任何形态可以决定整体，相反，一种实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可以在整体中（实践以离心化的方式描绘着整体）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即实践是这样一种结构，也就是说，它脱离（décalée）了那个将实践整合为某种整体形态的结构。我们可以想象，替代支配形态，合并形态发生的相关的扭曲变形，都是一种隐秘的，与再现出总体性的形态不一致的实践-结构出场（présence）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社会组成（这一次是一个常量）其中的一项，在它自己的复杂形式中，彼此相关地实现了两个功能：形态功能，关联于等级化的结构整体；决定实践的功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它就是“在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简言之，即在替代支配形态和既定的合并形态中实现的。这种实践，类似于斯宾诺莎的自然，同时是架构的和被架构的。需要将它放置在它所决定的诸位置的体系之中。然而，作为决定，它是“不可见”的，并不直接在诸形态的星丛中出场，只能被再现出来。

用比较粗糙地方式来概括，这就是MD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存在着一种决定性实践，这个实践就是“经济”实践（更准确地说，这个实践的界限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

我们需要注意如下事实，即决定性实践的因果关系的类型完全是原创性的。说实话，作为决定的主要原则，经济实践并不存在：它是在支配性的关联总体中被描绘出来的形象（这就是唯一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形象就是经济形态，它不过是其同名实践的代位项（représentant）而已。如今，这个代位项本身就是在决定中来把握的（取决于经济形态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取决于由诸形态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其合并形态的发生效力的程度，等等）。于是，经济实践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业已结构化的整体中一个匮乏的因果关系，而某一形态在其中再现了这个结构。

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由一定范围下的结构对该范围下各种现象的决定”，说的更准确些，每一种形态都是它自己的组成形式，即“支配性结构对从属性结构的决定”，于是发现它处在MH所赋予的形式之下：即各种形态的组合（“预先给定的复杂整体的不平衡的（支配性的）结构”）与通过再现实践（其存在不过是它自身的效果）来替代这个整体的决定（“复杂过程”）之间的离心化的统一。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总结了马克思最特别的科学发现……即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这就是包含在‘实践状态之中’的特殊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远尚未得到解决。甚至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眼下来说，我们只有可能去指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问题的秩序会才用一种预料之外的阅读斯宾诺莎的方式。无论如何——解决或者至少提出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就是MD的隐秘过程所依赖的东西。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空白”，在我们所阐明的层次上（即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最初的差异，结构性因果关系的理论），会触及到对文本本身的破坏性效果。我们可以用如下两个问题，详细而不失严格地列举出这些空白：

（1）MD自身的理论地位如何？

（2）能在集合的基础上来界定对自己产生影响的结构吗？如果不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没有各个位置的“空间”，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通过让各个元素占据某些确定的位置，让各个元素得以结合起来的组合？

MD地位的问题一定会引出第二个问题，因为它总会让再现的秘密得以呈现。事实上，关键在于了解MD是否在一个操作性区分中被再现出来，而这个操作性区分让MD成为可能，并组织了它特有的话语方式。是否MD可以在一种“认知”实践（这个实践拥有概括功能）的形式架构中来理解？MD是否是一门科学？如果不是，它是否是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谈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犹豫，甚至他经常会认为MD是意识形态。这个说法完全让我们推进一下。事实上，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被应用在哲学上，这里的斜杠（/）标志着断裂，正好可以让我们看到，MD在其出现的源头处，如今最后宣布并废除了与旧的（意识形态的）知识问题比较接近的镜像关系：

换句话说，支配着整个西方哲学的并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方案，进而包含实践、宗教、伦理和政治“利益”之中，不同于知识实在的方案，这是该“问题”必须接受方案。

我们能给出的MD的最好的定义是否是“非意识形态的哲学”？唯有当哲学与这样的非-意识形态（与科学）拥有某种内在关系时，这个命名上的附加内容才有意义。

实际上阿尔都塞思考了这个关系，即从“新理论概念的哲学下的生产”思考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伟大的科学发现出提出这些问题，那么新理论概念的哲学则解决了包含在‘实践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对于认识论断裂来说，有一个对应的哲学上的“产品”，它生产了与不同科学之中的实践（即不同科学中的操作层面）相关联的理论概念的反思形式和问题形式。所以，这就像柏拉图之于几何学，笛卡尔之于新物理学，莱布尼茨之于微分计算，康德之于牛顿，MD之于MH，马克思（哲学家）之于马克思（科学家）。

