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博采：《三略》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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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博采：《三略》的思想特色
《黄石公三略》作为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一部重要兵书，自有其鲜明的思想特色，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总体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古代兵学演变递嬗的基本轨迹。
这个思想特色，扼要地概括起来，就是其书的理论体系，乃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兼蓄博采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众家之说，使之浑然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兵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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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秦至两汉的学术兼容综合趋势
要认识《黄石公三略》兵学体系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就必须穷本溯源，先从了解先秦至两汉学术思潮演变大势入手。道理很浅显，《黄石公三略》思想特色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思潮嬗变长期作用于兵学领域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即社会思潮整合大势在兵学著作撰著上的必然反映。
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学术思想在对峙冲突中逐渐走向兼容互补的倾向。这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体系。前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出其“异质”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家间就有了“交流”的必要性。后者，则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恰恰是这种“同”的现实基础，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前者是占据主导的，后者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乃是对峙基本前提下的融会。对峙，决定了各学派之间的特有的基本面貌；兼容，各学派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学术思潮嬗变的大趋势，决定了包括兵家在内的诸子学说同样有一个由“异”趋“同”的历史过程。
一般地说，在战国中期之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对峙性尤其显得突出。当时诸子间，对于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东西来丰富充实自身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而往往以决绝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学派，将排斥他说、攻击异端引为己任。孔子曾明确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这个“异端”，按杨伯峻先生的理解，当为“不正确的议论”（见《论语译注》），也可引申为不同的学说。孔子所谓的“攻”者，实际上便是要排斥、反对不同观点的存在。孟子之排斥异端，尤为众所周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同样也致力于“攻乎异端”，如墨家曾假借晏婴之口极力贬斥儒家：“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当时兵家对于吸收其他诸子思想内涵的认识，同样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中看得很清楚。它虽然也提出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等观点，但更多的却是从军事学本身的角度立论，并没有兵学政治伦理化现象的存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思想之间交流的增强，先秦某些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等对此均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他们一方面继续在那里尖锐抨击除自己学说之外的其他学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和肯定不同学派具有某些合理内涵。如《荀子·解蔽》在批评诸家弊端的同时，也指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又如《庄子·天下》也认为“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与这种认识相适应，自战国中晚期起，学术思想也出现了重新整合与融会的崭新气象。这在儒家，是出现了汲取法家之说而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在法家，是出现了引入君主南面之术等道家要义，并充分汲取儒家纲常名理原则、墨家尚同思想，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的《韩非子》；在道家，是出现了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的黄老学派；在兵家，是出现了体系完备、兵学政治伦理化倾向突出、以综合贯通为显著特色的《六韬》。至于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学派的形成，更标志着诸子学说兼容合流历史趋势的强化。
进入两汉以后，这种思想学说的兼容综合趋势仍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汉初黄老之学的情况姑且不论，就是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统治者钦定的正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新儒学，又何尝不是思想整合、学术兼容背景下的产物？考察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以儒学基本原则为基础，并在儒学中心思想指导下展开学术借鉴和融会的，即将道家的长处“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阴阳家的长处“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的长处“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的长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统统地吸收了过来，将它们与儒家固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念相结合，建立起新的儒学形态。这样，就使得董仲舒新儒学无论在理论框架的构建方面，还是在具体政治思想的设计方面，都呈现出宏大开阔的兼容并收的重要特色。可见，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是汲取了众家之长基础上的“独尊”，而所谓的“罢黜百家”，也是百家之长被取走前提下的“罢黜”，学术兼融在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表现不可忽略。
