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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而“诗”这种文体与“诗人”“诗歌”“歌诗”这些诗学范畴都是由中国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奠定原型和基础的。从汉代开始，《诗经》就被列入儒家的经典，无论是儒家的“五经”，还是儒家的“六经”（又称“六艺”），抑或是儒家的“十三经”，都收录了《诗经》。《诗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唯一一部诗歌总集，由此可见《诗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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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大都是二言诗。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则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四言诗在春秋时期被编辑成书，这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在先秦通称为《诗》，或称“《诗》三百”，到西汉才出现《诗经》之名。它收集了上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迄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305首。另《小雅》中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6首笙诗，有目无辞，不算在内。《诗经》最后编订成书，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诗经》产生的地域十分辽阔，遍布黄河中下游流域及江汉地区，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诗经》各篇的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绝大部分诗篇的作者已不可考。可见，《诗经》是众多作者在广大地域上进行创作并经漫长时间形成的文化积淀。《诗经》的形成时间是如此之漫长，产生地域是如此之辽阔，创作的作者是如此之复杂，肯定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编订成书的。
汉代的班固在《汉书》的《食货志》和《艺文志》中说，周代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叫作“行人”，他们在每年春季第一个月，摇着木铃，到各地收集民歌。“行人”采集的民歌经过朝廷的乐官（太师）进行音乐整理加工后，就献给天子听，以便天子了解民情风俗、政治得失。又《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公十五年”东汉的何休注说，周代规定，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岁，没有子女的，朝廷给他们吃的、穿的，让他们到各地收集民歌。收集的民歌，先由乡村交到城市，再由城市交到国都，然后给天子听。这些说法的具体情形曾有人怀疑过，但我们认为这并非完全出于后人的主观推测。
《诗经》305首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形式上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诗；而它产生的地域又很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像《诗经》这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诗经》中的民歌（包括《国风》中的全部诗歌和《小雅》中的部分诗歌）就是采诗之官从民间采集来的。
据《国语》中的《周语》和《晋语》记载，周朝有献诗的制度，规定“公卿列士”（大臣和有地位的士人）在特定的场合给天子献诗，以便天子了解下情和考查政治得失。《大雅》中的全部诗歌和《小雅》中的部分诗歌以及《颂》中的大部分诗歌，可能就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换言之，《诗经》中的贵族诗歌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
《诗经》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是礼乐文明的光辉结晶。《墨子·公孟》载：“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经》305首本来是既有歌词，又有旋律，还有动作的。它既是305首诗，可以吟诵，也是305首歌，可以演唱和演奏，还是305个舞蹈，可以手舞足蹈来表演。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诗经》只流传下了歌词，音乐旋律和舞蹈动作都失传了。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这本是按音乐标准分类的。《诗经》各篇最初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司马迁也说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诗经》原来都是乐歌，《诗经》的诗原来都是配乐的歌词，所以《风》《雅》《颂》三类应是以音乐为标准区分的，它们原来都是音乐曲调的名称。宋代郑樵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总序》）“风”就是音乐曲调，国风就是各地区的音乐曲调。“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即靠近国都所在地的音乐曲调。雅分大、小雅，也可能是音乐上的区别。颂是宗庙祭祀配合舞蹈的音乐曲调，音乐可能比较舒缓。《诗经》的音乐后来都失传了，只剩下歌词，风、雅、颂就由音乐的分类变成了诗歌的分类。
《风》又叫《国风》，亦称《邦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合称“十五国风”（其中的《周南》《召南》，又合称“二南”），共160首。其中《周南》11首、《召南》14首、《邶风》19首、《鄘风》10首、《卫风》10首、《王风》10首、《郑风》21首、《齐风》11首、《魏风》7首、《唐风》12首、《秦风》10首、《陈风》10首、《桧风》4首、《曹风》4首、《豳风》7首。“十五国风”的“国”是地区、方域的意思。“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分作《大雅》《小雅》，合称“二雅”。《大雅》《小雅》亦称《大夏》《小夏》。《雅》105首，其中《大雅》31首，《小雅》74首。《大雅》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中，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分作《周颂》《鲁颂》《商颂》，合称“三颂”。《颂》40首，其中《周颂》31首，《鲁颂》4首，《商颂》5首。《周颂》是西周初期的作品。《鲁颂》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的作品。《商颂》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而是每首只有一章。《鲁颂》中的《泮水》《宫》体裁近乎《雅》诗，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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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流传时间很早，春秋时代部分诗篇已广为流传，特别是外交场合，往往赋诗言志，《诗经》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工具成为贵族士大夫所必须掌握的“沙龙”语言。
