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駿元丨清代《漢書》研究的趨向——對顏師古《注》定位的反思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九辑（凤凰出版社2018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陆骏元老师授权发布！

清代《漢書》研究的趨向

——對顏師古《注》定位的反思

陸駿元

［摘要］唐顏師古《漢書注》歷來被士人稱譽為“班固功臣”，至清代始有爭論。否定顏《注》價值之學者認為顏師古攘竊前人之說，凡顏氏自注者均無可觀，意欲別立新注以代之；肯定顏《注》之學者延續唐以來“功臣”之說，以為後人考訂《漢書》不能出顏氏範圍，當用力於補正顏《注》。正反論辯之焦點，在於是否繼續承認顏《注》解釋《漢書》之主體地位。清代《漢書》學研究在正反的擺蕩中發展，最終催生出王先謙《漢書補注》，並形塑了有清一代《漢書》研究的面貌。清儒對顏《注》評價的分歧，隱含著學風變遷、時代風尚、研究範式、領域差異、考證心態等多方面的複雜因素。吾人由上述各端重新檢視此一爭論，通過釐清各方意見，省思清代《漢書》學的發展歷程。

［關鍵詞］顏師古《注》  班固功臣  《漢書》學  定位  反思

就南書房之覆奏而言，朝廷認為《補注》之作用乃補唐顏師古（名籀，581—645）《漢書注》解釋之所未盡之處，並輯取顏《注》以後諸說為一編，明確表明其書“補闕”之性質，亦同時肯定王書在《漢書》研究上之地位。以此而言，《補注》兼具“新注”與“輯補”之雙重作用。實際上，《補注》之此種特質，在在反映了清代《漢書》的發展進程。清代前期，學者多不滿顏書之解釋，錢大昕（字曉徵，1728—1804）《漢書攷異》、錢大昭（字晦之，1744—1813）《漢書辨疑》、王念孫（字懷祖，1744—1832）《讀漢書雜志》、沈欽韓（字文起，1775—1831）《漢書疏證》等，諸書均依傍古義、稽考典制、辨明史事，以述古啟其端，漸次疏通全書，直指顏氏之失，頗有自立“新注”之意；後期對顏書多有迴護，周壽昌（字荇農，1814—1884）《漢書注校補》、朱一新（字蓉生，1846—1894）《漢書管見》，復承認顏《注》之地位，雖仍補正顏說，態度趨向溫和。可以說，清儒治班書，其核心議題厥在於對顏《注》之定位。唐初，顏師古統整東漢末以來諸家舊注，並增以己意，成《漢書注》一百二十卷，結束了六朝以來注釋紛亂的局面。《新唐書·儒學傳》云：“（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2]《新唐書》將顏師古注班書比附杜預注《左傳》，認為顏師古為“班孟堅忠臣”，抬高其書地位。自宋刊刻九經三傳、三史以來，顏《注》被定於一尊，其書是宋以來讀者認識《漢書》面貌的唯一憑藉。隨著清儒在小學、校勘、專門之學等方面不斷的深入研究，遂對顏《注》進行了反復地檢視與全面地補正，終成《補注》。此一過程是動態的，其背後實隱含著學風變遷、時代風尚、研究範式、領域差異、考證心態等多方面的複雜因素，值得吾人進行深入地研究。本文以清儒對顏《注》定位之變化作為論述中心，探討其“否定”或“肯定”顏《注》的邏輯，並試圖結合實際情況，在前述諸方面省思清代《漢書》研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以下分為四個部分，第二節理清清儒“否定顏《注》說”之思路與內容；第三節整理清儒“肯定顏《注》說”之思路及內容。第四節在前兩節基礎上總論清代《漢書》研究的情況；第五節則從學術史的視野下反思顏《注》定位之升降對於清代《漢書》學史的意義。

最早否定顏師古《注》的學者是惠棟（字定宇，1697—1758），其曰：“余家世通漢學，嘗謂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顏籀。他日當為兩書刪注，以存古義詔後學耳。”[3]惠氏全盤推翻歷代關於顏師古“忠臣”之定評，認為顏氏《注》實亂《漢書》。惠氏的著眼點在於“古義”，他認為顏《注》沒有全然按照古義解釋《漢書》，因此頗失班書之真。然而惠氏對於何為“亂《漢書》”，以及顏《注》如何“亂《漢書》”等問題，沒有進一步說明。其後，清儒多發現顏氏“攘竊舊注”，這是他們否定其書的首要原因，因為對於講求學術倫理的清代學者來說，這是無法容忍的。王鳴盛（字鳳喈，1722—1798）《十七史商榷》云：

根據顏師古兩《唐書》本傳所敘，小顏叔父顏遊秦有《漢書決疑》十二卷，顏《注》多有本《決疑》者，[5]然而其書在小顏《敘例》中並未述及。小顏連自家叔父之著作都不放過，此實其盜竊之最顯著之證據，而且這是史書中明確提到的事實。無怪乎王氏評論道“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殆亦其一蔽乎？”因此，後世學者凡言顏師古攘竊舊注者，均會提及顏遊秦之事。[6]顏師古不僅沒叔父之名，對於《漢書》舊注之說，[7]亦多有用其說而未注明者。沈欽韓《漢書疏證序》指出：

在沈氏的論述中，顏《注》所“盜竊”的舊注，包括了晉灼、臣瓚的集解，乃至齊、梁以來陸澄、孔文祥、蕭該、姚察、包愷、韋稜等近乎大部分的《漢書》舊說。而顏師古《注》之與舊注同者，亦可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李善《文選注》中所引漢魏舊說中見其崖略。按沈欽韓所言，顏氏“攘竊舊注”之罪愈加確定矣。無獨有偶，沈氏對顏氏“偷兒”之控訴，代表了清代學者的普遍看法。[9]

就論證“盜竊”之行為而言，清儒在學術倫理方面責難顏氏是不言而喻的，此僅為第一層批判。細觀沈欽韓之指控，吾人可以發現其潛在於其文字中的第二層批判。沈氏不僅以文獻證據證明顏氏抄襲前注，更認為其顏《注》“稍有可觀”之處，即是盜竊前人注解。在此邏輯之下，顏《注》成為徹底“無可觀”的注釋。況且六朝以來如蕭該、姚察、包愷等，“覃精其學於志傳”，而小顏往往不引，其專業能力遭到強烈質疑，責難亦從倫理層面進而指向專業層面。清儒在道德上找到了突破口，隨即又以專業不足更進一步撼動顏《注》解釋《漢書》的主體地位。

