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守强势群体话语规范
《自然》的报道通过意识形态表达贬低叶诗文，实现重新定义事件、控制读者社会认知与行为的目的。这些含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在该报道中涵盖话题、数字、词汇、修辞及论证。在话题方面，正、副标题使用疑问句“Why great Olympic feats raise suspicions（为什么奥运会上的卓越表现引发怀疑）”与负面词语“suspicions（怀疑）”、“catch who use banned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捕捉舞弊者）”，在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同时，给报道定下负面基调，预设了叶诗文舞弊的前提。在数字方面，为证明叶诗文表现“异常”，卡拉韦频繁使用数字“more than 7 seconds faster（快了7秒多）”，“in July 2011（于2011年7月）”，“in the last 50 meters（在最后50米）”及“the second-fastest time（第二快）”等，将叶诗文与她自己、罗切特成绩的比较时间限定在2011年7月（叶诗文4：35. 15）至2012年7月（叶诗文4：28. 43），比较速度的距离范围限定在后50米。新闻报道通过信息筛选、信息（误）使用来构建单方解释。卡拉韦仅呈现个别有意挑选过的数据，制造出数字落差，形成有违常规的假象，使读者对叶诗文的进步（一年快了7秒多）产生“不可思议”及“竟比男子冠军游得还快”的错觉，衬托叶诗文提高得“过快”，表现“异常”。不难看出，即便采用卡拉韦的数据，叶诗文成绩也仅快了6秒多，而非“7秒多”，编辑在网站被围攻后对此细节也予以更正。这种对报道内容、质量的筛选、校验及调整显示出强势群体的权力操控。在用词方面，卡拉韦也倾向于使用贬人褒己的词汇，如否定词、负面词、学术风格词汇等。“never tested positive（药检结果从未呈阳性）”既是对叶诗文成绩的否定，也是对药检的不信任。“anomalous（表现异常）”使叶诗文的表现与异常联系起来，给她贴上负面标签。卡拉韦还使用学术风格词汇说明其捕捉用药者方法的有效性。如：通过“longitudinal records（以往表现记录）”、“statistical models（统计模型）”、“the limits of human physiology（人体生理极限）”等专业性词语，将运动员的以往表现纳入统计模型，结合人体生理极限来判定运动员是否表现异常。卡拉韦利用研究的权威性与科学性强调其表现记录检测法的有效性，暗含对当前药检结果的怀疑，示意叶诗文很可能是药检的漏网者。在修辞方面，作者使用重复、借代、委婉语多种手法，使贬低叶诗文的手法更加隐秘。卡拉韦三次使用“fast（快）”与数字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处，强调叶诗文的速度在纵向、横向比较中都快得“异常”；“what really raised eyebrows was her showing in the last 50 metres（真正令人诧异的是她最后50米的表现）”中用皱眉头（“raised eyebrows”）表示对叶诗文的表现带有一丝不悦的惊奇；卡拉韦借委婉语“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改善比赛表现的药物）”间接指代兴奋剂这一消极话题，掩盖其对叶诗文嗑药嫌疑的负面色彩，起到文饰辞面的作用。在论证方面，卡拉韦只选择特定游泳“专家”及“权威”（“some swimming experts”）的观点或研究来强化叶诗文的用药嫌疑，是典型的论证谬论，又借“专家”——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罗斯·塔克（“Ｒoss Tucker，an exercise phys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之言说明药检存在漏洞，场内药检不能排除用药可能。卡拉韦并未提供其他人士对其话语操控不利的观点，如：体育记者菲尔·卢顿（Phil Lutton）指出身高、冲程、手尺寸的差异会导致速度的异常提升。这也是新闻报道偏见的另一表现，即借助政治精英的资源使其观点合法化，否定报道自身的偏见，并刻意规避与之意见相左的少数人的观点。福柯指出，权力（尤其是社会及政治性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运作的。