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笼雾罩：《三略》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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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笼雾罩：《三略》的来龙去脉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全书共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约三千八百余言。
关于《黄石公三略》的来历，也就是说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都是一个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谓之云笼雾罩、龙潜豹隐实不为过。传世典籍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难以考实，乃是中国古籍流传中一个带共性的特点，《黄石公三略》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这样，这个问题总归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要比较完整准确地向广大读者介绍《黄石公三略》一书，首先得从它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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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略》是不是黄石公所著？
《黄石公三略》，如果简单地顾名思义，其作者当为黄石公，《隋书·经籍志》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三略》作者是下邳神人：“《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而所谓的下邳神人，就是那位历史上名声显赫、曾授张良（子房）以兵书的黄石公。然而，问题并不像《隋书·经籍志》作者所理解和叙述的那么简单，黄石公是否拥有《三略》一书的著作权当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这只要我们细读一下《史记·留侯世家》的有关记载便可以发现其中的疑窦了。
《留侯世家》叙录的关于黄石公传授张良兵书的基本经过大致如下：秦王朝末年，政治暴虐，民怨沸腾，社会大动乱正在急剧酝酿之中。当时，出身于韩国贵族的张良，为了报亡国毁家之仇，不惜重金收买了一名刺客，企图在博浪沙击杀巡行途中的秦始皇，不料功亏一篑，刺客的大铁椎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暗杀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就是宋末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吟颂的“在秦张良椎”历史事件。张良行刺未遂，为朝廷所通缉，被迫隐姓埋名，流亡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市）一带。
有一天，百无聊赖之中的张良信步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人。这老人到了张良跟前，一抬脚将自己的鞋子甩到桥底下，然后极不礼貌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子捡上来！”张良愕然地看着老人，心里想这位老人也太不懂事理了，本不愿理睬他，可看到老人确实已经上了年纪，与他不宜作计较，于是强忍着怒气，下桥帮老人将鞋子给捡了上来。老人不但不道谢，反而得寸进尺，把脚一伸，又冲着张良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闻言真是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从哪儿冒出个神经兮兮的老头子！但转而一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那就好事做到底，干脆再替他穿上得了，于是又跪下身子给老人穿上了鞋子。老人一句话未说，扬长而去。张良很吃惊，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老人远去。没过一会儿，老人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小子，看来你还是可以教育培养的！五天之后天亮时分，仍然到这个地方来见我。”张良意识到这位老人并非寻常人物，便跪下恭敬地回答道：“是。”
五天后天亮时，张良如约来到桥上，老人已经先到那里了。他一见张良，便怒气冲冲地说：“约好了与我老头子见面，却迟到了，这像话吗？”说完扭头便走，并扔下一句话：“五天后早点来！”五天之后，鸡刚报晓，张良就提前赶到了桥上，岂料又是老人先期抵达。老人恼怒地说：“你又落在我后面，这是什么道理？五天后再早点来。”又过了五天，这次张良学乖了，还未到半夜，便来到了桥头等候老人。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他见张良比自己先到，高兴地说：“这一回你小子做对了！”于是从衣袖中拿出一部书，交给张良，说道：“读了这部书，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再过十年，你一定会功成名就。十三年后，你我将在济北见面，谷城山下的黄石，那就是我。”说完老人便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在世上出现过。
天亮之后，张良返回潜居之所，打开那部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兵书，名叫《太公兵法》。张良很珍视这部兵学奇书，时常诵读体会，韬略水平日渐提高，后来果真辅佐刘邦推翻秦朝，翦灭项羽，成就了一代帝业。十三年后，张良跟随刘邦途经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找到了黄石，于是将黄石郑重取回，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他去世前夕，又遗命家人一定要把黄石与自己一起下葬。其家人依言而行，每逢祭祀时，连同黄石也一起祭祀。后来，人们就把那位不知姓名、来历蹊跷的授书老人，尊称为黄石公。
