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与黄河的前世今缘(上）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

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笔者认为是汾酒由品牌树立到文化建设，上升到文明塑造的极佳时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从汾酒与黄河的前世今缘说起。 

汾酒与黄河结缘与前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亿万华夏儿女心目中的圣河，这里孕育出璀璨夺目的黄河文明。中华民族的传承主要来自黄河文明，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核心部分，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主体。

汾酒文明源远流长，6000年传承史，1500年成名史，800年白酒祖庭地位，奠定了品牌高度，文化底蕴。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咯拉山脉，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43平方公里。黄河在忻州市的偏关县入晋，然后流经河曲县、保德县、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吉县、河津市 、万荣县、临猗县、永济市、芮城县、平陆县，到运城市垣曲县出晋，全长近1000公里。

黄河，沿着吕梁山脉逶迤而下，明《汾州府志》称，汾州(即今汾阳)“左带汾河，右阻金锁，前控离石，背倚汤泉。美哉!河山之固。”汾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由于杏花村所在县汾阳在汾河西岸，汾酒由此得名。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的进化、居住、迁移都和水密切相关。我国的八大名酒和大部分知名白酒品牌基本都是在长江和黄河边，这其实也间接地证明了水的重要性。水是白酒的主要成分之一，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白酒的质量，所谓“水是酒之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 

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离不开黄河，探寻白酒文明的发端离不开汾酒。

山西境内黄河流域众多丰富的史前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存，以确凿的证据标示出华夏先民走向文明的历史轨迹。在跨进文明门槛之后，晋南成为唐、虞、夏古史的中心，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展现了早期文明的景观。

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了32件石器，带切痕的鹿角以及被火烧过的动物肋骨、鹿角，由此确定西侯度是早期人类的活动遗址。地磁测定西侯度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此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云南元谋人约10万年。

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度时期广泛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尤其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惊喜的是代表文明的岩画，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精神文明生活。

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2000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土制作的生活用具，其中不乏酒具。

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约距今4500年，相当于古史中的尧、舜时代，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地区，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一个国度的文明中心。

山西古称晋，晋国是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晋国的历史有600年左右，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晋献公时期，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

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话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适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

几乎从人类的洪荒时代起，酒就在地球上出现了。黄河流域是酒的故乡，不管是传说中的杜康，还是现实中的汾酒、西凤，都在黄河流域。酒的发明人，无论是神农氏，还是仪狄都是黄河人，黄河人率先造出酒来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见《中国酒》杂志1996年第6期。)

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几乎都提到了酒。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酒”字，写作“酉”。“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乃最早酿酒器的有力证明。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终于揭开了中国酒文明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人工谷物洒的出现，是人类酿酒史上继人工果酒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能够深刻认识自然、能动改造自然的光辉成果。人工谷物酿酒的酿造从原料、器具到技术，都脱离了自然酒的落后状态，而全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由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因此，酒作为物质文明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明也随之产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明的诞生。

山西，这方黄河文明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称，“物阜民勤、人杰地灵”之誉。最早的“中国”在这里诞生、奠基，华夏文明的基因血脉在这里萌发、传承、凝聚。因处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山西，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春秋时期为晋国之地，故简称晋。是出现在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活动于晋南，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汾阳地处晋西，1万年前，夏氏族先民在此繁衍旺盛。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环境优越。在汾阳2600多年的建县史上，汾阳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长达1500余年。从本县另外四处仰韶文化遗址(裕道河遗址、段家庄遗址、任家堡遗址、北垣底遗址，其中裕道河遗址和段家庄遗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酿酒的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出土的遗物来看，远在6000年前，这里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了较为普遍的酿酒活动(详见《汾阳县志))812—813页)，确是中华原始酒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

黄河，沿着吕梁山脉逶迤而下，与北南蜿蜒并行的汾河、东部太行，养育了不同凡响、璀璨夺目的三晋文明。从杏花村仰韶文化遗址跨度达3000年左右的酿酒文明，到汾酒博物馆陈列跨度也是3000年左右的酿酒文明，在长达6000多年间，杏花村酿酒从未间断，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酿造史上也是独一无二，放眼全球也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如此绵延6000年而不中断，这是文明的延续。

汾酒文明和黄河文明就这样知音守望，结缘于三晋。

张稳柱：中国黄河网总编、山西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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