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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内耗”, 南亚另一大国在印度光环下悄然腾飞

 导读:当地时间1月7日,孟加拉国第12届国民议会选举落下帷幕,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第5次胜出。孟加拉国本为最贫穷国家之一,但自从哈西娜2009年上台至今的15年间,孟加拉国成为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均收入增加了2倍,其增速与人均名义GDP甚至超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文分析了2010-2018年期间孟加拉国政治变迁对于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传导机制。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时刻处于互动关系之中,良性互动可以相互促进,消极互动则会陷入恶性循环。近年来,孟加拉国经济突飞猛涨,令世界瞩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变革对其的推动作用。2010年以来,孟加拉国政局稳定,政策确定性强,社会安宁,这些因素稳定并扩大了国内市场。同时,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促进资本的高效流动;修建基础设施以抵御自然灾害,增强经济韧性与抗打击能力;在对外交往中营造良好的周边外交关系,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并积极调动外部一切有利因素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这些政治变革使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也是其走向“金色孟加拉”的有益探索。   哈西娜政府带领孟加拉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全球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的疲软不利于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孟加拉。外交中立、政治稳定和持续的社会赋权,将是孟加拉维持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创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孟加拉国2010年以来经济迅猛增长的政治原因浅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文|‍‍尹童

来源|《创造


▲ 图源:互联网



 1   引言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透过整个社会网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因此,只有深刻了解政治经济文化三者间的关系,才能对国家作出全面的分析。孟加拉国,作为一个1971年才独立的南亚新国家,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似乎一直并不是很高,人们对其了解也多停留在东巴基斯坦、军人政府、强人政治交错、国内政局不稳的旧况上。然而,孟加拉国的实际情形已今非昔比,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10年,GDP增长率能够保持在4%及以上,2011-2017年,增长率上升到了5%,即使在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其增长率仍然能够稳定在7%以上,经济总量达到2740.25亿美元。如此瞩目的经济成就让孟加拉国不再是一个边缘国家,如果这个增长势头能够延续,它即将脱掉“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也可以向2041年前实现“金色孟加拉”、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应看到,在这一轮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政治的促进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它在其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同时又如何起作用呢?限于作者笔力及篇幅,本文拟选取2010-2018年这一时段作为研究起止点,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结合孟加拉国政治变迁,对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研究。


 2   既有文献研究分析及问题提出

(一)经济层面

在关于孟加拉国国内经济的研究文献中,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针对孟加拉国国内经济进行综述。李建军认为,孟加拉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在总体水平财税体制高效且赤字可控,外汇储备稳定等方面,同时仍然存在着政局相对不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隐患。但是综合来看,孟加拉国在高速的发展中仍然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仍然可以保证7%以上的增长率。另外则是散见于每年度的南亚政治经济情况概述,从2012年到2017年,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南亚国家之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并得到了联合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肯定,但是其通货膨胀率较高。第二,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孟经贸合作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孙喜勤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中孟之间的经贸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双边贸易额大幅提升,直接投资保持稳定扩大,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劳务承包工程也进展巨大。但是,在两国的贸易之中,仍然存在着贸易不对等、壁垒障碍等问题,同时,由于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制约,两国经贸合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固有问题。戴永红认为,孟加拉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健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进程,并强调了在两国相近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政治关系基础上,中孟经贸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二)政治层面

学界对于孟加拉国国内政治的研究,根据研究层面来划分,一方面是从世俗性出发,聚焦于其国内的政党政治发展。张世均认为,孟加拉国的政党繁多,斗争激烈,但是民主化程度不高,多是大党做主,小党陪跑。同时,政党中倾向于以名人为核心建立起家族式的政党组织。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孟加拉国的政党发展并没有推动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反而催生出了“权贵民主”这一独特的现象,同时也加剧了政党之间的斗争并将其外溢化。另一方面则是聚焦于民族宗教性因素在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孟加拉人注重自己的民族与宗教特质,并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纲领与梦想,在“反印情绪”逐步催生的情况下,民众对于印度教的情绪也颇为复杂,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穆斯林。

