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认为，人生三大终极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和“我要到哪儿去”。

而现代人的三大终极问题是“我是谁”、“我在哪”和“我在做什么”。

而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以内省的形式，很大程度上解答了一个人“我是谁”的问题。人必须对自身有充分的认识，才能积极主动地融入自己所属的社群，并以此融入更大的社会，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认同，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和结果。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活动也蕴含着心理认同的过程。每一种语言背后都包含着其语言使用者族群的历史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体现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碰撞。而不同族群间的特征各有差异，因此在交际的过程中也就会出现排斥或吸引的状况，认同也随之产生。

这种现象在我国特别常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身份特征之一，但在汉语的强势主导下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都面临濒危的处境。而在如今民族融合的趋势下，通过民族语言中的认同心理加强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同时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语言学者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心理学、社会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认同这种意识活动。“认同”的英文单词是identify，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它作名词时译为“身份”，作动词时译为“认同”，这也说明了“认同”与“身份”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现代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身份是认同的结果，认同是身份形成的过程”这一观点。

那么什么是认同呢？

外国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语言行为中的认同现象。

语言学家洪堡特于19世纪30年代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到：

虽然没有意识到民族语言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但洪堡特已经认识到民族的精神特质是与民族语言紧密联系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素质。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年在其著作《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五层次理论，其中第三层次的需求是归属和爱的需求。

↑看不懂吧。巧了我也看不懂。

其中归属指的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而归属感就是这种关系在心理上的体现。归属和认同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对群体认同并为群体所认可之后才能满足归属的需求，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需求。

心理语言学家Lambert在1974年提出“社会心理模式”，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会引起学习者“自我认同”的转变，产生“削减性双语现象”或“附加性双语现象”。

Gardner于1985年在Lambert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式”，认为语言的学习除了“语言结果”还有认同变化这样的“非语言结果”。

↑Lambert（误！）

Lambert和Gardner是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观点从二语习得的视角出发探索学习者在心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会产生怎样的认同变化。

1982年，Gumperz首次将语言作为主体纳入认同的研究领域，其著作《语言与社会认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民族和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建立和维持的，社会的范畴是随着群体交际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语言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方面，国外的学者也都曾提出过较为相似的观点。

Demont-Heinrich认为，语言承载起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塑造民族，也可以在其民族生活中反映出来，每一种语言都表达了使用者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民族意识相互依靠，不可分割。

Trofimovich & Turuševa在2015年提出的观点则更为深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语言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语言表现了民族的历史、信仰、文化以及使用者的价值观，语言与文化身份是相互建构的。

在少数民族方面，外国学者倾向于把主流群体之外的社群称为“少数民族”，与我国学界所指的“少数民族”稍有不同（外国“少数民族”的概念包含移民群体，更强调其共时的社会意义而不是族群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如移居美国的法国人群体），而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则称为非主体语言，如美国的法语，加拿大的魁北克语，澳大利亚的汉语等等。在少数民族群体认同方面，Giles和Byme提出了民族语言认同理论，他们发现这些少数民族群体更倾向于说自己的语言，保持族群内部的语言风格来获得族群认同。

国内语言学界对语言认同的研究始于21世纪。少数涉及语言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研究在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语言认同还没有成为研究的主体，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在理论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将语言认同和族群认同结合起来，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在宏观的层面进行族群特别是少数民族认同的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论文，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1.语言认同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

黄亚平和刘晓宁在《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中指出：“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的相似度越高，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越高。”语言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族群使用一种语言也就获得了这种语言所代表的语言身份，同时也就具有了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族群成员在异文化环境中相互接触时能产生心理上的归属和慰藉感。

↑语言与文化关系图。

王艳丽在《“乡音”现象背后的语言认同与顺应》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见到“老乡”就能迅速地恢复乡音或使用家乡话交流，这也说明了认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此外，王艳丽还从认同理论与顺应理论出发解释了语言行为中认同心理发生的机制，认为“语言行为都是认同行为，社会舆论也会对个人的语言行为形成影响”。

对于语言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关系，油小丽也做出过阐述。她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认同与共同文化心理分析》一文中提到：“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比较稳定的来自文化传承而形成的心理素质和特点，语言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