到了东汉末年，思想整合、学术兼容的文化现象更因儒学正统地位动摇、诸子百家之学复炽，而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当时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如张衡、崔寔、王符、仲长统之辈，均是集儒、道、法诸家精华于自己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他们既主张“变通”，强调法制，“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后汉书·崔骃列传》），鼓吹“以诛止杀，以刑御残”（《潜夫论·衰制》）；也提倡“礼乐”，讴歌“德化”，“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以“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仁义”（《潜夫论·德化》）为安治天下的上乘境界；同时还迷恋于道家的雅致，“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后汉书·文苑列传》）。所有这一切，正是思想整合、学术兼容在当时进入新的阶段的具体标志。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学术兼容趋势，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是有极其重大影响的。其中最突出的影响之一，是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和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并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当时的兵书不再单纯以军事而言军事，而往往是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融会在一起，加以通盘阐述。换句话说，兵书已越出单纯军事的樊篱，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了。这一点在战国成书的兵学著作（如《尉缭子》《吴子》《六韬》）以及战国、两汉有关论兵之作（如《管子》《吕氏春秋》有关篇章、《淮南子·兵略训》）中均有显著的体现。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兵学综合化与泛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也越是明显。
《黄石公三略》作为东汉末年成书的兵学著作，其学术旨趣自然要真实反映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趋势。无论是溯源报本——承接战国末年与西汉初期的黄老兵学之绪，抑或是尚时验今——体现东汉后期的学术兼容、思想整合文化现象，它都不能不以学术融合、政治伦理占主导的面目出现，都不能不重重地在自己身上打上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
（二）
《三略》博采众长的思想特征
《黄石公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要了解它的思想特征，自然应该从黄老之学的基本情况说起。
所谓黄老之学，是战国中晚期勃兴，西汉前期盛行的重要思想流派。从本质上来讲，它仍然属于道家的范畴，即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继承先秦道家的“道”论思想，同时扬弃先秦道家的消极倾向，将消极的“无为”理论转换为积极的“无为”理论，并取诸子百家之长，丰富和发展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体系，从而形成了“兼儒墨，合名法”“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新的道家理论。其主要特征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汲汲追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境界；而其宗旨则有明确的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论六家要指》）。
这一特征，决定了黄老兵学体系必然善于汲取他家之长，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内涵。这一点早在战国后期的黄老兵学之作中就有显著的体现。
这表现为，它们在战争观念方面，是既反对战争，有比较浓厚的“非战”倾向，“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文子·下德》）；同时又认为战争由来已久，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运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教人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文子·上义》），“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无以成功”（《十大经·姓争》）。提出了“人道先兵”的重要命题。表现在战争指导方面，它们主张修明政治，争取人和，以赢得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拥护和支持：“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鹖冠子·兵政》），“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提倡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富国强兵，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充足的物质条件：“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经法·君正》）。表现在作战指导原则方面，它们在继承和发扬《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推崇贵守雌节、后发制人战略战术方针的同时，主张重视“庙算”，以谋胜敌：“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鹖冠子·自然》）。由此可知，战国黄老兵学显然已开始大量汲取其他学派军事思想的长处，体现了多元综合的文化特征，从而使道家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包括《黄石公三略》在内的后世黄老兵学兼容博采众家之长，更好地实现理论体系上的多元综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石公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因此，它在汲取众家学说之长，进行多元综合方面，无疑要较战国后期黄老兵学综合融贯他家学说的能力更为突出、技巧更为娴熟、结构更为完善、效果更为显著。师古而不泥古，源于以往的黄老兵学，又高于以往的黄老兵学。
《黄石公三略》对诸子之学的兼容博采，首先表现为对道家学说的充分汲取。《三略》既以黄老为归旨，这自然要把汲取融会道家学说放在首位，作为构筑自己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所以，尽管全书中直接引用道家的语言并不很多，但是道家的精神却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全部文字，像充沛气流笼罩在所有论述之上。简单地说，《三略》对道家学说的汲取，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置于最高层次，统辖一切；二是高明地阐说道家柔弱胜刚强原则，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统军作战诸多要务的根本出发点。
