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清朝官员是如何搞钱的

卢克文 卢克文工作室 2023-01-19

在写《燃烧的天国》时,要大量阅读各种资料,这里顺手写一篇清朝官员的敛财术,这样大家对时代背景会更熟悉,算番外篇。

本文对于清朝官员的收入情况描述,主要依据曾国藩日记和杜凤治日记,曾国藩大家都熟,曾在中央任职,后因对抗太平天国成为超级牛逼的地方实权人物;而杜凤治是一名普通知县,一直在基层工作,曾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还曾任罗定州知州。

杜凤治1814年生于浙江绍兴,举人出身。曾国藩大他三岁,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进士出身。

举人和进士出身,就决定了俩人的仕途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曾国藩的上限要高许多。

俩人年龄差不多,都是出生于嘉庆年间,共同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杜凤治活得长久些,挺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藩太操劳,只活到61岁,1872年去世,杜凤治相对没那么辛苦,活到69岁,1883年去世。

杜凤治去世的那一年,墨索里尼、汪精卫才刚出生,这段时间是德国疯狂生长的阶段,直到德国的成长引起了英国的警惕,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曾国藩写了30多年日记,总记130多万字,杜凤治更狠,来广东就职后就一直写日记,为官14年,现存日记手稿40本,近400万字,两份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

但俩人的日记太长太长,而且杜凤治的日记用潦草的行书写就,还各种修改补记,日记里提及到的人也不用本名用字号,给后世做研究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里特别感谢邱捷、张宏杰等学者辛苦整理,使我们这些平凡的读者可以快速理清清朝官员的经济生活。

下面进入正题,先说杜凤治。

杜凤治52岁在广宁第一次做知县时,正经收入是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600两。

广宁位于现在的肇庆市,至今还是个穷县,2021年GDP仅177亿,常住人口也仅仅40万,清朝时应该更苦更穷,穷县待遇低,平日估计也没什么油水可捞。

后来杜凤治调去南海县做知县时,工资改为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1500两,再加办公费30两,能见光的收入是1575两,已经是广宁的两倍多。

南海就是现在的佛山,我在《万里江山图》广东篇,有详细介绍佛山为什么自古富裕,本文就不重复了。

杜凤治在广宁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65万人民币,在南海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157万人民币,工资其实不低,那这些钱够不够他平日花销呢?

不够,远远不够。

一是养廉银不稳定,常常遭到克扣,二是杜凤治要按大清官员的潜规则行事,上下打点,费用奇高,三是杜凤治是拖家带口去赴任,养一大家子人,还私人雇了两个很重要的绍兴师爷。

上下打点指的是各官员要经常走动聚餐开PARTY,请戏班子搞气氛,还有各种名目的节日、炭敬、冰敬、婚丧嫁娶、生辰、老乡联谊会、私人俱乐部等等等等,这个习惯地方和中央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北京上班时,也被这些流程搞得神经衰弱。

晚清时官员们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级官员经常互相走动,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相互提携各自后辈,所以除了死硬政敌,私下关系不会太差,也不会轻易撕破脸,大家是牢牢绑定的利益联盟。

在明清时,一个人只要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一员,大家都不敢惹他,当地县委书记就会对他客客气气的,开始主动跟他搞好关系。

进入统治阶层的分界线是举人,秀才离这条线还差得非常远。

明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100-1200人,整个大明总共录取了11万名举人,清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500人,整个大清大约总共录取了15万名举人,清时有1500多个州县,每年活着的举人大概一万人,摊到每个县平均七人左右,这七个人加上县太爷,就是本县的最高统治阶级。

举人免税、免徭役,只要一中举,就会有大把本地人认亲友,求着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户口放在举人名下,以躲避缴税和服徭役,一个举人每年可以免400亩的田税(不同时期有变化),还能免十几户人家的赋税和徭役。

挂在举人名下的人,每年会主动分一些好处给举人作为回报,甚至有人主动要做举人的仆人,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

服徭役是一件很辛苦很凄惨又十分打击人格的事。

你得自带干粮给政府挖河堤、拉纤、修水库等,这段时间地里家里没人照料,老婆孩子父母都可能受人欺侮,监督徭役的差人也根本不把你当人看,马戛尔尼就记录过清兵抓人来服徭役时的悲惨景象,有当地富人没有功名,也被抓来给洋人拉纤,因为不听话,被当差的当狗一样踢到淤泥里当众抽打,十分侮辱人格。