综上所述,相较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研究,虽然国内学者对于孟加拉国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孟加拉国片断性、微观性的事件上,尚未形成宏观跨时段的多事件内在的逻辑联系链条。第二、浅层描述性的文章较多,深层分析性的文章较少。第三、对于孟加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性讨论稍显不足。第四、关于孟加拉国2010年以后的相关分析较少。

总的来看,孟加拉国的政治对经济有着极强的影响,在21世纪之前,多呈现的是负面影响。但是,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孟加拉国国内政治环境、经济层面的相关政府决策以及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孟加拉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3   学理分析

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政治和经济是单独分开的,这是一种分类的清晰化思路。但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现实,不论是回溯历史,凝视现今还是展望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都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层面上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例如,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从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四大主结构以及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体系和福利体系四次结构入手,提出了崭新的不同于美国的特色观点。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后制度稳定说,更是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制度化分析,指出高效的国际经济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主义的观点时至今日在学术界还颇有地位。晚近兴起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则试图突破沃尔兹的理论缺陷,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单个国家或区域的内部政经发展上,试图通过厘清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破解国家或区域兴衰的密码。

这些理论就是本文立论的学理之基。根据朱天飙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欧洲的崛起正是得益于中世纪战争的砧板,不断的军事竞争逼迫各国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政令高效,财税充盈。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的决策可以保证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贸易的自由开展、市场的稳定统一、资本的有序流动、产权的合理保护、需求的逐步上升。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在长期内持续向好,并率先完成关键转型。


 4   孟加拉国政治变革对经济的推动力

(一)民主制度逐步完善,宏观政局稳定推动经济发展

政治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产物,但是政治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当政局不稳时,政府需要消耗大量经济与社会资源来维持稳定或进行斗争,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当政策确定性强,社会安宁稳定之时,经济的发展也会从中受益。

1. 政党斗争趋于稳定,国家内耗减弱

自1971年独立以来,孟加拉国虽然在政治上模仿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但并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合理考虑本国国情,导致政治形势混乱,内部政治势力斗争激烈。

在1991年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之前,其先后经历了建国之初的议会共和制,1974年后穆吉布·拉赫曼统治下的一党制总统独裁,以及之后经由第一次军事政变而形成的以齐亚·拉赫曼为首的军人政府和第二次军事政变后形成的以艾尔沙德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政治体制变化剧烈,政权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暴力与暗杀活动,穆吉布·拉赫曼和齐亚·拉赫曼先后在政变中殒命。同时,政府与反对党的斗争持续存在并愈演愈烈。1987年11月,各反对党联合起来组织开展了针对艾尔沙德政府“围困达卡”的抗议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90年10月,各反对党又针对艾尔沙德政府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活动,而这样的抗议将近持续了一年之久。

1991年开展的第五届议会选举,标志着孟加拉国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的展开,但是,结果也并不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喜人,选举作弊,抵制大选结果又成痼疾。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以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儿谢赫·哈西娜为领袖的人民联盟和以齐亚·拉赫曼遗孀卡莉达·齐亚为领袖的民族主义党成为了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力量,从1991年到2010年,卡莉达·齐亚两次担任总理,谢赫·哈西娜三次担任总理。两党之间围绕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相互拆台,相互抵制,游行示威、暴力政治时有发生,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下,社会安宁尚且难以得到保证,遑论经济发展。工人罢工,实体产业受到打击;商人罢市,商业发展难以为继;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产品生产效率大大下降。

2013年第十次议会大选之后,这样的局面发生了转折。人民联盟逐渐掌握国家权力,民族主义党实力式微,国内大规模反对抗议运动的频率和规模大幅降低,2013-2018年,虽然抗议示威运动时有发生,但并未形成全国层面上的大范围暴动。也正是在这样总体稳定的政治局面下,因政党斗争而引起的宗教与民族斗争减弱,国家不再囿于内耗,而是将大部分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国内各利益集团也在稳定的政局下渐趋走向团结,不再相互斗争,共同推动国家建设。由此形成一个较为有序的国内市场,经济得以回归正轨。