媒体机构通过对新闻审查、语言筛选、重组与呈现实现其权力控制。作为弱势群体，由于本身缺乏公共话语决定权，又要应对强势群体的这些话语霸权与话语策略，为了成功实现话语反操控，《自然》刊物的读者们一方面力争消减强势群体话语权，另一方面力争增强自身话语权。首先，读者们选择遵从权威或被社会接受的方式予以驳斥，分别表现在语言表达、推理论证、社会资源、实施程序、行为规范等方面。这种认可的方式是相对于非正规、非常规、无效、不合社会规范或道德、非法等方式而言的，即按照对方的要求、规则、步骤采取措施维护权益，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这种方式既容易赢得权威官方的承认，也是由广大读者所处的不利位置所决定的。普通读者不具有特殊资本，在新闻领域的权力域中不占据特殊位置，相反，《自然》刊物凭借其经济、社会、符号资本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因此，读者成为支配的对象，其话语策略在各方面需以《自然》的风格为准。虽然《自然》网站上有个别读者评论失范，但有众多读者在批评时提供了相关支撑证据，在一定程度上遵从《自然》认可的学术话语规范，尤其是江来等部分代表（见表1）对《自然》报道的回应，较之其他读者在推理论证上更为充分明晰，在语言措词上更符合学术话语规范。Potter & Wetherell（1987）与Wetherell（1998）指出，术语、比喻、主题、普通事物及常规论证是可用的话语技巧，它们反映了该领域成员可能使用的语言形式。本例中的读者也采用了术语、论证等部分技巧。江来在反驳卡拉韦观点的论证中，频繁使用连词和序数词，衔接自然，条理清晰；在论证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以及承认可能与他人观点的不一致性方面，提供全面事实，以括号形式注明详情并加注限定语，其论证较之《自然》卡拉韦一文的报道更为全面和严密；在表述的客观性上，措辞采用专业、正式词汇，强调证据，减少修饰与情感性表达，这些话语策略也与《自然》刊物一贯遵循的学术话语规范保持一致。这种将公共话语转化为科学、严谨、规范的学术话语，容易引起学术权威的关注，而学术话语规范本身也是一种隐性权威。《自然》致歉后在其网站刊登学者读者钟伟民等的文章，显示其对科学及真理的推崇，其中也包含对作者学术规范的认可。
总体而言，卡拉韦怀疑叶诗文用药的支撑论据两类：叶诗文从2011—2012 年的进步程度数据及她与罗切特后50米成绩的比较（支撑性事实），说明叶诗文游得太快（有效性事实），表现“异常”（结论）；叶诗文的表现“异常”，药检结果却呈现阴性（支撑性事实），即使通过药检（有效性事实）也不能排除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结论）。针对以上论断，江来进行了各个击破的全面论证（图1）：分析叶诗文的多次比赛成绩与其他选手的成绩，指出叶诗文的确切进步程度及伊恩·索普（Ian Thorpe）少年时期成绩大幅度提高的事实，说明罗切特后50米在同类中位居第五，叶诗文在前350米与400米总成绩都落后于罗切特。饶毅、王立明、钟伟民等读者也采用归纳法，提供8位女游泳选手大幅度进步的例证，对卡拉韦就叶诗文用药嫌疑的结论进行证伪。以全面翔实事实为依据的论证本身也是一种权威，经得起考验，从而有效消解了强势群体对事件的再定义，阻断其意识形态与社会认知对社会大众的隐性灌输。在信息来源、实施程序与行为规范方面，弱势群体采取法律及社会广泛接受的应对方式。在信息来源上，江来等读者引用的数据或来自公认机构，或数据本身广为人知。公认的信息来源，如维基百科网、历次大型游泳比赛结果、行规惯例、运动员的成长史、研究实验等，使得论据可查可证，信度较高；在实施程序（见图2）上，《自然》刊物的读者们有理有度，从自发的书面建议到有组织的联名抵制，措施步步推进，与《自然》编辑的回应方式相对应；在行为方式上，绝大部分《自然》刊物的读者们未采用非常规、极端、非法等方式反抗，除极少数网络读者的谩骂（2. 11%，见图3）失范行为之外，多数读者的网评都遵守《自然》的评论规则并通过其网站的授权，《自然》刊物读者们的联名抵制行为也属于法律许可的范围。对于该事件的解决，普通读者的行为趋于理性，不止于言论批评，更提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及被《自然》拒绝后的实际举措，他们的联合行动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合力。
（二）借力知名学者的话语权威
