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张辉、唐颖：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
好文荐读（第八十二期）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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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辉 ，唐 颖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辉,唐颖.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2):59-67+161.
摘要：本文探讨了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的融合。在图梅勒提出的社会本体论的“我们模式”和van Dijk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他们的理论为批评认知语言学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完成了由“个体”向“集体或组群”的视角转向。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集体或组群的社会表征的基础，本文并讨论了意识形态的构成结构。最后探讨了集体话语策略中的认知定位和情感以及在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意识形态话语的表征方式，指出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中，一般认知能力或认知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依赖于一般认知能力或识解。
关键词：批评认知语言学; 社会本体; 意识形态; 认知识解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二语语法加工的神经认知与个体差异研究”(20AYY010)；南京师范大学“十四五”重点学科(交叉学科)“语言认知科学与艺术”(184320H80924)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0.引言
批评认知语言学作为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是批评话语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张辉、江龙 2008;Hart 2010,2011,2014;张辉、杨艳琴 2019;张辉、张艳敏 2020)。一方面，批评认知语言学将三角测量引入话语分析，将多种学科与多种方法作为话语分析的工具，关注与话语-符号相关联的意义建构与概念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些概念化过程在社会语境下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强调符号-认知过程和社会语境的重要性，拓宽了先前批评话语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任务，既是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也是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另一方面，批评认知语言学之所以能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将话语、社会和认知融为一体，主要原因是它支持社会因素对语言与认知的影响(Hart 2019),强调人类认知不仅是身体和大脑的体验，也是其对外部环境的体验(Johnson 1987:206),这与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下的混合心智(amalgamated mind)观点相似，即认为人类的认知过程在一个认知生态(cognitive niche)中运作，是大脑神经结构与过程、身体结构与过程以及环境结构与过程的混合(Rowlands 2010;Oakley 2020)。关注语言使用的真实世界背景、局部的语言语境向广泛的社会语境的转向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焦点(Flowerdew & Richardson 2017)。
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批评认知语言学只是笼统地将环境结构归结为社会因素，未能真正强调和重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或机构对人类认知、人类行为的影响，缺少对社会本体与话语-符号-认知相联系的进一步探究。在过去的20多年里，哲学家与社会学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概念来拓展社会本体论，试图回答社会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社会存在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但无论是以个体优先的个体主义论还是以社会优先的集体主义论，都对社会集体或社会组织-过程的机理和存在形态做了进一步阐释(李恒威、肖云龙2019;张庆熊 2019)。从日常的联合行动，到制度性社会事实的建构，再到人类社会规范与习俗的形成，这些发生在个体行动者(agent)和集体之间的社会事实与过程，都与人类的集体行动相关联，集体行动进一步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意识形态相关联。意向性和意识形态作为明确区别于物理现象的心理现象，其存在基础是人的心智能力，与认知存在紧密关联(塞尔 2007)。在塞尔(J.Searle)的集体意向理论(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和图梅勒(R. Tuomela)的“我们模式”(we-mode)理论中，社会现实与社会制度的建构依赖于人类的认知，而认知也会受到已成形的社会现实或制度的影响，即“人类的心智部分”与“社会现实的物理部分”相互影响，构成了人类认知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社会本体论在试图回答“社会存在的根本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议题的基础上，也试图探讨人类认知在社会存在体中是如何运作的，而社会存在体又是以何种程度限制人类认知、情感与行动的。