根据《史记》的这段记载，张良从黄石公处得到的兵书，当为《太公兵法》，而不是《三略》。《太公兵法》，即托名西周开国功臣姜太公撰著的兵法。由于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韬略而著名的军事家，因此后人普遍热衷于将自己撰写的兵书假托姜太公之名，以行于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是自先秦至秦汉，乃至隋唐，社会上流传着为数不少、名目各异但同属《太公兵法》系列的兵学著作，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与“道家类”分别著录的《周史六弢》六篇、《太公》二百七十三篇，《李卫公问对》所提及的《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等。另外还包括流传至今，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的《六韬》。甚至古代王者《司马法》，按《李卫公问对》作者的观点，也属于《太公兵法》系列的兵学著作，“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三略》是否同属于《太公兵法》系列的兵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隋书·经籍志》称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三略》，《史记·留侯世家》称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太公兵法》，其实质是一样的，两说之间并无根本的矛盾，仅仅是一为专称，一为泛指。反之，则两者之间显然互相抵牾，矛盾丛生，黄石公实非《三略》的作者。
按照《李卫公问对》作者的观点，《三略》如同《六韬》一样，同属于《太公兵法》系列的兵书：“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宋代施子美在其《三略讲义》中进一步做出说明：“《六韬》《三略》，本《太公兵法》，而谓之《黄石公三略》者，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而其所授之书，乃《太公兵法》，后世因而谓之《黄石公三略》，亦如《诗》本夫子所删也，后世谓之《毛诗》，以其出于毛苌之所训也。《黄石公三略》，其此意欤？”
将《三略》视为《太公兵法》系列的一种兵书，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解决《史记》与《隋书》记载上的歧异。然而，若进一步考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即为何同为黄石公所授之《太公兵法》，《三略》被后人冠上了《黄石公三略》之称，而《六韬》却没有人称其为《黄石公六韬》呢？
施子美对此做了回避，明代刘寅觉得这个问题绕不过去，于是在其《三略直解》中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三略》属于《太公兵法》系列，但《三略》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故被后人冠以《黄石公三略》的名称。刘寅的具体分析是：“按《汉书·艺文志》云，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并不言有《三略》；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共五十三家，而《三略》亦不载焉。史称张良少匿下邳，与父老遇于圯桥，出书一编，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遂去，旦日视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鉴纲目》亦曰：张良与沛公遇于留，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公善用之，常用其策。与他人言，辄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正义》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唐李靖亦云：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然则《三略》本太公书，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为黄石公书也。”
刘寅这个假设从表面上看，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故获得不少学者的首肯，如张居正就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黄石公所推演的，主要是《下略》：“《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上略》所引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独无所引，而自言也。”清代朱墉在《三略汇解》中的见解，大致上也与张居正的上述看法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判断并没有得到有力史料的佐证，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可信地判定《三略》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最根本的途径，乃是具体分析《三略》本身的内容，把握其文字内容、思想意蕴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对《三略》本身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三略》不可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
第一，《三略》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它着重关注和探讨的是“安天下”“治天下”的原则和方法，它更多地体现的是治军、御将的目的与手段，而不再把重点置于作战指导原则的阐发，这都表明它是国家统一背景下的军事理论总结，而不是战乱或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兵学思想建树。总之，它是政兵书而非纯兵书。
第二，基于大一统兵学的根本属性，《三略》的许多具体原则都表现出安邦治国的价值取向。如强调“释远谋近”以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又如将“夺其威，废其权”作为君主处理与将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与孙子及《六韬》所提倡的“君命有所不受”观点迥异其趣。
第三，《三略》虽然突出体现了大一统兵学的特点，但这种大一统是汉以后内圣外王、“霸、王道杂之”式的大一统，而并非专尚武力、以法家为唯一指导思想的秦王朝式大一统。
第四，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看，《三略》的成书年代也略晚于战国末年成书的《六韬》一书。《六韬》在战国后期即有记载，当时的庄周曾见过《金版》《六弢》，西汉的《淮南子·精神训》则明确提到《豹韬》，高诱注说：“《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而《三略》见于著录的时间则要晚得多，其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陈琳所作的《武军赋》，而其有案可稽的文字内容引用，最早也是在东汉初年（详见《后汉书·臧宫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三略》成书晚于《六韬》，黄石公本人似不是《三略》的作者。