顏《注》在專業上之闕失，清儒以為主要表現在訓詁方面。李慈銘（字㤅伯，1830—1894）同治四年（1865）正月十八日日記載其對顏師古《注》的看法，曰：

李善（630—689）《文選注》、顏籀《漢書注》，後世均以為傳世之作。李慈銘比較二書，以為注釋之優劣實有天壤之別，蓋顏籀“本俗學”而李善“通訓詁”。清代學者多致力於聲韻、文字、訓詁等小學研究，所得之成就過於往日，深知漢代近古，其古訓自與後世不同。班書文義古奧，其古字古言非通古訓者不能理解，因此極重視漢儒古訓。顏氏注釋《漢書》不盡合古訓，這是清儒所深惡痛絕的。李慈銘以《文選注》對比顏書，其意正在突顯顏氏訓詁之薄弱。[11]

顏師古《漢書注》不僅“多昧”小學，更對史事、律曆、典制、地理等專門之學茫然未知。沈欽韓《漢書疏證》“顏師古注”條疏證云：

此疏證中，沈氏重申小顏貪墨前人姓名之事。然而吾人尤所關心者，在於沈欽韓拈出“專門大師”之論。蓋沈氏以為，前人舊注所以重要者，以其學貴專門、師有專法也。前人古訓自有家法傳承，而《漢書》又為史書，因此，其中典制、方俗、曆法、地理等，非專門學者無以申發。顏師古雖注班書，然於《天文》、《律曆》、《地理》等志所言了了，復於典制、方俗所釋無多。如此之《注》，其無甚價值可知也。沈氏之言觸及到清儒在史學研究上對專門之學的追求，他在《漢書疏證序》中言：“此書上繼《左傳》，下笵諸史，體例完密，十倍司馬氏。制度名物鉅細必包，欲有發明，非徧周秦兩漢之書，下及二十一家之史，古訓聲類、先儒傳注、金石文字、山川風俗之記、草木蟲魚之疏，雖稗官小說並足考證，一事不備則疑義不析。”[13]沈欽韓認為《漢書》作為史書無所不包，欲通釋班書，在疏通文字的基礎上，須對制度、風俗、金石、曆法等專門之學上有所探究，凡此種種，顏《注》皆未解釋，其書於專門之學之欠缺亦可知也。[14]

綜合李、沈等人的看法，顏師古《注》於訓詁及專門之學方面皆毫無建樹，清儒普遍對此感到不滿。清人對顏《注》之批判以錢大昕所論最為全面，與前引諸人不同的是，其《漢書正誤序》側重於方法論上的論述，錢氏曰：

錢氏指出顏師古《注》的三大缺失：第一是“釆證未備”；《漢書》“義蘊宏深”，文字古奧，又多與五經經義有關，所引經、傳、諸子可與傳世之本對校。顏氏未徧讀群書以證其異同，此是引證之失；第二是“抉擇未精”，《漢書》舊說之可稱述者甚多，顏氏在注釋時並未詳加考訂，且“狃於近習”，時有駁難前儒之確說者，此是所學未精之失；第三是“攘善之失”。錢大昕所舉前二者，乃是從如何作注的方法論的角度進行論述，而第三者乃是自學術倫理而發，論述全面。錢大昕不僅指瑕顏《注》之失，其所論者，背後儼然有一全面注釋《漢書》的觀念，作為其批評的立足點。蓋錢氏所言正有所“立”。另外，錢大昕又表露出對於《漢書》舊注的讚許之情，蓋服虔、如淳、臣瓚之說深合古學，深於訓詁，對於《漢書》之解釋亦較顏氏為契合與詳盡，顏《注》出而舊注“諸家盡廢”，深為可惜。就清人的立場而觀之，則發現舊注之優越性乃是否定顏《注》的第三層，這與針砭顏《注》是一體兩面的。楊守敬《〈漢書古注輯存〉序》在在表達了輯存《漢書》舊注之觀點：

楊氏以為“古義”、“逸訓”皆為顏師古所刪，而前人舊注具有穩定的學術傳承，因此，“今之所存”之舊注“莫非至寶”，欲完全解釋班書，則需要廣泛地搜集舊注，運用以“古義”、“舊注”為基礎的訓釋方法，建立有別於顏師古《漢書注》的詮解體系。[17]

要而言之，清儒否定顏《注》主要體現在兩個面向，首先是道德層面，清人從《史記索隱》、《文選注》、《水經注》等書及史傳所載，知顏師古攘竊前人注釋，深病其有違學術倫理；其次是專業層面，清人認為顏《注》疏於古訓，並且在專門之學如典制、曆法、地理等方面的解釋不盡如人意而有所闕漏。其時《漢書》之研究方興未艾，正文與注解尚有諸多闕漏等待學者解決。清儒因不滿於顏《注》之解釋，乃從道德層面始攻其非，欲動搖其“班固功臣”之傳統定位。以上是“破”；清儒否定顏《注》之同時，實有重新作注以取代顏氏之企圖，而在研治《漢書》的過程中，體認到舊注之說的優越性，遂建立以輯考舊注作為基礎的方法論，並付諸實踐，這是“立”。質言之，清儒之否定顏書，實乃寓“立”於“破”之行為，包含其綜理班書之抱負。

《四庫全書總目》對於顏氏“不愧為班固功臣”之評價，乃清人肯定顏《注》說的代表。然四庫館臣之說，遠有所承。宋人鄭樵（字漁仲，1104—1162）在所著《通志》中，申發唐人之說，遂使“班氏功臣”成為歷代之定評，[18]其文曰：

鄭氏以為顏師古所以得“忠臣”之名，因其注釋可以窮盡《漢書》之解釋，因此自顏《注》出後，前人之說盡廢。而正因為顏氏疏證之全面，所以即便其書略有瑕疵，終究不能病其大體。鄭氏著眼之處，正在於顏師古注書之“全面”。[20]清代持「肯定顏《注》」說者，同樣延續了鄭樵的考察視角。在此觀點下，“忠臣”之名的核心在於通釋全書，注釋的疵漏在此顯得並不重要。

清代從正面論述顏《注》之價值者，往往出於官方之評價。乾隆十年（1745），齊召南（字次風，1703—1768）撰成武英殿本《漢書考證》，附於各卷之末。此次官本《漢書》之校刊，乃是武英殿本二十一史之一種，代表清代官方校訂的成果。齊氏在《跋語》中的看法，頗能體現官方之意見，文曰：

