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留学中国时，老安还是青年安德烈亚，意大利人（1959年生于米兰）。1981年他首次来华，在南京大学短期进修，次年返华，就读复旦大学两年，主攻中国当代文学。修学之余，他一手搂相机，一手抱三脚架，浪迹中华大地。打从一开始，他的中国摄影便完全缺乏异国情调。以平常之心，他关注常人常情常态，以敏锐的眼光，他捕捉我们视若无睹的微妙和情趣。他的镜头是真正意义上的“率真的眼睛”（Candid eye），鉴于此，《初识中国》（1981-1984）可说是记录了一个时代。这里，我们选编了几条曾刊登于《财新》等刊物的老安《留学小词典》中的词条，并发表一组他拍摄的上海照片。
开水
1981年夏天，南京的温度别说胶卷，连人都受不了，每天几十杯酸梅汤也补不上散发和流掉的水分，我头一次体会到了洗冷澡的同时还出汗的感觉。有一次，中山路上一家木家具店的老板因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进来而要表示热烈欢迎的缘故，给我端来一杯热水，我还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谢谢，我不渴”。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年亲自经历的最大的文化差异。剩下的就是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不懂你，你看不懂我。反正是好玩儿，还要懂啥呀。
【肖像馆，1982】
南大的留学生自编了一首歌，叫作“没有 blues”（没有“蓝调”）。歌词就说一个人到处跑，要啥没啥，找啥找不到啥。的确那些年物质匮乏，但所有人还是面向未来，所以缺乏的货物常有替身。不管是模型、样品或图片，将来的小康生活先要慢慢渗入大家的意识中。又简单又被宠坏的老外无法理解，觉得摸不着吃不上的就是“没有”。好在我找的是光和阴，所以在中国那些年能吃饱喝足。
【选家具，1982】
围观
1981年夏天，我和一个意大利同学走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对岸。当时那边基本上是农村，我们走来走去拍了些照片。不久就感觉到有几个人在跟着我们走。当时经常会有人跟踪或围观老外，所以没把它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跟随的人越来越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扛着农具的农民。我俩才开始觉得有点尴尬。我加快了步伐，不幸走进了死胡同，群众也跟着进去了，搞的大家进退两难。我好不容易挤出来了，看到前面有个小小的书店，直奔那去躲避。那群人居然也跟着进去了，店主恳求我们把这帮人带走，免得把小店搞得稀巴烂。那会儿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宗教教育，金发碧眼的帅男在半黑的巴勒斯坦人当中等等。亏在我当时汉语不够好，不然可以成为围观派领袖。
【装置：竹子、衣服、花盆，1982】
中国是农牧业大国，自然会把一些放羊的技巧带到现代生活里去。因此中国城市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栏杆。以前连公交车站都有栏杆，用来把座位和站位分成两溜儿排队。问题是人比羊灵敏，很快就学会了直接顺着马路上车，避免排队浪费时间。我和一个意大利同学乖乖地排队，久而久之，毫无进展，已经来了无数的车而我们还原地不动。我同学突然一把劲儿跳了栏杆，上了公交车，把所有非法上车的乘客挨个儿拽了下来。再灵敏的人，由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下子毫无反应，跟羊一样屈服于同学的行为。最后同学又跳回我身边继续排队。好过瘾！
【街景，1983】
我到了中国才第一次真真体会到了光速比声速要快得多。我虽然说比较流利的中文，经常会有人非要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回答我或甚至于摇摇手说“对不起，我不懂外语”。但是没过一会儿，人家就会突然感叹：“噢，你会讲中文！我以为你不会。”这说明我的声音终于到达了人家的耳朵。真慢啊！
【模特，1983】
天涯海角
刚到复旦没几个月，就去了天涯海角。那时候中国人去哪儿干什么都需要单位介绍信，我们需要旅行证。天涯海角的旅行证不给，想办法。先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假装去研究杜甫草堂。回去票不好买，假装绕一下也无所谓，把昆明的火车票骗到手了。从昆明往南再到湛江，就这么一路骗到海口了。早上五点多到海口长途车站，黑乎乎的人不见鬼不显，上车时人挤人，一个困得不行的同志查证件，我理直气壮地出示我的护照，人家看了半天，看不懂等于没看出什么错来的，上车了。到了三亚海边惟一的高级招待所，不让住，让我们回去，其实没法回去，所以在外头磨蹭到天黑。
【聚会，1982】
这次没走前台，直接找到海边一个前些日子有朋友入住的平房，让她藏我们 一夜。半夜三更，一个警察握着手电筒进来了，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跑不了，不能住那。我们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哪也去不了，我们是既成事实了。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给我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
我们在那住了一周，吃海鲜，摘椰子，游泳，晒太阳。从此我知道了我有戏，中国有戏。那是 1982 年圣诞节。
【复旦大家沙龙，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