综上我们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和社会本体论相结合，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亟需将研究视角由“个体”转向“集体”(Hart 2014;张辉、张艳敏 2020;张辉 2021),而社会本体论(图梅勒的“我们模式”理论)和van Dijk(1998)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弥补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集体视角的缺失；另一方面，认知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和社会本体论的内在连接，也是两个理论融合互补的重要基础。通过对话语-社会-认知三者的探究分析，批评认知语言学能够深入阐述集体意向性、集体接受(collective acceptance)、意识形态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探究这些核心概念背后的意义建构。本文将探讨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融合的可行性，并试图解释二者之间的理论互补。最后还将探讨意识形态的构成结构和话语策略及表征方式，强调认知识解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社会本体论
1.1 社会本体论的基本议题
社会本体论，也称为社会存在论，通常被理解为是形而上学的分支领域，即对社会实体或社会本质的一般探讨，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实体而展开，其基本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首先，对社会组群(social group)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本体论的核心，社会组群是否真的存在?社会组群是聚焦物(aggregate)还是由个体组成但又超越于个体的新的整体?个体如何组成集体?组成的社会组群如何与非社会集体(non-social collection)区分开?作为整体而行动的社会组群具有哪些属性?其次，社会本体论也试图探究关于社会世界本质的基本问题，社会范畴是如何建构或设立的?社会实体是建立在个体或社会组群的心智上还是建立在行动上?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社会本体论的基本议题(李恒威、肖云龙 2019)。
1.2 社会本体论的多元视角
对集体或组群的不同理解，是各种社会本体论的根本分歧，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集体或组群定义，试图解释集体、组群和社会的形成，由此便形成了社会本体论下的两大视角，即以图梅勒为代表的个体主义视角和以吉尔伯特(M.Gilbert)为代表的整体主义视角(夏代云 2012)。将集体理解为意向性和行动的主体，是整体主义的一种重要进路。整体主义认为，集体的形成，就预示着集体内的所有成员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向性的主体只能是集体，且集体意向不可还原成个体意向(Rosenberg 1995;Tuomela 2013)。吉尔伯特的多元主体(plural subject)是一种基于共同约定的弱整体主义，她主张，多元主体作为一种实体，是个体以某种方式(例如共同约定)组成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在于该实体是意向性行动的合法主体(Gilbert 1990,1997,2014)。与多元主体理论相比，集体心灵理论的发展代表了最为激进和彻底的强整体主义观点，即集体不仅是具备意向性等心理状态，甚至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拓展的心灵”(extended mind),后一种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与反驳。与整体主义相反，个体主义强调个体优先，认为总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并不能超越个体之上。对个体主义的解读，很容易陷入还原论(reductionism),即将社会看作是无数个个体的聚焦物，或是将集体看作是无数个个体相加的总和，并认为集体意向可以还原成个体意向。
基于强整体主义拓展心灵和个体主义的背景，图梅勒(Tuomela 2013:15)所提出的“我们模式”为解决个体行动者与集体或组群之间发生的社会事实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理论解释。在“我们模式”中，集体意向性、集体接受与集体准则(ethos)等核心概念的提出，既避免了将社会集体看作是具有拓展心灵的、可以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超级有机体，同时也避免了过分夸大个体而落入还原论之中。所以本文所主张的社会本体论，主要是基于图梅勒的“我们模式”理论和van Dijk(1998)的意识形态观点。作为近年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本体论之一，虽然内部依旧存在分歧和争议，但对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2. 以社会本体论为框架的批评认知语言学
意识形态不仅由认知界定，且由宏观层面的社会组群、组群关系和机构以及微观层面上的社会实践所界定。在社会、话语和社会实践中意识形态由作为组群成员的社会行为者建构、使用和改变。意识形态不是个体的和唯心的观念，而是由一个组群共享的社会观念(social constructs)(van Dijk 1998:9)。
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认知成分，也需要同样重要的社会成分。van Dijk(1998)提出把认知和社会、个体和集体整合起来，指出大多数的当代话语分析都是社会导向的，忽视语言使用和社会实践的认知层面。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也是心理的。