为了避免这种羞辱,也为了避点税,富人们都会找到当地举人,将财产放在他的名下,个个都得叫他“举人老爷”,好寻一个庇护。

所以举人一般都较富有,乾隆时江西人王锡侯38岁中举,65岁因《字贯》案被斩,这位一生没做过官的举人,为了印书就花掉了400多万人民币,家里还另建有十间大瓦房,以及承担几十口人的生活,这么大开支,就靠王锡侯一个人的收入就搞定了。

举人大多可以做到知县,哪怕不是知县,起步也会是学政(教育局)这种实权部门,像杜凤治这样还可以升到知州,所以各县话事人也不敢招惹当地举人,因为这哥们分分钟跟自己平级,弄不好还可能混到自己上司,能拉拢就不针对,举人有什么事找知县,打个招呼一般就能解决。

像曾国藩这种考上进士进翰林院学习的人,根本不用把知县太放心上,因为进士最低起步就是县委书记,正常是市委书记,他还没进翰林院,当地一个地主遇到麻烦事请他帮忙,他便写了封信给当地知县,人都不用去,知县马上出面把地主的敌人抓去坐牢,一刻不敢怠慢。

曾国藩收到的回报是140两白银,相当于14万人民币。

这种事举人也能办,但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进士,要赔笑脸见县里各种实权人物,要卖人情给人家,还要请客吃饭走流程,但曾国藩这种庶吉士,一封信就搞定。

对没正式官职的举人进士都这样,实权官员之间的利益链更是紧紧绑束在一起。

这种特权阶层之间的人情来往十分损耗金钱和时间,曾国藩刚到北京时,时常跟各路官员吃饭聚餐,又参加各种诗文会搞人脉,这一年的社交开支就达到了130两银子,约合13万人民币。

这里要说明一下,做京官的大多很穷,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穷得要死要活,想尽一切办法搞钱,但京官全靠地方官进京拜会孝敬时捞钱,地方实权官员要富裕很多,杜凤治每年的社交开支,估计是曾国藩的十倍二十倍。

前面说杜凤治还养了两个师爷,这也是特别烧钱的私人顾问。

全国每年举人和进士的录取名额太低,为避免资源集中,各省又有规定的名额,特别会读书的江浙地区,有大量优秀知识分子注定一辈子考不上去,这些人就琢磨出另一条出路,专门替做官的做谋士,替他们摆平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绍兴人干这行的特别多,逐渐形成了一种叫“绍兴师爷”的特殊职业。

绍兴师爷主要帮当官的处理刑名、钱谷、奏折、账户、阅卷、漕粮、河工、教读、谋略、征比等工作,其实就是现代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教育顾问、工程顾问、税务顾问等。

官员们一般是考八股上去的,对处理当地工作其实并不熟悉,真干活特别需要师爷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所有官员赴任,第一件事就是找专业的绍兴师爷,其中刑名和钱谷师爷是必须要带的,就是负责法律和财务的两大助手,不带的话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

刑名和钱谷是师爷的基本盘,是各级官员的必需品,奏折、谋略师爷这种,只有高级官员才需要,像两江总督陈辉祖就养了一个著名的邬师爷,专门负责给乾隆写奏折,每次上折子能把乾隆读得心花怒放,陈辉祖就以一万人民币一天的高薪养着这个师爷。(本文白银转换都以2023年物价为准)

绍兴师爷越做越大,形成了一万多人的专业队伍,深刻影响绍兴后面几代人,秋瑾、鲁迅、周恩来、陶成章祖上,其实都是师爷家族。

文化必产生于经济基础,质变必来源于量变积累。

杜凤治自己就是绍兴人,绍兴人不骗绍兴人,规矩他懂,师爷那更加要带上的。

杜凤治刚上任时带去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年薪水共1100两白银,每月每人伙食10两另算。

也就是师爷平均年薪550两,合每人55万人民币左右,那时地主家普通长工一年的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一万人民币,师爷收入是普通长工的55倍,在清朝是超级高薪职业。

杜凤治在南海任职时,一共聘请了7位师爷负责刑名和钱谷,一年合计6000两开支,合600万人民币,平均每人85万年薪。

另聘请了收粮(征田税)、书启(文秘)、阅文(看考卷)师爷等人,这些人没那么贵,100两银子一年,平均每人10万年薪。

所有的师爷加起来,一年开支就高达一万两白银。

官场送礼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比如同治十一年两广总督瑞麟生日,因是瑞麟赏识杜凤治,是他将杜凤治调去南海当知县,因此杜凤治投桃报李,送去的金银珠宝和绸缎价值3000两白银。

