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贪婪、淫荡……狐狸精是如何被污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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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下架的电影《姜子牙》中，狐族全灭，就连被动与九尾锁上宿命锁的小九，也未能幸免。
这是 1988 年出生的导演程腾对狐的命运的安排，在对待狐的态度上，程腾比 400 年前编辑《封神演义》的许仲琳和更早些的《武王伐纣平话》不知名的作者，并未友善多少。
“至于杀狐之事，任何时代都在所难免。” 呼延苏在其书中写道。由岳麓书社出版的《狐说：狐狸精的前世今生》，是呼延苏梳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狐或者说狐狸精故事后的总结。他对狐的命运似有抱不平，在书中感叹 “蒲松龄那般爱狐，《聊斋志异》中仍有杀狐故事 ”。
《狐说》：一部雅俗共赏的狐文化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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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狗一样同属犬科的狐，体型比大多数狗以及同一科的狼、豺等都要小。凶暴强悍远不如狼，勇猛善斗也不如豺，是一种祸害程度较低的食肉兽，在大自然的食物链中，处于中端地位。它的食物多是虫类、两栖类、爬行类、小型鸟兽和野果，基本伤害不到人，对人养殖的牲畜也很少有危害，它居住的地方也多是森林、草原、半沙漠地的树洞或土穴中。
即便这样，这么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怎样就得罪了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多年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它不但经常被黑化、污名化，而且经常被打杀，且，“无论咎由自取或无故被杀，都只会保持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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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仙信仰思潮催生了狐狸精
《诗经》是最早有狐的身影出没的文学作品。“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豳风 · 七月》），“君子至止，锦衣狐裘”（《秦风 · 终南》）等。这也是有据可查的狐的悲剧命运的开始。《诗经》收录的是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歌谣。从《诗经》中写到的用狐皮做裘来看，狐被猎杀的命运很可能从公元前 11 世纪就已经开始。
那时还只是在肉体上消灭狐，并未对其黑化或污名化。稍后些出现的《山海经》中，虽然狐是诸多怪物中的一种，也还未黑化，只是让狐长出了九尾，“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在让狐长出九尾后，我们的老祖宗慢慢让狐有了变化的本领。东汉时成书的非虚构作品《吴越春秋》写到了著名的涂山氏：“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历史上，对 “禹因娶涂山”，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大禹在涂山遇见九尾白狐，觉得是天降吉兆要他成婚，便娶了涂山部落的一个叫女娇的女子。还一种说法，认为涂山氏是九尾白狐变的，也即大禹娶的是狐狸精。
后一种说法在此后的一些笔记小说中屡屡出现，常有狐狸精自称是 “涂山氏之苗裔”，或者 “余系出涂山”。蒲松龄的名篇《青凤》，写某狂生晚上在一个废弃的庭院和一老人家高谈阔论，狂生问老人家身份，老人家告诉他说：“你家先祖编撰过一本《涂山外传》，知道吗？我乃涂山氏之苗裔。”这个答案，老人家把自己是狐狸精这一身份亮明了。
《狐说》中，呼延苏梳理有关狐的著作，发现纪晓岚对狐狸精的最早出现有考证。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 · 如是我闻四》中写道：“（狐精）三代以上无可考，《史记 · 陈涉世家》称篝火作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必当时已有是怪，是以托之。”纪晓岚是相信世间真有狐精的，且认为狐狸精至少在秦末就已经出现。呼延苏进一步推测，认为狐狸精最早在传说中的出现，大约肇始于战国后期，发展于秦汉，完成于魏晋，“这段时间正好与中国古代神仙信仰思潮的产生、发展的轨迹相吻合。神仙思想不仅是狐狸精产生的土壤，还一直是它成长壮大的营养素”。
