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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郝景芳,欠了工资但活了下来

杨晓倩 真实故事计划 202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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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阶层不平等的《北京折叠》在2016年摘得雨果奖,郝景芳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科幻作家。不久后,她辞去官方基金会的职位,成为创业者,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巧妙构思:用面向城市家庭的通识教育课程盈利,供养乡村支教老师,推动教育公平

如今,郝景芳成为老板已经第6年,带着作家的身份在商业世界里跌跌撞撞。疫情几年,教育行业备受冲击,在发不出工资的窘迫重击下,她对商业世界也有了新的理解。

在这个春天

至今郝景芳还欠员工们一个月工资,但最近焦虑减少了许多。作为成名的科幻作家,她投身教育创业已六年,不算顺利。合伙人离去,多轮裁员,甚至持续的资金危机,都未击垮她。

5月上半月,结束十几个城市的出差,郝景芳终于有时间驻留北京,除了接送孩子剩余时间都投入到童行书院的工作。

见面这天下午她刚结束了一场公司的对谈直播与资深数学教授“贼叉”探讨辅导孩子数学如何才能不焦虑没来得及休息,她就骑车赶来一个半小时后又急匆匆起身离开去接幼儿园放学的小儿子

夹在流动的人群郝景芳刚刚度过了无比忙碌的两个月3月中旬开始她穿梭于全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十七个城市直到五一才结束这次漫长的差旅行程安排最紧的时候上午还在昆明下午就到了成都晚上在成都结束签售第二天下午又飞到了武汉

新书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出版。光看书名,很难让人想到是一名科幻作家写的书,出版商的推广标语中,形容这本书是“学霸妈妈”郝景芳写给父母们的家教实用手册。实际上,新作内容与她的创业项目密切联系,在十几个城市举办读者见面读者许多都来自她经营的家长社群,跟着她创办的企业一起成长的老用户

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和各城市新组建的线下团队见面为之后即将恢复的线下课程做准备今年童行的线下课程将拓展至9个城市38个主题的夏令营也在计划招生

郝景芳很少提及自己的疲惫她说自己已习惯每周7每天15-16小时的工作强度,每日只需要45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恢复精力

繁忙的日程中,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423在接近中午时抵达济南准备签售但公司的对谈直播在中午12:00开始,她在提前安排好的会客室里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紧接着奔赴新华书店参加见面会下午6她获得短暂休息之后又开始签售签完所有的书已是晚上10点。

就在这天奶奶过世了郝景芳下午6看到消息,她又撑了4个多小时签售结束,她把微笑固定在脸上,和在场的粉丝们合照道谢她吃不下晚饭和同行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回到了酒店,关上房间的门眼泪终于被允许掉了下来

 | 签售会现场合照

2017年创办的童行书院运营了6年,谈不上顺利团队规模在初期顺利扩张后,在疫情期间由于资金问题遭遇多次缩减

团队最多110人,郝景芳在东风北桥的写字楼租了两个完整办公室有一百多个工位2020年办公室搬到东方湖区只有20个工位,后来又到了方恒购物中心10个工位。如今办公室在望京科创大厦A,只有7个工位月租一万元。

不过,郝景芳说,现在她的团队全员远程办公,7个工位也没人使用,正考虑退租。

按时按量发放员工的工资也成为难题公司账上的最后一笔融资资金所剩无几之后,为了节约成本存活下来,郝景芳次规模性地裁员

第一次是20209,她裁掉了线下的项目制学习团队。2021年初裁掉了与APP研发无法兼容的小程序开发团队,这年下半年双减政策出台,她又裁掉了营销团队和数量最庞大的研发中心的部分员工,减缓了研发速度。2022年底游戏化课程经典之旅”APP研发即将完成,研发团队员工也裁掉了一部分。

现如今郝景芳说,童行团队还剩五十多人

2021年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令在线教育行业迎来至暗时刻。虽然童行的通识教育体系不在“双减”范围内,但教育企业不允许上市的规定,“令教育赛道的投融资被彻底击垮了”。

市场环境也不明朗,加之销售渠道收紧,售课平台和售课链接受到限制,童行书院课程的销量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双减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投广告无法通过审核,抖音店铺也开不起来,“当时只要是带‘课’字、做K12阶段,机器审核就通过不了。”郝景芳说。