蓋齊召南認為，自漢末至初唐，為《漢書》作注者紛紛然皆碩學名家，顏師古《注》折衷眾家之說，其“班氏忠臣”之稱確然不謬也。齊氏之言重點在“折衷”二字，他並不否認“魏晉至唐初”，諸家注釋之價值，但在如此之多的注釋中，惟顏師古能夠折衷採擇，俾解釋通暢，其“忠臣”之名亦得益於此。然若比較《通志》與齊氏官本考證之言，則齊召南語似乎無非重複前儒之定評，但是結合其修撰、校訂《漢書》背景，吾人可略知其端倪。《漢書》之官本流傳自宋景祐本、慶元本，後元、明兩代刊本均沿此兩本脈絡，而明南北監本校勘低劣，常脫落注文，訛字更是不勝枚舉。清廷校勘二十一史於武英殿，乃使內府藏本對勘，期吸收宋元以來成果。追官本之祖本恰為北宋二本，因此，並無跳脫顏氏注本的文獻框架，自然延續前人觀點，以顏氏為功臣。[22]

官本《考證》之評價頗延續鄭樵以來的舊有觀點，然而此種態度至《四庫全書總目》時，略有變遷，館臣雖仍強調顏《注》的主體地位，不過已隱約可見貶損之意，《總目》“漢書”條提要云：

館臣認為在疏通證明班書文意的部分，顏《注》“不愧為班固功臣之目”，所謂“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體”，則立論仍採取全局視角。不過此處“一二字之出入”，還是承認顏書亦有不盡如人意之“小疵”。然而細觀提要之說，實蘊含不滿顏《注》之意見。館臣雖認為師古注“條理精密，實為獨到”，但後文並沒有正面例證。反而引述杜甫、楊巨源之例，證明唐人多不用顏《注》之說。又云此為“貴遠賤近”之行為，此語疑是館臣遁詞，吾人於此可見四庫館臣對顏氏的隱約批評。館臣此種對顏《注》態度上的變化，最能在提要草稿中反映出來，所言亦更為直接。《總目》“史記”、“漢書”兩條草稿為邵晉涵（字與桐，1743—1796）所撰，[24]今存《南江文鈔》中，其《漢書提要》云：

與定稿立意不同的是，邵氏之草稿，完全從消極層面論證顏《注》的“忠臣”地位。同樣是“折衷”，邵氏認為顏氏只能從“諸家舊注”中“定其折衷”，完全不能廣徵典籍以為考史之用，注史一無創製。而顏書之所以能夠獲得“忠臣”之美譽，乃後人之考證“不能出顏氏之範圍”，此論之措辭從反面立論，與其說是褒美，毋寧說為批評也。[26]另外，邵氏之言，可反映當時士林對顏《注》之評價。《四庫》提要雖在表面上延續了鄭樵以來的觀點，然已頗有不同，這不得不歸因於清代學者對顏《注》的貶抑。而邵氏所言“不能出顏氏範圍”者，正亦看到了宋以來，顏氏注本為班書唯一注本之現象，眼光頗為銳利。

從以上諸說來看，清代官方仍沿用《新唐書》、鄭樵等傳統觀點，從整體的角度評價顏《注》的價值，讚許顏氏“折衷舊注”之功。即便如此，諸論仍透露出對其注書之不滿，反映當日學者之評價已然影響到官方定評。

清代“漢學”大興，學者多否定顏《注》的地位，至沈欽韓撰《漢書疏證》到達頂峰，沈氏所持言辭最為激烈，其《漢書疏證序》云：“尋覽其注，初笑其淺陋，繼覺其盜竊，終乃顯然識其紕漏，尟有是處，此《漢書疏證》之所由作也。”[27]所謂“笑其淺陋”、“覺其盜竊”、“識其紕漏”、“尟有是處”，皆是負面之辭，評價可謂一無是處。沈序在歷數其書“三可譏”之後，復詈罵顏氏“鄙穢誕妄”、“無足道者”，直指為“謬種”，否定顏《注》至為徹底。時學者多貶低顏書，沈氏之言適足代表學界之風氣。物極必反，當沈氏咒罵顏氏酣暢淋漓之時，與之針鋒相對的意見隨之而來。同治年間，周壽昌明確反對沈欽韓之說，其《漢書注校補序》極力捍衛顏《注》為“班固功臣”的地位，文曰：

周壽昌借叔父與父親之對話，回應乾嘉以來否定顏書的學術潮流。首先，周氏藉父親之言肯定了顏《注》“班氏忠臣”之地位。他認為顏書贍詳，一字一句均源於經典，精於訓詁，且“文顯事覈”，更重要的是，顏師古《注》乃學者研讀《漢書》的重要門徑，其在解釋上的權威性不可否認。周氏不僅重申評論顏書，須持全面而公允的態度，更從內容上肯定顏書之價值。其次，周氏藉伯父之言，直指那些對顏《注》“毒詈”之人為“陋儒”，所謂“尋罅逞辨，詆前耀己”者，顯指沈氏。最後，周壽昌以後輩身份“敬諾”父親之教誨，使序之所言，實俱規勸之深意。如果說官本《考證》、《四庫總目》之評論乃是總論其事，帶有目錄之性質，那麼周壽昌之肯定顏《注》，乃是其本身亦欲疏證班書，句句為乾嘉以後貶抑顏氏的學術風氣而發。

周壽昌序言與乾嘉諸儒最大的不同在於，乾嘉學者精於古訓，因而普遍認為《漢書》舊注勝於顏說，且可以通過他們的鉤稽、爬梳與考訂，恢復舊注原貌。當他們發現顏《注》舛誤甚多之時，自認為可取而代之。於是匡正顏《注》之書層出不窮。對於舊注舊說之搜討、整理與疏解亦達到頂峰。值此之時，周氏取相反之態度，承認顏《注》的解釋地位，注家注書誠不無所失，然“後學從而勘正”即可。在方法論上，將自己放在注家的從屬位置。[29]這反映了隨著時代變遷，雙方認知觀念之不同，自周氏而觀之，更是“否定顏《注》”說長期佔據學界後所引起的反動。嘉慶、道光以後，漸有學者重新審視顏《注》之價值，指瑕顏《注》大抵持溫和的態度，這是對乾嘉學者矯枉過正的過激反應的省思，亦是《漢書》之考訂得以延續的關鍵。對於本朝學術之省思，更多的體現在學者在注釋體式等方面肯定顏氏，周中孚（字信之，1768—1831）《鄭堂讀書記》從體式特點的角度反駁邵晉涵說，曰：

