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盛赞“堪为世界城市之冠”，宋朝的城市生活究竟有多繁华？
与其相忘江湖，不如点击上方“岳麓书社”关注
1
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不在黑暗的欧洲，不在酣睡的美洲，也不在尼罗河、恒河以及两河流域那些曾经拥有过古老文明的地方，而是在滔滔黄河的下游南岸。它就是我国北宋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也有人称它为汴京。这个聚集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巨大社区，以“惊人耳目”“长人精神”的无穷魅力（《东京梦华录序》），屹立于时代文明之巅。
沉湎于享乐安逸的北宋王朝，后来被女真贵族的拐子马踏碎了。12世纪前叶至13世纪后叶，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临安，取代了开封的地位，成了天下第一大城市。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东方，他亲身领略了杭州的风采之后，便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个“堪为世界城市之冠”的“天城”，称之为“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的人间天堂。（《马可·波罗游记》）
两宋三百多年间，东京、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百万大关。风光旖旎的苏州、富饶锦绣的成都、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包括南市）以及濒临蓝色大海的巨港泉州，其居民数量也先后跳跃到四十万、五十万的水平线上。此外，北宋的西京洛阳，北京大名，长江岸边的江宁（南宋叫建康），湘江之畔的潭州，东南沿海的福州、广州等一批古老而又有新发展的城市，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十万以上或者更多。
至于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一百个。如宿州城，建隆元年一场大火灾就烧了民舍万余区，受灾人口就有几万。（《宋史》）开宝七年（974），亳州永城县城火灾，烧民舍一千八百余区。人口在一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三千个。
宋朝城市就基本功能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县以上政权机构所在的城市，它们是一个政治隶属关系的城市系列，但其中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另一类是以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它们不可能超脱于封建统治，但又不是封建政权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它们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需要，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岳麓书社出版
点击图片下方链接即可购买
2
县以上的政治隶属城市有多少？
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北宋神宗时，全国行政区划为：京府4个，次府10个，州238个，军37个，监4个，县1135个，州所辖监30个。
但并不是各级政权所在地都是城市。广南西路昭州的昭平县，县治在漓江岸畔的荆棘丛中。这里“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真所谓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饮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觉门外托托有声。主人戒之曰：‘毋开门，此虎也。'奴起而视之，乃一乳虎将数子以行”（《岭外代答》）。当然，这种极为荒凉的县治，只是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县以上政府所在地都是城市。
在统计县（或相当县）以上城市时，有几种情况必须注意：
第一，一般情况下，府治、州治、军治所在的城市与一个县治重叠。如太原府治与阳曲县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
第二，有13个州府城市重叠两个县治。如东京开封府重叠着开封县治与祥符县治。
第三，有11个军州监城市没有与县治重叠。例如秦凤路的岷州、兰州等城市没有县衙。
考虑以上三种情况，当时县（或相当县）以上城市数量应为：
1135（县）-13+11+30（州辖监）=1163
除了极少数像昭平县那样的，县以上城市总量在1150个以上。当然，这是个不稳定的量，到了北宋末年，县以上城市在1200个以上。
工商业镇集有多少？
关于北宋小镇的数量，笔者曾根据清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刊印冯集梧校订的《元丰九域志》统计，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共有1884镇。1984年，王文楚、魏嵩山点校本《元丰九域志》出版，笔者根据这个本子再次统计，小镇总数为1880个。不过，关于镇的记载，此书仍有遗漏，当时小镇总数肯定超过1900个。
南宋没有镇的全面统计材料。总的来说，南宋商品货币的活动并没有比北宋减弱，镇的发展状况不会在北宋的基础上倒退。姑且以1900个镇扣除金王朝所占地区的小镇数量，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1200个。