实际上,早在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童行的融资就已经处处碰壁。为活下去,郝景芳调整了公司的模式,决定转向自负盈亏。童行账上的最后一笔资金来自红杉中国,2018年底到账的2000万,在2020年底就已经消耗殆尽。

无法靠融资填补缺口,郝景芳就只能用自己出书的版税、科幻工作室的收入和商务活动的费用来填,平均下来一年一两百万。她将这视为理所当然,“每个创业公司的早期阶段,就是必须要有各种资金来维持,直到公司能够扩大业务范围自负盈亏,不管是哪个公司其实都得有人往里填这个钱。”

上一个春天,2022年5月5日,郝景芳收到了个人公众号和微博被禁言三个月的消息。这是一场长达一年的网暴的余波。第二天,她借用工作室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澄清的文章,试图回应所有的争议,但随着话题的发酵,反对者又掀起带着愤怒的声浪,她又删除了这篇文章。

就在网络身份被封控之际,郝景芳在物理世界中也寸步难行。之后不久,因为在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买了一杯星巴克,进店取咖啡的三分钟又使得郝景芳成为了“时空伴随者”,被封在家中隔离了10天。

“双减”后,郝景芳就开始紧绷着神经,遭遇双重封控后,她终于濒临崩溃。被允许拆掉门上的电子门磁后,她迫不及待地远离了北京。接下来的大半年,她去四川、贵州、西藏、云南,眺望巍峨静止的山和湍急涌动的水,尝试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

作家入局

2019市场团队两位员工当面提出质疑“郝老师你到底愿不愿意做一个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当时,许多负责市场员工认为童行的产品并不受家长和孩子欢迎郝景芳却认为这不是她当时首要考虑因素“我肯定希望孩子喜欢但还是得有教育目的

提问的两位同事很快选择了辞职,他们认为郝景芳并不按市场逻辑做事。

这不是郝景芳第一次被当面质疑。2017年10月,“童行计划”启动,郝景芳坚定地想做跨学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时她曾向真格基金的投资人徐小平请教,对方想“敲醒”她:要做一个教育公司,必须从爆款课开始,再从单一的爆款课逐步发展到多个跨学科课程。

徐小平建议她先打造一门“郝景芳科幻写作课”。郝景芳说,她当时一口回绝。“徐老师可能觉得给我指了一条明路,但是我没去走,还非往火坑里跳。”

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劝过她,无论是她想做的教育,还是她想实现的公益,难度都太大了。郝景芳反倒认为,反对的声音越大,越要做出来。

她说自己从小就是“自主感”很强的人,想要做的事情特别明确,“谁也别拦着我,谁也别管我,谁劝我什么(我就)假装没听见,然后我就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

教育普惠的种子在郝景芳心里埋藏太久,她坚持要将自己心中最理想的教育模式铺开到更多地方,惠及更多的人。

图 | 2017年10月,发布会现场‍‍‍‍‍‍‍‍‍‍‍‍‍‍‍‍‍‍‍

郝景芳仍记得第一次读到罗杰斯和马斯洛“人本主义”时的心潮澎湃。那是在2014年,她刚生大女儿晴晴,她欣然接纳母亲这个身份,开始广泛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书籍,试图找到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法。

她成为人本主义的捍卫者,她坚信,真正好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是成就一个完整充盈、真正有创造力、能够自我实现的人。

那时郝景芳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作为一名政策研究员,她常跟随项目团队去各地乡村做调研,目睹了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她参与过早期养育干预和营养午餐项目,也提出过“万校计划”——在流入人口多的地方,再建一万所公立学校,吸纳流动人口的孩子。后来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

基金会的每一笔项目资金都需要层层审批,熬夜写成的调研报告,有时听不到半点回响。郝景芳工作时会觉得虚无,她不知道自己的报告是否被看见,也不确定看见之后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报告交上去,十年八年能看到一个结果还算好的,剩下好多压根是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事情做起来就缺乏意义感。”

郝景芳一直期待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摘得雨果奖给了她机会。2016年4月,大洋彼岸的消息传来,那篇她在2012年写成、发表在清华校园论坛的《北京折叠》,斩获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