据任继愈《老子新译·绪论》的统计，“道”在《老子》五千言中共出现过七十四次，它既是先天就有的客观实在，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动因和一般规律，与“德”一起，构成道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老子》一书通常为人们称作《道德经》。《黄石公三略》采摘老子的“道”说，把它胪列为“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下略》）之首，连同老子的“德”说与儒家仁、义、礼融为一体，作为全书论述实施治国御军战略的根本条件，这充分表明《三略》的作者是十分注重道家学说对自己兵学体系的精神领导地位的。
“柔弱胜刚强”“贵柔守雌”是道家的根本策略原则，是对待和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方法，《三略》对道家学说的汲取，自然会把它作为博采和运用的重中之重，奉之为圭臬，尊之为神明。因此，《上略》开头部分就明确提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从而通过对“刚柔”这一范畴的分析和阐述，申明“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根本原则，为全书确立了“尚柔”“守雌”的谋略起点。同时，这也是和东汉统治者所推行的“以柔道理天下”的政治基调相同步的。
《三略》对道家学说的汲取，还表现在它对战争问题的论述。很显然它对战争的看法同正统道家一样，持保留的态度，也认为战争是“凶器”，是不得已而用之：“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下略》）这一观点，显然是道家战争观的翻版，其文字内容，直接取自于《老子》第三十一章。
道家已初步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彼此是既相互依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又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关系。道家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为《黄石公三略》所借鉴和汲取。它按照事物对立统一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范畴，如“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以及“柔与刚”“弱与强”等，指出其均处于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之中。如，在论述“士与民”两者关系时，《三略》认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可或缺，君主在治国御军的实践中，只有“得其干，收其本”，才能取得“政行而无怨”（《上略》）的效果。又如，在对“将与众”两者关系的论述中，《三略》指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上略》），强调将帅与士兵相互依存，在对敌斗争中缺一不可。
然而，《黄石公三略》对道家学说的汲取并不是简单的沿袭，而是有丰富和发展的。关于“刚柔”范畴的阐说，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三略》对道家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丰富。
在《老子》中，柔弱、虚静的一面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刚强、动躁完全属于被否定的对象，即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这反映在作战指导上，就是无原则、无保留地推崇后发制人、以退为进，“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老子》六十七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这样，就把“刚柔”关系凝固消极化了，实际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而《黄石公三略》有关“刚柔”范畴的论述却要辩证深刻得多了。它一方面充分肯定“柔弱”在这一范畴中的主导性，但同时并不完全抹煞“刚强”的辅助作用，认为“刚柔”“强弱”相互依存，认为其在实施治国御军总战略中，是不可或缺的，“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上略》）。为此，《黄石公三略》强调指出，必须“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认为只有做到“能柔能刚”“能弱能强”，国家才能光明昌盛；否则，“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上略》）。显然这是合乎世间万物发展的辩证道理的。正因为《三略》能够较深刻地认识到对立的事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这一矛盾的规律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老子》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而这恰恰正是《三略》的兵学造诣在某些方面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原因所在。
《黄石公三略》对诸子之学的兼容博采，其次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大量汲取。儒学自西汉中叶起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东汉末年，它虽然遭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其正统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依然在思想界占据主流位置。因此，当时成书的《黄石公三略》，汲取儒家基本理论，以构建其多元一体的兵学体系，乃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是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主张严格等级名分，规范各种秩序，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强调争取民心的归附，要求节制剥削，提倡“德政”，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这些观点，不乏超越时空的合理内核，对整个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确立与稳定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建树方面，儒学的影响同样非常显著，这表现为历代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强调以儒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自东汉刘秀起，更出现了兵儒合流的趋势，即以儒学原则来规范用兵的宗旨，以兵家术法来克敌制胜，实现儒家所描绘的政治蓝图。《黄石公三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儒家学说进行博采融会的。
《黄石公三略》对儒家学说的汲取，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崇尚“仁义”和“礼乐”。它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从而稳定统治秩序，实现天下一统，“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下略》）；主张积极争取民心的归附，“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下略》）；强调统治者当率先垂范，致力于弘扬“礼乐教化”，“降体以礼，降心以乐”“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下略》）。并尖锐指出背逆“仁义”，违背“礼乐”，纵欲自乐的严重后果：“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下略》）。二是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它提倡统治者体恤民众生计，“取于民有制”，“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上略》），实施所谓的“仁政”；主张弘扬“德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合理统治秩序，“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中略》），并指出推行“德治”、实施“仁政”的重要条件是修身律己，招揽贤人：“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上略》）。