van Dijk(1998)认为，我们必须从跨学科的角度厘清话语、社会和认知之间的关系。语言使用、语篇、谈话、言语交际和交流应在“话语”这个术语下进行研究。意识形态心理的方方面面以及作为社会共享表征的意识形态可在“认知”的术语下进行探讨。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方方面面，以组群为基础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在抵制主导、歧视和偏见中的作用则可以在“社会”术语下得到考察。
正如上文所述，批评认知语言学应采取话语、认知和社会的跨学科视角，分别和综合地考察意识形态在话语、认知和社会3个术语下的研究。我们把意识形态看作社会表征或“我们模式”。如果意识形态是由集体或组群共享的基本信念，我们需要把这些信念放置在社会记忆、社会知识和态度中。不同于共同知识，意识形态不是社会文化的，也并不能被集体内的所有人接受，相反，意识形态通常会产生意见的差异、冲突和斗争。
在与我们的社会表征和与记忆相关联的心理表征中，价值是我们组织行为和评估的标准。价值是具体的，是与集体相关的，也与人们的利益相关，形成了集体意识形态信仰的基石。
批评认知语言学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最新方向之一，虽然重视对社会语境下话语使用所引起的概念过程并试图对此做出批评性分析，但追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却还是集中在对社会个体的探究，虽也涉及客观环境或社会文化的背景，却只是笼统地将其归结为经验主义或百科全书式观点，未能将社会个体及其带有文化常规轨迹的认知过程置于集体视角进行解释，缺少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或机构对人类认知或行为影响的分析。而图梅勒的“我们模式”与van Dijk(1998)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其核心理念的提出却能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角提供更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以完成由“个体”向“集体”的视角转向。
3.社会集体或组群与意识形态的结构
要理解集体或组群视角的转向，要明确界定集体或组群(Tuomela 2013;van Dijk 1998)。首先，集体的界定是根据其成员接受的群体理念，即该群体的信念、目标、价值和规范等。群体理念是一个集体构成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群体理念由集体的创办者或创办团队所创造，并经过集体接受后成为其成员致力遵守的规则。对于尚未进入该集体的个体来说，接受“群体理念”和接受“自己将依据该理念而有所行动的义务”是个体能够获得成员资格的基本前提。图梅勒尤其强调集体G(Group)中的每个成员作为集体成员，必当以群体规范的方式接受群体理念E(Ethos),并且做出相应的承诺，即在集体内形成“集体接受”和“我们态度”(we-attitude)。其次，集体必须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即集体行动者(group agent)或集体具有做出某种行动之后必将会带来一定的结果或影响的能力。对此图梅勒关注集体意向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认为意向性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其目的就是将“集体成员的共同心智”转换成“社会世界的物理行动”。由此可见，集体接受和集体意向性构成了集体概念和集体行动。强调集体视角下集体接受与集体意向性对个体认知或个体行为的影响，正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视角转向。
集体或组群是意识形态在宏观层次上的概念。并非每个集体或组群都构成了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集体或组群，例如一个等待公共汽车的“组群”或“集体”则不是共享一个意识形态的。对于社会行为者的集体性(collectivity)所形成的共享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一些标准，例如组群或集体的相对稳定和长久性以及超越场境或事件的共同目标等。我们以组群成员的标准(出身、容貌、语言、宗教信仰或学历等)、典型活动(专业人员的活动)、具体目标(教授学生、治愈病人、撰写和发布新闻等)、常规、组群关系和资源等界定社会组群性(social groupness)(van Dijk 1998)。
意识形态、社会身份、组群自我图式(schema)和组群的社会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组群性与意识形态具有天然和固有的联系，所有的组群或集体都具有意识形态。组群或集体认同不仅表现在社会实践之中，也表现在共同的社会表征中。
组群或集体的机构化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机构是学校和媒体。意识形态大多是通过话语传播和获得的，其中学校和媒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机构化特征与话语的产出和理解紧密相关，公共话语的意识形态还可以由许多非言语的实践、组织结构和机构所塑造。例如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不仅局限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和风格，还浸染了新闻搜集、新闻来源以及与其他记者的交往和新闻机构活动等。界定日常新闻和节目制作的各种活动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受到作为社会集体或组群成员的影响。再如学校中的组织、课堂、课本、课程设置和师生关系等，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教育话语中，也体现在学校生活中，其中性别、年龄、种族、班级以及教师的专业理念都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van Dijk 1998)。