聚光灯骤然而至,随之而来的是资源。商务合作的邀约纷至沓来,郝景芳起初都一律拒绝,但其中有个汽车品牌锲而不舍地给她发邮件,在最后一封邮件中,这家企业提到“公益梦想也可以支持”打动了她。

“原来出名也是有点好处的。”郝景芳当时心想。

郝景芳没有太多顾虑,迅速迈出走向公益梦想的第一步。汽车代言费一百万,首笔三十万在2016年底到账,利用这笔钱,她开始招募团队、推进项目。2017年4月,童行项目在清华的校友三创大赛上获得种子组的铜奖,也因此拿到了第一笔正式投资,水木资本给出的200万。一个多月后,夏令营课程开始对外出售。

开局迅速,对于成果,郝景芳却想徐徐图之。这一点,成为了郝景芳与最亲密的合作伙伴间最大的分歧。

陈希是郝景芳个人公众号最早的粉丝,她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商科研究生,毕业后在私人银行做管理。巧合的是,陈希与郝景芳一样在2014年当了妈妈,哺育怀里小娃娃的过程中,她逐渐有了对儿童教育、儿童脑心理和儿童脑认知发展的兴趣。

陈希成为郝景芳最早的创业合伙人,是童行项目的首位CEO(首席执行官)。2018年底,郝景芳正式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辞职,接过了董事长职务,陈希兼任COO(首席运营官)。

2019年中,郝景芳招募技术团队,开始研发游戏化学习APP,员工一度增加到110人,全公司的人力成本达到每月180万。陈希明确不赞同这么早在研发上投入资金的重头。以她过往的管理经验来看,以轻型态将商业模式快速“跑起来”、把市场扩大,才是当务之急。

郝景芳认可陈希的市场能力,但在当时,她无法说服自己放弃“通识教育系统性课程产品开发”——这个想法有点像做科研,需要坐冷板凳,耗费长时间和经费,来追寻一点点智慧结晶。

如今郝景芳愿意承认,她理想的课程确实过于小众,研发时间长、使用周期短,“不是一个商业性、市场性很好的产品”。

但即使在现在,郝景芳仍然不愿推翻最初的设想。“我可以接受产品市场小,也可以接受公司发展不快,却一点也不能接受产品被调整。”

和陈希的创业路线矛盾走到无可回转的余地,是在2020年初。大年初二,郝景芳和陈希见了一面。那时疫情刚爆发,融资环境也不景气,公司账上的余额也剩得不多了。陈希劝郝景芳将APP下架,裁掉技术团队和线下团队,只留下童行有生力量的10个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郝景芳认为,APP当时刚上线一个月,已经卖了3000多个用户,现在再下架,不仅意味着信誉的损失,也意味着过去大半年的努力和投入付之一炬。裁掉研发团队,更将影响课程的质量和公司的后续发展。她自己坚持要闯一闯,“再难也要闯出一条路来”。

陈希遗憾地表示,自己没办法陪郝景芳走这样一条前途未卜、荆棘已现的路。这次见面之后的晚上,她就退出了工作群。

合伙人分道扬镳之际,疫情就来了。防疫带来的封锁令网课用户急速增加,给了在线教育赛道机会,仅在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共发生111 起融资,总金额超过 539 亿人民币,创历史五年来最高记录,同比增长了 267%。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流向了行业头部,为了兑现更多的利润承诺,头部机构开始高额投入营销。

中小型公司跟不上烧钱的营销大战,就没法快速扩张、拉高数据曲线,融资时也就没有优势。2020年,半年的时间里,郝景芳见了几十个投资人,尽管没有人明确拒绝她,但也没有人愿意投资。

郝景芳放弃了拉投资“赌一赌”的想法,她决定先自负盈亏活下去,通过口碑营销带动私域流量的小规模增长。

对于郝景芳放弃融资的想法,当时的CTO(首席技术官)表达了不认同。这位硅谷海归认为,创业公司只要有一轮融资断掉了,现金流没了,公司肯定就会结束,只是早或晚的问题。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创始人见了几百位投资人都还在继续,郝景芳只见了几十个怎么就放弃了?