周中孚認為，顏師古本“經學通儒”，其注班書“用漢人家法”，側重訓詁與經義，體例與劉昭、裴松之等純以史學注史者不同，要正確評價顏《注》，仍然要回歸“折衷諸說”的傳統定位。朱一新亦從注釋體例入手，為顏師古遭“攘善之譏”作辯護，其《無邪堂答問》云：

朱氏針對前儒之“道德責難”，一方面承認小顏攘竊《決疑》之失，另一方面又認為顏師古引書多標註姓名，惟收集前人之說甚多，稍有遺漏乃無心之失，尚可原諒。所謂“竊盜”前儒之說者，實不能成立。朱一新藉《論語集注》之例，復從注書體例上進行申說，朱氏認為前人於訓詁者，為避免引證繁瑣，乃“博釆眾家，融以己意”，並非如後人之一一標明也。因此，不可據此而厚誣古人。[32]從周中孚到朱一新，結合周壽昌之論述，在專業內容、學術倫理以及方法論上，逐一回應了否定顏《注》說的質疑。

嘉、道以後，清儒考訂《漢書》的成果既繁，對於周壽昌、朱一新等人而言，如何整理與匯總當朝成果以成新注，成為其研究之重心。正如邵晉涵所認識到的，欲完全通釋《漢書》，仍要在顏《注》的架構中著眼。蕭穆（字敬孚，1835—1904）從注書的現實層面，對此加以論述，其《跋方息翁漢書辯注》曰：

蕭氏認為世人之所以質疑顏《注》“孟堅忠臣”之說，在於要求注書求其全、求其確，斤斤於細微之考證而不觀古人注書之大體，是以其批評多苛責古人。從實際的角度而言，《漢書》卷帙繁重，顏師古能夠大致通釋完全已然不易。因此，評價顏《注》應秉持全局視角。更進一步，蕭氏認為三劉《刊誤》、宋祁校勘以來[34]，凡有補正顏書者，均不能以此病顏《注》，而應該採取“輔而行之”的態度，這與周壽昌“後學從而勘正，亦讀書應盡事”之言若符合節，仍肯定顏《注》的主體地位。蕭穆不僅顧及顏師古注書之現實，亦考慮到重新作注時所能達到的實際程度，其《記惠半農松厓兩先生閱明北監本〈漢書〉》一文甚至回應惠棟之說，文云：

蕭氏對惠棟盡廢兩書《注》而另立新注之言不以為然，蕭穆認為惠氏此意枉顧現實，即便其重新作注欲取顏《注》而代之，恐怕在仍不能盡廢顏書，因為後之考訂者，並不能出顏氏之範圍。與其代之，不如輔書而行。蕭穆之言直接針對惠棟而發，對於清末王先謙撰《漢書補注》，實具指導意義。

清人之“肯定顏《注》”說，泰半集中於書志、提要等官方意見之中，延續鄭樵、馬端臨以來的觀點，從全局的角度評斷顏書之功績。然在時代風氣下，仍呈現對顏《注》不滿的態度。乾嘉以來，“否定顏《注》”之說甚囂塵上，更有詆毀顏書不遺餘力者。學者始重新審視顏《注》之價值，在專業內容、道德倫理及注釋體式等各方面針對前儒之論作出反駁。周壽昌、朱一新等人維護顏師古《漢書注》的主體地位，不僅是學風改易結果，背後更隱藏著如何重新注書的現實意義。要之，清人之“肯定顏《注》”說，其意亦在於“立”。最終，催生出王先謙的《漢書補注》。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1873—1929）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言：“清代提倡經學，於是注疏之研究日盛。然愈研究則愈發見其缺點。……以此之故，他們發憤另著新疏，舊注好的便疏舊注，不好的便連注一齊改造。”[36]清儒在經學領域多不滿漢唐舊疏，因此輯引古注舊說以重新疏釋之，其在史部之研究亦然。如前兩節所述，清代學者研治《漢書》，其核心圍繞對顏《注》之定位。乾嘉時期，學者在“否定顏《注》說”的方向下，開始紛紛重視《漢書》舊注之說，並在各個方面輯存古義，一方面，或撰成專書進行全面訓釋，或在札記中對《漢書》有零星的考證，乾嘉學者對《漢書》進行全面整理的專書有二：錢大昭《漢書辨疑》與沈欽韓《漢書疏證》；兩部著作在訓詁、制度、史事、兩漢學術等諸方面考辨顏《注》之失，回歸《漢書》舊注的解釋脈絡。另外，考訂札記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史拾遺》、《十駕齋養新錄》，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洪亮吉《四史發伏》、王念孫《讀書雜志》等，其中涉及《漢書》考證的部分，皆依循古注，匡正顏氏。《攷異》釐定史事，《辨證》重古字、史表之辨析，《雜志》專注訓詁，《疏證》則詳考典制，各有側重。[37]

另一方面，清儒廣泛參考先秦兩漢群書以及類書，並積極地鉤稽舊說，形成多樣的輯佚著作，主要有三部：臧庸（字在東，1767——1811）輯蕭該《漢書音義》三卷、楊守敬《漢書二十三家注鈔》以及王仁俊（字捍鄭，1866—1913）《漢書許注義》一卷。[38]由清人之輯佚，可據此窺見當時《漢書》研究趨向之一斑。嘉慶二年（1797）臧庸刻隋蕭該《漢書音義》三卷成，其《跋》曰：

蕭該《漢書音義》見於《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藝文志》，然而不見於顏師古所列二十三家舊注，蓋顏氏並未徵引。司馬貞《史記索隱》與李賢（654—684）《後漢書注》中多存之。蕭書唐末既已亡佚，而北宋宋祁（字子京，998—1061）校本猶有參考。臧氏讀武英殿官本《漢書》，多見《漢書》諸家舊注之說，為顏《注》所無。因此，蕭氏《音義》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又引諸經群書，多載六朝訓詁、音義之說，臧庸根據官本所引宋祁校本，詳加鉤稽，並增入《史記索隱》與《後漢書注》引蕭氏音訓，分為三卷，以存《音義》之梗概。段玉裁（字若膺，1735—1815）見此頗為欣賞，並且幫助臧氏進行校勘的工作，臧庸曰：“巫山知縣段若膺見此欣賞，助我校正譌誤，可謂善本矣”。乾嘉諸儒研治《漢書》，多引蕭該《音義》，臧氏所輯，雖僅三卷，然於舊注之考訂，意義尤大。[40]

