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伦奇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担任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和捍卫自由联盟的高级顾问，曾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学，其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宗教权利问题的研究。他参加过伊拉克战争，获得铜星勋章。2016年时，他还曾强烈考虑过以独立保守派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以击败共和党的推定候选人特朗普。

相对于上述种种，对于接下来将要阅读他这篇文章的读者们来说，弗伦奇的这个身份更加重要：他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这篇文章缘起一则特地标注弗伦奇的愤怒推文：

The Other Jack：

@DavidAFrench @Tracinski 你是一个敌基督，每天都在作假见证。如果你新站的“那一边”莫名其妙赢了，当你面对审判时，你的手上会沾满未出生的婴儿的鲜血。

弗伦奇说：我很少发布我每天收到的吐槽、愤怒的推文，但我想我这次应该破例把它发布出来，目的是引导出一个较长的、重要的讨论，因为我们在美国基督教中没有看到关于反堕胎议题足够深度的讨论。我想讨论的是政治如何影响美国的堕胎率？自罗伊诉韦德案裁决 （Roe v. Wade ）以来，已经将近50年了。我们学到了什么？

或者换一种问法：因为我在2020年不会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这位"The Other Jack"说得对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和一个较长的答案。简短的答案是：不会。

较长答案，将深入探讨堕胎议题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现实，不可能让任何党派人士满意。所以，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切入议题）。

数十年的数据和数十年的法律、政治和文化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美国堕胎的简单实况。

1. 总统与堕胎率无关。

2. 法官一直是堕胎法的稳定力量，而不是改变力量。

3. 各州立法机构对堕胎的影响比国会更大。

4. 即使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 被推翻，美国的堕胎率也大致上不会变动；

5.  以及反堕胎运动具有巨大的文化优势。

如果你觉得以上几点似乎没有道理，那么你很可能不熟悉很多美国人对堕胎的思考方式 —— 不是以支持生命 vs. 选择权力（抑或 "婴儿 " vs  "一团细胞"）这类清晰的术语，而是通过更加模糊和主观的推理。这意味着，绝对论者将始终会对政治进程感到沮丧，因为除非美国人变了，否则这个过程就不会产生他们所追求的结果。

虽然数百万美国人对堕胎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不是很清楚，但显然他们对堕胎本身有偏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怀孕越来越少见，也越来越珍贵，因此，无论谁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堕胎率都在逐渐下降。

在讲解以上观点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关键的数据，第一个是一张图表，显示了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以来美国的堕胎率。

每1000名15-44岁妇女中的堕胎数。美国堕胎率在2017年达到历史最低点。

它是由支持堕胎的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编制的，虽然数据并不完美，但这也许是我们能有的最好的数据集。

我以前发过这个, 有很多评论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这个数据是否包含用药物导致的流产(medication abortions)数据？

另外，这种堕胎率的减少是不是仅仅是美国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假象？

毕竟，如果每个女人怀孕的次数减少了，堕胎次数随之减少是很合理的结果。

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复很简单。古特马赫的数据将药物堕胎的数据考虑在内，并指出，尽管药物堕胎数目增加，但总堕胎率在下降。

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出生率也下降呢？这个回答也很简单。是的，美国的出生率是下降了，但下降的速度完全比不上1980年以来堕胎率的下降速度。同时，我们也有数据，不仅仅是关于堕胎率的数据，还有关于堕胎比率的数据 —— 每1000次怀孕中以堕胎或活产结束的堕胎次数。而这个堕胎率也在急剧下降。

Guttmacher报告称，2011年至2017年期间，该比率下降了13% —— 这段时间代表了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五年和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

更广泛的历史数据显示，堕胎率在1990年之前达到顶峰， 並从1990年以来急速下降至目前的比例(每1000次怀孕中有184次堕胎)

（堕胎率在整个1980年代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 —— 在每1000次怀孕中有346至364次堕胎）。

以这些数字为背景，让我们来逐步了解关于堕胎的政治、法律和文化背景。

1. 总统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先来做个随堂测验。谁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反堕胎的总统？

