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文时代的自然书写与生态批评：斯科特•斯洛维克访谈录

Original 石海毓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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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斯科特•斯洛维克是著名的美国生态批评家，1992-1995年曾任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会长，自1995年开始主编《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期刊。他专注的领域包括生态批评、美国及世界环境文学、非虚构文学、环境书写、美国原住民文学以及可持续性研究。斯洛维克目前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围绕人文与环境危机语境中的“信息管理”（信息如何被收集，交流和接收）。此次访谈于2018年4月至6月以笔录形式完成，内容涉及生态批评的第四次浪潮，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国自然作家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的作用，环境文学教学实践，人工智能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影响等。斯科特指出，生态批评的实践，从气候变化文学到生态诗学语言实质的考察（后者是一种由“学术性生态批评”孵化而来的“实用性生态批评”的新范式），都越来越注重实用性。

作者简介

石海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自然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文学与生态批评。

斯科特•斯洛维克，文学与环境教授，自然资源与社会学教授，美国爱达荷大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办公室教职员，《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编辑，《劳特里奇世界文学与环境研究》与《劳特里奇环境人文学科》系列丛书编辑。

Abstract

Scott Slovic is a leading American ecocritic who served 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 from 1992 to 1995. Since 1995, he has been editing the journal, 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His focus areas include ecocriticism,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literary nonfiction environmental writing,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ustainability studies. Much of his curre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cuses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ow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communicated, and received) in the contexts of humanitarian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This interview, which was conducted in the written form from April to June 2018, touches upon such topics as the fourth wave of ecocriticism,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American nature writers, the role of ecofeminism, teaching practices i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I’s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tc. Slovic pinpoints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pragmatism in ecocritical practice ranging from climate change literature to examinations of the substance of ecopoetic language, which is a new mode of “applied ecocriticism” spawned from the “academic ecocriticism”.

Authors

Shi Haiy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nd director of Nature Writing Research Center.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ure writing and ecocriticism.

Email: stoney0123@163.com

Scott Slovic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rofessor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ety, and a faculty fellow in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Idaho, USA. He has edited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nd he also serves as a co-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Routledge Studies in World Literatur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Routledg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mail: slovic@uidaho.edu

石海毓(以下简称石)：在《美国自然文学中的意识探寻》一书的序言当中，您引用了莎伦·卡梅隆的建议，“写自然就是写心灵如何看待自然，有时也写心灵如何看待自己”(Slovic 3)，以此来表明像亨利·大卫·梭罗、爱德华·艾比、温德尔·贝里这样的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学生、是文学心理学家。您称他们为“人类心灵的学生，文学心理学家”是什么意思？

斯科特•斯洛维克（以下简称斯洛维克）：所谓的“自然文学流派”（现在很多人称之为“环境文学”）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流派不是关于非人类自然，而是关于我们体验非人类领域时的人类本性，或者关于我们与非人类互动的各种方式。当然，也有一些更科学或更专业的环境文学，这类文学侧重于对人类以外的自然现象的描述或分析——我们过去称为的自然史写作。“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绝大多数环境写作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它探索了人类对自然的体验。”我想这就是莎伦·卡梅伦在她1985年的著作《书写自然：亨利·梭罗的日记》的评论里所示意的，我很少看到生态评论家提到这本书，但对我来说，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甚至为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开始工作奠定了基础。

当我写环境作家通常是“文学心理学家”时，我的意思是这些作家，像许多其他文学艺术家一样，似乎对研究他们自己特别感兴趣，因为当他们经历生活，与他人、与其他物种、与不同的地方、与他们自己的身体互动以及从中体验情感时，他们在用身体感官来测试和品味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在研究类似这样的经历时，他们会观察自己的大脑如何作出反应、解释、建立联系或者是产生排斥感、发掘出价值、理解世界的意义所在以及大脑如何记住一些事情而忘记另一些事情，甚者有时候会在某些类型的信息不可获取或难以理解的时候，大脑因此陷入理解的死胡同当中（一堵砖墙）。事实上，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作为生态评论家度过的（尽管我现在可以称自己为“环境人文学者”），环境写作的心理维度让我着迷。我早期的作品着眼于“认知”或“意识”的心理现象，也许是因为我受到了亨利·大卫·梭罗作品的强烈影响，他的作品深深地融合了他所称的“注意的习惯”——另外，在《瓦尔登湖》中，他写到了“觉醒”（“意识”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我做了大量关于地域感（如选集《越过绿色：西南当代环境文学》）和环境价值观（包括什么是自然价值？环境价值观的叙事表达）的研究项目，强调我们如何对一个地方形成某种特定的依恋（劳伦斯·布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称之为“地方依恋”），以及我们怎样发展和交流环境价值观。多年来，我的许多项目都与环境说服的修辞问题有关——如何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宣传环境价值观，从而可能鼓励市民同胞们和政府官员们去关心环境现象。

