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侯俊丹：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6月22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7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侯俊丹作报告，题为《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报告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富鹏主持。

侯俊丹的报告主要从温州士人集团这一侧面观察地方史视角下1854-1898年，中国从传统帝制国家向立宪政体转型的历程。

钱穆在《略论中国社会学》一文提出江湖与山林的关系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士人所在的山林是静态的，而一旦山林具有流动性，则成为游侠所在的江湖。侯俊丹的报告以此为切口，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以理解“江湖”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与庙堂、乡野（宗族）、山林（士）的关系。

侯俊丹从“江湖”的学术史进入对温州地方史的分析，以人物传为核心材料，探讨“侠”的精神气质及其形成组织化行动之间的关联，以及形成的组织类型和政权的关系。她指出，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匪乱背后的势力（红巾军、金钱会），缘起于抵抗外部侵略形成的地方自卫团练武装，但在动员的过程中，呈现出乡勇的集体群像，其身份多为下层士人，具有轻财好施、急公好义、尚兵伐谋、名节死义的“侠气”。

组织化路径上，形成了士与侠共谋的组织化动员，而在动员过程中逐渐产生分流，发展为两种类型：自始至终和政权站在一起的义团，以及后来反抗政权的会党势力。其组织动员的范围和原则都发生了较大分歧：会党的动员范围则逐渐固化在宗族内部及扈从关系，以宗法为动员原则。而义团主要动员下层的流动群体，讲求“义”的原则，同时通过基于地方宗教的神社祭礼来加强组织内部的整合，祭神是赋予个人意气与勇力以神圣性，并使“结义”神圣确当，继而在此基础上否定长幼尊卑等宗法伦理性；同时与“五显神”的结合也意味着这一结盟义会是对深陷囹圄的地方与国家秩序担负责任，与政权的正统性保有一致。

正是在这种分歧的动员过程中，两种势力产生竞争，进而导致了地方的暴力化倾向。一方面，流品混杂于团练，导致组织纪律下降；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原有的社会矛盾因为动员竞争凸显，比如流民代表的小宗族与大宗族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富户和伢人的矛盾。

最后，侯俊丹总结道，下层文士所胶着的亦儒、亦商、亦侠之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伴随而生的则是杂糅了亦文、亦利、亦技的资质和气质，意味着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等级严明的身份秩序逐渐裂解了，身份制社会开始朝着夷平的社会结构转型；除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世俗生活中的患难与共将“士”与“侠”在饥溺同情的意义上紧紧纽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下层士人在社会身份和精神气质上日趋世俗化，由此促成了士风士习由笃修谨严朝向剽轻躁动的游离，而以士人为精神内核的整个乡村社会也模糊了正统与异端、善与恶之间的分界。以侠气为代表的抽象的主体精神，对传统帝制国家治理提出挑战，构成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心性基础。

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余旸、傅俊、郭涛等学者，就温州地方组织与产业的关系、组织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建设、地方和政权的关系、温州地区“侠义”的特殊性/代表性、西方视角的“侠”、人物集体传记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

文字：夏春璐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