但阿尔都塞并没有告诉我们以下内容：

（1）是什么让这个“产品”区别于意识形态对新科学事实的单纯和简单的再现；又是什么让这个“产品”区别于科学概念的散落脱节，这种散落脱节，在意识形态话语幻想的统一体中（通过意识形态的算子，如“真理”和“奠基”来统一），导致了科学话语绝对差异的反思上的错误认识；又是什么辨别了意识形态特别微妙的范围内的哲学，以及让那些在原则上完全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即科学，被意识形态化的范围；如果科学和哲学在经验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这个对应关系与如下事实无关，即哲学实际上是在科学“之中”被细化的，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在消解了唯一话语（这种话语的具体过程不能化约为意识形态），即科学话语的统一根基下被细化的。

（2）是什么让再现为哲学的MD区别于之前的（哲学的）认识论，而十分清楚地献身于生产、分化、化约科学概念。阿尔都塞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或防止这个同构关系，即MD与哲学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之间的同构关系，让MD自己可以思考它。阿尔都塞非常清楚意识形态哲学最清晰的形式特征就是那些可以归结为折中主义的东西：理论上的目的论和自主智力（auto-intellectualité）[50]。如今，MD，是一门“超级”理论学科，它是为了刻画出所有理论实践的“形式条件” 。于是MD必然拥有两种属性：如果MD真的生产了所有理论实践的前提条件，那么MD不可避免是自主智能和循环的，最终（它对立于所有其他科学），成为它自己实践的理论。当一门科学仅仅是这种差异的成熟的行为时，认识论断裂的一般理论，即MD（对立于所有其他科学）必须能思考自己的断裂，反思其差异。

MD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恢复了它自身所指向的差异的意识形态，即明晰的同一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将自己作为自己的对象，来考察自身”，与阿尔都塞相法不同，它与绝对知识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除了它自身的本质，即所有科学的科学性（它的本质不是可见的，而是被现实化的）之外，它自身还需要思考的支持，这样，它就需要衔接到理论生产方式之上，将理论生产方式作为它自身过程的形式上的算术。MD很面临很大的风险，这一次涉及到MH，即在它的众多产品之中的“哲学”产品，让整个哲学史都前仆后继地献身其中的一个任务成为永恒的任务：圈定科学在意识形态的封闭幻象上所开启的不可能范围。简单来说，MD有可能成为MH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但是，即便在这个有限的视角下，尽管困难相当大，因为主流的作为MH认识的MD的概念（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我已经说明，在决定性实践（经济实践）和在整体的一个形态中的“出场”之间，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扭曲的统一，即在上帝和关于上帝的充分观念之间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式关系毫无疑问充当了第一“模式”。但在这里，在斯宾诺莎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仍然是其样态的“演绎”——即决定“什么”是被该结构所架构的，在它的基础上，定义了这个结构。同样，我们要说，它是由诸形态的体系来定义的。但首先，它提出了各种实践的排列问题：无论是决定（通过替代效果，在各种形态关联起来的多样性之中，即在其效果的限定的范围内展现它自己），还是支配（我们借此来思考合并形态，或者各种形态统一体的既存类型）都无法让我们生产出各种样态的共同化概念。一个社会形式的诸层次之间的区分（政治、美学、经济等等）是在决定概念的架构中被预先设定的，因为决定就是在各种形态的集合基础上界定的支配性结构。

那么，必须有一门先在的形式学科，我试图称之为历史集合论，它至少包含让结构逐渐被构筑起来的纯多所“赋予”的约定。

这门学科，非常近似于数学集合论的完整发展，毫无疑问，它超越了属于关系程序的设定，或超越了开创性的空集差异体系。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合取（conjonction）必须被看成是各个“位置”（lieus）的明确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形态彼此间产生关联。从支配的角度来看（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在任何结构中），在根本上，它是位置的分配器和函数的界定符。决定亦是如此，它将支配性的位置分配给决定兴塔。这样，决定概念的完成结构设定了如下的形式算子（opérateur）。

（1）集合P，位置的集合，或者关联起来的效果的（空集）空间。

（2）函数集合F，或实践的集合，它将某些位置分配给函数本身。于是，这些函数是在F集合的某一部分基础上界定的，他们从集合P中取值：它们分配-占据了某些位置。我们将“实践”定义为将位置分配给其他一些实践。

在集合P中，由另一函数f’来界定的函数f，称之为“根据函数f’的f形态”，或者“f-f’的效果差距”。我们尤其可以思考，如果得到界定（如果在F的一部分基础上，f得到界定，而这个部分包含f），那么这就是根据函数f的f形态（即f(f)）。这就是f的代位形态：f分配给自己的位置。