很多当代共和党人有一个快速的答案——唐纳德·特朗普。

不但这个答案是错的（因为其他总统通过了更多实质性的反堕胎法案），而且如果有人真的相信是如此，那也是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上堕胎率高低跟当时是谁当总统无关"。

例如，特朗普因颁布了新的《Title X 》法规受到称赞，该法规要求Title X项目在事务上和财政上跟与堕胎相关的活动分离。——特朗普为此得到赞扬是对的。这一决定使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退出了Title X项目。但特朗普的规定比里根政府时期颁布的Title X规定要宽松。

而且，特朗普几乎没有停止资助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的资金。事实上，计划生育联合会在2019年获得了创纪录的税收补助，堕胎数量创历史新高，其附属机构今年早些时候获得了8000万美元的新冠状病毒救助金。

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签署了出生婴儿保护法案，Born-Alive Infant Protection Bill，和部分分娩堕胎禁令，Partial-birth Abortion Ban)不同的是, 特朗普没有签署任何一项重要的支持生命的立法。

但即使是布什的历史性立法，也仅仅是触及人工流产挑战的（少数）边缘。拙劣的人工流产后，婴儿活着出生的情况极为罕见，部分分娩的人工流产是野蛮的，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是的，共和党总统利用白宫的讲台来推进反堕胎使命（特朗普在 "生命游行March for Life " 上的发言值得称赞）。是的，民主党总统利用白宫的讲台来欢呼 "生殖选择权" (pro-choice)。还记得奥巴马总统说过，如果他的女儿们犯了错误，他不希望她们 "被处罚一定要生下小孩 "吗？

不管法律如何调整，不管白宫的讲台，我们来回头看看上面的数字。堕胎率下降。堕胎比例下降。不管在支持生命权(pro-life)或是支持选择权(pro-choice)的总统任期内，这两个数据都下降了。这两个数据在小布什任总统时下降，巴拉克·奥巴马任总统时也下降。如果几十年的趋势保持不变，无论谁在11月获胜，它们都会下降。

但精明的读者会注意到，我还没有提到也许总统对堕胎的主要理论性的影响——法官提名。自罗伊案(Roe vs Wade)以来，总统（或他们任命的大法官）是否有意义地影响了堕胎法的发展？不，他们没有。让我们仔细看看。

2.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稳定堕胎法的工具。

我在上一段落开始时做了一个随堂测验。让我们在这一段落开始时再做一个。

有多少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最近清楚地表示，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和计划生育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是糟糕的法律(这两个是解释宪法保障堕胎权的案件）？

九位当中，只有一位，他是老布什(Bush)任命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文章写于RBG法官过世以前)

其余的法官刚刚投票根据“不当负担标准” (undue burden standard)，将凯西案的一些变体应用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法规，该法规要求堕胎医生在当地医院有入院特权( admitting privileges)。法院以4-1-4的复杂投票结果否决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 只有托马斯大法官对堕胎权投了怀疑票，其他人都没有加入他的反对意见。事实上，自1992年以来，堕胎判例一直比较稳定，也没有被变动。

公平地说，路易斯安那州并没有要求法院推翻罗伊案，但托马斯发表了他的意见。任何一位法官都可以加入他的行列。但是他们选择不这样做。CNN后来报道说，特朗普最新任命的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曾敦促大法官们完全回避该案件的本质。

现在，你可能会反对说以前的总统是 "RINO" （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员)。他们没有勇气挑选好的大法官。他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为把他的适当的人送上法庭而奋斗。

但在这里，历史记录又对他们不利。尽管之前的大法官都可能遭到 "拉布" （filibuster，阻挠议事），但共和党总统在现实中确实成功地将一个又一个曾表示反对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的大法官推上法庭，其中包括一些现代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堕胎 “软蛋（squishes）”者。

