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念｜石锋、贺阳：胡明扬先生语言学成就和贡献

原文刊发于

《烛照学林--胡明扬先生纪念文集》，

商务印书馆，2013年。

【编者按：为纪念胡明扬先生离开我们十周年，特重发此文。】

胡明扬先生曾是中国语言学界硕果仅存的老一代学术泰斗之一。他学养深厚，视野广阔，注重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结合中国语言实际，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为中国语言学走出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

先生一生夙兴夜寐，笔耕不辍，凡六十载如一日，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撰写主编论著三十余部，另有多部语言学重要译作和不少文学作品与文集出版。先生讲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欧美东瀛。先生倾力奖掖后学，精心培育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早已桃李满天下。

先生在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语法、近代汉语、汉语方言、北京话研究、汉语语音史、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词汇学与词典学、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成果，为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求实理念

先生提倡求实。先生的求实不仅是学风，而成为他的研究理念。求实者，追求事实，追求真实。用科学态度研究语言，求实，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这是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一原则。先生求实理念的重要体现是语言学分析思考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忠实于语言事实。因此先生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这就是先生的学者本色，大师风范。

先生非常重视语言材料的收集、核实、和取舍，这使得他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不败之地。先生从一些文章征引的例句看到问题，写出了“语法例证的规范性和可接受性”（1988），这是曾被一些人忽略的语言研究的一个基本准则。他写到：规范应当理解为操这种语言、语言变体或方言的多数人认可的语言形式。根据不合规范的例证进行的论证是缺乏科学价值的，用不合规范的例证进行论争是没有意义的。有一些例证合乎规范还是不合乎规范是有争议的。语言学家最好避免引用有争议的例证。一个严肃的语言学家应该力求使自己使用的例证合乎规范并且是多数人所能接受的。先生常常是于平凡之处见义理。这也是他能够胜出凡人，屡有创获的缘由。他自己就是一位严肃的语言学家。

先生写文章通常不是在书斋里用内省的方法取得材料，而是采用文献引证和实际调查的方法收集材料，并且常常是在文章中对于语言材料收集的方法加以说明。分析北京话的时候，文章中的词语句子例证都要找北京本地人逐一核实；做社会语言学研究时，采用大样本实地调查资料；做汉语词类调查，多是穷尽式分析。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累累硕果，来源就是这种求实的理念和方法。对于语言材料的真实可靠不敢有半点含糊。这种做法应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范式。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要保证研究材料的客观真实。

先生的每一部学术论著，无不贯穿着求实的理念。求实的理念就是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理念研究语言，才能让语言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二、语言理论研究

老一代学者中很多人都知道先生的语言理论造诣很强，其实先生的实际研究同样很强，他所做的大量实际研究是支撑他理论的客观基础。先生的语言理论有两个源头：一是借鉴国内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二是总结和提炼自己的研究实践。因而先生写出的大量理论文章都是结合实际，言简意赅，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带有普遍的宏观指导意义。

早在1958年先生就发表“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一文，全面、科学地阐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论原则，指出语法范畴的建立离不开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二者的结合。成为中国语言学的经典性文献。三十多年之后先生又写了“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93）把我们对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在文中详细论述了先生提出的语义语法范畴，是一定的语义内容和相应的语法形式，主要是隐性语法形式相结合而构成的语法范畴。指出语法形式有显性和隐性两类。隐性语法形式不体现为也不依附于一定的语音形式，而是某一类词的潜在的组合可能性或者说是分布特征。事实上隐性语法形式是更根本的。这对于汉语这样的非形态语言除了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还特别富有切合实际的方法论意义。

在“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1991）中，先生分别评述了菲尔墨的“格”语法和韩礼德的“及物性”理论的得失，首次提出句法语义范畴，即句法形式所表示的语义范畴。句法语义范畴指句子中不同范畴的语项之间抽象的句法关系意义，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句法语义类别，是一定的句法形式的语义内容。文中详细论述句法语义范畴的意义及其确定方法，并初步划分出句法语义范畴类别，勾勒出句法语义范畴系统。这是先生倾注多年的学术积累，全心投入之力作。它不仅属于汉语，而且带有普遍性。这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提出的新的语言理论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先生在语言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重要贡献。如，关于语言和方言的关系的论述（见“语言和方言”1991）；关于民族共同语和基础方言的关系的论述（见“普通话和北京话”1986）；关于语体和语法的关系的论述（见“语体和语法”1993）。先生指出：地区方言是从属于民族语言的。有明确规范的普通话不同于没有明确规范的官话。“普通话实际上是在现代白话文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广播、电影、话剧等群众性宣传渠道的汉民族标准语。……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影响下通行于北京地区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这是一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情况的对于普通话的认识。先生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远远不是一种高度规范化的书面语，而是由一些不同语体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揉合而成的。这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研究中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很有必要。这是总结了多年实际经验，饱含着切身体会的真知灼见。