关于集市，宋朝一般简称市。北方多称草市；南方，有的称墟市，有的叫步，也有叫草市的。少数的集市颇具规模，如荆湖南路的槠洲市，可以与大县城匹敌。但一般集市是比镇更小的社区，它们处于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形态。根据《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和《嘉定赤城志》等地方志的记载，估计南宋有4000多个集市，从而推测北宋的集市大约有五六千个。
在自然经济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宋王朝的统治区域内，涌现了如此众多的城镇集市，正是宋朝城市发展的一种主要表现。
△北宋佚名《江帆山市图》（局部）
3
就城市的数量规模而言，大宋帝国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例如11世纪的俄罗斯地区共有86个城市，13世纪达到250个，最大的城市基辅不过数万人，还有将近10个大城市，人口只有1万到2万。11—13世纪，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一般是0.5万至1万人。直到16、17世纪，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
对于宋朝城市发展水平最能作出真切比较的，还是马可·波罗。他来自西欧，又被忽必烈任命干了三年扬州总督。他还风尘仆仆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城市。这位威尼斯商人的儿子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许多城镇，对比更加明晰。他到了苏州，就说：“苏州城，漂亮得惊人。”“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就连二三流的城市襄阳，他也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一个相当大的商业重镇”。（《马可·波罗游记》）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一两万人的城市已经很大了，三四万人口的城市就大得出奇。当马可·波罗来到四五十万人口的苏州，怎能不惊得目瞪口呆？到了临安，他简直要晕倒了。因为当时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绝对不会有这般气派。
城市，是人口、财富、智慧与享乐的集中，它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生息地，又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文明不喜欢鲁滨孙离群索居式的孤独漂流，也不大欣赏平静绿洲上的牧歌生活，它爱交流，爱竞争，爱嬉闹，爱冲撞。越是在相互依赖、相互砥砺、相互角逐的关系之中，它越能焕发精神，越能发展自己。
宋朝成千的大小城市，不再是一些沉寂的政治孤堡，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联结着，奔竞着，像一支庞大的船队，遥遥领先地驱驰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
4
如璀璨群星的宋朝城市，其内部的风貌如何？我们以北宋东京开封城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因为首都是戴在帝国头上的皇冠。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这个处在“四战之地”缺少屏障的古老城市，是魏国的都城大梁。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撞击与改造，它延续下来。到了五代（907—960），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它先后成了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四个局促而短暂王朝的都城。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场戏剧性的兵变中仓促地抢夺了皇位，当时有人建议把都城迁到长安、洛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决定继续以开封作为帝国的首脑都市。
宋朝，除首都东京以外，还设立三个陪都：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东京居住着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权力集团，他们把持一个十分完备的庞大的官僚机器，卵翼着一个异常庞大的分享特权的寄生阶层。
因此，供养和保护帝室龙种、王公贵胄、高官大宦以及他们成群的嫔妃妻妾、子孙苗裔，便是件头等大事。至于居住在这城市里没有官符的富家巨室，自然也必须考虑满足他们享受性的消费需要与安全保证。
对于安全问题，限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筑固若金汤的高大城墙与护城壕沟。这一点，赵匡胤不必从头做起。东京城就像大围子套小围子、小围子套细围子，已经有了三层城墙。最里层是环护皇宫的皇城，周长5里，折今2300米。中间一层叫子城、牙城，又叫内城，周长20里，折今9200米。后梁、后晋、后汉的君主们，乃至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都在这个狭小的城池里将就地做皇帝，气势颇为局促。到了后周世宗柴荣时代，因他是一个颇具开拓精神的君主，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所作为，就为这个拥挤不堪的京都再筑了一层外城，又叫罗城、新城，周长48里232步，折今22436米。
对于这三层城墙，北宋时虽然累加修葺，却没有大事扩展。神宗元丰元年（1078），费了400多万个工，外城增长也不到2里。直到北宋末年，打算再筑一道更大的外城，周长80里。但还没来得及仔细筹划，风云突变，就把这个念头吹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市区的扩大已成为事实。