《论语·子路》记孔子的话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认为《诗经》不但要读得熟，而且在外交场合要善于灵活运用。《文心雕龙·明诗》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表明春秋时代许多士大夫为了互相观摩，常常在外交场合朗诵《诗经》的某些章节。这样通过互相酬答，来表示对于客人的荣宠；通过诗句的吞吐，来显示自己的辞采。春秋时代，谁赋《诗》言志娴熟，能够自然贴切地用《诗》，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君子。相反，谁不善于用《诗》，或者赋引不当，那不仅丧尽斯文，有辱国体，甚至会招灾引祸，以致危及自身、邦家、社稷。《荀子·大略》中说：“善为《诗》者不说。”这就是说善于用《诗》的人，可以省却语言的表达。《诗》几乎代替了语言，这在春秋时代似乎是一个事实。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春秋末期，《诗经》成了当时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教科书。孔子很重视《诗经》，他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号召自己的弟子认真学习、研究《诗经》，认为学习、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呢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呢可以用来服侍君上，而且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如此看来，在孔子眼里，《诗经》简直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到了战国时代，《诗经》已经成为儒家学派尊崇的典籍，如孟子、荀子都惯于引《诗》作为立论的依据。在他们那里《诗》已成为金科玉律，仿佛句句都是真理，是阐述先王思想的最可靠的依据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私家著述引《诗》以论述哲学、政治、道德命题，成为当时普遍现象。《诗》成了诸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以儒家为甚。
在秦代，《诗经》虽然遭到焚毁，但由于学者口头传授，仍然得以流传保存。
到了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国的辕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合称“三家诗”）汉武帝时已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晚出，未得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属于古文经学。其余三家则属于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诗亡，仅存《韩诗外传》六卷，独《毛诗》得以流行于世。
秦汉时鲁人毛亨（俗称“大毛公”）所传授、汉初赵人毛苌（俗称“小毛公”）所著的《毛诗诂训传》（亦作《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三十卷，魏晋后与郑玄笺注（通称《郑笺》）二十卷并行，历来为研究《诗经》的人所重视，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通称《孔疏》）四十卷即依据《毛传》《郑笺》为《诗经》作疏解。《毛传》《郑笺》《孔疏》是古代训释《诗经》经典的三部著作。此外，宋代朱熹《诗集传》二十卷，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十八卷、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陈奂《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方玉润《诗经原始》十八卷等，都是较有价值的著作。同时，由于清代辑佚之风兴起，对“三家诗”的辑佚整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较完备的一种。晚近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阐释《诗经》，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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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有《关雎》《蒹葭》《静女》《氓》这样的反映爱情婚姻的爱情诗、婚姻家庭诗、弃妇诗，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样的歌颂祖先功德、叙述部族历史的祭歌和史诗，有《凯风》《蓼莪》这样的歌颂母爱、悼念父母的孝道诗，有《七月》《大田》《噫嘻》《臣工》这样的反映农业生产生活的农事诗，有《兔罝》《驺虞》《车攻》《吉日》这样的反映狩猎生活的狩猎诗，有《鹿鸣》《常棣》《伐木》《宾之初筵》这样的反映君臣、亲朋欢聚宴飨的宴飨诗，有《伐檀》《硕鼠》《新台》《墙有茨》《相鼠》《南山》《株林》这样的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有《君子于役》《无衣》《采薇》这样的反映战争和徭役的战争诗、徭役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集，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商周时代的社会面貌，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诗经》不但思想内容丰富，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经》创立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就是铺陈，是直接叙事和直接抒情的表达方式，近乎不假修饰的白描手法和直白表达。赋在《诗经》中是一种常见的、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在《雅》《颂》里用得最多，《国风》中也不少。《诗经》中不仅大量运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在其运用上呈现出一种变化无端、千姿百态的气象，为人们展现了许许多多艺术上的绝妙境界！《诗经》中“赋”法在描绘景物、展现场面、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如《君子于役》对乡村景物的描绘、《芣苢》对劳动场景的再现、《氓》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就都是运用了“赋”的艺术表现手法，都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比就是比喻，即以彼物比此物，就是以更具体形象而又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事物来打比方。“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如《硕鼠》用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谢来比喻夫妻感情的变化，《新台》用癞蛤蟆比喻卫宣公。《硕人》用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瓜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分别比喻卫庄公夫人（庄姜）的手指、皮肤、脖子、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地塑造了庄姜这位美女的形象。