F的子集H（也是一个实践集合），如果符合如下两个条件，可以称之为在历史上可以再现的集合：

（1）决定条件。例如：在H中存在一个函数det( )，它是H对P的一对一的应用：所以，det( )在P的所有位置上，分配了H的实践，尤其是它为自己分配了位置，即自P之中，它通过形态det(det)来再现。

（2）支配条件。支配条件的理论已经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在根本上，我们是完全在对应的支配类型上获得的。通过例子，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条件，有意识地强调了决定和支配之间的概念上的差异：有一个小的证明，我想留给读者来做，这个证明事实上说明了决定性形态的代位性存在不可能在这里占据支配性的位置。

我们首先要指出，det( )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让我们可以认为，P的每一个位置都拥有一个实践（社会形式的完备性）。

已知H的函数h，在H中被界定，P之中有位置p，我们可以界定h(p)是存在物h(h’)，并有det(h’)=p。换句话说，h(p)=h(det-l(p))：这个函数将占据了位置p的函数作为其主张。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函数h在诸位置上运算，因为通过一个决定项（déterminant），各函数被分配在各个位置上，而函数h就在这些函数上运算：在一个既定的情势中，（在H上界定）的函数h作为了诸位置的同态（endomorphisme）。

现在将dom( )作为在H上定义H的函数。我们可以通过递推来得到位置n-dom：

1-dom=det(dom)      （由决定项决定的dom形态）

…………

n-dom=dom((n-1)-dom)   （由上面的h(p)定义）

我们看到，dom首先是自身运算（因为2-dom=dom(dom)），那么通过det，函数被分配到这个位置上，在这里dom分配了自己，最终这个函数（总是通过det）占据了它所获得的位置。

如果对于任何位置p来说，都存在一个数n，符合如下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dom处在支配形态的位置上：

n-dom=p

于是，支配形态复苏了，它是在实践h与决定项（即det(h)）之间的“差距”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复苏，它可以让我们贯穿将各个位置连接起来的秩序（各个形态的等级关系）。

F的子集H是历史上可以再现的，若它拥有唯一的决定形态和唯一的支配形态，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它在历史上被再现出来。

从这些形式开始，我们逐渐“综合”MH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或许可以建构出合并形态的概念。在不诉诸数学化的情况下（上面的纲要很明显有很多缺陷），我认为在这里确定一个抽象的分隔（intervalle），在MD中，这个分隔将实践同关联统一体的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指明了其问题式所填充的空缺。

我还要说，这个架构是不完善的和粗浅的。但首先，在可以触及到的证据的基础上，阿尔都塞认为他完全可以在没有这个架构基础上来工作。他的所有努力从一开始就走向现实化的正确，对于一门没有传统的学科来说，通过新型的范畴论，数学努力要获得的是：对结构概念的直接决定，这个概念忽略了集合的优先在场[56]。我相信，在我看来，认识论上的审慎在此时会产生一种“经典”的形式化。任何早熟的超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让MH的基本概念（支配结构，结构的结构，决定）变得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前理论的）观念（notion）。在MD中，“纯粹”的在历史上可以再现的集合的元素，似乎对我来说，优先于历史结构的理论。

作为结论，我想强调一下（重新）开启MD的必要性和风险。

首先，对我来说，十分清楚地是，如果我们想可以去谈论沉默的现实（理论上的沉默）询唤我们的东西，以及让我们沦为决定性历史功能的“承担者”的东西，我们只有唯一的资源。如果我们想要思考构成我们政治合并形态的话，我们也只有唯一资源：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这与苏联体制、美帝国主义所定义的倒退性过渡（transition régressive）的形式相关，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另一种过渡类型。

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理论上的合并形态中来思考这种政治上的合并形态，我们可以将它归为以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认识论上的明晰性，相反：我们将其空缺归结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描述的反复咀嚼，在形式主义者和文学的神学家们看来，它在各个方面都丧失了科学的生命力。

对于以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受惠于MH的概念的实际性，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在字面上发现了它，因为从马克思开始，我们就拥有了这种实际性：并没有被忘记，而是被掩盖、被重述、被压制。由于我并没有对历史科学说过什么，严格来说，我自己已经不限于谈MD的必要性（但不让我们来重读马克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读），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政治实践中，埃迪安尼·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考察过渡形式时所获得的令人振奋的结论带来了不少益处。

毫无疑问，仍然需要来从事政治形态的理论。但我们知道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此，他们已经取得了一项成就，即清晰地为这个理论划定了位置。一旦我们超越了对现象学唯心主义的普通批判，其合并形态会迫使我们保留——通过新的科学架构——阶级组织的理性主义和革命性的力量，来思考其地位所赋予政治实践会对我们当前危机给出出路。