先生精通英语，兼通法、俄、德语。他翻译发表了大量西方语言学重要论文和著作，帮助国内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各种理论和方法，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有很大影响。先生主编的《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精选十一位语言学名家的代表作，译出重点章节并加评介导读，受到海内外许多院校语言专业师生的普遍欢迎，传播广泛。在书的扉页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生精心翻译的法国学者科恩的《语言》（Language 1959）和美国学者菲尔墨的《“格”辨》(The Case for Case 1980)，都出版了单行本。经典文献《“格”辨》将语义和句法连接起来，创建格语法体系，在乔姆斯基学派中异军突起，发出了一种不同声音。译文1980年发表后，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高度重视，单行本一版再版，激起人们关注语义的兴趣，对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先生研究的重点，创新成果也最多。这里择要列出几个方面：最早发现并提出“完句成分”；现代汉语词类的全面考察；北京话叹词和语气助词的研究；语法研究方法论的探索。

很多人讲短语结构跟句子结构是不分家的。短语加上句号成为句子，这似乎早已成为语法界的定论。先生在“流水句初探”（1989）中却讲到，汉语中“句段有两类，一类是独立句段，一类是非独立句段”，非独立句段加陈述语调不能成句，对比相应独立句段和非独立句段可以发现非独立句段缺了一点东西，这就是所谓“完句成分”。先生是依据对汉语句子的深入考察以及对句子和短语内在区别的全面分析而提出的。反映先生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发掘与思考。“完句成分”的提出引起语法界关注，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此后有多人进行考察和探讨，从不同角度对完句成分进行了界定。完句成分“具有使一个语言表达式能够独立成句的完句功能,它是句法结构上的成句条件”（贺阳1994）。又有人据此提出完句范畴，写出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先生引领了这一具有基础理论价值的语法研究方向。

先生认为：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至今还没有妥善解决。这就影响到建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基本可行的语法体系。词类划分是语法研究的基本问题。先生不顾古稀之年组织汉语词类问题的考察研究。在全面回顾和总结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三大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兼类现象进行全面的实际调查，依据考察结果对汉语词类进行再分类。成果收入他主编的《词类问题考察》（1996）。在《词类问题考察续集》（2004）又补充了对于兼语动词、关系动词、形容词修饰名词等的拓展分析，并适应计算机的运行特点建构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体系。这两部全面、深入阐述汉语词类问题的专著对汉语词类的一些难题有突破性的进展，是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奠基之作。 

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和叹词研究难度最大，因此最好是本地人来做研究才方便。先生却知难而进，写出力作“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先生为保证语料真实准确，除采用书面记录和录音资料外，还向九位老北京人当面调查。先讲读音，再论意义。文中有三个特色：一是把语气词的分析跟社会和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如“哟”表惊讶，老太太的“哟”很长，男同志说的较少，知识妇女也不大说。二是把语气分为表情、表态、表意三类。这具有普遍意义。后来见到不少文章都用这种三分法。三是因为表达语气可以用语气词、语调和其他词语，所以要尽可能排除语调和其他词语对语气词分析的干扰。文中明确地将语调意义和语气助词的意义分离开来，以便对后者做独立分析。这对后续研究有很大影响，对于语调研究同样极有启发。

先生非常重视语言研究方法，有多篇关于语法研究方法论的文章，除前文讲到的“语法例证的规范性和可接受性”（1988），还有“规则化 系统化 计量化──当代语言学的特征”（1995）、“单项对比分析法──制订一种虚词语义分析法的尝试”（2000）等。

先生从“语言是一个系统”出发，提出“当代语言学的方向是力求科学化和精密化，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力求规则化和系统化。”长期以来，对各种语法理论、语法体系和语法分析方法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的验证。先生主张对于语言中系统性较强的一面努力实施规则化和系统化，而对于非系统性的一面采用计量化的方法，利用概率来处理。计量化实际上是一种采用现代技术的归纳法，是对规则化、系统化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是使汉语语法研究以及中国语言学研究走上科学之路的方法论。

