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
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他是“红旗下的蛋”，却成为“皇帝新装里的坏孩子”。
●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它的大半篇幅，写的是1952—1978的事与人，而主角是那个时代的“坏孩子”——王小波。
1952—1978
王小波父母是革命干部，1949年后进京。他是根正苗红“红旗下的蛋”，沐浴于有别于王朔、姜文式部队大院文化、也有别于传统市民胡同文化的大院文化。
激情运动的年代，孩子们天然受到濡染，年龄很小就热爱激情运动口号。
但“坏孩子”不按常理出牌。全国上下红红火火搞运动，他却想象成怪异战争；人人义正词严时，他总是看到庄严面孔背后的漏洞，还让同学们也看到那些漏洞……
1978—1997
许多作家擅长云山雾罩，却不能直面现实。王小波不仅警惕成为“各类会议上说着老奸巨猾俏皮话”的权威，更是黑色而幽默，一把独立思考的匕首，扎进时代的荒谬。
王小波的出现，对于中国是珍贵的。可他生前默默无闻，直到1997年去世才声名大噪。
● 为王小波写传记是危险的
王小波离开人间二十多年了。关于他的争议却从没有停止过：既被崇拜着，又被消费着；既被垄断着，也被娱乐着；既被神话着，又被曲解着……
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身上，都负载太多的社会信息。而对王小波的各种过度解析，也就意味着，生平式传记已经没有多大价值。
房伟的《王小波传》，就从更深层面，回应了这种种难题。
为澄清误读与误区，还原真实的王小波。房伟“上穷碧落下黄泉”，遍访故地旧人，援引一手资料，还到哈佛大学图书馆、台湾等地寻找大量旁证。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和作家，房伟并非止于揭秘，而是对王小波及其作品深刻领悟，并有极具创建性的理解。
因此，《王小波传》既是一部不黑不吹，不卖弄不猎奇的王小波传记，又是精准把握王小波与时代关系，使读者随着王小波回到时代深处，重新把握时代的内在脉络。
王德威说：王小波是当代中国最独特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彗星般的来去，留下光，留下热——王小波是我们最后的传奇!
房伟的《王小波传》被公认是最好的王小波传记，写尽一位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本书绝版已久，全新修订版新增梁鸿导读序言。先知书店有幸得到独家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王小波系列：传记+作品集”，彻底读懂真实的王小波）：
来源：《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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