自21世纪初以来，我的课题也一直着眼于研究人类思维是如何理解、处理和交流环境信息。这项工作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我父亲和我在2015年合作出版的著作：《数字和神经：数据世界中的信息、情感和意义》。我将在下面更多地讨论这一点，但是这种信息研究的方法，现在我看来是环境人文学科当中的广泛趋势之一，在阿列克谢·维克·冯·莫斯纳、希瑟·豪斯、马修·施耐德·迈尔森、沃西耶茨·马莱克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另外，还有其他的学者称这项工作为“认知生态叙事学”，意思是研究大脑如何创造和接受环境叙事。我在爱达荷州的同事爱琳·詹姆斯和詹恩·拉迪诺就深入地参与了这项工作，艾琳在她2015年的著作《和谐的故事世界》中专注于生态叙事学，而詹恩则写了关于“情感”和地域体验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就包括她的新书《纪念物：情感、环境和美国记忆网站的公共记忆》。在环境体验和环境文本的心理维度方面，新生态批评学术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在于它直接涉及了当代实验心理学。同样，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石：自然文学作家如何在著作中表现他们作为文学心理学家的这一身份？

斯洛维克：关于自然文学作家如何表达他们作为文学心理学家的自我身份感受的问题，我在《美国自然文学中的意识探寻》一书中有过深层次的讨论。我在那项研究中提到的作家没有明确使用“文学心理学家”这个术语，也没有明确提及心理学的这一学科。但他们确实经常提及自己的思维习惯或人类心理行为的其他方面，如安妮·狄勒德的观点“所见即所言”（如果我们试图用语言来描述我们的感知，我们会更生动、更精确地感知世界）；巴里·洛佩兹评论到“我们需要更具体的理解”，以便通过现实的经验了解北极的细节，感知北极的现实，而不是依赖模糊的一般性和刻板印象或抽象的科学数据。作家们的这种评论，虽然似乎是对人类思维运作方式的间接描述，却展示了对思维奥秘的心理迷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些作家称之为文学心理学家的原因。在我的书中，我还想消除一种观念，即“自然文学”仅仅或甚至主要是关于非人类自然——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种写作，像大多数文学一样，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经验的。

石：我知道您和您的心理学家父亲合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是心理学和文学的结合吗？

斯洛维克：事实上，我们的书《数字与神经》探索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心理学——不是荣格心理学（当你提到集体无意识时就会想到的一点），而是研究信息处理、判断和决策的当代实验心理学。这就是我父亲做的那种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他设计实验来测试实验对象对各种场景和问题的反应，这些反应揭示了实验对象应对给他们呈现的信息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实际上，这也确实证明了关于读者的意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展现出他们的无意识，不敏感性的显著真相。事实上，人类对我们可能应该更加敏感的信息的这种令人惊讶的、甚至悲惨的不敏感是《数字和神经》一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各种各样的心理倾向在心理学家看来是“精神麻木”、“伪无效”和“突出效应”，这些反应阻碍了我们关注、关心和有效应对大规模现象或事件的能力。我们非常关心个体事物，例如：一个人，一只猫，一棵树。一旦物体的数量从一个到两个（仅仅是从一个到两个！），我们就开始减少对个体的关心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大量接触有毒废物的人，或者是关于濒危物种的模糊统计数据，又或者是地球大气层中的一氧化碳含量如何已经超过百万分之四百，我们就会对此信息变得麻木，这些信息就在我们身边径直的路过，却不会冲击我们的大脑。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太能回应我们通过强大技术创造的世界。

