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院学览 |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系列讲座-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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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2日晚，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系列讲座、成均国学讲坛第十四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举行，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应邀以“中古文学文献学研究导论”为题开展学术讲座，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张涌泉教授主持。参加所庆活动的多位所友以及文学院师生到场聆听。

刘跃进教授以其专著《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撰写与修订切入，首先介绍了“中古”与西方“中世纪”概念的差异：中国学术界一般采取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界定，以魏晋南北朝時期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古文学的代表，其源头可以上溯到两汉之际，下限则可延伸到中晚唐。划分中古文学的重要依据是文字物质载体的变革：纸张的发明、运用和普及使书籍编纂取得了质的飞跃，引发了思想史、文学史的深层变化，推动了文化的普及。这在魏晋时期表现为文化的下移、文学的非功利性与前所未有的异端思潮。

刘跃进教授认为，造成上述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催生了辨声意识，并进一步推动了近体诗的萌芽。在汉末，西域辨声之法即为中土士人所掌握，《颜氏家训·书证》《经典释文序录》《汉书注》中均有相关记述。美国著名学者梅维恒的文章“A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Term fanqie (‘Countertomy’)”（《关于反切缘起的假设》）认为，“反切”这种分析语音的方法是受到佛经翻译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术语可能来源于梵语“varṇa-bheda-vidhi”（字母切分法）。对于“四声”的研究何以在齐梁时突然产生，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四声”的出现是受到当时佛经“转读”的影响；关于“八病”理论的提出，梅维恒、梅祖麟、平田昌司等学者作出过深入研究，认为它与梵文偈颂的形式以及印度古代文论《舞论》存在联系。

刘跃进教授还向听众介绍，中古文学研究主要包括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三方面。集部有总集与别集之分，文学总集的编纂与集部观念的形成有关，别集以屈原《楚辞》为首，总集以挚虞《流别集》为先。刘跃进教授介绍了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文选》与《玉台新咏》，以及有关中古文学研究的各种文献类编与考订之作，他以自身的求学研究经历，鼓励同学们加入“文学文献学”的研究队伍。

与谈环节，刘跃进教授与研究唐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就“别集”“小集”的话题展开讨论，张涌泉教授提出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些诗人的诗歌汇抄，写本时代流传的可能多是小集，进入刻本时代后，才具备了编纂总集的客观条件。古籍所卢鹭老师就讲座中提到的梅维恒的文章与刘跃进教授讨论了“反切”术语与梵语的关系。最后，张涌泉教授回顾了古籍所第一任所长姜亮夫先生的治学之风，指出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划分有待调整，刘跃进教授的《中国中古文献学》是这方面的一部创新性著作，不论从事语言还是文学研究，都应以扎实的文献功底作为基础。

文字：周思敏、卢鹭

照片：赵江红

编辑：邵瑞敏

审核：严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