这一年,杜凤治记录自己光送礼就花掉了两万多两白银,其中送两广总督11114两、送广东巡抚3445两、送按察使1355两、送布政使823两。

杜凤治人脉很是吃得开,以致于他这样一个小小县令,同治十二年过六十大寿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礼部尚书李鸿藻都送来贺词,可见其在地方和中央,都很会搞关系。

地方官想要做得稳当,北京城里就得有人替自己说话,杜凤治在朝里主要依靠潘祖荫,他的广东县令就是潘祖荫推荐才得来的。

杜凤治在北京前前后后花了4680两白银,熬到53岁拿到一份实缺,到地方后又上下打点花了3500两白银,才稳住了县令的位置,差不多花了一千万人民币搞定一个知县,但说源头,潘祖荫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给潘祖荫每年的炭敬、冰敬十分丰厚,潘祖荫也会伸手向他借钱,不过这种钱双方都默认不用还。

官场正常开销、家人日常生活费、养私人专业顾问、以及编外人员,使杜凤治每年做官的开销,保持在一万五千至三万两白银,约为今天1500至3000万人民币。

年开支是其正经年薪的20倍,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下去的。

杜凤治只能拼命搞钱。

其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是来自钱粮征收。

杜凤治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自己每年从中赚多少钱,但他记录过自己拜访已卸任的东莞县令张庆鑅,其亲口承认,自己从钱粮征收(原文是“银米羡余”)里拿到的总收入是白银五万两。

那这里头搞钱有什么名堂呢?

按杜凤治的记录,晚清收税粮是折成银两上缴,同治初年,广东粮价是100斤折合一两银子,但各州县却自设一套系统,要求100斤按5两银子上交,是市场价的五倍,中间有了四倍的溢价让各级官员分食,是地方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块收入任何人都不能动,是官员们的集体利益,1866年新任广东巡抚蒋益澧上任后,觉得这税粮价实在太高,想减少百姓负担,改成市场价收,结果被瑞麟给参了一本,蒋益澧被连降两级还调离了广东,只在广东任职了一年多就被赶走。

地方官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钱粮征收,一个是关系到切身利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另一个是中央处罚严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征税时间是上半年的农历二至四月,下半年的八至十一月,每年杜凤治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耗在征税上,十一月底的时候是交KPI的日子,这时候的杜凤治总忙得昏天暗地。

由于百姓穷苦,总是不按时交粮,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征粮队有粮书、粮差、册书、委员、师爷、官亲等人,另有轿夫、衙差、壮勇等一百多人,浩浩荡荡扫荡乡里,杜凤治平时对百姓较为仁慈,但下乡催粮关系到他的核心利益,此时就会变得十分凶狠。

根据他自己的日记,有几次他去征粮时收不到粮,反被农村妇人扔屎尿赶跑差人,杜凤治便派兵勇下乡,先将反抗的绑回衙门,如果带头的跑了,就把其母亲或妻子押回来,然后叫人去屋里看看有没有熟睡的小孩或者大件家具什么的,见到就先搬出来,然后放火烧屋立威。

这招通常十分管用,百姓见烧了房子,会老实上交钱粮,以换回母亲妻子,再讨回家具大件,以后也会乖乖交粮税。

杜凤治记录的这些细节,是其它史料看不到的,其日记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除了钱粮征收,杜凤治的其他收入占比分散,来自科举舞弊、不动产契税登记、特权走私、商家孝敬、调解纠纷等。

我们在《宋江的逻辑》里有提到过这些内容,都是宋押司特别熟练的业务。

先说科举舞弊。

虽然清朝对科举舞弊非常严厉,动不动杀个一品大员祭天,以震慑全国,但实际上基层舞弊根本无法断绝。

主持童试、院试的地方官,手里头掌握着命题、阅卷、录取大权,地方官可以通过提前泄题、找人代考、监考放水来搞钱,阅卷时也可以随便查看考生姓名,给特殊考生关照。

杜凤治记录了多位州县官,靠卖名次赚到几千两,他并没有记录自己有没有在科举中赚钱,但当时南海文试第一名标价3000两白银,武试第一名600两白银,其他名次依次递减,是公开的秘密。

学生高中后会在拜见州县官时送贽敬,这里还能收一笔钱,杜凤治记录同治九年广宁武案第一名陈应韶来见自己时,就送了100元。

杜凤治的日记里经常出现“元”这个货币单位,十分怪异,因为古代主要用铜钱,单位是“文”,如果是白银,单位应该是“两”,那这个“元”是从哪冒出来的?哥们提前用上人民币了?