對於類似蕭該《音義》等二十三家舊注以外的《漢書》舊說，清人亦有所關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許慎注漢書”條云：“許慎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者尚多，不知五種中是何種所釆，《敘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41]《漢書》中嘗有許慎之說數條，然為數甚少，王鳴盛以為許慎曾注《漢書》。後來王仁俊（1866—1913）有所纂輯，題為《漢書許注義》一卷，卷首《提要》云：

王仁俊以為王鳴盛之說“甚卓”，雖然陶方琦（1845—1884）認為此許慎（？58—？147）《注》應為《史記注》，不過王仁俊堅持許慎為《史》、《漢》二書皆作過注。細玩王氏“想二史必皆有注釋，今惜佚矣”之語，對於輯存《漢書》舊注舊說甚為嚮往。在編纂體例上，王仁俊據如淳、晉灼、臣瓚、顏師古所引，並參圖經諸書，以為許《注》一卷。然則，不單僅為蒐集之義，更采《說文》、鄭眾（字仲師，？—83）之說，結合許義而加以參證、有所申發，輯存古義更進一步。[43]此外，嘉慶初年，日本尾張藩刊本《群書治要》回傳中國，其書乃唐太宗貞觀年間所編纂的群書選集，[44]其中有《漢書》六卷，存目二卷，頗得唐時之舊，王念孫撰《漢書雜志》時有用之，以舊本《漢書》證其說。清儒輯存《漢書》古義者迭出，延續至清末，楊守敬撰《漢書古注輯存》，以為舊注“學有本原”，故翻檢《史記三家注》、《水經注》、《文選注》等書，輯考應劭、服虔等十六家古注，存其崖略。[45]諸如此類，清儒輯佚《漢書》古注雖互不為脈絡，但不失為在“否定顏《注》說”思維下的作為。

以上所舉，無論臧庸輯蕭該《漢書音義》、王仁俊纂《漢書許氏義》，抑或是楊守敬編《漢書古注輯存》，所輯舊注大多針對文字訓詁。而清儒在地理、曆算和官制方面，亦復有意識地稽考古注，並極力地加以考辨疏通，俾使注者通於古學，形成體系。錢大昕族子錢坫（字獻之，1744—1806）之言尤可見之，錢坫精於地理，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始斠注《漢書·地理志》[46]，其《上王述庵先生書》略云：

錢坫在上文中提到兩個觀點：首先，在《漢書》解釋的脈絡中，他認為《漢書》舊注“皆能考證原流”，這是顏師古《注》所不可及的。而自顏氏注《漢書》以後，“班氏之學始壞”。細索其意，錢氏以《漢書》作為專家之學的一種，並不承認顏《注》的解釋地位，顯然以舊注作為依歸。其次，在史學研究的方面，錢氏提出了研究之步驟，先考地理，復考世次，在二者確定之情況下，方可考徵史事，不蹈入空言治史的弊端。因此，對於錢坫而言，結合訓詁與專門之學，以舊注為基石而兼顧史學考證，方是全面疏解《漢書》之要義。這也是清儒汲汲於輯存古注的原因。

考證專書與輯佚著作之興盛，二者相輔相成，形成了清代《漢書》研究的“述古”的趨向，而此與“否定顏《注》說”互為表裡，息息相關。

嘉道以後，學者普遍反思“否定顏《注》說”之合理性，以為前代諸儒批評過激。學界轉換看待顏《注》的視角，認為輯佚舊說並不能從根本上全面地取代顏《注》，於是，“肯定顏《注》說”之呼聲漸長，承認顏師古注本的價值，考證態度由“匡正”轉為“補正”。全面訓釋《漢書》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以及王先謙《漢書補注》，二者皆對顏《注》有所肯定與補正。[48]而其餘著作較為零散，多為訂補之作。朱一新《漢書管見》多引清儒的考證成果作為商榷、討論的材料，對乾嘉諸儒之說均有徵引與考辨，至於朱氏己案之說，多在諸說之後申發，其補闕之意甚為明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朱氏但於有特見者乃添入，非卷卷皆有發明。”[49]這可以說是此一時期著作的普遍特點。對《漢書》具有全局性考辨與校訂的著作尚有劉光蕡（1843—1903）《前漢書校勘札記》、沈家本《漢書瑣言》等。劉氏之書刊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名為「校勘札記」，實則以校勘為主。主要以明監本、汲古閣本互校，審其異同，別以《史記》、《通鑑》中異文參校，又多引王念孫之說以為考證，整理前儒之說略加斟酌而已；沈家本《漢書瑣言》為其《諸史瑣言》之一種，成書於光緒四年戊寅（1878），卷末《跋》自云：“每遇疑難，輒申己見，錄為一編，以備他日之參訂。”[50]可知其書為讀書劄記性質，卷中錄錢大昕、王念孫、洪頤煊諸家議論，折衷其說以為參訂。沈書廣採本朝研究成果，每遇疑問時有所發明，亦為補遺整理之著作。

清後期學者發明頗少，對於乾嘉學者遺留下的問題多作訂補與考辨的工作，諸儒開始考慮總結一代的學問，此時“肯定顏《注》說”之出現，不僅是對前期學術風潮的反動，更是當時研究情勢的真實寫照。不過，學者雖然對顏《注》評價有所上升，但針砭其失、補遺其闕，仍是《漢書》研究的主要方向。《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朱氏《管見》云：“是書于師古掩他人之說以為己說，引韋昭、張晏舊注，誠不繆于班書。”[51]此論甚確，朱氏多援引先秦兩漢群書證顏《注》之非；沈書考證多辨析顏《注》與舊注之源，明指顏氏之本於舊注者，如〈高帝紀〉：“常繇咸陽。”顏師古曰：“咸陽，秦所都。”沈氏云：“《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蓋顏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揜其名者，茲為別出之。”[52]；《地理志》：“任土作貢。”沈氏曰：“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53]；《地理志》：“厥田中中。”沈氏云：“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54]沈家本卷末云：“是書與《史記》並多古義、古字，非精通訓詁者不能讀。”[55]於是可見其書之旨趣。

道光二十四年（1844），何若瑤（道光二十一年進士，1841）撰《漢書注攷證》成，其自敘頗可代表時人對顏《注》的看法，何氏云：

何若瑤認為顏師古集合漢魏以來眾說以解釋《漢書》，實乃“精核周浹”，其地位不容受到質疑。換言之，何氏高度評價顏《注》，肯定其地位。然而對於顏師古說仍有“未安”者，則執筆加以訂補。何氏之言調和了否定與肯定顏《注》的聲音，代表了清儒在正、反兩種態度的激蕩下，將《漢書》研究不斷向前推進。