我们周围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不论是对其他物种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物种来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而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真正隐含的意义，这是《数字与神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其他的重要内容告诉我们，有许多视觉和文学艺术家、记者已经制定出策略，可能有助于打破我们头脑中的麻木不仁的壁垒，教会我们去思考当今世界大规模事件发生过程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助于“人类意识”的培养。一位西雅图的摄影师兼数码合成艺术家克里斯·乔丹设计的视觉图像旨在帮助观众理解个体现象与集体的大规模数据关于重大环境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我最喜欢他一张名为“塑料瓶，2007”的照片，从远处看，这张照片好像显示的是一个由小鹅卵石构成的海滩，但是当你拉近这张照片时，你会看到它由很多很多的塑料饮料瓶组成，比如塑料水瓶或果汁瓶。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乔丹的所有照片都有这样的说明文字）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本图显示了200万个塑料饮料瓶，这个数字在美国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如果你访问乔丹的网站www.joradn.com，你可以在运行的数字系列图片中找到这张图片，点击卵石状的图片，它会使图片向你移动，直到单个的塑料瓶变得可见；然后，如果再次点击，图像会后退，你可以一次看到所有瓶子的集合图像。如果你对乔丹的数字作品重复缩小放大，你可以开始发展他所说的“跨标量想象”，意思是跨尺度思考的能力（一个/多个，小/大），他在《数字与神经》中认为这是我们理解信息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所需要的能力。

石：自然文学作家可以在集体无意识中触动读者的最深层记忆，这有助于唤醒他们对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的认识。您如何看待自然文学作家和生态批评家能够触动读者的意识这个事情？

斯洛维克：你的问题确实具体的问到了生态批评中的集体无意识。有一些生态批评家在研究环境文本时也确实使用了卡尔·荣格的理论：林达·韦斯特在她2007年的著作《走出阴影：生态心理学、故事和与土地共舞》，以及最近苏珊·罗兰2011年的著作《生态批判的心灵：文学、进化的复杂性和荣格》。但是我不确定这两本书是否真的以我多年来在工作中探索的方式解决了环境意识的问题。例如，罗兰的书着重于反思人性，书中了使用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其他文学作品，来理解为什么我们把“自然”视作不同于“人类”的东西。她专注于文学象征的心理和神话意义。这是一种哲学心理学，而不是我的作品中所采用的实验心理学。

我也应该提到，生态批评家们越来越有兴趣开发实验方法来研究读者对环境文学的反应——不仅仅是猜测这些反应，而是通过运行实验对象来测试理论。Alexa Weik von Mossner（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和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在位于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目前正在为杂志《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简称ISLE，编辑一组他们称之为“经验生态批评”的特别文章。波兰生态评论家Wojciech Malecki和他的一些社会科学同事刚刚出版了题为《人类思维和动物故事：叙事如何让我们关心其他物种》的著作，该书利用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来研究读者对不同种类的动物故事的反应。这一领域的经验主义方法代表了生态批评的一个新的、实用的方向，它有潜力精确解释观众如何以及为什么对各种关于世界的信息作出此种反应，这些世界的信息包括来自文学和其他的艺术表达。

石：爱默生、梭罗、斯奈德等作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此外，有一次和我所在的大学的学者谈话，我记得您提到了两个中文术语：“天人合一”和“自然大美”，这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进入美国学术界的事实。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对美国自然写作和生态批评也有影响吗？如果是，有多重要？

斯洛维克：我认为中国环境思想和美国环境文化之间的两个主要联系可能是以诗人寒山为代表的作品和生活传统，以及一些关于食物和使用野生植物作为蔬菜的想法，我认为，这些都与传统中医有关。程虹教授在2006年发表在ISLE上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唐代诗人寒山以及美国当代作家加里·斯奈德和弗雷泽的故事，强调了寒山的一些思想，比如他对隐居山林的热爱，以及这种思想是如何被美国作家接受和理想化的。最近，我对美籍华人作家艾娃·陈的作品感兴趣，她在纽约市的斯塔滕岛大学里任教。陈写道“城市觅食”，意思是采摘野生植物用于烹饪和食用。她就在城市里，甚至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行使这种觅食权利，然后她为《纽约时代周刊》写了自己关于这种经历的文章。她还在2014年出版了《野生进食：寻找生命、爱和完美膳食》一书，该书描述了她的觅食活动，并探讨了她的中国背景，作为她思考野生食用植物的来源。事实上，台湾生态评论家周水华（赛琳娜）最近在2018年冬季版的ISL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艾娃·陈的作品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唐人街和更远的地方：艾娃·陈，城市觅食和一个新的美国城市景观》。周认为，“陈的中国根，除了提供在当地收割和准备食物所必需的植物学知识外，还揭示了理想主义与城市觅食的狭隘性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是嵌入了当地环境的世界性意识中的。”换句话说，因为陈沉浸在纽约当地的环境和她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她的作品同时具有地方和世界的维度。

