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炜栋：高校外语专业40年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纪实系列文章之一
2018年第4期
转眼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与其他领域一样，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作为外语专业改革的亲历者、倡导者和推动者，作为从事外语教学研究近60年的老教师，在这里我将撷取让我最难忘的事例，梳理40年来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历程，阐述改革开放对外语学科发展的影响，并展望外语教育发展的未来。
一
发挥外指委指导作用
我在1997-2013年间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外指委）的主任委员。众所周知，这一委员会的前身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简称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于1980年, 王佐良先生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许国璋先生任副主任委员。屈指算来，我在这个机构工作了近30年，亲历我国外语专业的发展与变革，也见证了外指委所发挥的指导咨询作用。下面按照时间的脉络扼要梳理一下。
1985年下半年我进入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与胡文仲教授一起负责英语专业工作。当时许国璋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要抓好两件事，即外语教材和教学大纲，同时组织广大教师队伍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为适应当时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我们建立了英语专业教材编审体系，并尝试编写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我负责基础阶段的教学大纲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相关国内外最新教育教学理论，总结外语教学经验，而且还深入调查，组织测试，收集数据，为大纲制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80年代末，《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相继完成。我曾就大纲的推广应用工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根据当时形势宣讲、贯彻大纲，提高教师落实大纲的水平；第二，启动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以检查大纲执行情况，提高英语专业教学质量；第三，根据大纲精神推行英语专业分级教学理念，并在上外试点（1990-1993年）。以上建议得到王佐良先生和许国璋先生的大力支持。1990年全国英语专业四级统一测试开考，1991年英语专业八级统一测试开考。我主持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分级教学理论和实践” 1988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该项目尝试对上外英语专业入学新生进行英语水平测试，并将其分别纳入第二级（一年级下）、第三级（二年级上）或第四级（二年级下）阶段的学习。这一分层教学充分考量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相关研究成果于1991年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2年，在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教司领导下，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更名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胡文仲任第一届外指委主任委员。我于1992-1996年任外指委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组组长，重点抓好英语专业教材编审,教学大纲修订，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四、八级题库，教务管理完善等工作。英语界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都参加了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的业务指导，包括李筱菊、陆国强、何其莘、黄源深、秦秀白、吴国华、钱瑗、姚乃强，等。
1997年成立了第二届外指委。1997-2013年，我任第二、三、四届外指委主任委员。其中第二届外指委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1）面向新世纪制定了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发展规划、战略等。2）修订完成英语专业和各语种的新版教学大纲，做好各语种的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工作。1999年开始，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如西班牙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陆续开考专业四、八级统一测试。3）大力扶植非通用语种专业发展，根据《关于批准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建立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及下达基地建设经费的通知》（教高函[2001]4号）、《关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建立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批复》（教高函[2001]14号）文件精神，在全国首批建立10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我们还从教育部争取到给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补贴，即教育部给每位老师每月补贴100元，学校出100元，切实提高教师待遇。4）世纪之初提出“中国外语教学一条龙”理念，旨在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提升外语教学的有效性，减少“哑巴英语”现象。
在第二届外指委(1997-2001)期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面向21世纪的教学大纲修订工作。1998年英语组由何其莘、何兆熊等10位教授组建了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小组，1999年6月起草了新大纲的征求意见稿，在听取两百多所院校意见并在年会上逐条审阅修订后，1999年12月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送教育部高教司审批通过并于2000年颁布。该教学大纲不仅将基础阶段与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合二为一，明确了英语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与相关专业知识三类课程，还提出许多新理念，譬如跨文化交际能力、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以及在教学中要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关系等，这些理念至今仍没有过时。
第三届外指委(2002-2006)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紧跟国家形势发展需求，支持指定学校对接国家战略，结合地域优势，进行立项研究。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WTO与中国外语教育”，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外语教育”等项目均获得外指委支持。2）根据2003年启动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所发现的外语教学不足之处（如学生思辨缺乏、创新不足等），建议教育部启动高校英语本科专业教学评估，明确评估标准等。外指委根据教育部的统筹安排，2003年制定《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本科教学评估方案（试行）》，2004年对4所不同类型的院校进行试评，了解本科教学现状。3）基于试评估的经验，2005-2008年对102所院校本科英语专业进行评估，重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规范英语专业办学和管理，保障教学质量。