以上諸書均偏向於文義疏通與史事考訂，對於班書涉及的天文、律曆、地理等專門之學，清儒亦發揮治學之特長，對顏《注》所闕之處加以補充。諸對於表、志考證之書，依循專門之學的發展脈絡而獨立成書。《古今人表》的考證，梁玉繩有專書《漢書古今人表考》九卷，蔡雲撰《人表考校補》、《續校補》各一卷繼之，翟雲升（1776—1858）亦有《校正古今人表》補之；《律曆志》有王元啟（1714—1768）《漢書律歷志正譌》一卷為之先導，周正權《漢書律曆志補注訂誤》一卷踵繼於後；《食貨志》有劉光蕡《前漢書食貨志注》二卷，專釋其書；〈藝文志〉有姚振宗（1842—1906）《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補充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的研究；諸《漢書》表、志考訂著作以《地理志》考證最多，錢坫《新斠注地理志集釋》後，徐松（1781—1848）為之補注，成今本十六卷，汪遠孫（1789—1835）有《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楊守敬補校二卷，王紹蘭（1760—1835）有《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吳卓信（1754—1823）撰《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卷，陳澧（1810—1882）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吳承志（1844—1917）繼之，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二卷，洪頤煊有《漢志水道疏證》四卷等。[57]

清代《漢書》研究的趨向，主要昉自學者對顏《注》的反動。由“否定顏《注》說”而開闢徑路，研究一依古訓舊注為依準，或輯佚顏本以前之注，或以此為基礎匡正顏說。清人發現群書中可資註解班書的資料愈多，其批判顏師古的力度亦愈大；清人考訂《漢書》愈趨深入，其否定顏《注》的傾向愈重。如此，皆反映出清儒對自身學術的信念與期許。然而此一進程並非無止境的，宋以來在顏氏注本為《漢書》唯一注本的條件下，尤其是在舊注均亡佚不存的情況下，對舊說古訓之尋繹與考證有其客觀限制。道、咸以降，學者對《漢書》之考證漸於飽和，清人終究難以脫離宋景祐本以來，業已確定的注本格局，由是而“肯定顏《注》說”興起，清儒終復以顏《注》為基礎，進而訂補《漢書》，最終成《漢書補注》一百卷。綜觀有清一代《漢書》學史，學者在“否定顏《注》說”與“肯定顏《注》說”中擺蕩，促成了顏師古《漢書注》後，第二次對《漢書》書的整理。

清儒對顏師古《漢書注》評價之爭論，在持續爭吵了一百五十年後，終於隨著王先謙刊刻《漢書補注》一百卷告竣（1900）而塵埃落定。在《前漢補注序例》中，王先謙試圖彌平本朝學者對顏《注》定位之分歧，王氏曰：

王先謙首先肯定了顏師古《注》的價值，認為顏《注》“度越曩哲，非卬人鼻息者也”。不僅承認其董理舊注之功，更有所去取，成績實超越前人。同時，亦揭示顏氏攘取舊注之短，認為雖注文間用舊說，不必一一證明，然其取用叔父之書而不著一字，確有“慙德”。王氏之論，對於肯定、否定兩造之說折其衷，無疑成為百年論爭之結論。然站在今人之視角，抽離具體的歷史語境，吾人於論爭所涉及到的如學術流變、考證觀念、研究範式等諸問題，當可有更深刻之省思。

首先，清儒之貶損顏《注》，受到了時代風尚之影響。清代“漢學”大興，學者咸思考證，治學多關注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問題。《漢書》文辭古奧，又多古字古言，非深通漢儒古訓者不能明之。又與五經相關，必然引起乾嘉學者極大之關注。錢大昕曾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指出，《漢書·霍去病傳》“為票姚校尉”之“票姚”二字，杜甫詩均取舊注服虔“飄搖”之音，而不從顏《注》讀為去聲，是精於小學之舉。[59]如錢氏所舉之例，只有在訓詁之研究不斷深入的前提下，方可呈現顏《注》之誤，這正是時代發展、學術精進之表徵。清儒在否定顏《注》價值之同時，積極致力於考訂《漢書》，成果斐然。據筆者統計，僅《清史稿·藝文志》所列74種前四史研究專書，關於《漢書》者就有28種，佔37.8%，居四史之冠。[60]而成於清人之手的四史集解，又以王先謙《漢書補注》為最優。如果說顏師古《漢書注》終結了漢魏六朝紛亂的注釋局面，集舊注之大成，那麼，王先謙《補注》亦總結了宋以來至清，學者的所有成果。可以說，清儒全盤否定顏書，正是其重新整理班書之重要推動力。然而，清人指瑕顏氏攘竊舊注，實忽視了時代因素，以後人之規範繩準前人，頗被苛責之譏。在學者自信能超越顏《注》的心理下，任何的道德與專業檢視，都會自動放大，於是出現了沈欽韓“鄙穢誕妄”、“謬種”等偏激言論。嘉、道以後，肯定說之興起，未嘗不是對先前“責之過切”之反動。

其次，清儒對顏《注》評價之歧出，亦是研究範式改易的結果。學者對於《漢書》及顏《注》之考訂，屬於史學研究範疇。清儒對正史的考證，實有具體的價值觀與方法論，《漢書》之研究受其規範與制約。清人攷史，多重典制、惡議論，崇尚“徵實”之考證風格。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述其要云：“讀史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61]王氏認為史學研究重在考察“典制”與“事跡”，不容有主觀的議論與判斷，此言頗能代表乾嘉學者治史的一般觀念。錢塘（字學淵，1735—1790）又在《兩漢書辨疑跋》中，具體提出了考訂班書的方法，文曰：

錢氏認為治兩《漢書》最難，需要從四個面向加以考察。首先是“通訓詁”，明文字之假借，以得文句之正詁；其次是熟悉典章制度，明悉政治、掌故之沿革；第三，徧得遺碑斷刻等金石材料，以攷證史事之始末詳略；第四，博考群書，以掌握“星曆器數”、“圖讖緯侯”等兩漢絕學。要之，盡量收集並利用可考之出土與傳世文獻，考證兩漢歷史之全貌。錢塘所言，實俱較高要求，以此衡量顏師古《注》，自然反映出其在訓詁及考史方面之不足。然而，從研究範式改易的角度看清儒評價顏《注》之爭議，吾人可以發現，正反雙方身處之立論背景並不相同。持否定說者，論述多立基於清代史學考證的範式，有撰述新注之企圖心，寓“立”於“破；持肯定說者，則多回到顏師古作注時的時空背景，在俱“了解之同情”的背景下，期補正顏說於完足。在此狀態下，雙方對顏《注》之評論皆顯片面，雙方亦無實質的對話，論爭難以得出結論。

