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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洞庭湖决堤,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抗洪靠嘴,堵漏靠沙?印度官员真是绝了!
有的人走了,却永远活着
圈内疯传某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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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少年的成长史|故事FM
Original
故事FM
故事FM
20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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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述者叫李明骏,但你可能更熟悉他的笔名——
杨照
,他拥有作家、历史学者、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的多重身份。
他出生在 1963 年的台北。当时的台湾已经进入了戒严的第 14 个年头,戒严令使得整个台湾都处在紧急状态的军事管控之下,白色恐怖笼罩着表面平静的城市。
但是作为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小孩,
杨照属于非常幸运的一拨,当成年人在外面的社会中相互残杀时,一无所知的他被庇护在阴云之下,以孩童的纯真视角探查和理解着这个世界
。
杨照小时候的家在今天的圆山大饭店附近,这里记录着台北日据时代的过去,曾经是日本人在台湾统治的宗教中心。而后的 50 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进入台湾,在这里设立了美军顾问团。
这是一片非常奇特的区域,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相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童年时期的杨照。
■
晴光市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1-
晴光市场的童年
我出生在台北,也在台北长大,不过我长大的地方很特殊,叫作晴光市场。
沿着中山北路一直走,道路两旁都种满了樟树,走着走着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入口,很不起眼,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招牌,写着「晴光市场」。
从那里走进去,就像到了一个光的洞穴,两边是非常光亮的橱窗,而橱窗里面摆的是从美军顾问团的福利社里流出来的东西
,比如可口可乐,不过那时它还没有中文名字,写的是Coke Cola。比如牛仔裤,完全是稀缺品,因为当时在台湾的其他地方你很少能看到牛仔裤。
特别要提的是,晴光市场离圆山很近,圆山在当时是美国在台湾驻军的大本营。所以那里的行业,大概都跟美军顾问团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行业是酒吧。
台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小说家,叫黄春明。他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作《小寡妇》。小寡妇不是什么真正的寡妇,而是一个酒吧的名字。会给酒吧取名为「小寡妇」,你也大概能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可以说,我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不适合养大小孩的地方。
■
台北圆山饭店(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家从事的也是「不太正当」的行业。不过大家不要误会,我父亲和母亲一起经营着一家裁缝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裁缝,她做的衣服很特殊,直到今天,你都很难找到那样一种针织的礼服,是非常高级的礼服。
我家的店在当时很有名,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地人,跑到市场里问我家的服装行在哪里,左邻右舍看你是个正常女孩子,会瞪大眼睛跟你说「不要去那里,不要去那里,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做的礼服非常昂贵,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小时候,我最常在店里看到的景象是,一个酒吧女牵着一个美军军官进来。只有酒吧女才能穿得起那么昂贵的礼服,当然会有一个美军帮忙付钱。
我妈妈会自豪地讲她唯一会的一句英文,「we take American dollars!」
