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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怪圈:千年兴衰里的财政轮回

人文英华 2022-03-19


帝国怪圈:
千年兴衰里的财政轮回
文:刘守刚  编:先知书店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古文明的国家,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晚清开始,中国一直行进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所曾经历过的最为深刻和根本的变化。

时至今日,当那些将古老中国升级更新的景象已大多成为现实之时,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应该回望一下,这三千多年的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只有认真地回望中华,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相对独特的线,比如说财政,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穿成一串,来形成我们对于中国国家成长系统而独特的理解?对国家来说,钱就是财政,顺着财政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对迄今为止不断成长的中华国家,有更加透彻的把握,直达它变化的核心。


▌财政视角下的中华帝国

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总要依托某种工具,这就是所谓的“税柄”。以人口为税柄被称为税人,在财政收入上就是让人亲身服劳役或者按人头征税;以土地为税柄就是税地,在财政收入上就是按土地的面积来征收粮食或货币,传统财政中称之为“履亩而税”;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就是税商,在财政收入上就是针对商品交易额、工商业从业者的财产与收益征税,或者采用许可、官营等形式分享商业活动的收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种税柄实际上都在使用,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以某种特定的税柄为主体方式,由此决定了财政制度的不同类型、运行效果及其变迁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华帝国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帝国(初兴期),皇权、相权相对分开,宰相为政府领袖,皇权不断设法控制相权,财政制度上舍地而税人,先对人授地再通过税人来获得主要财政收入,力役繁重;
第二帝国(成长期),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群相代替独相,政府制度较健全,财政制度上通过两税法确立税地财政,同时税商收入逐渐重要起来,力役处于制度化消灭过程中;
第三帝国(成熟期),宰相职位被废,皇帝兼政府首脑,内阁(清中后期为军机处)辅助皇权运行,财政制度上回归以税地为正宗财政收入不动摇,力役在制度上逐渐消失。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代表。在从战国至晚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帝国经历着初生、成长与成熟,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中国国家成长的财政动因

很多研究说明了财政危机是国家成长的动因。财政危机至少有以下三种或者说有三个层次:

第一种是收支危机,它是通常所说的财政危机,表现为财政收不抵支而出现短期的赤字。
第二种是制度危机,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收支赤字,而且表现为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危机,即该财政类型中的主要收入已无法支持不断攀升的支出,需要将主要收入形式加以更换(即实现财政转型)。
第三种是价值危机,它意味着财政义务承担者对财政征收合法性产生怀疑,要求国家在价值系统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多数时候与制度危机同时出现,但也可能单独发生(此时财政收支方面没有赤字)。
上述三种财政危机在中华国家的不同阶段都发生过,对国家成长也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功地应对这些危机,是中华帝国成长的重要动因。

其中,收支危机是最常见的财政危机,应对收支危机将带来政治进步,传统的做法无非是“节流”和“开源”两个方面。在中华国家史上,财政中的制度危机出现过两次,即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民国时期,并由此带来了财政转型及国家转型。而财政上重大的价值危机,也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秦代,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甚至直至当代。


从晚清开始,中国走上了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晚清财政危机首先表现为收支危机,进而发展为制度危机,对国家变革以及运用国家改造社会提出了要求。这是财政的制度性危机对国家转型的推动。

与晚清以来的收支危机与制度危机先后或同时,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与思想冲击下,中国财政与中国国家也遭遇到极大的价值危机。这种价值危机体现在,需要提供合法性说明来解释为什么要抛弃传统财政,并接受工商税收、工商经济乃至服务于工商经济的现代国家制度。

在上述过程中,以中华责任伦理中久已有之的“公利”(国家富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等)责任思想为过渡,现代国家所需的资本法则被相对成功地引进中国,从而比较有效地应对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价值危机。

从财政史来洞察民族史,思考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智慧,仍是值得的也是重要的。尤其是时至今日,在历史的三峡即将穿越、中华国家转型之路已完成大半之际,借助于财政视角来考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可以获得更加深刻的体悟。




上文选自《财政中国三千年》,作者刘守刚通过讲述三千年中国财政,证明了非常重要却几乎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否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它的财政能否实现代化。

帝国时代的财政运转,天然有三大悖论,只要国家还是帝国特性,这三大悖论就一个都消除不了。这是帝国的秘密,只有高手才能看明白、说清楚。

在刘守刚老师看来,帝国财政中存在“三大悖论”:官僚阶层既支撑又损害帝国;非正式收入体系既保障又损害正式收入体系,工商业经济发展既依赖特权又受损于特权。这三个悖论导致在帝国框架内无法解决治乱循环,只有走出帝国才能治本。

正因为这样的悖论的存在,所以帝国本身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向下一个国家阶段转型。这本书叫财政史,但专业术语不多,实际上从财政的视角整理了中华文明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制度史。

从财政史来洞察民族史,思考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智慧,仍是值得的也是重要的。尤其是时至今日,在“历史的三峡”即将穿越、中华国家转型之路已完成大半之际,借助于财政视角来考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可以获得更加深刻的体悟。

为此,人文英华&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刘守刚“财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书单:《财政中国三千年》和《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刘守刚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全签名版。
来源 | 摘自《财政中国三千年》,刘守刚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20年7月出版,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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