石：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意识到重建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的重要性。随着这种意识在文学研究中的体现，生态批评正变得越来越活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态批评经历了三次浪潮，每次都有不同的关注要点。生态批评目前关注的是什么？以物质为中心的第四次浪潮带来了什么不同？

斯洛维克：在我给2012年秋季发行的ISLE（19.4）的首卷语中，我试图描述我所认为的第四次新的生态批评浪潮，我认为这股浪潮实际上始于2008年，当时史黛西·阿拉莫在她与苏珊·希克曼共同编辑的《物质女性主义》一书中发表了她的文章“跨物质女性主义和自然的伦理空间”。正如我在卷首语中所写的，我看到大量的研究和课程强调环境事物、场所、过程、力量和经验的根本的物质性（物理性、结果性）。从气候变化文学到对生态诗歌语言的实质的研究，生态批评实践中的实用主义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学术生态批评”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应用生态批评”模式，其应用包括基本的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选择，例如饮食、运动、服装和居住”（619）。正如我在2012年的卷首语中所说的，如果你看看现在的生态批评领域，你确实会看到许多人关注各种形式的物质和实际问题。关于这个，我在本采访中前面部分已经讨论过了，即使是生态批评的经验性转变，我认为，也是我在这里谈论的这种务实的、应用的敏感性的直接结果。当前的生态批评家希望对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我们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这都是第四波生态批评浪潮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2012年秋季的ISLE杂志上，我们发表了一组由西蒙·埃斯托克组织的关于东亚食物文学的特别文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中国大陆以及韩国的学者们的贡献。正如我在卷首语中所说，这有助于证明“生态批评中的第四波物质趋势不仅仅是北美现象”（619）。随着2014年由塞雷尼拉·约维诺和塞尔皮尔·奥佩尔曼编辑的《物质生态批评》的出版，物质生态批评的方法在该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和理论化。

石：男权社会统治对生态批评有什么影响？生态女性主义在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斯洛维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确定我是否有时间或者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进行深入的回答。我的同事格蕾塔·戈德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批评的激进主义、社会改革的发展，因为该领域才刚刚起步，我也很认同这种说法，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进行专门的生态女权主义研究。即使我们本身不做生态女性主义，我们很可能也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和启发。格蕾塔和帕特里克·墨菲于1998年推出力作《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该书由他们以前共同编辑的ISLE特刊组成。自那时起，对生态女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和性相关的生态批评的研究不断发展，并且变得多样化，包括对生态男性化和酷儿理论的研究。

你对生态批评中的父权统治的问题让我怀疑，你是否还有意询问生态批评的文化，生态批评家自身之间是否也存在一种父权制等级。好吧，我们是人，所以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定反映出我们社会的缺陷和倾向。我听说在某些国家的生态批评界确实存在这一问题，即男性主导的学术组织。ASLE至少有一个分会因此解散，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由女性领导的替代性组织。但从我在美国看到ASLE的情况，ASLE的选举非常民主和公开，并努力使不同背景和关注不同问题的男性女性参与社区领导和本组织的所有活动中。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我作为一个男性担任ISLE杂志的编辑很长一段时间了（24年），但我应该指出，我们刚刚任命了两位新的女副编辑，并且当我于2020年（历时25年）退休时，其中一或两位同事可能会成为杂志的新编辑。无论如何，我相信生态批评界正致力于消除父权制陋习，并尽可能做到多元化和开放。

石：您曾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始会长，见证了该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所以我想知道您是否认为它在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SLE的未来计划是什么？ASLE有哪些活动经验值得其他国家人士学习？

斯洛维克：我在1992年帮助创建了ASLE，然后在1992年至1995年间担任首任会长。1995年，我成为ISLE杂志的编辑，并努力将其转变为ASLE的官方期刊（ISLE于1993年开始每年发行两期，但起初与ASLE没有关系）。因此，在我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ASLE领导层的一员，要么是主席，要么是杂志编辑，至今已有27年。在过去的25年中，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愈发新颖有趣。目前在巴基斯坦和英国/爱尔兰等国家设有14个国际分支机构。