由此可见，《黄石公三略》对儒家学说的汲取，乃是广泛而深入的，正是借助于儒家学说的要义，《三略》遂确立了自己“治天下”的一般原则。应该说，《三略》汲取儒家学说以丰富自身，是当时兵儒合流趋势在兵书撰著方面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古代兵学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石公三略》对诸子之学的兼容博采，再次表现为对法家学说的广泛汲取。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主张“循名责实”，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属性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实践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儒学显得更为实用。兵家与法家同出一源，兵学也是典型的实用之学，它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两汉时期，法家学说从表面上看似乎已不再唱思想界的主角，然而政治上所面临的许多实际性问题，是单纯提倡“仁义德化”的儒家学说所无法予以解决的，而仍需要运用法家的理论和权术去应付处置，于是在表象的背后，法家学说这只无形的巨手，自始至终无处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这个玄机。《黄石公三略》作为实用型的兵学著作，对实用型的法家之说合乎逻辑地要青睐有加，即在以道家学说构架自己的主干、以儒家学说展现自己的形象之同时，也要以法家那些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理论应付具体的治国御军种种问题，真正使自己能够在驾驭复杂的实际军事活动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黄石公三略》对法家学说的汲取，最突出的表现也是在两个方面：一是贯彻法家“以法治国治军”的原则，二是申明法家“信赏必罚”的思想。就“以法治国治军”原则而言，《三略》主张申明法纪，强化政令军令的不可侵犯性：“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下略》）。强调“令行禁止”在治国与治军中的极端重要意义：“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上略》）。就“信赏必罚”原则而言，《三略》高度重视其在治军中的必要性，“‘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上略》），“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中略》）。为此它一再强调必须在治军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信赏必罚”原则，从而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上略》）由此可见，《三略》通过对法家学说“以法治国治军”“信赏必罚”等原则的借鉴和汲取，使自己的治军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去从容应对治国御军的实际问题。
除主要汲取道、儒、法诸家学说之长外，《黄石公三略》对阴阳家、纵横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容纳。例如，“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上略》）之语，很显然是从注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致力于揭示“四时之大顺”一般规律的阴阳家思想武库中寻找而来的，《三略》作者以此而确立起自己的“贵因”“顺变”谋略原则。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地展开论述了。
当然，作为一部在东汉末年成书的兵学典籍，《黄石公三略》更广泛地汲取、继承了前代兵家的许多重要成果，众多兵学名著诸如《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的思想内涵乃至文字章句，都被它有选择地加以采纳或移用，使之成为自己兵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三略》开宗明义的“通志于众”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上略》，就是对兵圣孙子的“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思想的一脉相承。其所称的“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上略》）观点，乃是对孙子关于用兵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子兵法·始计篇》）思想以及《吴子·料敌》有关“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识见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中略》关于将帅应拥有战场机断指挥权的论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则直接脱胎于《孙子兵法·九变篇》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六韬·龙韬·立将》“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等基本观点。《上略》所论述的将帅与广大士卒同甘共苦思想，“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云云，从内容到文字悉源自于《尉缭子·战威篇》和《六韬·龙韬·励军》。至于《上略》中“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等文字，也系直接录自《吴子·治兵第三》。类似的例子，实不胜枚举，这里也就不再费笔墨悉加引述。总之，前代兵书的丰富军事思想内涵，乃是构成《黄石公三略》兵学体系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黄石公三略》是博采兼容各家之长的产物，各家之说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三略》的思想体系。更确切地说，在继承前代兵家理论的基础上，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理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便是《三略》的全部内容。而统摄全书的，则是道家最高哲学范畴——“道”。当然，《三略》的博采并非是单纯的因袭移植，而是融众家之长为一体的再创造和新发展，从而依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适应时代的变迁，更好地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这正如《黄石公三略》所自述的那样，“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上略》）。
本文节选自“中华谋略经典”《三略》序言，作者黄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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