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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明君:为什么人们都愿意相信他会下“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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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玉田 绘《汉武帝》
第一次读他书的人,估计99%的会觉得他“疯”了,因为他的观点太雷人、太颠覆“常识”了。
比如,汉武帝晚年的“罪己诏”,既符合民众的善良愿望,也很适合借古人言今事,更有司马光《资治通鉴》言之凿凿的记述。
然而,他却写了一本《制造汉武帝》的书,不但指出“罪己诏”这件事是假的,甚至那个雄才伟略的汉武帝,都是史学家“剪裁”“制造”出来的。
类似观点,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为此,他几乎遭受了从民间到学界的集体“群殴”,从一名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一夜之间成了挨骂最多的网红。
不过,如果真正理解了何为历史,或者真正读懂他的人,却说他是“当代的顾颉刚”,他,就是历史学家辛德勇。
我们知道,民国期间,史学大家顾颉刚用一本《古史辨自序》引发了一场史学地震,他发现中国上古史存在着“层累造史”现象。简单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来越圣化”。
在此基础上,顾颉刚大胆提出,商、周以前的上古史,都要存疑,需要考证、辨析史料真伪,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界疑古、辨古、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先河。他还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
·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这其实是用一种“有罪推定”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文献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时代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让史料自己说话”其实都是这种精神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展现。可以说,任何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都是“顾颉刚的孩子”。
然而,长期以来,历史学始终从属于各种政治需要,即使顾颉刚所处的民国,也不例外。质疑精神、科学方法反倒成了异类。梁启超为提升民族自信而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自不必说。

再比如,辛德勇质疑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今天之所以被“群殴”,并不是因为司马光更权威,而是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自知渺小的个体需要它存在。
历史有三个层次:求真、以史为鉴、回归人性。然而,求真是后两者的前提,可靠的史料是历史的起点。再良善的史学观点,一旦事实的真实性存疑,历史大厦也就坍塌了。
当然,辛德勇之所以被称为“当代顾颉刚”,那些“雷人观点”只是表象而已,根本原因在于他继承了顾颉刚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的治史方法。
不过,辛德勇又比前辈先贤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对顾颉刚治史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术进步,以及历史学自20世纪以来在欧美世界的迅猛发展。
今天,如果把历史当作生动的文学,最好的选择是读《三国演义》,如果把历史当作政治,应该直接读《资治通鉴》,但如果想打开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之门,一定要读辛德勇,因为他的作品,不仅充满了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读史、治史的规范和方法论。读辛德勇作品的最大收获,还不是颠覆我们已知的许多历史知识和观点,而是能够学会用历史学家的思维、方法、工具看问题。
为此,我们精选了辛德勇近些年出版的最有阅读、收藏价值的几部作品,并经多方努力,争取到作者的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诸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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