几年前，我的一些中国同事曾尝试在中国大陆设立分会，但当时没有做到。中国有许多重要的生态批评家，我确信ASLE分会应有助于在该领域内组织会议和整理出版物。但是，也许不必设立ASLE中国分会，因为中国的生态批评家们已经非常活跃了，也已为学者和作家提供了在会议上一起工作、共同发言的机会。ASLE中国分会能否成立，我们将拭目以待。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

我想说，ASLE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自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本组织已经扩展、涵盖了许多新的国家和文化，吸收了许多持各种观点和关注不同问题的新成员。似乎每年我都会收到来自各个国家同仁的来信，他们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发展生态批评：最近，有一群埃及学者联系我，讨论能否在ISLE杂志上刊出一个关于埃及生态批评的专集，也许这最终将促成ASLE埃及新分会的成立。2018年8月，我访问了另一个北非国家摩洛哥，在那里举行的首届生态批评大会上发表演讲。这一经历使我认识到，由乌季达市的赛义德·门塔克教授领导的环境人文学者群体在该国不断壮大，他已在穆罕默德一世大学创建了一个生态批评的硕士课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ASLE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学术组织，以资支持从事环境文化、环境传播和环境美学相关问题的学者和作家群体。有些时候，ASLE组织对美国的政治问题是有一定立场的，例如抵制北卡罗来纳州一项区别对待变性人的歧视性法律。但是，ASLE并未深入参与政治问题，尽管整个环境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都在反思和验证关于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深奥问题，这往往意味着需要改革生活方式和公共政策以缓解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不公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也许在未来几年，ASLE将对这些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然而，就目前而言，对于本组织来说，支持这个不断壮大的学者群体，通过写作和教学对全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足够了。

石：就像您《走出去思考》的书名一样，您将"走出去"的策略运用到了教学实践中。请介绍一下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及其效果好吗？

斯洛维克：2005年左右，一位同事邀请我为《放置学术》（Placing the Academy）撰稿，从学理上探究地方的意义，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在世界各地演讲，出任客座教师，并到处做研究，当时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方式与旅行的体验和“走出去（离开家）思考”的紧密联系。从那时起，我已经在2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学习、授课、调研和讲座，在德国、日本、中国大陆、法国、台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停留了数周或更长时间。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呆了几周，做讲座和研讨会，还去了巴西和摩洛哥，进行了短暂的会议访问。2019年夏天，我计划再次在中国任教几周。目前，我认为我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这种访问并不能构成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但是去国外访学的确给了我一个接触新思想的机会，同时我也面临向新的受众做宣讲的挑战，这总是令我感到激动和振奋。

不过，我希望将来能找到这样一种方式：让美国学生在我出国旅行的时候随行，与他们一同分享激动人心的文化碰撞，并让美国学生直接接触外国学生。我知道许多其他教授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即所谓的"跟教师旅行"，但我自己还没有这样做过。此外，许多美国教授把学生带到海外时，他们更习惯独处，与外国学生之间的互动并不多。我希望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即同时教导美国和国际学生。例如，当我在中国授课时，我经常有这样的想法：让我的美国学生也在中国学习，不仅向我学习，也从与中国学生和教授的交流互动中学习。

我"走出去思考"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参加了本学期爱达荷大学的野外课程，从莫斯科市的主校区前往阿拉斯加南部48个州中最偏远的荒野研究站。我在莫斯科以南开了四个小时车，然后乘坐一个小时的小型“丛林飞机”进入山区，在那里我见到了整个学期都住在研究站，有五门课的学生们。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一直在野外教授环境写作。我喜欢一整天都与学生们在一起工作：讨论写作和自然文学作品，一起远足和烹饪，了解学生的生活，使他们明白写作和文学不仅仅是学术课题，还与他们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查找更多项目信息，欢迎访问https://www.uidaho.edu/cnr/semester-in-the-wild。如果有一天有中国学生能够参加这个项目，该多激动人心！几年前，已经有一位来自日本东京的国际学生参加了该项目。

