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中共党史中的六中全会（第四期）

编者按：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7月1日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求索学社特推出“中共党史中的六中全会”学习专栏，共计十三期，每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下编梳理中共党史中的六中全会和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献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2页。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图丨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情形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泽东赴河北、河南、湖北等省调查研究。11月2日至10日，他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认为，需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工作，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为接着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了准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着重分组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两个文件。毛泽东指出：没有几天座谈交换意见，人民公社决议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

 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首先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但也指出，“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回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这一方面讲的。是对付性急的”。他提倡要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又抓生产，又抓生活，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冷又热，要雄心很大，又要科学分析。在订计划时要留有余地，注意区分虚假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在12月9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就《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现象。但是有必要及时地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端正做法，使人民公社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它集中体现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决议》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理想受到歪曲，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在解释这一部分内容时说，这是决议草案，同郑州会议起草的草案相比较，在提法上有些变化，这就是把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同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的过程，加以分开，即把三四年或五六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和10年到2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分开。

 《决议》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决议》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空想。因此，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应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收入。针对那种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这也就是《决议》所强调的大集体、小自由。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一律不要宣布废除。对于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

 《决议》还要求，为保证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五个月时间，结合冬春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第一次以全会决议的形式，力图在理论上解决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以来所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它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但是，这个决议又是以高度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前提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决议》仍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特别是没有触及人民公社最本质的管理体制和分配问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仍然很猛，有些地方甚至到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地步。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和。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决定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由于未能摆脱高估产的迷误，对高指标的压缩很不彻底。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即《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从1956年起，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1958年初，他将这个意见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在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征求意见，获得多数人的同意。经过1956年夏天到1958年12月两年多的酝酿和工作，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