正如Carrie Severino最近指出，即使是大法官索特（David Souter）、肯尼迪(Anthony Kennedy) 和奥康纳 (Sandra Day O'Connor)在加入法院之前也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进行了批评。索特（David Souter）提交了一份简报，称堕胎是 "杀死未出生的孩子"。肯尼迪(Anthony Kennedy) 曾称罗伊为 "我们时代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 )"。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写道，法院的堕胎决定 "已经对法院的宪法判例产生了重大扭曲"。

这些大法官中的每一位都加入了凯西案的多数派，以维护堕胎权。近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告诉我们的教训很清楚——不要相信法官能把美国从堕胎的道德污点中拯救出来。

3. 州立法机构比国会更有效。

当代右翼政治辩论中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方面是声称保守运动在特朗普之前并没有 "获胜"。一场从草根民众兴起的支持联邦主义(federalism）的保守运动，却无视保守主义在州政府巨大的实质性成果。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民粹主义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总统职位。

出于多种因素（包括堕胎法的状况），上述论断是深刻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 美国各州保守运动的惊人进展，比特朗普政府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产生了更多具体的反堕胎成果。再次附一张古特马赫的图表。

自罗伊诉韦德案以来，1074条州的堕胎限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颁布的。

事实上，鉴于这一现实，可以说明了州政府选举的输赢对堕胎法的影响比40年的联邦选战更直接。

为了了解各州的规定堕胎執行的程度，本篇整理了各州所有相关的法律，其中包括公共资金补助、妊娠期要求、等待期、父母参与、医生参与等一系列规定和限制。

但，鉴于各州立法的范围，这难道不是使最高法院变得更加重要？

毕竟，法院最终会对这些法规的合宪性做出裁决，虽然推翻罗伊(Roe)和凯西案(casey)不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但它会赋予这些州更大的权力来监管堕胎，甚至在其境内禁止堕胎。

没那么快...

4. 否决罗伊案不会影响美国绝大多数的堕胎。

这一节可能是最让支持生命权的读者感到沮丧的。毕竟，推翻罗伊案(Roe)几十年来一直是全国支持生命运动(pro-life)的圣杯(Holy Grail)。结束罗伊，你就能解放各州。结束罗伊案，你就能最终开始禁止堕胎。只要罗伊(Roe)还在，法律就会一直不公正。它将允许杀害无辜的未出生的孩子。

但美国是一个非常大，拥有多元文化和宗教的国家。对罗伊(Roe)的支持或反对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均匀传播开，虽然有很多州尽可能地限制堕胎，但其他州已经通过法律扩大堕胎的机会，近1亿美国人生活在为堕胎提供公共资金的州[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 禁止为堕胎直接提供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资金，但对各州州政府的資金没有约束力]。

文化和法律多样性的结果之一是各州的堕胎率大相径庭，许多通过最严格的堕胎法的州本来堕胎率就很低。这个交互式图表有点过时了（数据是2014年的），但仍然有用。它显示的堕胎率从每千名妇女5人（犹他州）的低点到纽约州29人的高点不等。这是巨大的差异。

其结果是，推翻罗伊案会对堕胎率本来就很低的州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计算出，"对于禁止堕胎可能性较高的地区"，堕胎率可能下降32.8%。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堕胎率可能只会缩减12.8%。

没错，即使生命权法律运动找到了它的圣杯(Holy Grail)，美国近90%的堕胎也会保持不变。生命权运动的工作还得继续，大体上和今天一样。

5. 但生命权运动仍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我把数百万美国人的思维描述为 "朦胧 "和 "主观"。他们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整齐划一地归入 "支持生命 "或 "支持选择 "的二元论。事实上，这种复杂的现实是美国国家政治中持久的堕胎议题僵局的原因之一。只是没有足够的单一议题的选民来实质性地倾斜权力的平衡。

但尽管复杂甚至糊涂，堕胎率和比例却在持续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厉害。为什么会这样？

上个月，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非凡而有趣的研究，名为 " 美国人如何理解堕胎 " 。他们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不是只询问受试者是否 "支持生命 "或 "支持选择" —— 或者他们是否支持罗伊。相反，他们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口样本进行了217次深度访谈。有趣的是，在招募过程中，并没有透露堕胎是访谈的主题。