↑研究表明，新疆维族大学生语言认同度较高，本族文化保护及传承状况良好。

除此之外，学界也一致认可，语言认同是人为选择的。黄亚平和刘晓宁曾援引Coulmas在2005年提出的观点：语言身份的获得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李宇明在《论母语》中曾指出，母语认同是儿童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自认为什么语言是他的母语。

肖燕和文旭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了分析了人为选择获得语言认同的文化心理机制：“习得一门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言承载的概念、价值观及其文化内容，具备了与集体民族身份相适应的语言文化身份。”

2.语言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方面。

许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论述，语言认同与族群认同具有一致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引入中国，在区别民族的四个重要特征中，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素质是识别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准，长久以来这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民族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的识别和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赴贵州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知识分子。（出处见水印）

徐杰舜在《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中认为，语言认同是华南族群认同的重要指标。

黄行在《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中提出：“语言认同在范畴上应该归为族群认同的一种属性。”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国的语言群体认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和民族群体认同相一致。”

马伟华也有相关观点，他认为语言在体现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认知、思维和创造文化的重要工具，是族人独具特色的身份特征。所以，我们说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

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族群的社会心理标准是语言识别的重要标准。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与语言识别工作是同期开始的，我国学者识别了300多种语言，而国际社会只认可其中的130多种，主要原因就在于采用的标准不同。国际社会普遍从历史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以语言结构作为衡量一种独立语言的最重要标准，而我国学者则从语言群体对所使用语言的认同度出发来进行识别。结构标准和社会心理标准是识别一种语言的两个重要标准，但在结构标准和社会心理标准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仍采用社会心理标准。

黄行认为，语言群体是第一位的，语言自然存在的单位是以语言群体为载体的语言变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依靠语言群体而存在的，但语言使用者的群体认同度不高时，该语言也就不能称为独立的语言。

↑如今语言识别的技术和工具已大大发展。

3.语言认同有不同的维度和层次。

语言不仅有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也有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因此与之相对应语言认同也有交际工具的认同和文化载体的认同。交际工具是语言的基本功能，研究也表明许多二语学习者学习目的语仅仅出于工具性动机，而不是对目的语文化感兴趣，因此语言的文化认同和工具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相对独立。与此同时，使用母语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语言的社会权利认同也是语言认同的一个维度。由于语言交际功能的强弱与文化、人权功能往往不平衡甚至成反比，语言的社会权利认同可能会随着工具认同的减弱而增强。

↑使用母语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

交际双方的语言地位不相对等，语言认同往往也会产生不同的层次。一般而言，弱势语言、非主体民族语言、复杂语言环境语言群体的认同意识要强于强势语言、主体民族语言、简单语言环境的语言群体。语言内部的身份认同是有层级性的，对语言身份的认同感与语言社团的范畴是反比的关系，即持同一种语言的社团越小，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心理认同度越高。

另外，“黑话”现象也表明，语言认同与社会阶层和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言语表现形式的相似度越高，地域越集中，语言身份认同度也就越高。如今，在强势文化和语言的压迫之下，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正渐渐走向末路，我们应该利用语言认同来加强对濒危语言文化的保护。

↑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不应该成为交际的障碍，和而不同，我们应尊重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状况复杂，语言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黄行认为，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的互动。在另一篇文章中，黄行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民族认同存在的问题可能比语言认同还要复杂。”由于我国历史上的原因，处在不同状态的语言及其使用群体对所属族群的语言和认同意识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1]（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吴海英.近期国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概况——基于族群认同视角[J].合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3]黄亚平，刘晓宁.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4]王艳丽.“乡音”现象背后的语言认同与顺应[J].新闻世界，2013（7）

[5]油小丽.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认同与共同文化心理分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9）

[6]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

[7]肖燕，文旭.语言认知与民族身份构建[J].外语研究，2016（4）

[8]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9]徐杰舜.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J].思想战线，2001（1）

[10]黄行.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11]黄行.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2]马伟华.青海卡力岗回族语言认同的调查报告——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3]王锋.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14]高梅.语言与民族认同[J].满族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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