先生提出的单项对比分析中的单项也就是单一变项。在对比分析中，为了找到起作用的单一因素或主要因素，就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无关的因素和次要的因素。实际上社会调查的单一变项分析就是在自然科学单一变项实验在社会调查领域的运用。由于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所以不得不有所变通，以便更适合用来分析语言现象。文中全程演示了这种分析方法在虚词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文理结合是当代科学发展大势。先生高瞻远瞩，早得风气之先。

四、北京话研究

北京话研究是先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成果集中，影响也比较大。《北京话初探》（1987）在先生的学术历程中意义重大，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先生开始向新的目标进行新的探索。先生后来多方面研究的纵深拓展都是以此为起点。除了《北京话初探》之外，先生指导研究生完成的多项考察编成的《北京话研究》论文集也是重要成果。

为什么要研究北京话？语言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是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对于汉语语法研究关系重大，也是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般研究现代汉语语法都是用书面语为对象，先生在《初探》自序中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夹杂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从如此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的确是难上加难”。“长期以来我总想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对象来分析研究，最后选中了北京话。……对北京话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如此重要的问题因基本而平凡，进而往往被忽略。然而正是在这基本问题上，人们常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北京、北京人、北京话”一文作为开篇，首先详述北京自周初燕国都城蓟丘以后历代地理政区沿革。因为“这些历史因素在分析北京话的某些方面时也许还需要考虑进去。”然后列举自商周以来北京历代人口数字和居民情况。因为“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是和居民成分的变化分不开的。” 

“普通话和北京话”一文中，先生从现有普通话定义的由来讲到历史上的官话并非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并举出实例说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异。分析了北京话向普通话迅速靠拢同时普通话在不断向北京话靠拢的趋势。先生指出：跟法语和英语相比较，“普通话的情况和标准英语及‘通行读音’的情况由很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样来理解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和语音规范会更加切合实际一些，并且也可以从而摆脱很多不必要的纠葛。”事实正是如此。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却没有这样的深刻的理解。先生的求实理念是不以任何世俗观念为界限的。

称谓是社会交际的纽带。先生依据北京汉族的称谓习惯梳理出“北京话的称谓系统”一文。文中注意到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这两类称谓的不同：前者地方特色很浓，后者时代特色很浓；前者分为面称和背称，后者有敬称、谦称、通称等。先生指出：北京话的新的社交称谓系统目前还很不稳定，也还有一些缺漏的环节，正处在一个不断完善化的过程中。先生后来专门出版了《汉语礼仪用语及其文化内涵》（2004）和《书面称谓和礼仪用语》（2011），可谓大师写小书，提高社会文明，普及语言文化。那写作的缘起就是由这篇文章发端的。

先生在“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中凭借过硬的语料—-北京话四百个常用形容词，采用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的词类问题。对于前人时贤的定论都要重新检验，决定取舍。如：不采用形容词生动形式的成说，因为那大多表示主观感情。语法书上说形容词可以重叠，而北京话口语中只有半数常用形容词可以重叠。书上说形容词可以修饰名词，可实际就有少数形容词是“非定形容词”。书上说形容词可以修饰动词，而实际只有少数形容词可以不改变意义修饰动词。文末列出待解决的八个后续问题。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后来先生亲自组织攻关进行汉语词类问题考察（1996；2004），这篇文章应该是最初的设计蓝图。展现出先生在汉语语法研究实践中高屋建瓴的气魄和深思熟虑的目标。

 “北京话社会调查”放在下面社会语言学一节评述。“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已经在前文论及。“关于北京话的语调问题”应该是北京话语气词研究的延伸和拓展。语调跟语气词分合互动，弄清了语气词，也就同样弄清了语调。如果句子用了疑问语气词，就可以不用疑问语调；如果句子语义足以表达命令语气，就不一定再用命令语调；“太好了！”足以表达感叹语气，就不一定再用感叹语调；也就是各种语气都可以使用陈述语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使用专用的其他各种语调，那就是表示强调或所谓‘加重’。” 我们正在进行的汉语语调的实验研究，实际上就是先生卓见宏论的量化描述。

学术的价值是由时间来衡量的。至今还在网上看到对《初探》的评论：学汉语必读的大师作品。真是恰如其分。后来先生又带领研究生组成课题组做了三年基础性的调查，其中的部分成果结集为《北京话研究》（1992）。书中内容多跟社会语言学相联系。