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已经在某些领域取代了人类。AI作为一柄双刃剑，肯定有它的副作用。您认为AI有哪些副作用？AI的出现和发展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吗？作为人文主义者，自然文学作家和生态批评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斯洛维克：当我在这里读到你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唐娜·哈拉维的著作《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1990），我认为这本书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后人类主义"领域的早期作品之一。对我来说，后人类主义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我们对“人类”的定义是复杂而多变的，没有单一的、静态的、稳定的“人类”定义。人性是具有存在连续性的。我们在不断地进化、改变：学习认识我们的动物性，也以新的意料之外的方式将我们的生活与技术结合起来。甚至在你和我通过电脑交流关于生态批评的想法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在将我们的思想与机器的思想或电路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如此依赖这项技术和生活中的其他技术时，我们正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奇怪。

这些天来，我有时发现自己在思考"假肢的"概念，这项工具使我们能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飞机是一种明显的假肢技术，没有它，人类就无法飞行。其他的假肢还包括为肢体残疾人安装的义肢或假腿。在我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我讨论了狗和作家是如何帮助我们提高对世界的敏感度的。我长时间观察我的狗，汉娜，她是以我在德国学习那年的教授汉诺·贝克的名字命名的。她是一只非常敏感的德国牧羊犬，总是用她灵敏的嗅觉和听觉关注着周围世界。就在我坐在这里写作的时候，她就躺在我旁边，我们花园的门正开着，她听着鸟叫，嗅着风。

智能机器只是假肢。我并不担心机器会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统治世界。但我有时确实担心人们忙着刷手机和看电脑，他们不再关注非人造世界、自然的世界，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值得提醒的是，关注我们人类生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即有机的自我。如此就回到了这次访谈开始的地方，即注意力和意识观念，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的事情。几乎每个问题都使我回到关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甚至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的问题，都让我思考人工智能如何以某种方式教会我更多关于作为人类的意义——我与技术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能从AI技术的存在中学到一些东西，那是件好事。

石：美国自然文学将自然视作一个类人的"他者"，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自然很少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自然往往是诗人抒发情感的背景或工具。然而，中国传统文学值得我们仔细审视，因为它可能为世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生态思想。那么，您对中国批评家、作家、甚至教师建设世界生态文明有何建议呢？您认为我们怎样才能弥合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合作建设所谓的生态文明？

斯洛维克：在中国文学中，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并不独立于主体的人和人类文化，这一点很有意思。实际上，我认为这和西方文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文学作品似乎确实将自然描绘成了一个与人类生活不相干的主题。例如，在约翰·缪尔的一些著作中，他歌颂野生的自然，似乎贬低了人类城市，他认为人类不该介入自然。但是，许多其他美国作家在描写人类和非人类时没有任何区别，浑然一体。

我希望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环境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进入英语读者的视野。老实说，我不确定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会有什么收获，除了可能会进一步确认不同文化并行不悖。我们都在被类似的问题困扰，即如何过上幸福、快乐、健康的生活，我们的栖身之地和当地其他生物如何和谐共处。强调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许会让美国受益良多。美国一些关于乐观主义以及生活改造的思想，自由和创新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学术体系和人文科学中，也许会让中国同仁耳目一新。但是，事实上，中美文化一直在互相交流借鉴，日后更进一步也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像鲁枢元教授的著作《陶渊明的幽灵》应发行英译本，以便外国友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2017年夏天，我与环保作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与布鲁克·威廉斯夫妇在中国访学。我记得布鲁克一收到鲁教授的礼物就立即开始阅读此书，每天早饭时，布鲁克都会和我谈谈书中的陶渊明。神奇的是，接触新文化总会让人感到愉快和兴奋。

诚然，中美两国的许多生态学者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友谊，就像人类的本性一般，不是一成不变的。友谊需要呵护并注入新鲜活力，需要刻意维持。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通过写文章、编辑出版物、教学、讲学、到处旅行、甚至是用邮件交流的方式，试图在全世界建立并维持友谊。有时，我称自己为一名民间外交官，巧妙维持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人类与地球其他物种之间的友好关系。

石：谢谢斯科特！您的回答非常详实。

斯洛维克：荣幸之至。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原以英文发表，访谈者应本公众号之约，将其译成中文）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目录 |《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主要论文摘要

聂珍钊 |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王宁 | 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

梁坤 | 俄蒙树木崇拜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渊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