调查结果很吸引人。我可以就其内容写一整篇文章，但以下是最重要的结论。

1. 美国人不怎么谈论堕胎。

2. 调查统计过分简化了美国人的堕胎态度。

3. 立场标签并不能准确替代对堕胎的实际看法。

4. 谈论堕胎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堕胎本身，也包括堕胎前后发生的事情。

5. 美国人对 "美好生活 "的思考和对 "生命 "的思考一样多。

6. 堕胎对日常的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密切的个人问题。

7. 美国人并不 "想要 "堕胎。

每一点都值得讨论。每一点都至关重要。我觉得第一点特别尖锐，最后一点特别贴切。在你的一生中，你与朋友或家人就堕胎问题进行过多少次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对话？不，我说的不是政治对话。我说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真实、透明和亲密的对话。

在阅读研究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你想拯救未出生的生命，那么改善母亲、父亲和孩子的受孕、出生和产后生活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圣母大学研究：美国人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堕胎的前提条件、替代品和后续影响上。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思考：受孕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是自愿的吗？如果有的话，他们是如何预防怀孕的？对潜在的结果是否有足够的了解？面临意外怀孕的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支持（经济上、关系上）？产前发展有哪些阶段？哪些健康状况会使母亲或婴儿处于危险之中？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什么（经济上、父母付出上）？生孩子对职业理想、名誉或受孕伴侣之间的永久联系有什么影响？男性和女性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或可以扮演什么角色）？领养小孩这样的选择有多容易执行？寄养儿童(foster care)的条件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在继续。这里的重点是，对无数社会问题的看法和由此产生的个人决定，所形成的态度远远超出了堕胎决定的程序性 "是/否 "或 "对/错"。

因此，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影响人的决定，如果那些坚定地支持选择权或态度比较温和的美国人的人数大大超过那些坚定地支持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美国人，那么支持生命权运动(pro-life)的巨大优势是什么？是最后一点。事实是, 堕胎不是人们最终想要的。

圣母大学研究：我们采访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把堕胎说成是一种理想的好事。在堕胎的容易获得程度、合理性或必要性方面，人们的看法不一，但美国人并没有把堕胎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他们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们反而听到了希望预防、减少和消除潜在的困难或意外情况，这些情况是促成堕胎决定的前提（无论是人际关系、避孕失败、缺乏教育、经济困难等）。即使是那些最支持堕胎合法性的人，也还是把堕胎说成是 "困难"、"严重"、"不幸福"，或者充其量是良性的。那些堕过胎的人的故事也同样令人痛心，即使讲述故事的人对堕胎的可用性仍有承诺。

这并不是一小撮网络边缘人的 "大声喊叫支持堕胎 "的心态。这个国家充满了想生孩子的妇女。

换句话说，支持生命权的美国人可能不是在接近一种偏向于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文化，而是在接近一种偏向于支持生命结果（pro-life outcome)的文化 —— 一个被爱的孩子的出生。而这种偏见正表现为几十年来的文化转变，即把怀孕看成越来越有目的性、越来越珍贵的文化。

我不是说全国等级的政治根本不重要。蓝潮的出现(Blue wave，民主党赢得国会和总统）可能结束海德修正案（hyde)，并导致联邦直接资助堕胎。现有的最佳数据表明，这将导致更多的堕胎（尽管它远远不能清楚地表明它将阻止堕胎率和比率的整体下降），这也是支持生命权的美国人应该抵制民主党接管参议院的原因。

但如果你是支持生命主义者，令人鼓舞的现实是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 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地方政治社区 —— 是你最有影响力的事情。而那些最不重要的事情 —— 总统和国家政治 —— 则是那些与你的日常生活最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我在支持生命运动中的经验足以让我知道，我们经常把这一点弄反了：我们对选总统的热情最高。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街边的危机妊娠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却不太感兴趣。在不放弃国家政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扭转这种强度，如果我们通过爱心，有意识的宣传来扭转这种强度，我们将加强数据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一个女人想要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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