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学者又称船山先生。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颖悟过人，饱读诗书。成年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师友们一起探讨学问，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术基础。这时正是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清兵占据东北窥视中原。年轻的王夫之尽管此时还痴心科举考试，但心忧天下，希望报效国家，已成为他的主要的思想。

明亡后，王夫之在家乡衡阳举行武装起义，投身到抗清义军的洪流之中。起义失败，王夫之成了通缉犯，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王夫之首先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还在朝廷里担任了一个小职务。可是，他所见的永历政权，腐败无能，相互倾轧，根本就无力抗清，感到非常的失望。王夫之三次上书弹劾权奸王化澄。王化澄憎恨王夫之，想谋害他，幸亏义军将领的营救而得免。王夫之也再次走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不管逃到何处，王夫之都念念不忘抗清，也拒不剃发，以示不屈服于满人。直到后来，清朝廷见大局已定，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取消了对王夫之的通缉，他才回到家乡定居下来。

王夫之一生著述丰富，内容广博，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道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在哲学上，他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他还认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随着历史的变化需要进行社会变革。在知行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一方面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反对绝对君权。他认为，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由于王夫之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写作，加上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少数民族主政的思想，致使其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湮没无闻。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开始逐渐为人所知。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书局刊印较为完备的《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尊崇。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谭嗣同曾说：“五百年来，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日本当代学者村濑裕也教授认为，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哲学及学术的最高峰”。

为什么这么多人那样看好他，崇敬他，并去钻研他，又这么用力去弘扬他。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们先看一下先贤们对他的看法。

我首先给大家说曾国藩对王船山的看法。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之力，创立了湘军，并且带着这支队伍，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太平天国，把太平天国的武装彻底击溃。那么曾国藩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曾国藩一生沉浸在儒家思想里，他把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学到了骨子里去了，活学在生命中，落实在行动上，才取得了这样巨大的事功成就。

曾国藩极其看重王船山，他把王船山跟世俗社会中的很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做过一个对比。他说世俗社会里的很多人，为了能够苟且偷生，不受到伤害和冲击，努力委曲求全。尽管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就在委曲求全和苟且偷生的整个过程中，却把自己生命中本有的、受之于天的刚直的元气，都消磨尽了。所以这些人在现实的社会中没有遭罪，没有受苦，但却没有活出精神，也没有活出成就，甚至连个性都没有活出来，真是白活了一回而已。

相比之下，王船山先生就不一样，曾国藩对王船山先生的生命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王船山“硕德贞隐”。“硕德”就是大德，“贞”，就是坚定不移。“隐”，就是王船山处在那个不能展现自己的理想和才华的时代里，却坚忍不拔地暗地里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等待时机，或者等待世人理解了他的思想以后，再爆发为社会的行动，重新展现出孔孟所开发出来的儒家的真精神。这也可以叫“潜龙勿用”。

曾国藩评价王船山先生，始终保持天生贤者的“刚直之性”。曾国藩这样说王船山：“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崩而不可夺。”

“寸衷”就是指心里面，“寸衷之所执”，就是心中坚守的那种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万夫非之而不可动”，就是天下人都反对，他却绝对不会动摇，更不会放弃。莫说天下人反对，就是“三光晦”和“五岳崩”了，也夺不走王船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什么叫“三光晦”和“五岳崩”呢？“三光”是指日、月、星，“三光晦”，就是日月星都不发光了。“五岳”就是指中国的五座有代表性的文化名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岳震”，就是这五座山峰都崩溃了。就算是日、月、星都不发光，五岳也都彻底崩掉了，也夺不走王船山理想中的坚守。王船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极其喜欢读王船山的书，即便是官位很高、公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

同治元年，曾国藩身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正在与太平军进行最后的艰苦鏖战。即便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还在读王船山的书。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清朝在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以后，对汉人高度警觉，就没再封汉人这么高的爵禄，打那儿以后，最高的一个爵禄，被曾国藩拿到了，因为他给清朝立下的功劳太大了。紧接着又把他改为直隶总督，受命清剿捻军。这个期间，曾国藩的政务和军务都太繁忙了，但是他却依然没有停止阅读船山的著作。