2. 人民联盟执政下政策确定性持续性加强

贫弱的国家在稳定发展伊始,需要有一个强势领导人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合适而确定的方向,以及持续贯彻的动力。作为人民联盟执政时期最大反对力量的民族主义党主席卡莉达·齐亚,自2008年被国家反贪委员会以贪污罪起诉之后,又数度险遭囹圄之祸,十年来一直自顾不暇,2018年正式被送往监狱服刑。首脑的窘境导致事实上该党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难以重振力量,其作为一股政治势力难以再对人民联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人民联盟在延续其长期的执政上更为顺利。在总体政策取向上,两党有所差异:人民联盟偏向于世俗化,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市场的作用,注重拉动内需,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在外交中突出维护南亚区域合作关系,同时与印度教联系密切,而民族主义党则更偏向于宗教化,曾将伊斯兰教的教义写入宪法之中,与穆斯林选民联系密切,经济政策也较为保守。谢赫·哈西娜的长期执政,使孟加拉国的大政方针更加趋向于稳定,以市场建设、促进消费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营造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体系;而集中化的力量对于政策的执行也更加坚决,不至于各部门间推诿扯皮,降低效率。自独立后至2004年,每次执政党更换之后,政策都会面临重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来确定,而是为了争取支持性选民基数的最大化。如此一来,政党利益得到满足,但是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从长远来看是不利的。尤其对于经济而言,需要有一以贯之的发展侧重点,才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效,切忌左右摇摆。因此,孟加拉国持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部分得益于自2004年开始的人民党的长期执政,尤其是自2010年执政基础逐步稳定之后。

3.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安宁

因为独特的历史以及民族宗教背景,恐怖主义一直是南亚政治中绕不开的问题,孟加拉国也不例外。对于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强烈认同感有时反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温床,孟加拉国强调单一民族,突出孟加拉民族的主体地位,无形中引发并激化了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另外,孟加拉国国内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的矛盾也在逐渐尖锐化。出现了像孟加拉伊斯兰圣战运动、孟加拉圣战者大会党等极端组织,在这些组织的阴谋策划下,恐怖主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如果孟加拉国连商人和投资者的自身安全都难以保证,何谈经济发展?因此,2010年之后,孟加拉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不仅对国内的极端组织高压铲除,也限制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的恐怖主义流窜到孟加拉国。据统计,2012年因恐怖袭击丧生人数是平民1人,恐怖分子2人。2013年有所上升,但2014年再次下降,全年的恐怖袭击仅有两起。虽然之后受全球大环境的影响,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孟加拉国在政策上坚持积极强力地打击恐怖主义,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与认同,也打消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因恐怖主义而产生的疑虑,促进了资本的回流。

(二)人民联盟连续执政下强势执行新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是政府与市场综合影响的产物,强调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合理运用政府力量进行宏观调控,摆正经济走向,稳定经济波动,推动经济持续性发展。总体稳定,内部有别,大胆创新的经济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助推器。

1. 大力建设出口加工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孟加拉国土面积较小,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人民消费能力较低,国内资本不足,因此,必须要积极合理地利用外资,吸引外资注入。在此目标下,孟加拉国政府出台了新经济政策,努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争取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国资本来助力本国发展。其中成效较为显著,实行时间较久的就是建立出口加工区(类似于我国的经济特区),到目前为止,共建立了八个出口加工区,分别是:达卡出口加工区(Dhaka EPZ)、亚当吉出口加工区(Adamjee EPZ)、伊什瓦迪出口加工区(Ishwardi EPZ)、卡纳弗里出口加工区(Karnaphuli EPZ)、蒙拉出口加工区(Mongla EPZ)、尤特拉出口加工区(Uttara EPZ)、象形图出口加工区(Chattogram  EPZ)、哥米拉出口加工区(Cumilla EPZ)。孟加拉国大力扶植出口加工区经济发展,区内企业不仅能够享受优惠的管理和税收政策,同时还可以享受政府的激励政策,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2010年,政府推动成立了孟加拉出口加工区管理局(BEPZA),将职权效能统一,专门负责管理出口加工区相关事宜,并借鉴中国经验开展加工区的建设工作。执政党人民联盟坚持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监管,进一步给企业生产经营“松绑”,推动企业入驻出口加工区。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在出口加工区内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在推动公司营收上涨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也推动实施了经济体制上的变革政策,改变财税征收模式,引入私人企业进行能源建设,在强调规章制度的同时逐步简化行政审批事项,逐步释放了市场活力。改革的不断深化,破除了此前妨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进一步解放了孟加拉国的社会生产力,有力地缓解了国内就业问题,高效利用了人力资源,推动经济提质增量。