第四届外指委（2007-2013）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1）在组织形式上采取各语种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以前各语种指导小组升格为分指导委员会，专家数量也有很大增加。2）起草了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战略报告，包括教学质量标准、专业规范、专业设置、教学大纲、专业评估、人才培养、教师发展、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2009年1月正式定稿并上报教育部高教司。3）基于广泛调研制定了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规范，包括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非通用语等专业。4）重视骨干教师培训工作。2008年始由外指委组织全国性高校骨干教师培训，同时通过各类教学研讨会、科研立项、科研成果出版等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5）完善外语专业教学测试体系。2009年阿拉伯语开考专业四级统一测试，2010年成立外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专家委员会，为测试提供咨询和指导。成员是各语种的资深专家，如何其莘（英）、邹申（英）、孙玉华（俄）、谭晶华（日）、曹德明（法）、贾文键（德）、陆经生（西）、周烈（阿）、蔡伟良（阿），等。
外指委作为教育部专业咨询机构，汇聚了全国外语学界的知名专家与学者，他们发挥专业优势，群策群力，为外语专业本科教学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推动上外改革发展
我1958年进入上外学习，1962年留校任教，此后历任英语系基础教研室主任、英语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其中1990-2006任校长，1995-2004任党委书记。1995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2002年获上海市“员工信赖的好校长”荣誉称号。60年来，我学于斯、教于斯、研于斯，与所有上外人一起，推动、参与了学校的改革发展，见证了上外如何从单一的俄文专科学校，发展成为多语种、跨学科，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而今回望，不禁感慨万千。这里主要选取几件重大事例进行阐述。
首先，上外率先启动并深化了外语类院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经院式人才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1983年，时任英语系主任的我与同事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英语系率先开始英语+新闻学的双学位试点。为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我们一方面聘请优秀师资，另一方面在选拔考试的基础上遴选部分三年级学生。他们通过两年新闻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毕业时获英语和新闻专业双学位。这一试点取得很大成功。1984年始，我们开始培养人文专业+英语、外语专业+英语以及英语专业+人文专业的三类复合型人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90年代中期，复合型人才培养已经得到国家教委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其理念被纳入2000年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此后上外一直在探索副修、辅修、双学位等机制，不断深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业内反响良好。
其次，上外在全国高校中首家实行收费改革。1993年实行改革试点时我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感觉压力很大，担心每年2500元的学费会影响学生的质量和学校的声誉。为了确保改革顺利，我们不仅广泛宣传，突出办学特色亮点，而且从课程设置、教材、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同时为学生设立新的奖学金、贷学金制度，实施“绩点学分制”和新课程基金制度等，坚决避免出现高玉宝现象（因家境贫寒辍学）。教育部、上海市政府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我还上电视、电台与广大家长直播讨论收费改革的重大意义。改革的结果是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很好，社会认可度也很高。1993年底我代表学校在全国校长书记咨询会议中介绍了经验，并得到国家教委的表扬。
最后，上外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抓住了两次机遇。一次是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升格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记得当时是1994年，我们基于学校建设基础和改革经验，向国家教委申报更名且很快获得批准。可以说，这为学校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另外一次是顺利成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这一工程1994年5月启动部门预审，我们当时积极申报并于1996年顺利通过预审。目前在全国外语类院校中，只有北外和上外进入“211工程”。这也为2017年上外进入“双一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抚今追昔，不胜唏嘘。作为一个老上外人，我真心希望学校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发挥学科传统优势，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更大辉煌，而对她的每一步发展，都充满了期待和热盼。
三
促进学术交流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外语教育研究也得以不断深化。我认为对于教师而言，教书育人工作最重要。从教近60年，我教过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阶段的不同课程，做过班主任、导师，培养了近百位博士生，深感教师对于学生成长具有春风化雨的作用。而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好学术研究，吸纳最新研究成果也至关重要。自1965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文以来，我已经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30余篇文章，出版20余部语言学、语言教学、汉英百科等方面的著作、词典、论文集等，主编多套国家级规划教材，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涉及外语人才培养、外语教育发展改革等，涵盖大中小学等不同学段，旨在解决实际问题，丰富相关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在我所主编的学术丛书中，有两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就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2008）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2009）。前者由前副总理李岚清作序，包括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大学外语教育、高职高专外语教育、基础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名家谈等内容。后者由我与胡文仲主编，入选2009年中国十大英语教育新闻，涵盖外语教育发展研究、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翻译研究、国外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等领域。两套丛书都注重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总结了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所谓“读史使人明智”，此类丛书有助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
我在做好教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类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发展。除了1997-2013年间担任外指委主任委员之外，我于1998-2008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起担任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4年起担任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暨语言文学学部召集人。曾担任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迪士尼英语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多年来，我还一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和教育部长江学者会议评委，经常主持或参与教育部组织的评审活动，如国家级教学改革优秀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社科类科研项目等，为推动外语学术交流贡献力量。2013年我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颁发的“中国英语教育特殊贡献奖”，2017年获上海市外文学会首届“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我将之作为对我多年致力于外语教育改革发展与学术交流工作的鼓励。