我们从现存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一直到同治九年（1870），记录了曾国藩某年某月某日，阅读了王船山的某种著作。曾国藩不仅自己阅读船山的著作，他还指令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于同治四年冬天，把搜集起来的船山著作，刊刻出来，这就是《船山遗书》，是相当一段时间里，流行最广的船山的印刷后的著作。有了这种印刷的著作，曾国藩读起船山的著作就更方便，更容易了。

曾国藩对于《船山遗书》，几乎达到了手不释的程度。现存的曾国藩部分日记显示，仅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在读船山的著作。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读通鉴论》，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四书训义》，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礼记章句》等等。从这份日记的记录来看，曾国藩似乎要彻底放弃高官大爵，而要改当船山学研究的专门性学者了一样。直到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仍在阅读《船山遗书》，曾国藩病逝在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也就是说，至少在过世前两年，一直都还在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

△ 岳麓书社《船山全书》

不仅曾国藩，其他的很多贤哲，也都很看重船山和他的著作。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曾经担任清朝广东巡抚、礼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奉命处理英、法外交、经贸等事宜。

郭嵩焘也经常研读船山著作，极尽对于船山的推崇。曾在湖南岳麓书院内建造“船山祠”，纪念船山，并带领诸生在祠内讲说船山学问。上奏清廷，欲令船山从祀孔庙。郭嵩焘跟曾国藩一样，也是每天都在读《船山遗书》，他对船山的思想和精神极尽推崇，并且用自己对船山的情感感染岳麓诸生，为船山思想在家乡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十五六年以前，我曾经在一篇文字里，说郭嵩焘是船山的隔世知音，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

郭嵩焘

船山另外一个更加深挚的隔世知音，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对船山的理解和推尊，更在郭嵩焘之上。谭嗣同声言：“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就是说从他的那个时代往前算500年，就是1300年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讲宋代以后，唯一一个还能通晓，并且真正通晓天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人，就是船山。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知道，懂得天人关系究竟有什么意义了。

中国文化是建基在天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探寻天和人之间关系的奥秘，正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天人关系，是中国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够博大精深的最根本的源泉所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人关系，既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源头所来，也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成就所在和皈依所指。没有对天人关系的深刻的把握，就不可能在更深的意义上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思想。把王船山当成500年来，唯一一个真正精通天人关系的圣贤，这样的评价，已经到了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境地。

谭嗣同不仅对船山有深刻的认识，他自己推尊船山的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朋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1872—1929），字卓吾，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由于谭嗣同的推荐，梁启超认识了王船山。起初梁启超看不懂船山的著作，谭嗣同教他读。在谭嗣同的帮助和引读之下，梁启超进入到船山的思想和境界当中，对船山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到理解。

梁启超说：“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抑《黄书》亦《明夷待访录》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

梁启超认定船山先生的“史识卓绝千古”，跟郭嵩焘“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的评价约略相当。

梁启超还提到近世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受到船山影响的情况：“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胡文忠就是胡林翼，黄兴是孙中山的革命军的总司令。梁启超说清末民初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以知道和了解船山为荣耀，当时学习船山的思想，在知识界是一件“时髦”的事情，要是不知道王船山这个人和他的一些思想，那时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办法跟社会的精英、贤达相交往，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没涵养，说你没深度，说你没品味。

还有一个人，对船山的研究和对船山思想的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个人叫刘人熙。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1907年任湖南教育总长，武昌起义之后，担任湖南民政总长.反对袁世凯复辟，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一生致力于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有功于湖南和华夏民族。他于1914年组织成立船山学社，自任社长，还于1915年创办了《船山学刊》，为船山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刘人熙是一位身跨军界、政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一位人物。他曾还作诗赞船山说：“衡阳王子真天人，遗书万卷妙入神。自诡五百生名世，可有三千步后尘。”希望船山出神入化的是思想，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也同时希望，会有更多的后起贤达，追随船山先生的脚步，把拯救中国，教育中国和改造中国的伟大使命担待起来。

当时喜欢船山和船山思想的各界名人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比如蔡锷、比如胡汉民、比如陈独秀，等等。

那么王船山这个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又留下了那些深邃的思想，让这么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极高重量级的军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杰出人物，都如此热烈追捧他和崇拜他，认真的、细致地去研读他，以懂得他为自豪和快乐，同时又能从中获取必要的营养呢？有关这个话题，各位可以在岳麓书社出版有关王船山的众多书籍中了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