从东晋开始
狐狸精不是被打杀就是被渣男抛弃
对狐狸精的打杀，最早出现在东晋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干宝的正式工作，是负责国史《晋纪》的撰写。后来的史学家对《晋纪》评价颇高，认为其 “工于叙事，内容审证有序 ”。《搜神记》是干宝工作之余写的，写成后，他被称作 “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 ”。
《搜神记》里有两则故事写到狐狸精被杀。一则故事写的是某个在田间耕种的村民，看到一陌生妇人带着小丫鬟从垄上经过，村民问妇人从何处来，妇人不答，村民疑心其是狐狸精，挥刀便砍，妇人见丫鬟被砍后便化为狐狸逃走了。另一则故事写的是一个老狐变成书生，和某名士谈学论道，老狐才情绝世，辩锋无碍，名士将其扣押后千方百计整死了老狐。
呼延苏认为这两则故事中的狐狸精被平白无故地杀害，理由只有一条，“他们是妖精”。
狐狸精的悲剧是其成为狐狸精时就决定了的。在 “万恶淫为首”的年代里，高颜值、对异性颇有诱惑力的狐狸精被认为是有原罪的。即使没被打杀，化作人形与人恋爱的他们，在身份暴露后，任其如何重情，也会被理所当然地始乱终弃。
《狐说》辑录了南宋时的一则叫《西池春游》的人狐恋故事。人狐恋故事中，狐大多为女狐狸精。这导致后世专称某些特质的女人为狐狸精。《西池春游》中，和狐狸精恋爱上了的，是长沙人侯成叔。这个侯成叔在知晓狐狸精的身份后，信誓旦旦说要和她做长久夫妻。把狐狸精独孤氏感动得不得了。不料，侯成叔在走访了一个在南阳做生意的舅舅后，发生了改变，舅舅怒斥：“汝，人也，其必于异类乎！” 侯成叔在舅舅的安排下娶了南阳的一个大家闺秀。随后，他给在家里等他的独孤氏写了封信，说明了原委。独孤氏虽然回信诅咒了他，但此后见侯成叔落魄，已另嫁他人的独孤氏不忍，给了他几串铜钱。
情痴而又运气差的狐狸精，经常遇到负心的渣男。独孤氏的命运还不算太差，还有不少狐狸精在身份曝光后死在了无情的渣男手里。“人心之险，即便狐狸精也防不胜防。”呼延苏在《狐说》中感慨。
狐狸是弱势群体历经了艰难的维权
对狐狸精格杀勿论的态度延续到唐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呼延苏在《太平广记》收录的唐代狐狸精故事里看到了当时人们对狐狸精态度的转变，“总体上已表现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性态度”。认为最常见的人狐关系变成了狐狸精首先骚扰、侵犯人类，人类才想办法去制服他们，“即便狐狸精作祟为害在前，对他们的处置也经常会网开一面”。
呼延苏写到这一转变时，援引了《广异记 · 杨伯成》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杨伯成在拒绝男狐吴南鹤的上门求亲后，男狐在杨家闹事。法师的三字符让吴南鹤现了原形。杨家要打杀老狐，被法师拦住，法师说狐狸精是天神的仆役，不能随便打杀，但他犯了事，也不能不惩罚。最后，法师拿出一根棍子，把老狐打了一顿后赶走了。
狐狸精虽然经常作祟媚人、调皮捣蛋，但呼延苏认为它们都有 “贱类”的自我认知，心理上属于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在法律上开始为自己争取 “狐权”，也起始于唐。
《广异记 · 谢之》记载了有两个狐狸精变成人跑到著名诗人、中书令张九龄处告状，说东光县令谢混之杀了其父兄。张九龄让人查，结果发现告状的这两个人是狐狸精，谢混之在开春打猎时，猎杀了不少狐狸。庭审时，狐狸精虽然有理，但他们被谢混之部下放出的猎犬吓坏了，跳上屋顶变身狐狸逃走了。呼延苏认为这个故事中，人是不讲理的一方，放猎犬搅局的行为是盘外招。
南宋也有狐狸精诉人的故事写入笔记小说，且狐狸也未胜诉。“以狐狸精的地位争狐权，关键是不能暴露身份。”这是呼延苏的总结，“身份一旦败露，整个诉讼就成了骗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人类也还不具备这样的心理宽容”。
创造历史性的人狐权利的平等，出现在乾隆时代的一个传说中。这个传说被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记录了。袁枚记载，江苏盐城一乡村，狐狸精纠缠良家妇女，圣帝让邹将军去处理。邹将军击杀了犯事的狐狸精后，把别的狐狸也除掉了一伙。狐祖师一纸诉状把邹将军告到了圣帝那里。最后，圣帝判决邹将军“疾恶太严，杀戮太重”，念在其“事属因公，为民除害”，情有可原，在罚去一年口粮后，降级任用。
这个判决看似还是不公，但已经是有人狐恩怨的传说以来，突破性的进步了。《狐说》前言中，呼延苏道破了古往今来狐狸精话题的核心意象，认为与性有关。按此说法，让狐狸精能够有个地方为自己辩护和申冤，或反映了古人对性的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对性有主动追求的女性的态度改变。
对话作者 | 对“狐狸精”为何又爱又恨？