我们小孩都躲在旁边偷看,看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看酒吧女多么可爱。那时,除了酒吧里,基本没有人化妆。所以留着黑色长发、化着妆的她们进到我家店里,仿佛那里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另一个当然就是看美国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能看到美国人。在那时还是小孩的我的记忆里,美国、美国人是很神奇的。
美军顾问团在圆山有一块很大的宿舍区,离我家大概走路 15 分钟的时间。
那里就像是一个幻境,平房外面有一片一片的草地,草地上自动洒水机,本来什么事都没有,突然「啪」地一下水洒出来,反射得阳光变成一道一道的小彩虹
。
我可以在那里看个 20 分钟,一边看一边惊叹,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地方,美国人确实过着跟我们不一样的日子。
在那个复杂环境中成长的我,有了很多不同的经验,累积了很多不同的记忆。
■
台北市中山国小(图片来源于网络)
-2-
中山国小
我在中山国小念二年级时,有一个班级乐队比赛。从二年级到五年级,每学期都要办一次班级乐队比赛,而且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带乐器参加。这是它的传统。
在相对贫困的年代,小孩能有什么乐器?回头想来,班级乐队的演奏一定很恐怖。因为大家会带最简单、最便宜的乐器,比如响板,就是用橡皮筋把两块木头绑起来。比如三角铁,勉强能够发出有旋律的声音。最多的是塑胶笛子,那个声音真的很恐怖。
那时,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我到现在也不懂为什么。
但它毕竟是比赛。要赢就不可能只有响板、三角铁、塑料笛子,关键还是班上有几把小提琴、口风琴。所以,我二年级的老师为了办班级乐队比赛,就跑去游说班上的家境比较好的学生家长。
老师就跑到家里跟我妈说,我应该要学小提琴。我妈什么也不知道,但那个时代,听老师老师说了什么,家长怎么会反对呢?所以,她就乖乖把我送去学小提琴。
我对音乐的认识跟理解就是这么误打误撞开始的。我拉了六年的小提琴,可我爸妈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 70 年代的台湾(图片来源于网络)
-3-
初中:
踢足球与园艺课
台湾的 70 年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大规模查禁歌曲、进行思想管控,但经济上开始加速发展。在校园生活中,除了频繁的集会和「政治讲话」,考分和升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
就是这段时间里,我上了初中。我当时非常叛逆,很不喜欢学校和学校的规矩,成天跟一群朋友混着。因为成绩不好,我在班级里是被大部分老师边缘化的「坏学生」,每天到学校去都是特别痛苦的经验。
有一种叫作「理所当然」的老师,我们最为讨厌。他们自以为是地把「成绩差」的的我们当作「没有用的人」,你最好都不要在他眼前出现。
但是到了初二,有一个特别的课,叫园艺课,要学学种东西,将来也许有一天你要去当 Gardener,这就是一技之长。
这当然是很边缘的一门课。
而我们的园艺老师,又是一位国语讲不好的、非常土气的女老师。可
就是这样一个教着「最没用的东西」,在学校可能也是饱受歧视的老师,对我们非常好
。
这门课不考试,也没人真心学,老师常常是叹着气叫我们去拔草。我们其实也未必在认真拔草,老师就站在教室门口那两大块草皮上看着我们,有时我们会围着老师跟她用台语聊天。
■
初中时期的杨照
那时,我们踢球,是足球校队的。但连这种事在那样的青春成长过程中,也充满伤痕。
学校诸多的体育项目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网球校队几乎都是好学生才会加入。他们球拍很贵,所以通常进去的人家境也很好。他们在学校地位很高。可同样是校队,我们踢足球的就被认为是因为念不好书,不务正业。
有一次,园艺老师特地跟我说,「踢完球很热,但是不要一停下来就拿冰水灌进去,这样喉咙会坏掉。」
我当时就很感动——她怎么会看到我做这件事情?
她是真的关心我们。这样一件小事,过了四十几年,我还一直记得。
-4-
我考了第一名
中学生活的转折来得突然。
那时候,我很爱吉他,练到近乎疯狂时,我在书包带子上弹和旋,在心里想象它的声音。我为这件事骄傲,相信自己一定是学校吉他弹得最好的。
但突然之间,内心觉得很痛。因为我成绩差,我引以为傲的吉他弹得好这件事就没人承认,没人在意了。
■
70 年代的台湾课堂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那天开始,我把数学、国文都拿出来重新做。三四个月后,学校就有一个考试,是全校排名的一学期一度的特别考试。
那时,公布成绩是很恐怖的。年级每个人的成绩会在学校的公布栏贴出来,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贴成绩一定是选上课的时间,下课后我们才能跑去看。
那天,数学课上到一半,理化老师突然跑到后门,跟我们老师说,「你们班李明俊考第一名诶。」
全班每个人都回头看,不是看我,而是看那个老师
。
数学老师笑说,「不可能!」
班上另外一个同学很聪明,他马上说「3年5班有个女生叫做李明媛,一定是她,怎么可能是李明俊?」
老师叫这个同学赶紧跑出去看看那张排名单,回来时近乎是鬼叫,「真的是李明俊!真的是李明俊!」
坦白说,人生有这么一次,也确实很过瘾。
突然之间,我就突破了那道心理障碍,「不要再说你们多了不起了,现在我考了第一名!