自唐朝以来，南方农产品的输送已成了帝国首都长安的生命线。由于供应上的不便，致使武则天、唐明皇这些颇有头脑的君主不断地走出函谷关，到东边洛阳来过日子，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节省一大笔运输费用。宋太祖在这一点上算盘打得更精，连洛阳也不去，选择了开封。
通过汴河、蔡河、五丈河与广济河（又叫金水河）四条动脉，调集各地物资，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东京的粮食多达600多万石。加上附近农村送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数量十分可观。各地的特产佳品，又源源不断向这里输送，真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东京梦华录序》）。特权阶层、富裕阶层的胃口，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随书附赠精美卡片
5
东京外城总共开了十三座城门（包括水门），东南西北四面的正门分别叫新宋门、南薰门、新郑门与新封丘门。皇帝为了表现自己的至高无上，出出进进只走四座正门，称为御道。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
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居住建筑的最佳模式是坐北朝南。除了契丹族辽朝君主们坐西朝东以外，中原王朝的帝王们都接受坐北朝南的模式。他们高坐在金銮殿上，面朝南方，于是获得“南面之尊”的雅号。那么东京这四座正门，最为气派的自然数南薰门了。
进了南薰门往北走，穿过内城的朱雀门直达皇城的宣德门，纵列着一条笔直而宽大的御街，极为壮观。御街全长七八里，宽200余步（其他大街宽30步）。1步5尺，御街宽度则为1000多尺。根据吴承洛推算，宋朝一尺相当30.72厘米，那么，御街最少有307米宽。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特大型号的街道。“御”者，皇帝专用之谓也。这条御街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等级秩序。街中心的御道供皇帝专用，一般情况下禁止其他行人车马通行。御道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用砖石排砌的御沟。沟里植种莲荷，沟岸边交错地栽种桃、李、梨、杏。御沟之外安装了一排红漆栏杆，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叫御廊。
一条三百米宽的御街就分割成了水陆五股，其中三股陆道，都是堂而皇之的交通大道，显出了帝国的赫赫威严。御廊边上就是临街的店铺、民居以及有关官署。在这些店铺民居之前，还有杂错的摊棚，商贩们十分活跃，而且逐渐向御廊深处侵入。直到北宋最后十多年，才下令禁止在御廊中设摊交易，并且又布设了一道黑漆栏杆，保证车马的畅通。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花信风吹过，生机十分旺盛的桃、李、梨、杏，眨眼间就勃发了。红白相间，一片锦绣。真宗朝宰相陈执中的《御沟柳》写道：“一日春来一度新，翠花长得照龙津。”站在龙津桥上，满眼娇卉，寒意尚未消尽的御街变得十分温暖、十分精神。徒步在这七八里的长街上，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慢慢观赏沿街的景物，更是一种特殊享受。
6
依其自然标志，御街可以分为三段。
南段，自南薰门往北走，直到内城朱雀门前的龙津桥。这段街区距离最长，大约五里。街旁民居店铺鳞次栉比，人烟稠密，特别是朱雀门外的果子交易与纸画买卖，十分兴隆。
看街亭是个特殊的景致。皇帝出行，前前后后簇拥着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皇帝坐在玉辂里，虽然尊崇无比，但是从唐太宗起直到宋徽宗，这辆陈旧不堪的玉辂始终没有更换，吱呀吱呀，摇摇晃晃，颠簸得够呛。加之坐在上面老是看到车前马屁股，索然无味。每到此处，皇帝就叫停车，登上看街亭，一来可以小憩一番，二来看看随行车马的壮观，使他感到陶醉。
街西有个延真观，迎接四方道民；街东有个五岳观，“最为雄壮”，是一个更能吸引善男信女的大庙宇。五岳之说，原始于西汉武帝。到了北宋，五岳具体所指为：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传说这五座山岳上住着一些与人间生死祸福有关的神祇。宋真宗是道教的狂热鼓吹者，到了他的治下，五岳的山神们算是交上好运了。各岳主管神祇都获得了圣帝的美号：东岳为天齐仁圣帝，南岳为司天昭圣帝，西岳为金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元圣帝，中岳为中天崇圣帝。获此殊荣，仪态、气势就非同一般了。五岳圣帝在各自的管区都有独立的香火，可东京城五岳观却要请他们五位来这里联合办公。一个圣帝已经够气派的了，五个凑到一块，气势之大、香火之旺，便可想而知。
这段街区里，另一个重要的所在就是太学。王安石变法时，对这所最高学府进行了改造，生员达到两千人。太学的上舍和内舍设在此处。北宋末年，生员增到三千人。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学府，也是宋王朝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主要场所。莘莘学子在此攻读，御街的光彩自然大增。
这段街区以及与它相连的许多街巷，白天黑夜都不得清静。商贩的叫卖，僧道的吟唱，学子的诵读，乃至妓女们的打情骂俏，都搅和在一种高妙的协奏声中，表现了中国城市前所未有的进步。
△ 《清明上河图》中的街道
7
御街的中段，自朱雀门以北，直到州桥。这是御街最短的一段，不到一里，然而却是东京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
市街旁密集着各色店铺，出名的有车家炭店、李家香铺、张家酒店、曹婆婆肉饼店、李四分茶店、薛家分茶店和鹿家包子店。州桥南端西面与曲院街街口的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名声最大，它的建筑结构也十分特别，前面是楼厅，后面有个高台，京城里的人叫它“台上”。这是个第一流的大酒家。
