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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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五百多年前，商王朝爆发了一场宫廷政变，商王太甲被大臣伊尹拉下台，赶到桐宫，给他爷爷成汤守墓。

伊尹，出生于洛阳伊川，以伊为氏，尹是官职，相当于相。

伊尹敢把太甲拉下台，因为他是开国元勋，太甲的爷爷成汤能推翻夏桀，建立殷商王朝，伊尹功劳最大。而且，太甲也是伊尹一手扶立的，据《史记·殷本纪》载，成汤死，太子太丁还没上位也死了，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才三年，崩，又立了他弟弟中壬；中壬也短命，四年，崩，伊尹就立了太丁的儿子太甲。

立太甲应该是无奈之选，伊尹怕他难以胜任，特意在他上位时写文章教育他，而且一写就是三篇，《伊训》《肆命》《徂^cú后》，都是指导他怎么当国君的。结果：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_{(《尚书·太甲序》《史记·殷本纪》)}

就跟后来春秋时期赵盾立晋灵公一样，伊尹没想到，他一手扶起来的竟然是一个暴君，写再多文章教育他也不好使。无奈之下，伊尹把太甲驱逐到桐宫去。

桐宫，成汤墓葬所在地，伊尹把太甲软禁在那里，应该是想让“不遵汤法”的他在爷爷的陵墓中闭门思过。但国不可一日无主，“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_{(《史记·殷本纪》)}。于是伊尹暂代王政，并接受诸侯朝见。

为什么不正式上位？

那会坐实乱臣贼子之名。

为什么不再找成汤的子孙继位？

只能有一个解释，伊尹希望太甲能悔过。

果然，《殷本纪》接着说：“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太甲在桐宫面壁思过三年，洗心革面，重新向善，伊尹就把他请回来，把王位还给他。

可惜，司马迁在抄《太甲训》时，漏了一句重要的话：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dǐ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_{(《尚书·太甲中》)}

伊尹把太甲迎回来时，太甲很谦恭地下跪叩头，说都是我年幼无知各种乱来，不作不死。上天降灾，也许还能免受其害；自己作孽，逃无可逃。我过去辜负了您的期望和教诲，完全忘了初心，幸亏您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殷商挽救了我，还望您有始有终，继续帮助我、督导我。

没错，这就是著名的“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语的来源。

伊尹对太甲的幡然悔悟表示认可，重新明确了君臣之位，诸侯都来归服，国泰民安。就这样，伊尹跟太甲携手谱写了一曲君明臣贤的赞歌，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您不觉得，这样的欢乐大团圆剧情，就跟所谓的尧舜禹“禅让”一样太过于美好了吗？不要说三千多年前那么一个野蛮蒙昧的时代，翻翻二十四史，最讲秩序的儒家文化统领下，哪一次宫廷改变不流血？

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对此事表示不解了。《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曾经问孟子，伊尹再怎么贤能也是臣子，为人臣者，觉得君主不贤就可以把他赶走吗？

这问题难不倒孟子，他张口就是一个金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有伊尹的志向、操守就可以，没有就是篡位。

滴水不漏。只是，孟子距离伊尹已有一千多年，他怎么判断伊尹之“志”是什么？焉知他不是“暂代”一段时间之后，等到反对的声音没有了就正式上台，只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才把位子还给太甲？

果然，出土于西晋的《古本竹书纪年》，为“伊尹放太甲”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

伊尹即位放[於]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商王仲壬(即中壬)死后，伊尹把刚继位的太甲赶到桐宫去，自己上位。太甲一直在密谋复出夺位，七年后，终于逃离桐宫，发动突然袭击，把伊尹杀了。但他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把伊尹名下的田地、房产平分给他的两个儿子。

要知道，《古本竹书纪年》的编撰时间跟《春秋》同期，只是《春秋》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古本竹书纪年》则由晋国史官捉刀，比《史记》的成书时间早得多。

只是，自孟子以降，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也好，文人也罢，绝大多数还是愿意采信伊尹跟太甲君臣互相成全的说法，毕竟这才是正能量嘛。所以，孟子那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也就经常被用来警示某些野心家。

《三国演义》第三回，董卓进京灭了何进，掌控朝政，想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假惺惺征求百官的意见，百官敢怒不敢言，只有尚书卢植站出来反对，说你没有伊尹之大才，凭什么随便废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就因为这句话，卢植差点命都没了。

当然这是演义。据《后汉书·董卓列传》，卢植确实曾站出来公开反对董卓废立，也提到伊尹放太甲，但是并没有拿孟子这句话说事，这应该是罗贯中“想当然耳”的发挥，因为卢植是“海内大儒”，帮他加一句孟子语录当台词，符合人物身份。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初年，这句话也有人对黄兴说过。

1912年9月，黄兴应袁Sky之邀上京共商国是。此前孙中山已先北上，跟袁相谈甚欢，写信给黄兴，说袁“绝无可疑之余地”，黄于是也跟着北上。途经天津时，黄的湖南老乡、好友朱德裳接待了他，据朱德裳回忆：

翌晨与KQ（黄兴字）深谈，余问：“此行颇有计画未？”KQ曰：“未也。”余曰：“若论机械变诈，虽十KQ不能敌一袁Sky。公到京时，如以开诚布公应付之，则诈力立穷矣。”KQ曰：“请尽言之。”余又曰：“公此行须表明态度：一不为Z理，一不为Z统。干干净净在野，为国家尽力，与Z统分劳，则一片欢迎，欣然无间矣。”KQ曰：“请进言之。”余又曰：“中国人无公党，只有私党。政党政治，不过一包揽把持一代名词，无他义也。然如公之纯洁大度，亦孰不愿其包揽把持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KQ曰：“敬受教。”_{（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之《菜厂胡同一月之逸事》，岳麓书社1985年2月第1版）}

袁Sky之心，路人皆知。朱德裳认为，当时中国的政党政治，不过是“包揽把持”的遮羞布，黄兴是“纯洁大度”之人，一定看不惯袁的所作所为，而袁对黄兴肯定有所顾忌，所以，为国家着想，希望黄兴进京后对袁开诚布公，表明不当Z理、更不想当Z统，只愿在野为国尽力，这样袁才会对黄放心，不搞事情。最后朱再以孟子那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警示黄兴，不要试图通过政党政治把袁搞下来，那不但无济于事，还会落个篡位的名声。

朱德裳的话，黄兴应该是听进去了，他进京后，也跟袁Sky相谈甚欢，还真诚说过“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这样的话。没多久就在袁的张罗下，出台了一份“孙、黄、袁、黎协议之八大政策”，成为民初的基本国策。

不到半年，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遇刺身亡，孙、黄跟袁的蜜月期才宣告结束。

果然应了朱德裳的话，“虽十KQ不能敌一袁Sky”。当然，这话也可反思——像袁那样的人，KQ越“纯洁大度”就会越被他利用，与其付出血的代价才醒悟，还不如在袁未成局时，利用孙、黄的影响力，团结立宪派等反袁势力，试试能否在程序上把袁老虎关进笼子。毕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条底裤还在，袁也表态过会用它来兜底。就算政治倒袁是与虎谋皮，也好过被虎唬弄，最后用战争的手段解决，“二次革命”打了几个月，伤亡枕藉，生灵涂炭，二次失败，袁扯掉底裤，直接耍流氓，历史的江河，果然开始倒流。

所以，“无公党只有私党”的历史背景下，奢谈伊尹之志，实在是意淫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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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聊斋No.6

逢人只说三分话

见鬼全抛一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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