」
■
建国中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5-
建国中学
70 年代末期,我考上了建国中学。
因为热爱文学,我加入了校刊社,被赋予了极大的特权,在那里特立独行是被允许甚至被呵护的。
负责编辑校刊的我和几个伙伴在整个高二期间,就没正经上过几节课,每天聚集在编辑室里讨论诗歌和文学,甚至拿着公假条,在上课时间从学校里进进出出,去打字行、印刷厂、拜访作家,或者干脆就是出去闲逛。
联想到当时还是白色恐怖时期,听来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即便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也完全是一所不可思议的学校。
学校总共有大概 6000 名学生。每个学生开学时,要特别付 50 块的校刊费。于是我们制作一期校刊的预算,大约有 30 多万。按当时的生活水准,30 万台币可以在台北一般的住宅区买一个70平米的房子。惊人的是,这笔钱学校不管,完全交给校刊社,我们自己支配,只需要报账。
找印刷厂,刊印,找打字行,统统都是学生自己处理。
现在想来,那时的人怎么会这样信任学生?太了不起了。
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学会了在所谓的「复杂社会」中如何完成一件事。
但是我离开建中没几年,它就慢慢改变了。现在想来,我是见证了它的黄金时代。
■
高中时期的杨照
-6-
校刊
我当时跟一位负责校刊新诗专栏的同学都很喜欢诗,我们自己也写诗。
我们准备好新诗的稿子之后,学校邀请了一位张老师来给我们审稿。
她看完了之后,给出的总体意见是:
这批诗讲究形式,无病呻吟,跟高中生生活无关。
我们当时特别愤怒,「一个号称会写诗的人竟然叫你去写高中生活?诗哪是这样的?她完全不懂什么是诗!她在挑战我们对诗的信念。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她更懂诗的人重审。」
于是,我们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把他的资历、奖项一一列出,要求请他外审。他对我们的诗满口称赞,认为有些诗已够格直接在他的诗刊发表。这样的评语寄回来,我们的问题迎刃而解。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位诗人有军方身份,他是一位军中作家。而当时有名的异议分子柏杨,正是张老师的先生。这不再是简单的文学事件,这看起来是学校用有军方身份的权威来否定张老师的意见。
我相信张老师一定很伤心,很愤怒。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做的另一件了不起的事是骗过审稿者。
当时,新专栏「逍遥游」成立。我们模仿庄子《逍遥游》的笔法,半文言,半戏谑地写了一篇发刊词给组长审,审稿回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校刊就顺利地送去印刷了。
但排版完,就变成两回事了。
怎么排版其实是算过的,排完后,它就变得像藏头诗,竖着读是一篇普通的内容,但横着赫然就是「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
。
因为建中是台北最好的男校,而北一女是最好女校。很自然地,两校永远都处在对立关系里。偏偏那一年,北一女换了书包。我们拿这件事调侃的的发刊词一登出来,就变成轩然大波。
■
杨照在哈佛大学
-7-
「祸头子」
那大概是在80年代,因为爱读书,我常常在大陆的伤痕文学里读到「祸头子」三个字,印象深刻。
祸头子,祸头子,惹祸的头子。这是最适合描述我们叛逆的词。
这不表示说我同意每个孩子都应该用这种方式去闯祸,去特立独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是父亲帮我划的。
我父亲从小就一直不断地教我一件重要的事,也是后来我教给我女儿的。碰到任何事情,我爸都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质问你干嘛这样做,而是要我自己想明白做这件事的理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因为我内心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有更严格的标准。这种状况下,我不会为别人的看法或标准战战兢兢,即便闯祸,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我能不能承担。
这些责任是我给自己的。
——————
以所谓正统的观念来看,杨照始终是一个叛逆者。
青春期的时候,他是学校里特立独行的小孩。
青年时期,他放弃了哈佛在读的博士学位,选择回到正处在历史转折口的台湾,参与党外政治、投身新闻业。
中年时期,他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新新闻》周刊,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
正如开头所说,杨照有很多重身份,所以他想做的事情特别多。
比如他在台湾开设了课程讲中国通史、跟女儿一起录制了一档视频节目聊音乐,还在看理想录制了《史记百讲》、《春秋战国经典八部》、《先秦经典八部》的音频课。
如果你还想多听一听杨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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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及
未注明来源图片由 杨照 提供
Staff
讲述者 |
杨照
主播 |
@寇爱哲
制作人 |
刘逗
声音设计 |
孙泽雨
文字 |
徐林枫
运营 |
翌辰
BGM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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