四
展望外语教育未来
回顾40年来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深切感受到，随着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外语教育环境更加优化，教学资源更加丰富，而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尚待完善。早在世纪之交，我就曾发文提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而今在文化“走出去”“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这一倡议更为重要和必要。下面基于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就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谈几点看法。
第一，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需求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促进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跨越到高等教育强国。2017年9月21日， 教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其中有6所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围，分别为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自定）、延边大学（自定）。在我看来，一流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师资队伍建设，一定要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外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需求。其中人才培养为学科建设的核心。早在2015年7月，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等五部委就印发了《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我们外语教育改革也要发挥多语种、跨学科优势，紧密对接国家的战略需求，做好相关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同时可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孔子学院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概况等问题，为国家相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政策建议、案例分析等，促进中外沟通交流。
第二，立足教育实践，适应社会需求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外语教育在多语种服务、咨商启民、知识共享等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外语教育绝非空中楼阁，自娱自乐，而是要立足教育实践，适应社会对多语种人才、多语种服务的需求。各高校外语学科不仅要在人才培养、学术引领中有所作为，不仅要举办高水平学术论坛，培养全国骨干外语教师，还要考虑所在区域的外语需求，在跨文化培训、社区外语教育等方面有所贡献。譬如上外位于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早在1995年，我们就推出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培养紧缺翻译人才。而2016年则试点设立“上海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教育基地”，在上海12所中小学开设希腊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非通用语种教学班，推动国际教育。同时一直重视出版“文化走出去”系列精品，打造多语种网站，建设多语种数据库，为大型国际会议等活动提供一流的多语种服务，以实现外语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第三，借鉴国际前沿成果，实现研究本土化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学科的学术研究多强调与国际前沿的对接，注重国外成果的引用介绍，存在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削足适履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学、翻译研究方面，也出现在教学研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一直在追踪国外的理念、范式、模式，研究也多停留在验证他人理论的适用性，而未能切实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我看来，为了将研究本土化（go local），首先要明确“真”问题，即在外语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性、前沿性的问题，或中国语境中外语学习与教学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问题可涵盖宏观政策性探索，以及微观教学策略研究。其次要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理论或者方法，特别是利用具有跨学科性的统计软件、语料库、人工智能等，注意避免盲目照搬他人的理论框架或者范式。最后要进行扎实有效的调研和实证研究，特别是开展行动研究等，在反思评估中尝试解决问题。
第四，倡导改革创新，提升国际话语权
201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对我们外语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面我谈到了如何go local，这里我想强调如何go global（国际化）,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打造标志性教学改革或学术研究成果，并向国际学术界推介。这里成果并不仅仅局限于在SSCI、A&HCI等期刊发表论文，而是以我为主，融入更多中国元素，产出译著、研究报告、咨询建议等各类学术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除了强调与时俱进、创新改革，还要重视外语师资队伍的建设，打造一支国际化程度高、教学与研究能力强的教师队伍。可以说，教师是创新驱动的主体，他们应具备国际视野，跨学科思维，关注本土研究问题，并能将之凝练提升，用学术语言进行国际表达，提升我们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当然，我们学术地位的提升与高端外语学术期刊的建设、学术组织的设立、教学学术活动的开展是密不可分的，也离不开网络平台、虚拟空间等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支持。
总而言之，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40年后推行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外语学科和外语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可或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外语学人，我们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中国，改革创新，不断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戴炜栋，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的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出版专著、辞典20余部，主编国家规划教材10套，主持“英语专业分级理论与实践”等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戴炜栋，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的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出版专著、辞典20余部，主编国家规划教材10套，主持“英语专业分级理论与实践”等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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