其实，《三略》成书于秦汉之后，历史上早已有人指出。如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在其手批《武经七书》中，即论定《三略》不是秦汉以前之书，当为后人伪托：“旧题黄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清代永瑢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代学者持相似观点的更为普遍。许保林《黄石公三略浅说》、张文才《中国兵书十大名典·黄石公三略·前言》、宫玉振《白话三略·前言》，对这个问题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约而同认定《三略》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黄石公并非《三略》的作者，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不妨一读，以作参考。
（二）
《三略》究竟成书于什么时候？
《黄石公三略》作者究竟是谁？它究竟成书于何时？关于第一个问题，既然已基本排除了黄石公撰著的可能性，那么在缺乏充分材料来考定具体作者的情况下，大可缺而不论。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人们依托前代名人撰文作著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战国时期流行的黄帝之书，魏晋时期伪托列子所著的《列子》等，都反映了这样的风气，反而使真正作者的姓名湮没无闻。《黄石公三略》作者的情况当与此类同，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功夫。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将《黄石公三略》的作者视为深富韬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逸高士。
但是，关于《三略》成书年代，我们似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定，因为这对于我们从军事文化发展长河考察《三略》的特色和价值，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兵学嬗递之轨迹与一般规律实有裨益，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略》的兵学地位。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还要费些笔墨，谈谈《三略》的成书年代问题。
学术界在《三略》成书年代问题上的最普遍观点，是认为其书大致成书于西汉末年。但也有少数学者论证其成书于东汉时期。虽说两说在时间界定上稍有先后，但是并无太大的分歧。因为，一是都将《三略》视为两汉时期的作品，时差至多不过两百年，这在古书年代学上并非什么严重问题。就古书成书一般规律而言，古书通常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有一个从雏形到定稿乃至流传的较长过程（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这样，无论将《三略》看成是西汉的作品抑或东汉的著述，均无大碍。二是就《三略》本身内容来看，不论是将其认定为西汉之作，还是将其认定为东汉之作，都有各自的道理，都能说得通。
当然，若有办法能更明晰地确定《三略》的成书年代，自是佳事。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三略》当为东汉后期的兵学著作。以下略述主要理由：
一般而言，考定古书成书的确切年代，必须观照的重要因素不外乎历代典籍的著录以及文字引用，其书本身的主体思想倾向、主要内容以及文字风格、著作体例等。而就这些方面来看，我认为，将《三略》的成书年代确定在东汉晚期较为合理。
首先，从文献著录所透露的信息看，《黄石公三略》成书当在东汉末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而《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著录《黄石公三略》。这说明迄至东汉中期班固时，其书尚未定型与面世。
现存史料表明，《三略》之名最早见于汉魏之际。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其《武军赋》中始有“《三略》《六韬》之术”的说法（原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九《全后汉文》）；三国魏明帝阁阳侯李康《运命论》复称：“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三《全三国文》）。这说明《三略》是在东汉末年才开始流传于世的，它的成书当基本与此同步。
至于其书全称《黄石公三略》则要更晚一些，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所著的《魏书·刘昞传》，其称北魏著名学者刘昞曾“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此处有个细微之处值得注意，即魏收对刘昞所注四部书的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按时代顺序列举的，刘劭《人物志》亦成书于汉魏之际，故与《黄石公三略》相属，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三略》真正成书当在东汉末年。而其为正史所正式著录则始于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等人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三》，其后，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由此可见，从文献著录角度考察，《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
当然，古籍成书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考定《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并不意味着其书雏形在东汉初年不曾存在，这方面比较有力的证据是范晔《后汉书·臧宫传》中的一段记载：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发兵出击匈奴。光武帝刘秀对此进行了批复，其中引录了《黄石公记》之文作为重要依据：“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慌，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
光武帝“诏报”中称引的这段《黄石公记》文字，多近于今本《黄石公三略》（《上略》与《下略》皆有类似的内容，只是在具体文字上略有出入）。但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点，我与“西汉说”者见解不同。我不赞同《黄石公记》与《黄石公三略》是同一部书的不同名字的说法，而认为这恰好表明《三略》从酝酿到最终成书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黄石公记》充其量为《三略》之雏形，而决非《三略》本身，这是合乎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的。总之，《后汉书·臧宫传》虽引录了《黄石公记》文字，但这并不能作为《三略》成书于西汉的充足证据。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三略》本身内容反映出它的成书年代只能是在东汉末年。这种“内证”较之于文献著录等“外证”“旁证”往往显得更有说服力。
