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特约专稿
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进程 ——基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比较分析——宋洪远，江 帆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陷阱分析入手，认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高城镇化率、高度集中的土地问题、严重滞后的社保制度、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等衍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连续性，且难以逆转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深刻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持续发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是拉美国家陷入城镇化陷阱的重要原因。继而阐述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对跨越城镇化陷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0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李江一，仇童伟，秦 范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5 年和 2017 年的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使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对创业无显著影响。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效应显著，而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形成后，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带动农业劳动者从事本地雇佣劳动，但尚不具有促进农业资本投资替代家庭 自有农业劳动力投入进而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效应。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通过促进土地出租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由此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方面产生显著的要素集聚外部性，提出可从培育和发展这些新型主体着手来提升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评价与分析——郭 厦，王 丹
从特征、投入、产出、支持四个维度构建了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指标体系不同，该指标体系突显家庭农场本质属性、资源禀赋状况等特征。同时，基于2017-2019年三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得到的1242个家庭农场样本数据，并使用AHP-熵值法计算指标综合权重，分总体、经营类型和地区三个维度对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89%的家庭农场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总体情况尚可，但离高质量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2）从农场经营类型来看，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高，养殖类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低。（3）分 地区评价结果来看，武汉和郎溪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高，麻城和武穴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较 低。由此从特征、投入、产出、支持四个维度出发，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与完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提高家庭农场发展质量。
品牌农业参与能否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来自1324个家庭农场调查样本的证据——吴 方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品牌创建与应用的主力军。采用 1324个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品牌农业参与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解决自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估 PSM结果的稳健程度。研究发现，品牌农业参与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农场绩效提升，其中注册自有品牌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最高；Rosenbaum 边界敏感性分析显示，PSM 模型选择及其估计结果是稳健的，结论可靠。进一步分析表明，产品质量管控体系规范化、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在品牌农业和农场绩效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家庭农场主不仅要强化品牌意识，提高品牌信誉，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还要加强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生产优质农产品，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夯实品牌化经营的基础；政府等相关主体则要加强农业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提高农业生产者品牌建设的积极性。
03农业经济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 及其“价格悖论”——李 佩，罗必良
尽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呈现出跨区服务萎缩、本地服务崛起且服务价格提高的交易格局。为探究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的生成根源，利用河南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特殊的 农村熟人社会交易环境对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往来互动频繁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会助推农户对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选择；并且种植规模越大、种植同一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会在熟人社会关系的作用下选择更为及时可靠的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继而对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的“价格悖论”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户熟人社会关系能显著降低其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由此提出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进行专业化连片种植、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 以推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有序发育。
规模农户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及其效应——李成龙，张 良，周 宏利用江苏省水稻产业体系对规模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作业质量风险认知和作业及时性风险认知角度出发分析病虫害防治环节影响规模种植户机械投资和投资水平的原因，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分析投资机械自给服务对农户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种植户是否进行机械投资以及投资水平不仅受外包服务作业质量风险认知的影响，农户对于外包服务作业的及时性风险认知也是影响其机械投资的关键，并且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在风险认知影响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决策之间 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农户投资病虫害机械自我防治可以显著提升农业产出水平。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刘宇洋，丁士军，陈玉萍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 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 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 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对农户IPM技术 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陈 哲，李晓静，夏显力
在构建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影响农户 IPM 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猕猴桃主产区陕西和四川两省686份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熵值法从互联网渗透度和互联网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村域层面的互联网发展环境指数，探讨互联网发展环境在多维教育与农户 IPM 技术采纳关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多维教育（学历教育、 互联网学习）各维度均能直接促进农户采纳IPM技术；（2）互联网发展环境降低农户IPM技术采纳过程中对学历教育的依赖性，但显著增强默会知识和互联网学习在其中的积极作 用，在处理学历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3）进一步地在考虑种植户规模异质性基础上，互联网发展环境对小规模农户学历教育影响IPM技术采纳的弱化作用更为明显，对大规模农户互联网学习影响 IPM 技术采纳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建议政府持续改善农村教育基础环境，积极探索和创新多维教育体系，增加农户技术知识和经验积累，进而促进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
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邻近性对 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曾凡益，孙 剑，龚继红