兴就是起兴，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发端，以引起所歌咏的内容。《诗经》中起兴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起兴兼有比喻的含义，如《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的起兴具有象征暗示的作用，如《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的起兴似乎与下文意思无关，如《晨风》的“
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
《诗经》大体是四言诗，亦有少量杂言诗。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四言一句，其间杂有二言、三言、五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中有大量的四言诗，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诗经》是四言诗的一个高峰。
重章叠句是《诗经》中常用的章法。重章是一首诗中同一诗章重叠，有时只变换少数几个词。叠句是在同一诗章或不同诗章中叠用相同诗句。《诗经》各篇大都分章，除《周颂》31首、《商颂》3首不分章之外，其他诗篇少则二章，多则十六章。分章的诗篇，特别是民歌，各章句数、字数基本相等，因而形成了整齐、匀称的形式美。同时，由于入乐的需要，各章只更换少数几个词，同样的字句反复出现，回环复沓，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能充分发挥抒情表意的作用，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语言形象生动、朴素自然而富有音乐美。《诗经》中的民歌是古代劳动人民触物兴感、随口唱出的歌，日常的生活内容，里巷歌谣的自然韵律，因物赋形，因情成咏，不假雕琢，因而其语言具有形象生动、朴素自然而富有音乐美的特点。《雅》《颂》中的许多优秀文人诗受民歌的影响，也具有这一特点。
总之，《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整齐而又灵活多变的句法形式，重章叠句的章法特点，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都显示了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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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诗经》奠定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诗经》中，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叙事诗只是小部分，而且，叙事诗中除了个别的优秀篇章之外，大都比较拙直、稚嫩，而抒情诗则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并已有许多杰作。中国文学重抒情不重叙事、重表现不重再现、重写意不重写实的传统，是由《诗经》奠定和开创的。从此以后，抒情诗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也奠定了中国诗歌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每当文学创作出现脱离现实的倾向时，进步文人便号召大家继承《诗经》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这就使我国古代文学总是沿着反映现实的道路前进，从而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
《诗经》还创立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具特色的比兴表现手法。《诗经》开创的比兴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比兴有助于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能使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因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代，比兴成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的代名词。
《诗经》为后代提供了众多的诗歌样式。如爱情诗、婚姻家庭诗、弃妇诗、祭祀诗、史诗、孝道诗、农事诗、狩猎诗、宴飨诗、怨刺诗、战争诗、徭役诗，等等。
《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偶句用韵的基本押韵方式。中国诗歌的偶句用韵，既参差又整齐，韵律优美。《诗经》的四言句式，成为汉语最常用的短语形式，汉语成语基本上就是四言短语，辞赋、骈文里四言句式也很多（骈文又叫四六文，就是由四言句和六言句组成）。《诗经》中的许多词语至今还是常用词语，如“优哉游哉”“秋水伊人”“夙兴夜寐”“白头偕老”等，已成为常用的成语。这不仅说明《诗经》语言的丰富凝练，也说明它对我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与中华民族的永恒经典。为了让大家继承《诗经》的优良文学传统，走进这部古老的诗歌经典，我们以阮元嘉庆刻本《毛诗正义》为底本，对每首诗进行了精要的导读、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希望有助于各位读者更为轻松、愉快地学习、研究《诗经》。
吴广平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2020年12月20日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诗经》前言，作者吴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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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唯一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集，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它不但思想内容丰富，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创立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开创了中国诗歌偶句用韵的基本押韵方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与中华民族的永恒经典。该版本以阮元嘉庆刻本《毛诗正义》为底本，每首诗进行了精要的解题、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轻松走进这部古老的诗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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