第三，清儒對顏《注》為“班固功臣”說認同之消長，形塑了清代《漢書》學的歷史樣貌。而清儒的部分考證，在“實事求是”的大纛下，反而受到了歷史的局限。清代否定顏《注》之價值者，多持“舊說優於顏說”、“顏《注》出而諸說皆亡”之邏輯，由此激發了學者競相輯佚舊注的行為，如臧庸輯蕭該《漢書音義》、王仁峻編《漢書許慎注》等皆然。然諸書優劣參半，例如許慎（字叔重，58？—149）未嘗注釋班書，舊注中所引，均《說文》之說。輯者雖肆力整理，但未必皆有功於《漢書》。又如，學者考訂班書初多傾向舊注，然當其轉向顏《注》時，考證結果亦復不同。如此，造成《漢書補注》多存兩歧見解，而未有明確定論的現象。後人多視《漢書補注》為資料彙編，正反映出清代《漢書》學研究在兩派中拉鋸的幽微現實。從清儒的考證心態而言，所謂“班固功臣”論爭的緣起，從立論之始便隱然帶有主觀色彩。兩《唐書》對顏師古《漢書注》均有評價，《舊唐書》曰：“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63]“班固功臣”之譽不載舊書。《新唐書》編修者歐陽脩（1007—1072）、宋祁（998—1061）等均為宋人，則“功臣”之說起於宋人無疑矣。然則若論清儒爭辯之起因，恐怕未嘗沒有“尊漢抑宋”之身份認同。[64]

第四，清儒關注顏《注》，正反雙方為之爭辯，顏《注》在論爭過程中得到反復的考辨與仔細的檢視，最終，撰成《漢書補注》。此一進程與清人以“述古”發端，進而結撰群經新疏之過程若符合節。楊樹達《葵園先生著作述所聞》述其事，以為《補注》之作，乃循道光間劉寶楠（字楚楨，1791—1855）、劉文淇（字孟瞻，1789—1854）等人相約分撰“新疏”故事[65]，其云：

依黃山之言，王先謙著《漢書補注》之動機，亦如二劉等人撰作新疏之事。王氏分任《漢書》，王啟原任《三國志》，《史記》與《後漢書》之分任者黃山已忘。四史之中，只有王先謙《漢書補注》刻成刊布。二劉諸君分撰十三經新疏，均是不滿唐人舊疏，遂思新解以為圭臬。王氏既“如劉寶楠諸君撰新經疏故事”，則其意亦有病顏師古《漢書注》，並欲蒐集唐以來與《漢書》之義有關而有資考訂者，彙集本朝考證成果，斟酌去取，全面地疏釋班書。梁啟超認為清儒在經學方面的總成績，正在於結撰諸經新疏，其曰：

以梁氏之言，諸經新疏均集一代經說之精華而成。孫詒讓（字仲容，1848—1908）在《劉恭甫墓表》中回顧本朝諸儒為群經撰述新疏之情況，將新疏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惠棟《周易述》、江聲（字鯨濤，1721—1799）《尚書集注音疏》為代表，博考先秦兩漢之古說古訓，以之為注並疏解之；第二類以孫星衍（字伯淵，1753—1818）《尚書今古文注疏》為代表，蒐集舊注，並兼採古說而注之疏之，不專守一家；第三類以焦循（字理堂，1763—1820）《孟子正義》、胡培翬（字載屏，1782—1849）《儀禮正義》等為代表，根據完整之舊注，而重新作疏。三類新疏雖間有不同，然其“考證詳贍而‘義證宏通’的治學風格，實歸趨一致。”[68]清儒撰述新疏，乃全面地整理歷代學者之說，薈萃當朝成果，此一過程自經部擴展至史、子、集三部。王先謙撰《補注》亦循二劉等人分撰新疏故事，此中之學術意味不言而喻。清人研治《漢書》，躋身此一脈絡之中。要之，清儒對顏《注》之反復考辨與論證，亦帶有重新檢視與總結學術史之雙重意味。

第五，以學術變遷之角度觀之，清儒對顏《注》評價之升降，反映出學者考證《漢書》時所持的不同態度，此正是《漢書》學史之縮影。方其否定顏書價值之時，匡正顏說不遺餘力，考證態度頗為嚴厲；其復肯定顏《注》地位，則考證亦轉向溫和。清儒對顏《注》評價之升降，投射出《漢書》考證的兩種不同態度。從“長時段”的視角觀察，《漢書》學史之發展，始終在此二者間來回擺蕩。漢魏六朝至唐，學者注釋《漢書》不絕如縷，班書研究至為興盛；唐初，顏師古《注》終結了六朝《漢書》研究之局面，唐至清初的千年間，研究復歸於沉寂；清儒崇尚經學，在學術研究上亦尊崇繁縟，《漢書》學繼興。六朝至唐、唐至清初，有清一代，《漢書》之研究在三個階段中興盛交替，均是學風變遷的結果，吾人將清儒研治《漢書》之進程放置在此一宏觀的歷史變化之中，則清儒對顏《注》之爭論亦非偶然。

民國以來，學者重視《史記》過於《漢書》，似乎又回到了《漢書》學沉寂的時代。吾人於今重新回顧歷史，對於清儒評價顏《注》之爭論，實可站在更高的角度加以觀照。[69]清儒在此論爭中的種種意見與行為，背後莫不反映出其時代背景與自身立場，吾人須從多個維度探繹學術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方可對此一綿延有清一代的爭論作一全方位的了解，並由此省思學術史的發展歷程。

[3] ［清］惠棟：家藏明北監本《前漢書》題識，《“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2年，第一冊，頁318。

[4]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46。

[5] 《舊唐書·顏師古傳》云：“師古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中華書局，1975年，第8冊，頁2596）史傳載顏師古“取”《漢書決疑》之義，然並未指責小顏“攘竊”，清儒根據“亦多取其義”，即認為顏師古盜竊其叔父顏游秦之說，則有其主觀傾向。