不过，阿尔都塞的询唤式作品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断裂的情势当中。在不少地方，都有一种理论上的憎恨主导着他的作品，有时会让他看不到从哲学传统，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传统里承袭了些什么东西。

无疑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术语，通过弑父的方式，让我们自己与这个最伟大的理论暴君，而我们在他的影响下学会言说，这个暴君就是黑格尔。但为了从实际上真正逃出这个王国，仅仅宣称自己走出了黑格尔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王国中，没有什么比待在原点岿然不动，而不停地吆喝自己逃离了更简单的事情了。

若我们暂且先用两个相关联的概念总结一下黑格尔的计划，即总体性和否定性，那么我们会说，沿着这两个概念所禁止的主题，有两种摆脱这位大师的方法。

我们拒绝靠近总体性，而这就是康德第一批判所严格确立的东西，从一开始——没有假装去还原或演绎它——就让自己置身于纯粹科学事实之中。在几个地方，阿尔都塞的论争背后，隐秘地主宰着他的就是超验的辩证法。毫无奇怪，如果在《读资本论》的许多论述，将知识的对象与它的生产条件（例如，问题式）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康德的进步的和构建的方法。甚至当我们试图逃离经验主义的“圈套”，这个“圈套”会永无止境地让主体去面对对象，阿尔都塞谈到“一种机械论，借助知识对象，来获得真实对象的认识”，他与模式论（schématisme）相差无几了，在让概念起作用的结构的实际问题中，也回避了对真实的保证，对真实的“管制”的问题。知识形式的生产理论就是一种实践上的模式论。阿尔都塞所概括出来的概念哲学（在他之前还有卡瓦耶斯），十分强烈地将知识的结构化领域的展现，类同于没有主体的多元超验领域。

现在，如果我们回到否定性的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一切东西（表达性因果关系，观念的精神内在领域，自为的自由，让大写概念显圣的神学等等），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最激进的批判，最开始是由斯宾诺莎开始引导的（对终极性的批判，对对象观念的批判，对不可化约的幻象的批判等等）。这一次，大家都承认受惠于斯宾诺莎，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一点。

最后，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想知道，在我们所认为的阿尔都塞的“一定范围内”的认识论中所蕴含的多（multiple）的康德主义，与统治着阿尔都塞的“一般”认识论的许多假设的因果关系上的斯宾诺莎主义之间是否可以兼容。换句话说，即MD的统一的问题，甚至是将纯粹的单纯存在（existence）作为一门独特的理论学科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我们可以上谈康德和斯宾诺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有人压制了（supprime）如下事实，即在表面上他们二人非常接近：《伦理学》的第五卷中被压制的东西，在那里人类共同归属于其最终根基，并在上帝的理智之爱那里得到了恢复，而在康德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压制的东西是，自由开启了一条通往超越诸多现象的道路。有待思考的问题是，这个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的，受到压制的认识论，如何与结构效果的整体理论艰难地衔接起来。阿尔都塞，或者说，为了思考马克思：必须在斯宾诺莎之内来理解康德。这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隐喻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判定，实际上辩证唯物文主义是否（重新）开启了。

在一篇冒用黑格尔风格而写作的论文中，罗伯特·巴里（Robert Paris）十分成功地向我们给出了这种论调的经典色彩版：“……阿尔都塞先生试图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下解放出来，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这不过是让我们还原为，甚至倒退到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且走向了前辩证法的，前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那灰暗而悲凉的天空”，参看他的《远远不及马克思主义》（En deçà du Marxisme），收录于《现代时代》（LesTemps modernes）1966年5月号。

这意味着他没有读过巴什拉的作品，并将一种隐含的宗教意识形态永恒化了，这种意识形态不信任科学，认为科学令人无法容忍地将灵魂石化了。但是科学绝非如此：科学是有组织生产其对象，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变革，在变革中，“无物先给定，万物皆构筑”（参看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变革》），科学宣称其领域它所生产的结论的领域，于是，科学与其表象出来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一致的。

所以，黑格尔对科学结论的批判，与科学的目标无关。恰恰相反，它准备让苦难的经验，让崇高的基督教得以安定下来，而这就是他“批判”的结果。

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解释说：

（1）福柯不可能反对他所描绘出来的结构性背景，尽管具有普遍性，但科学与非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算子，这样他自己必然局限于伪科学的考古学当中。

（2）福柯对马克思的判断，停留在前理论的肤浅之上（参看他的《词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