在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我们常以组群关系为基础描写意识形态，包括权力和主导。如果权力由一个组群控制另一组群的方式所界定，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控制的心理层面，是主导组群成员进行社会实践(例如歧视)的基础。组群成员依据意识形态提供的一些原则，可以解释、合法化或接受权力滥用的各种形式。从这一点讲，意识形态常与集体或组群利益相关联，符合组群利益的社会安排、规则、法律和资源分配，会增强和维护该组群的权力。虽然意识形态的社会分析以及人们获得和使用意识形态的方式可以在许多方面观察到，但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因此探讨话语建构与组群或集体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认知的形式，作为基本的信念，它构成了社会集体或组群的社会表征的基础。我们只是以“基本社会信念”描写意识形态，但没有指出这些信念作为心理表征的结构是什么。
van Dijk(1998)指出，意识形态是以命题形式体现的，作为社会记忆中的一组信念。命题是意义的单位，通常表达“一个完整想法”的意义。我们假设意识形态是由命题来表征的。不管意识形态的形式如何，其组织肯定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顺序和组织方式，形成一种“信念的系统”。界定意识形态图式的范畴可能来自于社会集体或组群的社会信念，对集体或组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和识别应遵循这一范畴的固定模式以及应用的灵活规则。van Dijk(1998)假设，意识形态图式的范畴可能反映了集体或组群生活和身份最基本的范畴，是组织同一集体或组群意识形态图式最有可能的选项。意识形态图式的范畴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1)成员身份的标准(membership criteria),我们属于哪个集体或组群 2)典型活动(typical activities),我们做什么 3)总体目标(overall aims),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个 4)常规与价值(norms and values),对于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5)地位(position),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6)资源(resources),谁可以通达我们集体或组群的资源?(van Dijk 1998)
总体而言，这6个范畴界定了作为一个集体或组群成员到底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界定了一个集体或组群的自我图式，因为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和他者)表征形式，总结了集体信念和识别集体成员的标准。
4. 批评认知语言学视域下集体或组群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方式
批评认知语言学关注话语使用者在实施话语策略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强调话语、社会、认知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认知是连接社会和话语的媒介，而以整个社会或集体组织共享为前提的社会知识或公共思维既是一切认知的基础，也是使话语发展出具体的意识形态或立场观念的基础(van Dijk 1993,2008)。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语言使用与语言理解是语言符号与认知识解(cognitive construals)相互作用以完成意义建构的结果，即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与存储在头脑中的信息通过认知识解相互协调，由此形成语言产出与语言理解的过程(Croft & Cruse 2004;Langacker 2008;Hart 2014)。认知识解作为人类一般的认知能力，与不同跨域的认知系统相关联，表现在不同的话语策略中。批评认知语言学强调从话语-符号的角度，揭示强制、蒙蔽和语言操纵的话语建构以及其背后的认知过程，从隐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趋近化理论等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或立场进行探究(张辉、杨艳琴 2019)。图梅勒提出的“我们模式”从社会本体论的领域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集体视角”。基于“集体视角”的转向，批评认知语言学可以试图从话语-符号-认知角度，在“我们模式”探究van Dijk集体或组群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集体内成员对集体话语策略的认知识解过程，探讨集体或社会机构是如何使用话语策略对成员的认知定位和认知情感产生影响，以此揭露“我们模式”中“我们态度”“我们思维”“集体承诺”(collective commitment)等核心概念后的话语表征方式。我们的话语是如何表达意识形态、态度和偏见模式的，话语在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中起到什么作用，澄清这些问题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Hart & Fuoli(2020)指出，批评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言研究的视角，探讨在社会行为、社会认同和社会关系中、创建和维持权力和不平等的过程中语言所起到的作用。通过细致的语言符号的分析，批评话语研究试图揭示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批评认知语言学特别关注话语理解和接受的视角，强调认知可以作为话语和社会行为之间构成性关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意义可以看作概念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与存储在大脑中的背景知识和领域普遍的认知能力(domain-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连接在一起，从而产生对目标场境的丰富和多模态的表征(Croft & Cruse 2004)。利用认知语言学提出的理论框架，批评认知语言学试图模拟具体语言使用所唤起的概念化，考察不同概念化所具有的潜在的意识形态的功能。