很显然，阅读《三略》并考证其成书年代，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要充分考虑《三略》兵学体系中的黄老思想主导特征；二是要高度重视《三略·中略》所做的提示：“是故《三略》为衰世作。”而完全符合黄老思潮盛行与衰世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综观两汉时期，只有东汉末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考察《三略》全书，其内容杂采儒家的仁、义、礼、信，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尚同，道家的贵柔守雌，阴阳家的贵因甚至谶纬等诸家学说，而以“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为特点的黄老思想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哲学属性上来说，《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关于这一点，我在以下章节中将进行具体分析阐述，兹不展开论说。
《三略》既然以黄老思想为主导，那么它的问世，必然是在黄老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的特定历史阶段。而在两汉时期，这种情况只出现于西汉初年和汉魏之际。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及窦太后等最高统治者，均尊奉黄老之学，所谓“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史记·儒林列传》）。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当时崇尚黄老之学的士人与处士亦不在少数。文帝时有一位王生，其“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有长安卜者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史记·日者列传》）。景帝时有个黄生，也是位黄老学者。另外还有位田叔，也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史记·田叔列传》）。社会上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热衷与倾慕，势必会在学术领域中得到体现，故陆贾强调“夫道莫大于无为”（《新语·无为》）；贾谊认为“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不过，《黄石公三略》显然不可能产生于西汉初年，因为当时虽说是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但毕竟不是“王泽竭”的“衰世”，与《三略》所称的“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下略》）景况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其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假设基本上可以被排除。
倘若以东汉末年的状况来观照《三略》成书，则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成书年代能够基本确定。一是当时完全符合“衰世”的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皇权衰落，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外戚与宦竖交替擅权，豪强横行，边患迭至，儒林异化，大一统政治格局面临严重危机。以致有识之士对政局深感绝望，愤然浩叹：“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这样的世道，的的确确属于《三略》所指称的“衰世”，也是与其书所述的“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的情况相一致的。
二是东汉末年是黄老思想从儒学阴影中走出来，在思想界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儒学自西汉中叶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至东汉后期，已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使自己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呈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诞怪异特征，严重桎梏了儒学继续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经学形式上，遭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而在思想体系方面，又遇上部分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崔寔等）的反思和批判。这一切均表明儒学在东汉末年已开始走上末路。而儒学的中衰，势必导致其他思想流派——如黄老之学、法家学说遂渐渐摆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压抑，再度活跃于当时的思想领域。换言之，当时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黄老之学）重新风靡于世乃是不争的事实。如著名学者蔡邕在《释诲》中津津乐道：“心恬淡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后汉书·蔡邕列传》）；又如仲长统亦汲汲追慕出世的欢乐：“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三略》的作者才会把思想旨趣归结于“尚柔”“守微”之上，“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上略》）。由此可见，《三略》主导思想之确立乃是东汉末年黄老之学再兴之产物，它只能成书于东汉末年，换言之，即当时儒学一统格局遭到冲击、黄老之学等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抬头之学术大趋势在兵学领域中的客观反映。
本文节选自“中华谋略经典”《三略》序言
作者黄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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