五、社会语言学研究

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先生对语言和方言的关系、共同语和基础方言的关系、语言的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归入这个领域；二是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即拉波夫提倡的量化的社会调查统计模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先生对北京话所做的各项调查研究可以归入这个领域。

先生的“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是国内最早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先生亲自翻译过特拉杰尔的社会语言学名著，读过拉波夫的研究论著，以深厚的学养把它中国化。高瞻远瞩，一骑绝尘。社会语言学不只是把语言现象跟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举几个例子。社会语言学调查是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才能得到正在使用的鲜活的语言事实。就如同摄影记者抓拍新闻一样，很辛苦，很快乐。先生设计了数十个北京话语音、词汇调查项目，如胰子（肥皂）、伍的（等等）、呣么（我们）、且（从）等等，根据500名被调查人的结果，按照地区、年龄、性别、文化、职业、民族等社会因素分组统计百分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重复验证的。先生得到“三十岁上下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界限，百分比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原因正如先生所言：“这是和三十多年前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密切有关的。”

先生在调查中首次提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的区分：老北京人是指父母双方是北京人，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人；新北京人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不是北京人，但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人。可以泛称为老本地人和新本地人。划分的依据是家庭语言环境对语言习惯形成的巨大影响。老本地人的话更有规律性；新本地人的话更具变异性。这样的区分很科学，很有必要，很切合实际。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学界公认。现在已经不仅应用于各种语言和方言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中，而且在语言习得、语言统计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关于“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还有一件轶事：先生当年在中国语言学会首届大会上报告这个调查结果，吕叔湘先生即席发言，热烈支持。可是事后文章要在《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发表的时候，那一期主编来信质问：怎么能证明调查数据反映了语言实际？题目也根本不通，不能发表。只是由于吕先生的支持，文章才没被枪毙，但是内容和题目都被删改了。先生对此却很通达：语言学者大多是文科出身，不熟悉统计分析的方法，另外社会调查费时费力，还有经费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以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为提倡和推广微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先生投入更大的力度。仅在《北京话研究》中的调查项目就有：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京西火器营满人的北京话调查；北京人的口语语体；北京话“女国音”调查；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非教师称“老师”的社会调查；北京话与四周邻近地区四声调值的差异；北京话量词；北京话部分儿化韵读音调查。后来还专门主持了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主编了《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集》（2003）。

其实，先生的“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1978），论证了社会因素对于语言演变的影响；“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1987），涉及了城镇和乡村，文化水平等差异在方言中的表现。但是那都是用的传统方言研究的方法。先生曾满怀热情地“希望更多的语言学家学习和掌握随机调查和量化研究方法，以促进我国语言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特别是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六、方言研究

传统的方言研究多只注重语音和词汇，方言语法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先生从1957年开始先后发表多篇方言语法研究成果,倡导方言语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1853年的艾约瑟英文版《上海方言语法》和1941年布尔其瓦的法文版《上海方言语法》以及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和1960年《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所载语言资料的认真比对分析，并核对参考了有关方志和年鉴，先生梳理出“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1978），划分为三个时期，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条分缕析，列出各项演变的脉络轨迹和不同特点。并结合移民来源解释演化的变异。为我们展现出上海方言百年来与社会互动共变的图景。

先生对自己家乡浙江嘉兴海盐方言情有独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90 年代，先生对家乡方言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并著有《海盐方言志》。其中有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1957），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1987），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1959），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1988），海盐方言的动态范畴（1996）等。海盐方言的代词中，人称代词最具特色，几乎三个人称的单数和复数都有I式和II式两种形式。I式双音在动词前，II式单音在动词后，类似主格宾格的变化。当地农村和文化水平低的人还能严格区分，城镇和文化水平高的人已不大能区别。先生分析海盐方言双音节至五音节变调群，指出变调连读的基本语法意义表现在一切辅助成分和附加成分在语音上没有独立性；详细列举各种语法结构和语法成分在变调时的连读与分读跟语法意义之间的关联；以后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动词附加成分的体貌表现梳理出海盐方言中的八种动态范畴；考察发现海盐方言存现句有不同于书面语的较强系统性：存在句和隐现句各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各有确定的形式标志和一致的句式变换关系。

先生研究家乡方言语法成果丰硕，不仅是因为对于母语能驾轻就熟，更多的是源自先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一般认为方言研究传统上都是以语音为主，其实，从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到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已经“形成了一个在汉语语法分析中运用方言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的传统。”（胡明杨1998）先生首先从方言语法开始，而且始终以语法为中心，是忠实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后来这个传统有一段丢失，多年后才又得到回归。如今，方言语法研究已经大行于世。从这个意义上，先生堪称方言语法研究承前启后的先驱者。

