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李放春：韦伯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11月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作报告，题为《韦伯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

李放春首先介绍了学界通常所知的韦伯学说东渐史：1936年，《经济通史》的中译本就已出版，但对当时的中国学界影响比较有限；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现代化的浪潮，韦伯的社会学学说作为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被重新引入中国大陆学界，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概念范畴乃至精神气质。然而，事实上韦伯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比学界所知的要早得多。

随后，李放春梳理了韦伯社会科学学说的在中国的传播路径，重点阐述了主流英美路径之外的德国、日本路径。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其中顾孟余率先在北大课堂上传播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而俞颂华则在《东方杂志》等公开刊物介绍“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旨趣截然不同）及韦伯学说，并运用中国思想范畴“物”“心”来把握韦伯学说的要旨，但当时他对德奥社会学还只是初步了解，而对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更是知之有限，此外，他单纯倚助桑巴特（韦伯的主要理论对手之一）的解说来把握德国社会学，亦难以真正领会韦伯学说之精义。

1925年，中国学界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学。这是德国学界就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思想面向中国学界所作的首次正面介绍，但蓝德莱（Emil Lederer）的这次讲演未能对中国学界起到推动作用。然而，国内学界关于德国社会学的关注仍在继续。对同时代德国学者（如冯维史）相关文章的译介，也构成了韦伯社会学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一条途径。

此外，韦伯学说还通过中国学人译介高田保马、关荣吉等日本社会学者的作品而为国人所知。

李放春总结道，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学学说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了韦伯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

此外，韦伯的中国社会学（《儒教与道教》）在20年代后期则通过苏俄与共产国际这一政治渠道曲折地传播到中国，不期然地对大革命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产生影响。

报告会交流环节，阎克文、梁治平、朱天飚等学者，就韦伯学说的英译、文化史与文化类型学解释、韦伯与社会学的关系、英美的学科分野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