▲ 孟加拉国目前的八个(绿框)和正在规划中的三个出口加工区(红框)。图源:孟加拉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2. 抵御自然灾害侵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孟加拉国位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对当地农业发展来说,这本来应该是利好,但是过多的降水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过多的洪灾,每次洪水过后都会造成房屋垮塌,农田被淹,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大批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因此丧生。除此之外,地震、飓风、火灾也是这个国家的“常客”。每每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往往也因为自然灾害而遭受沉重打击。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韧性与抗打击能力是衡量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抵御好自然灾害,不仅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可以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减少损失。自2010年之后,孟加拉国政府在政策指定和实践执行两方面都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2010年,出台了《灾害防治国家计划(2010-2015)》并修正了1997年出台的《自然灾害长期命令》,扩大了涵盖的灾害范围;2012年出台了《灾害防治法案》,对灾害防治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管控;2011年出台了《飓风避难所建造,保存指南》,中央层级帮助地方政府以及民众修建了2500多个多功能飓风避难所来抵御飓风灾害,政府用于防灾减灾的投入增加了一倍,推动至少20个城市的安全标准跨越式提升。这些政策的施行有力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从另外一方面推动了防灾减灾经济的兴起,帐篷和制造多功能避难所的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虽然国内河湖众多,但是水运运力较低,缺乏大型综合性的桥梁,铁路和公路也因为质量低下而难以承担日常的运输任务。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因为交通不便,所以难以形成一个整合性的国内市场,区域间多以互补性贸易为主,市场化的竞争贸易不占主流。长时间、远距离、跨越全国的工商业交流受限,经济长期处于低层次阶段。此外,孟加拉国电力缺乏,发电设备老化,电网的规划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将在世界范围内铺开的时候,其连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能源--电力都难以自给自足。捉襟见肘的电力能源给居民生活,工农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严重制约着孟加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在2016年,孟加拉国的电气化率才刚刚到达76%,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用不上电。因此,孟加拉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施政的重点,在交通运输方面,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合作,陆续修建了八座孟中友谊桥,极大地提高了水运的效率。在电力供应方面,出台了《能源总体规划(2010)》,提出加大燃煤发电的比重,建设高质量的发电站,提高天然气发电的效率,降低运输途中的系统损耗,争取在2021年实现电气化率100%的目标,总的来说,孟加拉国的电力供应呈现稳步增长的状态,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使得经济发展更具稳定性,而不是“靠天吃饭”,人民也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当中;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能力以及能源供给能力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互联互通,将源源不断的“血液”运送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提升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可预测性。


3. 推动服务业与高新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

独立前期,孟加拉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孟加拉国的农业生产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生产方式粗放,对经济的贡献较低且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业发展缓慢,支柱产业为黄麻纺织品出口,作为国家产业发展关键的重工业尚未得到很好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更是薄弱,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孟加拉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政策制定中着重扶植有本国特色的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的发展,比如劳务输出、芯片制造、新型能源等等。2015年以来,孟加拉国利用其邻近海洋的地理优势,提出了蓝色经济(blue economy)的概念,利用海洋资源来发展多样态的新型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为了稳步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民基本生活所需,孟加拉国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据孟加拉国农业部的统计,截止2017年,水稻总产量达到了347101万吨,小麦达到了134.8万吨,玉米达到了275.9万吨,总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服务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使孟加拉国的经济越来越具有现代色彩,低能耗,高产出,提高了经济的发展效率;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代表着孟加拉国经济发展越发合理和健康,一、二、三产业都能在国家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妥善处理对外关系助力外向经济发展

如同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提到的,“当旧制度国家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挑战时,革命性危机便进一步发展”,一国外交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导致四面受敌的发展轨道是不可取的。