这个元,不是中国的货币,是指洋银,就是西班牙银元。

16-17世纪,西班牙鼎峰时期,从南美洲疯狂挖银矿,铸造成西班牙银元,来中国换丝绸、茶叶、瓷器三大宝贝,大量银元便在中国一直流通。

由于他们家银元质量好,成色、重量一致,比种类复杂的白银更受欢迎,不仅国内用,英国人也收西班牙银元,清政府赔款洋人时也允许用银元,折算方法是一银元等于七钱一分库平银。

1842年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赔了2100万西班牙银元,从这以后花光了银元储备,贸易顺差也变为逆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就只能赔白银了。

杜凤治的记录里大量出现元这个单位,是因为他在世时,白银外流还没那么严重。

商家及士绅每年送给杜凤治的钱也很多。

每个县的矿山、商号、当铺、工厂,以及农村士绅,每年都会源源不断地给杜凤治送礼,在广宁县时,当地24家造纸厂,每年会送他1200-2000两银子。每地当铺开业,都要给杜凤治送50两银子,杜凤治每去一地上任或者离任,以及家里人过生日,逢年过节,当地这些单位都要不断地送礼孝敬。

杜凤治还可以走私私盐赚外快,当时卖私盐是暴利,查到就要杀头,但州县官员的船只可以不接受检查,官员们出行都会捎上私盐贩卖,能小小赚上一笔。

那年头卖私盐,跟现在卖白粉差不多,曾国藩在跟太平天国玩命时,每到一地也会利用特权靠私盐赚钱,以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从契税中赚钱,是地方官另一项重大收入,是仅次于钱粮征收的第二大收入。

一般田地房产买卖过税,满清时要交6.5%的税,民间为了避税,平时都不愿交税割户,但每任州官卸任前,会把税额改为1.5%-4%,利用这个差价狠赚一笔离任。

杜凤治去南海任职的前任叫赓飏,其利用契税差价离任时赚了13320两,杜凤治自己离任南海时,赚了12960两。

按记载,南海县每年税额是4749两,但光绪三十年年实收67910两,宣统元年实收139372两,这中间的巨大差额就是官员们的第二大主要收入,而且明显越到清末,官员们就贪得越厉害。

就这样七七八八地搞钱,到杜凤治67岁因病辞职时,他不仅维护好了自己的官场体系,14年为官还挣到了4.5万两白银,约合4500万人民币。

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认为杜凤治是一名贪官,相反他当官的名声很不错,除了他做官很有技巧,既不得罪上司和同僚,非必要对百姓还算宽厚,最重要的是,他贪得其实并不厉害。

杜凤治说,各省主管学政的官员,靠着在教育系统赚钱,离任时一般攒七八万银子没问题。

我另看到张宏杰的资料数据,说大省学政一届可以搞到三四万两银子,小省一万多两银子,清朝学政三年一届,不能连任,两边数据对不上,不过都是巨款,大家知道个大概就行。

相比别人三年七八千万的贪污,杜凤治14年才搞了4500万,已经十分难得了。

其实杜凤治就是一名贪官,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贪的官活不下去,像李鸿章也是一名大贪官,这个是洗不白的,老百姓主要是看他们贪了还能不能办事,平时对老百姓不要太狠毒就是好官。

说明在清末,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值是非常非常低的。

杜凤治其实也审理过不少冤案,他政敌的儿子因为强奸家里丫鬟,致丫鬟跳井自杀,为了拉拢政敌,他通过摆平原告化解案情;另有当地士绅罗来文强奸侄媳,他拿了好处后,让罗来文赔了原告一大笔钱,将事情从强奸改成非礼结案。

杜凤治的原则是不得罪上司、同僚,以及他们的亲属,但遇到民间其他案件,他都禀公办理。

在处理罗亚水案、谌郭氏通奸案、唐梁两姓命案时,他又相当谨慎而细致,甚至不时流露出对百姓温情的一面,能帮一点是一点。

杜凤治并不复杂,只要不触及他的核心利益,他就禀公处理,但一旦关系核心利益,他就循私勾结。

这样的官员放在现在肯定是贪官,枪毙四五回是够了的,但在清末,比一比其他官员,他对百姓还算仁厚,贪的也有一定底线,就是难得的好官。

就像萤火虫,其实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但如果夜晚够黑,它就显得耀眼。

最后,我们再简单地说一说曾国藩的开销和收入,跟杜凤治做一个对比。

曾国藩原先做京官穷得要命,做侍郎一年收入才660两,年薪约66万,光坐轿子、置办服装、租房子、搞社交几样就把他搞得欲仙欲死,全靠地方官孝敬和借钱维持生活,在北京时欠一屁股债,欠债额约140万人民币。