潇湘晨报：历史上，编入传说和写入文学作品的，像人一样具有多面性的，恐怕只有狐这一种动物，也只有我们的汉文化才给了狐这样的多面性，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会给狐而不是别的动物这样的殊荣？
呼延苏：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能成精变人，动物中除狐之外，虎、蛇、猴、鼠、鸟的故事也比较多，最多最丰富的当然是狐。为何如此？我觉得是古人认为狐是最聪明的动物，有接近人的灵性，这个观点中西方比较一致，西方《伊索寓言》以及很多童话故事中，都把狐描述为很聪明的动物。中西方以狐为主角的故事都比较多，但其间有个重大差别：西方的狐狸故事是拟人化的，中国的狐狸故事是人形化的，就是说西方的狐狸直接就能像人一样说话行事，中国的狐狸必须先变成人才能说话行事。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中国古代物老成精的观念和神仙思想。
潇湘晨报：历史上多面性的狐，到现在基本只剩下两副面孔，一副是狡猾的，一副是魅惑的，也即我们经常会听说到的狐狸精，这个做减法的发生，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
呼延苏：中国古代的主流观念，是重视现实世界，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也不语怪力乱神，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因此，中国古代的各种虚构叙事，如鬼神精怪、天界地狱，都表现出人间化的趋势，写狐写鬼，其实都是写人。就狐狸精而言，核心意象是“媚”与“慧”，这些特点放在狐狸精身上写，可以表现得更夸张，因此也更有吸引力。我没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发生变化有什么关系，而是跟古人对狐狸的认识水平有关，他们认为狐狸是媚兽，是灵兽。
潇湘晨报：早期的传说和文学作品，狐的性别雌雄都有。另，从“禹娶涂山女”的神话来看，作为涂山女的狐，应该是不淫的。后来狐专指女性，且专指所谓的淫妇，狐其实挺无辜的，把具有较强的性吸引和对性有主动追求的女性称为狐狸精，是否和程朱理学开始的性保守有关？
呼延苏：狐在六朝时期，就被认为是淫兽。但唐宋之前的狐狸精，这个特点并不是特别突出，到明清之后才成为狐狸精的性格招牌。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觉得跟妓女文化的昌盛、色情文学的流行，以及某些狐女文学形象的符号效应有关。
潇湘晨报：你在《狐说》的第七章“恩与仇”中，写到了古人对待狐狸精的态度的变化，即从东晋《搜神记》时代简单粗暴地喊打喊杀，到宋代《太平广记》时代大多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性态度，再到《聊斋志异》中的相对友善，这些变化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根源？
呼延苏：我认为跟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有关。佛教讲六道轮回，反对杀生，这个生不仅是人类，也包括动物畜生。不杀生为佛教五戒之首，犯戒不仅在现实中不容于佛门，还要承受来世报应的心理压力。唐宋之后，这种观念越来越普及，反映到狐狸精故事里，就是人类对它们的越来越宽容。
潇湘晨报：现在我们都知道狐仙和狐狸精并不存在，古时因为认知有限，产生了很多狐仙、狐狸精的传说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像纪晓岚这样的大咖写起狐事来，也言之凿凿，好像真有那么回事？
呼延苏：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我非常明确地认为狐狸精是虚构物，是观念性存在，这在书的序言里就说了。至于为何有人信有人不信，可能是个深刻的心理学问题。我们总认为科学昌明的时代，具备常识的人是很容易分清虚构与非虚构的，其实不然！现在中国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治病消灾请狐仙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果现在做个民调，问相不相信鬼神存在，我估计不论西方人东方人的回答，都会分为三类：相信有；相信无；自己说不清。具体到纪晓岚，我确定他是相信狐狸精存在的，而且狐狸精还经常住进他家院子里。
潇湘晨报：看完《狐说》觉得人挺坏的，把自己的狡猾推给了狐狸，把自己对性的贪婪推给了狐狸。你一本正经地讲述完狐狸精的前世今生后，有没有觉得狐狸特别委屈？
呼延苏：我在前面说了，古人写狐就是写人，就是写人间人生。蒲松龄、纪晓岚等人笔下经常出现人不如狐、人比狐坏的描述，可能就是流露了他们对人间人性的某些失望吧。
撰文 /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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