1. 积极响应并努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自中国2012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之后,孟加拉国便一直积极响应,积极参与。总理谢赫·哈西娜视“一带一路”为孟加拉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中孟的经贸合作也有了大幅度的进展,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自2013年以来,中孟双边贸易额呈现持续的增长。一方面孟加拉国积极引进中国资本帮助修建基础设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资项目与投资额呈现上涨的态势。截止2019年11月,中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67.3亿美元,其中孟加拉国出口额9.4亿美元,进口额157.9亿美元。截止2019年9月,中国在孟加拉国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77.0亿美元、营业额30.8亿美元。另一方面孟国在吉大港建立了中国产业园区,孟加拉国已经成为中国南亚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贸易投资伙伴。在双边贸易投资发展的同时,两国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也日趋深化,中孟先后在“一带一路”的平台上共商共建了中孟友谊八桥、中孟友谊展览中心、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帕德玛水厂、卡纳普礼河河底隧道等基础设施项目,帮助孟加拉国提升国内交通运输能力,能源建设能力、人民生活水平。孟加拉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巩固了中国与其的双边关系,也给其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好。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一带一路”是真正共赢的,是真正促进贫穷落后地区发展的“一带一路”。

▲ 孟中友谊八桥。图源:互联网


2. 努力争取外部援助并提高利用率

孟加拉国长期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国内经济发展一波三折,挫折频频。自独立以来,孟加拉国就是世界上重要的受援国,其所接受的外部援助来源多样、形式多样,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灾害防控等领域。不可否认的是,孟加拉国对外部援助的利用是低质量的,国家内部的贪腐将外援资金一点点侵蚀,冗杂的政府部门以及漫长的办事、审批程序使外援资金使用效率极低,钱很难花在应该花的地方。但是,2010年之后,孟加拉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在继续努力争取外部援助的同时,提高资金利用率。2010年,孟加拉国与18个主要援助方签订了在新形势下的共同合作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外部援助发展本国经济。

3. 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孟加拉国处于南亚与东南亚相邻之处,可谓是交通要道、战略要冲,又是位于印太构想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区域,周边形势复杂严峻。再加上孟加拉国是一个小国,极易受大国影响,在处理周边关系时稍有不慎,便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影响到国内稳定和发展。因此,孟加拉国向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80年,时任总统齐亚·拉赫曼率先提出建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构想,强调加强南亚国家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合作,并于1985年在达卡成功举办第一届南盟首脑会议。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孟加拉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但是领导人都选择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从而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自2010年之后,孟加拉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更是步入了一个快车道。2012年,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的领海争端得到妥善解决。2014年,谢赫·哈西娜访问印度,双方在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等相关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2015年,莫迪总理访孟,双方成功解决了争议42年之久的孟印边界“飞地”问题。2017年4月,谢赫·哈西娜访问不丹,双方深化了相关合作事宜,同年7月,斯里兰卡总统访孟,两国共同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总的来说,孟加拉国与南亚区域内国家的关系比较友好,能够很好地保持共识,化解矛盾,相互合作。另外,孟加拉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也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并且发展态势良好。2014年,谢赫·哈西娜访问中国,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深化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孟加拉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30年后再次访孟,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我国而言,这是在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背景下规格很高的友好关系。2019年,谢赫·哈西娜再次访问中国,双方就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进一步巩固了中孟的朋友关系。孟加拉国外交长期在邻国关系上的经营,使得它获得了一个较为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中集中主要精力来发展经济,而不至于在地区战略博弈中左右支绌,时刻担心周边态势,苦于维持国家安全,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从而损耗自我发展的良机。


 5   结语

孟加拉国持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一个之前不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出镜率”都很低,饱受误解的国家一跃转变为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新兴经济体之一。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在这其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对于孟加拉国来说,政治变革所带来的推动力量不可忽视。正是因为有了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政策,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友好的投资环境,合理高效的经济体制以及正确的外交政策,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才能破除许多之前的深层障碍,开始良性持续发展。地域再狭小,人口再稀少的国家,其内部多种关系互动也是错综复杂的,只有从宏观着手,多因素综合分析,综合考量,才可能得出更为持久有效的结论,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家研究,恰好是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孟加拉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也是后发国家成功崛起的一个缩影。后发国家想要崛起,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着力进行持续性的发展改革,采取正确的政策不断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盲目跟风,盲目移植。

*文章原载《创造》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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