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之一，这本书你不能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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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春秋穀梁传》，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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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古代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简略地记载了这242年间鲁国以及相关各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传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修《春秋》”，《春秋》便成了圣人寓是非褒贬的经典。解释《春秋》的书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三部，就是《左氏传》（通常称为《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三部书都在后来确立的“十三经”之列。
《左传》详于记事，少有议论，主要是记叙说明《春秋》中人物事件的史实或未曾提及的有关内容。其引用经文比《公羊传》《穀梁传》多出两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去世时为止；记事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超出《春秋》13年。《左传》用古文（六国文字）写成，属于古文经学。
《公羊传》和《穀梁传》则长于解义，少有记叙，主要用问答方式，层层解说，阐发经义，所传年份与《春秋》一致。《公羊传》和《穀梁传》用今文（西汉时隶书）写成，属于今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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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说的创始人，是战国时人公羊高，写成书的是公羊高的后人公羊寿和他的学生。
至于《穀梁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按之典籍，穀梁子之名，异说纷呈。王充《论衡·案书篇》作“寘”，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作“赤”，阮孝绪《七录》作“俶，字元始”。
从创始者一人而多名可以推测出来，《穀梁传》也如《公羊传》一样，是世传家学。穀梁赤、穀梁俶、穀梁寘、穀梁喜是穀梁学在战国时代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能肯定的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一学说写成著作。
《穀梁传》形成文字，自当晚于《公羊传》。因为《穀梁传》驳《公羊传》，《穀梁传》引《公羊传》。其引用《公羊传》的例如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条，《公羊传》曰：“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穀梁传》曰：“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
我们据《汉书·儒林传》，将穀梁学在汉时的传授列表如下：
史传载，瑕丘江生曾与董仲舒辩论而不胜。他如果是传世《穀梁传》的执笔人，自当有相应的记叙，然而没有，故可以把他排除在将《穀梁传》写成今文的写家之外。
其后最引人注目的穀梁学人物是尹更始，他于宣帝时为官，且著《春秋穀梁章句》。章句是解释的著作，而不是著作本身。可知尹更始之前已有现成的《穀梁传》，这个写家就当在尹更始之前，江公（江生，到年纪大了，称为江公）之后。其间最有可能的写家是鲁人荣广。《汉书》称他“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家辩，“数困之”。他广收徒众，尹更始便是他的徒孙。
同属于“长于解义，少有记叙”的《公羊传》和《穀梁传》都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却又有不同。应该说，《公羊传》是孟子的理想主义，《穀梁传》是荀子的现实主义。
《穀梁传》立论合于常情，不为妖妄怪诞之说。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公羊传》极称宋襄公以仁义施于军事斗争，以至于一败涂地的事，说是“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而《穀梁传》则予以严厉的批判：“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公羊传》有言妖妄者，《左传》亦多言鬼神，唯《穀梁传》不言“怪力乱神”为可贵。宣公十五年经文：“冬，蝝生。”《公羊传》说是“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注云：“上谓（鲁）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完全是“天人感应”那一套说法。《穀梁传》则针锋相对地说：“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
《穀梁传》强调维护宗法，尊尊亲亲。传文主张“贵始”，“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僖公十五年》）。就是对于宗族中的乱臣，也要表现出兄弟情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隐公元年》）。国君之位必须传给嫡长子，以保证宗法继承制，“《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隐公四年》）。杀死长子和同母弟，更是有悖于人道，要受到谴责，“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隐公元年》）。“诸侯且不首恶，况于天子乎？君无忍亲之义。天子、诸侯所亲者，唯长子、母弟耳。天王杀其弟佞夫，甚之也”（《襄公三十年》）。后人以为这些言论大概是有鉴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杀戮不少、汉武处理戾太子事件的惨酷等诸多政治事件而言的，也是戾太子之孙汉宣帝让《穀梁传》兴盛起来的主要原因。
《穀梁传》有悯农轻赋、喜雨爱民的内容。《穀梁传》认为，民众是君王的根本，君王应该关心农耕，满足民众生活的基本需求，否则就不合正道，“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庄公二十八年》）。君王必须经常注意民众的疾苦，随时采取应对的措施，“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矣”（《庄公二十九年》）。还要关注水旱，爱护民众，“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公三年》）。要减轻赋税，贮存粮食，以备荒年，否则就要受到谴责，“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庄公二十八年》）。如果遇到大饥荒，君王更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与民共度灾难，“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襄公二十四年》）。
《穀梁传》由于汉宣帝的爱好而着实兴盛了一番，其后便逐渐式微，到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便没有它的位置了。
现存最早为《穀梁传》作注的是东晋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唐代杨士勋又为《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他们的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代人研究《穀梁传》，较著名的有柳兴恩《穀梁大义述》、许桂林《穀梁释例》和钟文烝《穀梁补注》。其中《穀梁补注》引证详赡，多有创见，代表了清人研究《穀梁传》的最高水平。
本书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主要参考了钟文烝《穀梁补注》。钟文烝《穀梁补注》吸取了清人研究的成果，加上自己的心得，因而具有较高价值。当然，其讲义理的部分未必可取，但语言训诂部分却是不可忽视的。
本书校勘的基本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就不改动原文。随便改动原文的，往往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否定，应引以为戒。至于语词意义，我也尽量做到要有依据，不自出心裁。个别地方实在难以说通，有采用今人说法而加以己意的，这也是出于不得已。本书翻译最主要的困难是传文精要，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解说，即使译成白话，也是莫知所云。我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加用括号，在括号里说一些有助于理解的话。但括号不能多，括号里的话同样不能多，多了就不像对原文的翻译了。我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斟酌这些括号。效果如何，自然要等待公议。
《春秋》十二公，“隐公”“桓公”等是他们死了才加的谥号。但为了理解和称呼起来方便，在他们还活着的年代里，译文就直称隐公、桓公等，谨在这里作一说明。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春秋穀梁传》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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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维琦 邹文芳 导读、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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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242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体裁与《公羊传》相似。相传该学说为战国时鲁国人穀梁赤创立，最初也是口口相传，西汉时才形成文字，且成书时间当晚于《公羊传》。《穀梁传》强调维护宗法，立论合于常情，不为妖妄怪诞之说，长于解经而少有记叙，是研究先秦到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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