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作者，一说是宋末元初的浙东大儒王应麟，另一说是元初的宋遗民区适子。要之，这部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童蒙读本，约成书于元朝初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自《三字经》问世以来，直至明朝中叶，不仅难觅其版本信息，当时文献中提及此书者，亦寥寥无几。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三字经》版本，主要是明朝中后期的刻本，如东林党代表人物、官至吏部尚书的赵南星注释并校刻的《三字经注》。该本约刻成于万历年间，赵氏有感于“世道衰微”，遂将“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的《三字经》稍加注释，与《女儿经》合刻为《教家二书》，以期有所匡正。

到了清朝，《三字经》大为盛行，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王相注释并校刻的《三字经训诂》，自康熙年间问世以来影响很大，被后世多次翻刻。正是在该本的序言中，王氏首先提出了《三字经》为王应麟所作的说法。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刻于苏州的《三字经》，只刻原文，每半页五行，每行六字，在现存的《三字经》各本中，是注明具体刊刻时间的较早的一种。此外，刊刻于清朝末年，由贺兴思注解、朗轩氏校订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在清末民国流传甚广，朗轩氏将《三字经》誉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的说法，也颇具影响力。

乾隆刻本《三字经》书影

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其原文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原书在讲述性近习远、知数识文、读书次第等内容后，用四分之一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历代王朝的更迭，起于“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而以“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作结。据“五德终始”说，赵宋以火德立国，故称“炎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称帝，至帝昺亡国，共历十八帝，故称“十八传”；至于“南北混”一词，则委婉地说明了元朝灭宋、南北一统的历史。《三字经》成书于元初，所述历史自然以宋为下限；无论其作者为王应麟，还是区适子，都是宋遗民，故而书中使用了“炎宋兴”“南北混”等词汇，以表达遗民特有的黍离之思。随着《三字经》的流传，人们出于童蒙教学的实际需要，对这部分内容多有增补。例如，有些明代刻本增入了“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等句；清朝的刻本，有些又增入了“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等句；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坊间印本更是增入“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等句子。

其次，原文于“南北混”之后，紧接“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四句。所谓“十七史”，是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等十七部正史的统称，是宋元人特有的概念，当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就曾对元丞相孛罗说出“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这句名言。后世的版本，因为增入了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内容，故将“十七史”改为“廿一史”或“廿四史”。

最后，各本其他的文字也小有异同。比如，有些清代版本将原文“作《中庸》，乃孔伋”改为“作《中庸》，子思笔”，将“我姬公，作《周礼》”改为“我周公，作《周礼》”，因为子思、周公的称呼更为一般人所熟知，这是出于便于诵读的考量。此外，将“至玄曾”改为“至元曾”，这是为了避清圣祖玄烨的名讳，属于古书通例，毋庸赘言。

我们在诵读《三字经》时，应该将原本的文字与后人增补或改动的文字区别开来。至于章太炎等人对《三字经》的改编增订，更与其本来的面目千差万别，不可混为一谈。

本文原题“《三字经》的版本流变”，经删减后，曾刊载于《今晚报》2016年8月17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