基于知识治理视角，构建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地理邻近性、知识治理、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绩效关系的链式中介模型，并引入网络关系强度作为调节变量，结合341家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和 Bootstrap分析方法，分析地理邻近性对协同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检验知识治理和知识共享的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以及网络关系强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知识治理在地理邻近性和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在知识治理和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治理和知识共享在地理邻近性和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网络关系强度正向调节正式知识治理和显性知识共享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农产品电商集群企业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契机，善于利用集群区位优势和产业资源，激发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双重效应，与合作企业建立良好的知识共享关系，实现高质量协同创新发展。
中国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尹朝静，李欠男，马小珂
基于2000−2017年中国大陆1173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序列DEA方法对县域农业 TFP 增长进行测度，并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系统考察县域农业 TFP增长的地区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研究表明：县域农业TFP年均增长3.02%，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和阶段性波动特征；县域农业TFP增长的地区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超变密度对县域农业TFP增长的地区差异贡献最高，而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相对较低；全国地区县域农业TFP增长表现为“双峰”分布，地区差异呈扩大态势；东部地区县域农业TFP增长由“双峰”向“单峰”转变，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均表现为“双峰”分布。由此， 建议通过促成前沿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的“双驱动”模式、促进县域间农业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加强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促进县域农业TFP增长。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梁 健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 J 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 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黄丽芬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 “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适配均衡与多元协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 政策工具选择——刘传俊，杨建国，周君颖
选取31个省级地方政府层面的73份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从政策工具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研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系统的时空结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以及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状况。结果发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主体行动之间存在着适配性、协同性问题：在一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上以权威性工具为主，其次是社会性工具，再次是经济性工具；在次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方面，各有侧重，政策系统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地区间在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上存在不协同、变化差异较大、波动性显著的特性。因此，优化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整体性功能，保持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平衡，拓展与创新地方政策工具内涵。
基于数字技术治理的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刘辞涛，向运华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互助合作难以形成和老年服务形式由娱乐 向照料转向困难两大困境。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助数字技术的数据集成处理、信息分析匹配和远程数字视频等功能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互助养老模式的改造。通过建设权威数字平台、建立可量化的互助积分以及利用数字视频技术推进互助照料落地的方式，重塑互助合作生产流程，提高互助服务供需配置效率，实现互助养老的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多元互助主体协同共治格局，为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注入新活力。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李永萍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 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种子开源的缘起、现实价值与实践模式——万志前，周贤桀
种子开源是开源运动在育种领域的延伸，旨在实现植物生产、育种、繁殖和分配过程中种质和技术的自由使用，以克服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对育种创新的负面影响。种子开源秉承自由、开放与共享的理念，其并非否定知识产权，也不意味着免费或没有限制和责任。防止种质资源私有化、育种创新的累积性以及种子和软件的共通性是开源运动延伸至育种领域的主要原因。种子开源具有整合育种资源、促进育种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现实价值。从域外实践看，种子开源大体可分为道德承诺、开源许可证和农民合作三种 模式。在强调育种原始创新，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的当下，可尝试在受财政资金资助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推行许可证开源模式，同时鼓励其他育种者和农民加入，以促进育种创新，实现种业可持续发展。
05土地问题
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体系 ——以《土地管理法》（修正）和《民法典》为基本法——夏 沁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土地管理法》（修正）和《民法典》为基本法，建立起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则体系和结构体系。内容层面，《土地管理法》（修 正）确立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本规则、配套规则以及参照规则的规则体系，但也存在不足。《民法典》则通过界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在结构层面实现了对其规范的重新定位与体系整合。基于此，可从“同地同权不同适用”落实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具体适用规范。其中，集体成员自治是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 同适用”的基本途径；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实现“不同适用”的主要内容。在一级市场，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受到统一的规划条件和用途管制；在二级市场，应健全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一体化流转的配套机制。以此，在规则体系和结构体系内构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适用体系，能最终实现“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 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翁贞林，唐文苏，谌 洁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历了从禁止入市、试点入市到全面入市的转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互影响的结果，政策目标导向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但目前仍然存在产权制度不完整、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和改革协同性不够等制度障碍。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改革目标，仍需正确处理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 性”与“经营性”关系的基础上，破解制度障碍、拓展改革空间。由此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四点建议：（1）基于乡村振兴导向的目标兼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国土空间规划；（2）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强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管控；（3）基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模；（4）基于构建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分配方法。
注：仅列举摘要部分，全文请点左下方“阅读原文”进学报官网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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