他的收入转折点是去四川做乡试主考,这是仅次于学政的第二赚钱岗位。

跑一次四川,公款差旅费加上一路疯狂收礼,曾国藩赚了六千两银子,约合600万人民币,另收了大量的藏香、茶叶、火腿、香珠、黄连等等四川特产。

曾国藩靠这笔钱还清了在京城欠下的1400两债务,还给家里寄了600两,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建立湘军后,曾国藩个人年净收入达5400两,12年带兵合法收入6.48万两,约合6500万人民币,又通过劝有钱人捐钱(劝捐,回报学额或官爵)、设收费站收商业税(厘金)、以及卖食盐、屠城抢劫、洗掠天京财富,让湘军赚到了许多许多钱。

富裕的湘军回湖南后大量办书院,民智大开使湖南风气领天下之先,历经三代培养出了毛泽东。

而浙江绍兴的师爷阶层,也在一代代财富积累下,历经几代培养出了秋瑾、鲁迅、周恩来。

两条历史线,最后合二为一。

战胜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正经收入是155两基本工资加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年薪共约1800万。

当然啦,杜凤治这样的下属们每年送来的礼金,以及手中特权可以赚到的钱,应该是以亿计了。

从曾国藩和杜凤治亲笔记录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清朝官员的幸福生活和利益勾连。

但与之相对比的,是普通百姓猪狗不如的日子。

前面说过,清末时,一个地方家的长工,年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只够买800斤大米,仅够两口人勉强吃饱。

如果一家四口要度过一年,平时就只能吃小米、玉米、红薯、土豆。

曾国藩的日记里,记载着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北京物价,当时1斤腌肉要100文,每斤鲜肉要70文钱,每斤酱菜也要70文钱,此时1500文约合一两银子,也就是普通长工,一个月的收入,只能买15斤腌肉,或者21斤鲜肉、21斤酱菜。

如果以今天普通人5000元一个月来算的话,约等于腌肉要333元一斤,鲜肉要238元一斤。

这种物价,普通百姓吃得怎么样可想而知。

而且他们还要面对赋税和可怕的服徭役。

吃都顾不上,那教育、住房、服装、交通等生活品质的恶劣程度,更可想而知。

就算蒲松龄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也过得相当惨,他当民办教师时,包吃包住一年总收入才4两银子,只够买四个铜盆。

一直到去富人家做了私人家庭教师,才有了20两年收入,能偶尔吃点肉,也有钱有闲写《聊斋》了。



所以我们看到清末时的民间照片,人民都是黝黑的皮肤、麻木的神情、要么衣裳破破烂烂,要么一件衣服穿上四季包了浆。

因为清朝的百姓,大都都是文盲,而一个壮汉的年收入,也才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人民币一年。

而在另一边,一个知县的收入高达千万,一个总督的收入以亿计,官官相护,拼命吸食百姓血液,以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

哪怕知县包庇强奸犯,只要他不把百姓欺负得太狠,大家还会叫他一声清官。

为什么清末时,捻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波波不断涌起,杀也杀不尽,斩也斩不绝。

这都是满清自己造的孽,平民造反再愚昧、再凶残,根源也是在满清本身。

这样黑暗腐朽的王朝,要不是英国为了对抗俄国,帮他们解决了税收问题,扩大了财源,是不可能活到1911年的。

这样反动的王朝,就应该早点死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早死早超生,死得渣都不剩,才对得起他们压迫过的人民,以及他们几百年深深的罪恶。



-------------------------------------------
↓点击下方图片购买卢克文新书《风云录二〇二二》↓
----------------------------------------------

在我的知识星球,能看到





每日时政深度点评,了解国家大事,看透国际风云变幻

    

财经股评,从宏观视角读懂股市变化本质,掌握市场规律


分享我的观点和见解


2019年,从《文在寅的复仇》,有几百万读者关注我们,我在文章里带大家解析了当今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崛起之路。

如今,有31000+读者加入我的星球,重新开始认识世界的逻辑和本质规律。

扫码加入31000+人都在卢克文工作室看国际风云诡谲,时事变幻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