前文所述先生关于北京话的多方面研究也都是属于方言研究内容的。正如一个音位是以变体的形式存在，一个语言是以方言的形式存在。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透过不同方言的描写和分析，使我们既看到汉语的丰富多彩，又看到汉语的源远流长。

七、近代汉语研究

先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近代汉语，是为数不多的近代汉语早期拓荒者之一。先生对近代汉语的研究不限于语音，也包括语法和词汇，并在近代汉语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上自成一家，做出重大贡献。

先生利用域外汉籍的对音资料先后发表“《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1963）和“《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1980），梳理得出15-16世纪北京话的语音面貌：浊声清化；知照合流；入派三声；疑母转喻；无闭口韵。从而填补了汉语语音史上的这一段空白，成为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经典性文献。

《老乞大》代表的是十四世纪的汉语口语。在“《老乞大》复句句式”（1984）一文中，因《老乞大》原本早已失传,先生采用的是保存在日本“奎章阁丛书”之九的影印本，逐句分析统计各类复句，得出百分比。先生认为复句分类应该以一定的形式标志为依据。复句的形式标志主要是分句前面或内部的关联词语（连词和关联副词）和分句末了的句助词。据此划分出有标志复句和无标志复句两大类。前者在分为并列和主从两类；后者可分出排偶和非排偶两类。非排偶局称为流水句。流水句下再分主从、连动、承说、意合各类。其中意合流水句占全部复句约53%。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先生对语料的精心辨析梳理，同时首次正式使用流水句的术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复句分类系统。以形式标志为依据的复句分类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的复句分类。

先生写“《西游记》的助词”（1989）的方式跟写《老乞大》的复句相似，其实这是他的习惯做法：在辨析语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原则。然后对语料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对照比较，从中得出文章的结论。《西游记》是十六世纪的作品。先生认为：要确定《西游记》时代近代汉语的助词系统，首先得剔除传统的文言成分和方言成分。其次要从历史演变和共时系统两个方面来探讨。文章结尾在跟古代汉语和早中期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对比中得出《西游记》时代的助词系统。先生是用列表方法，分结构、动态、语气三类，逐一说明各类中每一个助词出现的句法语义的分布条件。看着先生对于语料的分析那么驾轻就熟，对于结论的表述那么言简意赅，真是令人称羡不已。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先生从那么庞杂的语料中提炼出看似简单的系统，靠的是多年的实际经验和深厚的理论造诣。其实用分布列表方法说明助词系统，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创新，是建立了一种研究范式。

先生所写 “说‘打’”（1984）一文，通过考察典籍文献并对比方言和藏语彝语等民族语言，辨析了从东汉以后“打”字在字形、字音、字义方面的演变，详列动词义项九十八个，另加介词和衬字，共计上百个。从六千多条例句中，摘引数千条，逐一注明书页，入选书目四十余种，上至汉魏，直到当代，堪称汉语历史词典的典范词条，也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做出榜样。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1991）集中反映出先生的求实理念。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史分期不是给有关民族的历史分期。首先是分期的语言特点的标准选哪些，其次是分期的对象语言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又涉及如何从文献资料中搜寻口语的材料。“看来，多数人在近代汉语上下限问题上的主张深受白话文学史分期的影响，也深受书面语史的影响，而考虑‘汉语本身的发展经过’（吕叔湘1985:1）似乎稍嫌不够。” 甚至“五十年代有一种把社会政治史分期强加给各专业史的倾向”。先生以语言事实的出现为标准，提出了独到的分期意见：近代汉语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并且把语音、语法、语汇几方面的表现特点逐项细加考察，列表对照，划分出近代汉语的早、中、晚三期。先生的隋末唐初说与王力先生的宋元说、吕叔湘先生的晚唐五代说三足鼎立，成为近代汉语历史分期的代表性看法之一。