与《自然》刊物本身具有权威地位并借助权威精英资源相对应，弱势群体同样也借力于知名学者话语，提高其话语影响力，促使《自然》不得不正视其要求。正式权力、关键资源、社会关系、话语合法性都是权力的资源，而弱势群体的主要借力对象是在《自然》刊物上发表过研究论文的知名学者。他们担任的职位、头衔、职称、决定权、教育背景与专业知识、交际圈都赋予其在公共话语（如各类媒体及活动中的专家点评、解读、访谈、演说、报告等）具有一定的话语决定权，通过充分的事实证据、学术规范等权力资源，可以影响受众的社会认知。在本案例中，起到重要助力作用的知名学者饶毅、王立明借助事实证据与学术规范这一文化资本，对叶诗文的出色表现重新定义，反驳了《自然》不实报道的同时，也使受众重构对叶诗文用药与否的社会认知，从而实现对《自然》报道中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向影响，助力弱势群体，改变其在新闻领域权力场中的被动格局。以8月4日饶毅写给《自然》主编的信为例，他首先指出《自然》的报道有失公允，简述了三个理由，并对其逐一阐释。这些理由分别为：原副标题（“‘表现记录分析’有助于捕捉舞弊者”）暗示叶诗文舞弊；卡拉韦所提供的叶诗文进步异常的两个例证存在问题；卡拉韦并未提供其他持不同观点人士的评论，低于公平报道的标准。就第一个原因，饶毅指出副标题带有偏见（《自然》编辑也可能意识到了，在此之前修改了副标题）；对于第二个原因，报道中叶诗文进步7秒多的数据有误，她与罗切特成绩的比较具有误导性。饶毅详述了叶诗文的成绩，较之其2011年10月的4：33. 66，她快了5秒，同时指出卡拉韦将叶诗文的强项与罗切特的弱项进行比较，有失公允。叶诗文只擅长自由泳，在混合泳的前300米落后于同类女选手，在总时间上远多于罗切特，也落后于其他男选手。虽然罗切特是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但他在最后50米自由泳中落后五、六名男选手。因此，卡拉韦在报道之前缺乏全面调查；对于第三个原因，饶毅通过比较维基百科网与《自然》网站分别对叶诗文表现的描述，说明《自然》的报道并未提供多样化观点。由此，知名学者运用其权威性的文化资本挑战媒体在新闻领域权力场中的支配地位，这些资本（权力资源）包括良好的文化修养、教育背景、专业知识与能力。它们以客观形态与具体形态存在，如良好的学术范式与话语、论证反驳、话语中透露出的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风貌等。掌握着这些稀有文化资本意味着知名学者掌控着权力，成为“该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权力场中占据特殊位置，可以对《自然》编辑施加影响，重新定位读者与《自然》的位置。《自然》读者们的这种借力使力策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话语反操控效果，属于挪用策略（appropriation strategies），即借用强者的声音达到自身目的。普通读者在其他话语反操控策略的基础上，借助知名学者的身份、地位、教育背景与合法性话语，多管齐下，可有效提升弱势群体话语的影响力与认可度，最终促使《自然》编辑及时回应并认真对待其意见。
（三）借助多元化媒体发声
本案例中，除意识形态表达手段外，《自然》的话语权力操控还整合其媒体权威影响力、其拥有的专业资源（如专业知识、合作伙伴、知名专家等）和传播平台（刊物、网站、出版、宣传、传播渠道），操控和影响舆论指向。作为国际顶尖学术刊物， 《自然》的权威及影响力已获得广泛认可，结合资源整合与网络传播，其观点很容易影响大量受众，使读者误认为叶诗文确实服用了违禁药物。但是，江来等读者从多元渠道收集数据进行反驳论证。他们从业内人士、研究机构、知名网站、公开赛事等渠道获取信息资源作为论据反驳《自然》报道的论断，这些数据的丰富性、准确性优于《自然》所提供的信息。如：读者们在分析叶诗文的确切进步时间时，收集了叶诗文2010—2012年的比赛成绩及其他运动员（如：迈克尔·费尔普斯、凯特·齐格勒等）的大幅度进步事实进行证实，而《自然》报道关于叶诗文进步程度的数据疏误及偏颇论证自毁其在公众中的权威地位。这两方面共同削弱了强势群体的话语权威。与此同时，互联网成为读者获取、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博客、论坛等媒体网络成为社会抗议话语霸权与政治权力滥用的武器。如：在民众呼吁比夫拉的独立运动中，比夫拉在线运动群体（Biafra Online Campaign Groups）旗下的各类网站就成为他们建立有效联系和身份认同的平台以及有利的发声渠道。