最令人神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
州桥，又叫天汉桥，位于御街与东西御道的交叉口上。汴河从桥下穿过。从地理位置看，它处于全城中心，又是交通要口，因此热闹非凡。州桥是座平桥，桥下有不少石柱支撑，桥上可以通过重车。仁宗时曾下令禁止在京城所有桥梁上搭设摊铺，以免妨碍车马通行。可是到了北宋后期，这道禁令已成一纸空文。《清明上河图》中的狭窄虹桥上就有一些撑着大伞篾棚的摊贩。州桥的桥面比虹桥宽大得多，而且平坦，商贩们在此抢个码头，生意当然红火。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
到了晚间，州桥上灯火明亮，煎炒、熬炖、蒸煮、凉拌等食物香气扑鼻，不少美食家蜂拥而至。在这里，受顾客喜爱的食物有鸡皮、腰肾、鸡碎、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獾儿、野狐肉以及肚肺、鳝鱼。冬天，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另外有辣脚子姜、辣萝卜、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腌水木瓜、梅子姜、芥辣瓜儿、香糖果子、杏片、荔枝膏、甘草冰雪凉水、越梅、金丝党梅以及香枨元等等。
加上桥南桥北的一些饮食店铺，高档的、中档的以及价格低廉的各色食品，应有尽有。不管冬日夏月，直到半夜三更，都可以到这里来大饱口福。这种人声鼎沸的夜生活，彻底打破了严禁夜市的古老传统。
8
御街的北段，自州桥往北，直达皇城宣德门前。
街两旁也有不少店铺，像唐家金银铺、梁家珠子铺等都是头等的大铺户。
这里离皇宫很近。北宋后期除了在宣德门广场左右布设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与秘书省等最高官署以外，还在这段街区两侧安置了几座次一等的衙门：太常寺，礼乐祭祀中心；都进奏院，中央发给地方、地方呈进中央的报告文书的总联络处；都亭驿，对辽外事办公厅兼宾馆；大晟府，音乐研究中心。
这几个衙门职权都不大，但与皇家的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便也抢占了好码头。
大晟府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新建的机构，著名词人周邦彦担任提举官。这位大词人特别强调词的音乐成分，对词的格律化、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有关他同宋徽宗赵佶及李师师情场纠葛的传说，又使他在风月史上声名远播。其实，透过这桩出奇的艳事，可以看到传统观念一种特殊形式的扭曲。
在这段街区中，还有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对街相望。这是两座皇家家庙性质的大庙宇，死了的皇帝都在此设有专殿，供着塑像，按时祭享。
这个街区最大的特点是店铺不避开官衙，官衙不赶跑店铺，两者相映成趣。
9
在现代读者看来，商店与机关、学校、寺庙杂处交错，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历史画卷留下的真迹说明，并非从来就如此。在宋朝之前，却是另一种风貌。
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以唐朝的长安、洛阳为例，除了用高大的城墙封闭整个城市以外，在城内，皇宫被封闭。百来个居住区——坊，三两个商业区——市，又分别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大街，大街两旁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汉朝临街开门的资格是万户侯。走在这些大街上，听不到叫卖，听不到吟诵，当然更听不到打情骂俏。
这种城市的形制充分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极为有限。唐朝的长安就只有东市与西市两个商业市场，而且只做大半天生意。
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决定社会交往发展水平的主要条件。人们之间如果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物质的、精神的交换，彼此就必然生活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冷漠之中。唐朝以及以往的城市，基本陷于这种冷漠。除了那些五陵少年疯疯癫癫以外，多数居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生活，相当冷寂。没有交换关系的强烈熏陶，下层居民难以体验和认识自身的价值，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
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的松弛、裂变，在唐朝后期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北宋中期，坊市制才彻底崩溃。从此，城市里所有通衢小巷都成了市场，而且夜市不禁。就连东京这条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完全从冷漠中走了出来。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变革。
本文为岳麓书社《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引言，作者李春棠。
推荐阅读
限时折扣，抓紧购买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
没有一个朝代，比宋朝更懂生活
公众号： 岳麓书社
觉得今天的推送还不错？
顺手关注一个呗！
（长按识别左方二维码即可~）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