我们在上文讨论了集体或组群的社会特征，指出集体或组群的特征信息，包括成员资格、活动、目的、标准、关系和资源等，这些信息都与组群或集体身份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集体或组群大多是关于“我们”与“他们”之分的，与集体或组群相关的意识形态以两极对立的方式对集体进行安排。首先，集体或组群成员资格决定谁属于“我们”,谁属于“他们”。社会上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相对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我们”是否处于主导或被主导的地位，我们是否受人尊敬或被边缘化等。依据以上的意识形态特征，我们试图把意识形态与话语表达联系在一起。van Dijk(1998)指出，大多数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是，表达关于“我们”的正面的事情和行为，表达关于“他们”的负面的事情和行为。正面的自我展现和负面的他者展现是集体或组群冲突的一般特征，也表达“我们”与“他们”相互作用方式的一般特征。
在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批评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的识解操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标就是模拟具体语言使用所唤起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s),揭示这些概念化所具有的潜在的意识形态。批评认知语言学关注识解操作以及这些识解操作是如何使话语表现出意识形态的。
Hart(2014,2020b)讨论了4种话语策略：结构架构(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框架化策略(framing strategies)、识别策略(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与定位策略(positioning strategies)。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借用Hart(2014,2020a, 2020b)的相关研究说明，词汇、语法与一般认知能力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定位策略为例加以说明。定位策略指的是，相对于被唤起的概念内容，概念化者(conceptualizer)观察概念内容所处的位置以及相对于自我为中心的参照点观察概念内容的位置。定位策略依赖于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的一般认知能力。
趋近化(proximization)(Cap 2013)是基于指称的定位策略之一。Cap(2013)在Chilton(2004)话语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趋近化理论，增加了价值轴与“趋近化”的概念。趋近化理论主要从词汇语法层面探究如何使听话人感知话语空间外围实体(outside-the-deictic-center 或ODC)对话语空间内部实体(inside-the-deictic-center或IDC)的威胁，向其迫近并将意识形态冲突物质化，从而实现说话人防御措施的合法化或强化对方的非法性。这一强制识解运作机制(a forced construal operation)具体分为空间趋近化(spatial proximization)、时间趋近化(temporal proximization)和价值趋近化(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关于趋近化的论述，详见张艳敏、张辉(2020),不再赘述。
5.结论
批评认知语言学作为新兴发展的研究领域，因交叉学科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极具生命力，在三角测量原则的指导下，批评认知语言学依旧有与其他学科领域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张辉、张艳敏 2020)。而社会本体论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是对社会基本问题的一般性探讨，是对社会机构、社会制度及其他集体构成和演变的探索。批评认知语言学和社会本体论都有各自的理论特色，但也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一方面，批评认知语言学自发展以来，其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个体，虽然认同个体的认知过程是身体经验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却对外部环境缺少具体的视角研究，而社会本体论，尤其是图梅勒的“我们模式”,恰好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集体视角提供了可利用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基于集体视角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对“我们模式”的解读，能够揭示出集体形成的背后所使用的话语策略，以及这些话语策略是如何影响组内成员的认知、行动与情感的，有助于集体视角下话语-符号-认知的深入研究。由此可见，批评认知语言学和社会本体论可以互为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因而将二者的理论进行融合是可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将批评认知语言学与图梅勒的“我们模式”以及van Dijk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融合，以丰富二者的理论研究。最后我们探讨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和表征方式。
作者简介
唐颖
个人简介：唐颖(1997-),女，江苏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E-mail:tynevertired@163.com。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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