本案例中网络同样也成为便捷的传播渠道，《自然》刊物的读者们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如博客、网站）对报道的论断进行反驳，实现信息的节点式爆炸传播，使全球民众及时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并参与讨论。网络给个体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现实中的暴力在网络中并不发挥作用，因而话语修辞就成为个体建立地位的最有利工具。《自然》的读者们利用网络充分表达心声而无须担心暴力威胁。根据网上评论观点的分类（见图3），多数评论对该篇报道持负面态度。在所有的观点中，3. 73%支持江来的评论，13. 47%呼吁采取措施，43. 37%要求《自然》道歉、22. 89%要求停止歧视、21. 69%要求撤销该报道、4. 82%要求解雇卡拉韦、3. 61%要求重新刊登江来的评论，2. 41%对《自然》提出抗议，1. 20%倡议读者寻找其他渠道发表评论。如：Ｒan Xin（No. 48358）指出该报道有失公允：叶诗文“‘进步7 秒’（‘7 second improvement from personal best’）”的表述存在错误；同时报道带有误导性语言，称叶诗文的表现“‘难以相信’”是暗示其行为不端（“…mislead people into thinking that Ye' s performance is‘unbelievable’and thus implies wrong doing from Ye．”）；而Jon Song（No. 48168）也表示卡拉韦只选取有利数据，忽略无罪推定原则，并希望编辑尽快调查此事，卡拉韦也应回应读者的批评，最后“建议如果卡拉韦未能做出解释，《自然》应撤销其报道”。
网络读者的广泛发声即时传播了受众的负面反馈及其给《自然》刊物造成的负面形象，使更多网民参与其中，无形中给《自然》刊物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加快了事件的进展与解决。科技的进步使弱势群体在信息的选择权、占有量及来源渠道上也有获取主动权的机会，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构强势群体作为绝对话语权威的可能。
（四）采取触及对方权益的话语行为
《自然》刊物读者们的大量评论与联合抵制的群体性话语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自然》刊物的显性和隐性利益。网络读者的网评数量过大直接导致《自然》的网评系统瘫痪，《自然》编辑在8月6日修复评论系统以及在8日致歉后又再次关闭评论系统，足见其境况之窘迫。同时，《自然》刊物的部分读者在评论中表示，如《自然》仍不作为，读者们将不会停止发表评论或将对《自然》进行身体力行的抵制。如：网络读者Chen（No. 47567）在其网评中指出将取消订阅《自然》，LAconfidential Jing（No. 48335）号召读者们抵制《自然》，而Wake up（No. 47687）号召所有的研究者与科学家对《自然》进行抗议。此外，知名学者也进一步助力施压，其坚决抵制《自然》的言语行为也迫使《自然》不得不适当收敛其话语霸权。王立明在2012年8月6日发起并将收集到的1060名华裔学者的抵制签名发给《自然》编辑。在抗议信中所有科研人员声明《自然》如不撤销原报道并道歉，则拒绝日后向《自然》刊物投稿、审稿，拒绝订阅《自然》及其子刊，拒绝在《自然》上刊登任何广告。这一举动很快得到《自然》编辑的回应。知名学者此处通过其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如具有对环境的敏锐觉察、权力/知识构建、人员调配、组织能力等。这些因素对王立明发起的抵制签名的广泛响应颇有助益，而普通读者与学者类读者的共同抵制言语行为，消减了《自然》（可能）的经济资本（发行量）与社会资本（国际声望、学术权威、读者群体认可度），扭转了权力场中读者与《自然》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既有权力格局。全体读者的有效话语行为触及了《自然》的实质利益（如不及时妥善解决，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自然》刊物的发展）。弱势群体伴随实际行动并触及核心利益的话语策略对《自然》产生了震慑作用，使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敦促其妥善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从而做出包括致歉在内的一系列让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