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丨《错位与生成——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对意义之源的思考》
冷门文史哲
本文节选自《错位与生成——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对意义之源的思考》，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
意义问题是哲学上令人着迷又令人迷蒙的一个问题，那么意义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文字的厚度
无论是声音还是文字，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于意义，它们怎么可能成为意义的根源？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语言游戏的本源性，表明语言游戏可以直贯生活，但是，要进一步理解语言对意义的构成，还需要回到德里达。语言对意义的构成是德里达文字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在本书第四章“从声音到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到，德里达借助胡塞尔的文本，巧妙地显示了语言文字是如何具有构意功能的。
但是，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是胡塞尔思想的主题，因此德里达的这种解读遭到了很多学者尤其是胡塞尔研究者们的诟病。埃文斯认为德里达的解读是一种有意的歪曲。德里达在解读胡塞尔时的确造成了一个思想的错位，但不能以此就断定这是一种有意的曲解。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们源于胡塞尔文本、文字本身留下的“裂缝”，正是它们给了德里达的文字学思想以寄生的空间。
而这种裂缝原则上说来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我们无法保证写下的文字只有一种意思，不能指望存在一种“透明”的文字，可以毫无歧义地、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现象学的声音是这样一种透明的文字，所指与能指绝对接近 ，它和私人语言一样，就像没有摩擦力的地面，我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我们是在没有摩擦力的光滑的冰面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能行走了。我们想要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让我们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哲学研究》，107节）这就是文字的厚度，它关涉语言自身的可能性，关涉意义的可能性。我们要有所言说，必须借助文字提供的摩擦力，也因此，必然同时涉入文字造成的错位。既然我们总是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的游戏总是先于我们的思想，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本身是寄生性的，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寄生本身就是意义原初生成。
德里达从胡塞尔现象学中解读出来的声音特权，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并不止于胡塞尔。在德里达看来，从亚里士多德直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都隐含了声音中心主义。在这个主流的传统中，文字总是被边缘化和次级化，被排除在语言的本性之外，排除在思想（逻各斯）的本质之外。德里达指出，将文字排除在思想之外，这一姿态本身就是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
逻各斯是古希腊词λογοs（logos）的音译，它的原义是“话语”，可以表示“被说出的道理”，从而具有一系列的含义，比如理性、真理、尺度等等。从哲学层面上来看，它们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三个方面：世界的真理，对真理的表述，认识真理的能力即理性。德里达据此指出，西方哲学史上有关真理的所有形而上学规定都与逻各斯相关联，甚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未能脱离逻各斯的掌控。声音的本质及其特权就在于它与逻各斯的内在关联，也因此，声音中心主义同时也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逻各斯或真理（存在、本质、实体）在声音中的绝对显现。
这一概念也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派生物，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也不过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它主张声音与存在绝对贴近，声音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声音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德里达：《论文字学》）
德里达又将这种对逻各斯的绝对贴近，或逻各斯自身的绝对显现，称为在场（présence）。它是西方形而上学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规定，它几乎贯穿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所有核心概念，包括型相（Eidos）、实体、本质、存在等等，甚至还包括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特征同样支配了符号概念，表现为有关符号的可感与可知的区分。符号的可知方面就是逻各斯的绝对显现，也即逻各斯的自身在场。因此，从符号概念就可以透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使西方传统得以形成并继续存在的确凿的证据是：所指的序列决不与能指的序列同时出现，它至多与能指的序列——通过呼吸的时间——保持具有微妙差别的颠倒关系或平行关系。……所指的形式本质乃是在场，它靠近作为声音（phonè）的逻各斯的特权乃是在场的特权。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声音概念的解读，表明声音的特权来自它具有一种“听自身说”的结构。这一思路同样贯穿在《论文字学》之中，成为他解读西方传统符号观的基本线索，“‘听自身说’系统，通过声音实体…… 必定支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样一种声音的特权推广至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做法有足够依据吗？下面我们看德里达如何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符号观中揭示出声音的特权，如何将这一特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关联起来，以及文字如何构成解构此形而上学传统的“裂缝”。
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
德里达对这段话中有关口语与文字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他指出，对于亚里士多德，口语与文字作为语言符号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口语与被表达对象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贴近关系”，而文字与被表达对象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派生的联系。在德里达看来，亚里士多德对口语与文字的区别对待背后隐含着很深的形而上学预设，也即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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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与生成——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对
意义之源的思考》
蔡祥元 著
ISBN：978-7-100-18407-6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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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意义是哲学乃至人生的终极关切。它最直接地体现在语言现象之中。传统语言观对意义根源的追溯不是失于客观主义，就是失于主观主义，最终都难免陷入两难或悖论。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提供出一个进入意义内核的思想契机。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在此基础上，将意义构成从主体性的“囚笼”中释放出来，赋予它以最原初的地位。意义的生成首先造就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与此同时，意义又将自己表现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语言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错位与生成的游戏。
作者简介
蔡祥元，1975年生，浙江衢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1994—1999年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完成本科学习，2003—201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完成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其间（2007—2009年）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公派留学两年，2010年9月起入职山东大学。入职以来，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和省社科等相关科研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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