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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艾小羊 人文英华 2021-05-06

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


文 | 艾小羊


1939·荆州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临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


天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有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1941·重庆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华年,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红。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她的心房。


1949·上海



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她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8月13日晚上,没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和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


她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语言。


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她。她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使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她的脸。她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1959·荆州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儿女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绾起,站在浴池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她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说她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


1959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期望能遇到卖黄豆或马铃薯的农民。一日,她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掩埋得了猪瘟而奄奄一息的猪。


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后座上。当她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右摇摆。“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地痛哭。十年了,她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地、毫无顾忌地思念,毫无顾忌地流泪。她被现实推着一步步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


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中,她的孩子们因为能吃到猪肉而无比自豪。


2008·武汉



父亲说,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文革”中,如她这般身世的许多人或者自杀或者因郁成疾。


过了70岁,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李大佐曾经被找到过,在台湾,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3天。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


“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的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便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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