坚持到2021年初,这位CTO也以“累了”为理由退出了公司。无论是最早的合伙人,还是后加入的合伙人,都陆续离开了。郝景芳一人总揽了CEO、COO和CTO等各项身份。以后还会不会与人合伙、会不会找投资人?她并不确定,只说“看缘分”。她认为只有真正认同她想做的事业的人,才能长久一起攻坚克难。

提及遇到的创业困顿和行业困境时,郝景芳语速很快,并不夹杂太多情绪。但提及团队成员的离开与矛盾时,随着眼睫的低垂,她的声调也会不自觉地低沉下来。她坦言,财务上的压力和困难,她都过脑不过心,只要想办法解决就好了,伙伴的离开是最“扎心”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裁员。CTO离职之际,2018年底到账的来自红杉中国的2000万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为了在疫情之下存活,郝景芳决心放弃线下课程。她起初试图说服线下课程的团队成员转向其他业务方向,但沟通并不愉快,很快有员工带头说要辞职,并要求按照“N+2”进行赔偿,总共有七、八个人应和。

郝景芳没想到要求N+2的员工大多都是童行的初创成员。他们找律师,翻出了具体的条款:只要一个公司有任何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就不只是赔付N+1,可以赔到N+2。

恰巧当月因为资金不足,公司所有员工的工资都未发放,这就给N+2的要求提供了成立条件。他们普遍在公司工作满了三年,最长可能有四年,赔偿规则中,N为工作年限,按照N+2倍数赔偿,他们每人要获赔十几万,总共要赔付七八十万元。

获得了N+2的员工们此后都不再联系了,郝景芳删除了他们的微信。也有员工只要求补上当月的工资就自行离开,感激于后者的理解和支持,2021年春节时,郝景芳给他们每人寄了一盒点心。

“连工资都发不出,我哪还有七八十万啊。”提起这段往事,郝景芳皱起眉头。她记得,那是2020年9月,风中已有凉意,她离开办公室,走到马路边,向丈夫打电话诉说困境。她倾诉了自己的担心,怕事情解决得不好,会有人去网上散布不好的消息。丈夫安抚她的情绪,让她不要慌,劝她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也是她处理得太草率才发展到这一步。

挂了电话,郝景芳收到银行短信,丈夫给她卡里转了一百万。

郝景芳和丈夫平时互相经济独立,各自负责各自的花销,即使在最初创业时,她也没有找丈夫借过钱。回忆起收到钱的那一刻,她的表情有些凝固。

沉默片刻,她表示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感激丈夫的雪中送炭,会尽快把这笔钱还给他。

“现在回过头看,我还是庆幸当时及时裁掉了线下团队,否则疫情一拖就是三年,童行也许早就没了。”她迅速总结了裁员事件的影响,结束了对被家人救济的尴尬时刻的回忆。


挣钱与道德

提到陈希离开时,郝景芳神情有些失落,却也表示了理解。“创业都是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衡量每一轮的收入规模。因为像是从A轮到B轮,你的收入规模得是5,000万往上,然后到B轮、C轮就得有上亿,到后面几轮你这个事情得能有10亿左右的年销售额,才是一个值得去做的创业项目。”

这些指标看似很硬,却必须要考虑,“你要是不考虑这些,你就是一个不严肃认真、拿创业当儿戏的一个创业者”,郝景芳说。

她每天要查两次实时的销售数据,每3天到5天会看一次公司的流水,这是“生存的必需”。看财务报表、市场调研、竞品分析、产品设计,这些都是她在创业的几年里一点一点学会的。

5月18日,半个月的“全职企业家”生活后,郝景芳又要暂时变回一个完全的科幻作家。她将飞往美国,在那里停留一周,参加博古睿研究所举办的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交流会和写作工作坊。

郝景芳在时间的缝隙里写作,在奔忙中抱着电脑打字,在酒店、机场、高铁站,她都能创作。

有时在高铁候车室,右手边有人吃方便面,汤料的香气弥漫,嗦吸声不绝,左手边是正在大声闲谈的一大家子。在嘈杂吵嚷的环境中,她确定自己能心无旁骛。她预计,今年应该能完成40万字的创作量。

她仍不断强调自己创业者的身份,希望被视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企业创始人,而不仅仅被定义为单纯的“科幻作家”。“如果到后面,别人一说郝景芳还只知道雨果奖的话,那我这几年童行书院不是白做了吗?”