八、词汇学和词典学研究

先生主持编写的《词典学概论》（1982）系统总结了词典编纂的实际经验，是国内第一部词典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词典的功用、类型、编纂简史、单语和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选词、注音、释义原则和词条体例、编排方法等。先生曾经校对过联合国组织编纂的《词典学概论》中译本，又仔细阅读并翻译了几部权威英法词典的前言部分，还实际编写了一个词条“打”。这些都直接促成了《词典学概论》的成书。这本书对于促进词典学研究，提高词典编纂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打破了我国辞书界历来有“典”无“论”的状况，在我国辞书理论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先生在数十年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学术风格。注重语料的真实可靠；注重方法的科学有序；注重选题的前沿意义。一位学者能在一个领域有一种开创性工作已属优秀。然先生如此在多个领域都有创见，并且在同一领域有多种创见，此诚非常人所能及。先生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勤奋执着的努力是最为重要的源头。先生自己都归功于吕叔湘先生多年的引领和指教。直到晚年，先生还深深感念吕先生“把我领进了语言学的大门。”

九、理解宽容

先生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严谨以律己，宽容以待人。他在语言学界大力提倡理解和宽容精神。这对于开展学术讨论，促进学术繁荣至关重要。先生曾说：我估计到二十一世纪，中国语言学、语法学要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所以多年来一直在各种会议上讲宽容。先生自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先生学生时期投身学运，1952年从外交部转入大学二十七年后晋升副教授，文革浩劫中饱受折磨，从没听到半句怨言。先生讲：如果没有昔日的挫折和坎坷，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他常常谦虚地自嘲说自己的研究是“半路出家”，还多次讲到五十年代大批判的教训：很抱歉我也参加了，批过高名凯先生，还批过唐兰先生，至今还觉得惭愧。

多年前有人点名指责他主张语言学家不当立法者的正确观点。学生们都感到不平，可是先生却淡淡一笑，处之泰然。宽容需要的是宽广的胸怀。先生正是有着这样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巨大精神力量。

先生特别提醒我们转变僵化的思维方式。他说：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停止在一定的模式，那么他就会认为看到的新东西都是不对的。同样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加以研究，为什么只能有一种研究是对的，别的都不行呢？他认为不同的声音反映了对世界不同的观察角度，与不同观点的人交流，才能拓宽思路、开阔视野。

先生希望青年人要理解老一辈的学者，老年人对青年人要宽容。他说：青年人有犯错误的权利。谁在年轻的时候能不犯错误？同时，先生一贯以满腔热情支持鼓励青年学者勇于探索，因而深受青年学者的尊重和爱戴。

有一次，先生看到高更生、王红旗《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书中引用刘复使用转换分析的例句，“深深感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立即找来刘复原书研读，写出评介文章“刘复《中国文法通论》读后”（1998）。文中称赞“高更生和王红旗他们读的书比我多，并且独具慧眼，在他们的著作中专门引了一大段有关刘复使用转换分析的文字，从而把使用转换分析的历史又提前了20年。”字里行间看到先生的谦虚严谨和对晚辈学者的赞许鼓励。

先生读了阿错的《倒话研究》，非常赞赏作者的高度理论意识，发表书评“混合语理论的重大突破----读意西维萨•阿错著《倒话研究》”（2006）。文中肯定“阿错的贡献还不在于他详细描写了倒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而主要在于他总结出了混合语的一般性的理论。”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们永远只会引进国外的语言理论和方法而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那么中国语言学就没有前途，就只能永远是西方语言学的附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阿错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值得大家重视和学习。”先生是从中国语言学的前途和方向的高度出发，满腔热忱地寄希望于后辈学者。

十、学术愿景

先生于1990年离休。那正是在写“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的时候。先生的宏伟计划是要写一部全新的现代汉语的语法。先生“从五十年代起就想寻找一条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新路子”，到九十年代终于找到句法语义范畴的道路，确定了“建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并且在实践中基本可行的语法体系”的宏伟目标。先生很清楚这条路艰难漫长。先生却义无反顾，乐此不疲，为中国语言学事业做出一生的奉献。

当年有人觉得先生那篇文章前面理论阐述很详尽，后面的系统描述较简略。其实这是一部巨著的开篇。先生以实际工作继续着这部巨著的写作。他亲自组织的现代汉语词类考察就是这部巨著的第一章节，解决了最为困难的关键问题。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 “汉语语法理论探索之愚者之见”（2011），文中还念念不忘探索汉语语法理论。这不只是先生个人的学术愿景，而且是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术愿景。

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为中国语言学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丰硕成果还留在我们中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对于中国语言学是宝贵的财富，具有深远的影响。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胡明扬1987，2005《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1991《语言学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明扬2011《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主编1996《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胡明扬主编 2004《词类问题考察续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胡明扬2011汉语语法理论探索之愚者之见，《语言研究》第1期

贺阳1994汉语完句成分试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本文来源：《实验语言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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