“创始人的工作就是出去找人找钱,找项目找合作,我肯定比别的创始人在这些方面谈得更少,但这就是创始人的常态。”提及这些年的挫折,她表现得云淡风轻。

身为企业家,郝景芳有时被别人视作“清高”,但她认为自己在坚持底线。比如无论见投资人,还是与当地的政府代表见面,她都是只在办公室谈,如果非要吃饭,她就只参加“正儿八经”谈事情的饭局。

如果不得不“入乡随俗”, 一旦有人开始打着圈敬酒,郝景芳就会迎来自己最难受的社交时刻。她常在家自饮,酒量也很好,但敬酒对她来说,太过“虚头巴脑”。她会明确告诉接待方,她可以喝酒,但不参与敬酒,然后就低下头,不再跟着站起来。

她猜测,会有时常参与饭局社交的人认为她“不开眼”,但大多数时候,饭桌上倒也没人向她明示不满,“可能都觉得这就是个平时写作的书呆子,不跟她一般见识。”大众对作家的偏见反而成了保护色。

在攀关系和“混圈子”的比拼中,她也输了。“双减”后,郝景芳曾尝试将童行的线下项目制学习课程推进校园作为课后项目,以此开拓收入来源。起初是免费的试点,借助某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渠道,童行顺利进入了东部某省的一些小学,但当环境逐渐宽松,课后项目可以收费时,更有“关系”的人就挤占了空间。

半年的课后项目投入没有得到收益后,郝景芳决定放弃B端,回到最初的路线,转向“干净透明”的C端,直面家长和学生。她给我读了一些家长发在群里的手写感谢信, “还有2017年就开始跟着我们的用户呢。”她笑着说,而2017年入职的项目老师都不在了。

习惯写作的郝景芳,会在个人公众号中总结每年的成果与困难,这成了她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暴露了她现在不愿提及的曾经的脆弱时刻。比如在2019年12月30日的文章里,她写道,自己过去一年各个方面都遇到过极大挫折,在年底曾因压力大哭到不顾形象。

如今再被问到那时的困顿,郝景芳会说:“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

“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对员工的愧疚,是郝景芳的痛点。她说,没钱的时候,仍然会优先给驻站支教的老师发工资,特别艰难的时候,会拖欠其他团队一个月工资,也有时是“打一下折”或者只发一半。“我们尽可能有一分钱就给到大家,但是中间特别困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都是靠大家一起吃苦来度过的。”

教育是缓慢的长效事业,作为教育企业创始人,每次给员工发不出工资的时候,郝景芳会动摇自己对这项定律的坚持,被迫让自己快起来。

距离与投资人的对赌协议到期还有两年,按照协议,郝景芳需要在两年内偿还2000万资金。她预想,今年的经营状况应该会比往常要好很多,但按期还款还是困难,只能与投资人协商延后一些时间。

去年夏天,遭遇网络上的封号危机和肉体的封控隔离后,郝景芳飞奔着离开北京,远离压抑受控的生活记忆。

她后来抵达雅鲁藏布江边,翻开一本讲量子生物学的书,看到书里面提到“叶绿素是一个大型的量子装置”,她感觉自己又被击中。再去看眼前滔滔的江水和绵延的山岭,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大自然其实在向我们传递带密码的真相和智慧,高山和河流底部藏着量子力学的秘密。

“自然界的奥秘在等待我们去看见,这才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人的看法、封禁的互联网账号,这些一下子就不重要了,她决定不去管政策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只管做像大地一样恒久稳定的事情。

创业伊始,郝景芳曾公开表示,一家企业“挣钱和独立,有时也是道德”,即讲求商业回报,才能维持公司的可持续运转,才能对团队和用户负责。

“一个公司本来就应该像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一样,能够挣钱养活自己,让这个事业能长期持续下去,才是负责任。”郝景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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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晓倩‍‍‍
编辑 | 苑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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