[6] 自《舊唐書》提及此事，清代學者莫不以此為譏，如洪亮吉（字君直，1746—1809）在臧庸（字在東，1767—1811）《刻漢書音義序》後批語云：“小顏注《漢書》，其音義精者皆係舊注，而攘為己有。賴有《史記集解》、《正義》等在，可以搜其根柢。然不知者，猶以為班氏功臣，真瞽說也。”（［清］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49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24。）又如清末楊守敬（字惺吾，1839—1915）《〈漢書古注輯存〉序》云：“尤可怪者，顏遊秦為師古叔父，所撰《漢書決疑》十二卷，《舊唐書》贊其為學者所稱。又言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此必史臣親見大顏書，故著為是說。今據《索隱》所引遊秦十餘條校師古《注》，或鈔變其辭，或直錄其文，無一自下己意者。乃師古《序例》並不存其名，其為浮薄，可勝歎哉！”（《晦明軒稿》，《楊守敬集》第五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177。）《漢書》舊說多經《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等書轉引，故顏氏所掩舊注一目瞭然。清儒於是以為其心可議矣。

[7] 據顏師古《漢書敘例》所載，自東漢至初唐，《漢書》注釋有其主要的傳承脈絡，即以晉灼、臣瓚、蔡謨相承之《集注》作為《漢書》注本之核心，網羅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劉寶等十七家舊說，並晉、瓚、蔡三家共二十家，顏師古在蔡謨注本的基礎上，復加荀悅、崔浩、郭璞三家，總計二十三家舊說，此乃狹義之《漢書》舊注；根據《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記載的、顏氏《敘例》以外的《漢書》注本，與前稱二十三家舊說合之者，乃廣義之《漢書》舊注。另可參今人之考證：張儐生《漢書著述目錄攷》（收《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楊明照《漢書顏注發覆》（收《學不已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管雄《唐以前諸家〈漢書注〉考》（收《三思齋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等文，諸文對顏氏“攘竊”之說亦有討論。

[8]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集》卷六，《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66—367。

[9] 洪頤煊（字旌賢，1765—1837）《讀書叢錄》卷十九“漢書集注”條云：“顏師古《漢書集注》多掩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頤煊以《史［記］索隱》證之，……如此之多。”（卷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頁三下）；沈家本（字子淳，1840—1913）《諸史瑣言》亦言：“顏《漢書注》用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即瓚說可見矣。……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之。師古攘為己有，此類非一。”（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451冊，頁二下。）可以說，對顏氏攘竊舊注之觀點，清代學者頗為一致，而此一觀點時至清末亦未曾改變。

[10]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五冊，廣陵書社，2004年，頁3162。

[11] 顏師古注《漢書》多有不通訓詁之處，清人多有釐正。如《李廣傳》：“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小顏以“從”為隨，讀才用反。（卷五十四，頁3936，以下舉例，正文及顏《注》皆用《漢書補注》卷次頁碼，各家之說則從其書之出處）王鳴盛以顏說為非，引《禮記》及《經典釋文》等證，以“從”為“放縱（《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頁177）。又如《敘傳下》：“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顏氏以“寤”為感寤（卷一百下，頁6285），宋翔鳳（字虞庭，1777—1860）駁顏說，引《爾雅》、毛《傳》、《列女傳》、《說文》等中訓詁，以寤為遇也。（《過庭錄》卷十二，咸豐浮谿精舍刻本，頁二下-三上。）再如《衛青傳》“「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玉。”顏師古以“校”為營壘。（卷五十五，頁3986）錢大昕引《釋名》、李善《注》，以校為旙。（《三史拾遺》卷三，頁14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正小顏之失。在乾嘉學者的普遍觀念中，顏師古乃一無學無識之人，對此，清儒有相當程度之體認，在清人的札記及考證中在在可以見到對顏師古本人的批評。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郅都”條云：“師古去取多失當。”（卷二十七，頁192） 又，卷二十八“古音”條：“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枚舉。”（卷二十八，頁195）“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條復云：“師古雖不通小學，然陋不至此。”（卷二十八，頁199）均言顏氏不通聲韻、訓詁之學；臧庸《拜經日記》卷五“臣瓚”條：“顏師古一無學識人耳。” 言顏氏無學識；臧琳（字玉琳，1650—1713）《經義雜記》卷七“袀服振振”條：“顏氏每遇舊注與己合者，即沒其姓氏，襲為己有，故能於杜《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卷七，武進臧氏拜經堂雕本，頁十一上） 議論多以為顏氏不通小學，且襲用舊注。

[12]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一，浙江書局本，頁一上。

[13]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集》卷六，頁367。

[14] 顏師古《注》於制度、風俗、金石、曆法等專門之學有所欠缺，故《律曆志》、《地理志》小顏多所不注，注者其失亦多。如《律曆志》“驚蟄（今日雨水）”、“雨水（今日驚蟄）”條顏氏未注，錢大昭引《淮南子》、《月令》鄭注、孔疏以為解釋，蓋曆法不同，名稱亦不同也。（《漢書辨疑》卷十二，銅熨斗齋叢書本，頁五下）；又如《竇嬰傳》：“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顏氏以“宗室”為“帝之同姓親”也（卷五十二，頁3850），沈欽韓引《禮記》、《左傳》、《戰國策》等書，以為漢初言“宗室”者，同姓與外姓之親皆適用，論證詳明。（《漢書疏證》卷二十八，頁四十一下）

[15]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98。

[16] ［清］楊守敬：《晦明軒稿》，頁1177。

[17] 對於清人而言，顏師古注本不再是《漢書》唯一注本，在此之前更有注釋完善的古本，因舊注之全帙不可盡得，於是可憑藉在群書中稽考舊說、辨明古訓以恢復古本原貌。清儒突破了顏《注》一元的觀念，其自然會在研究上採取更加積極的行為。

[18] 鄭樵之後，馬端臨（字貴輿，1254—1323）《文獻通考》承其說，仍以顏師古《注》為“班固功臣”。經過《通志》、《文獻通考》二書之評鑑“功臣”之說遂成定評。

[19] ［宋］鄭樵著，王叔民整理《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頁1467。

[20] 以鄭氏而言，顏師古精於訓詁。《通志》中此文為評價杜預《左傳注》與顏氏《漢書注》而發，關注核心正在訓詁。因此，清儒於訓詁方面極力否定顏《注》者，皆有與鄭說針鋒相對之意。

[21] ［清］齊召南等《前漢書考證》卷首，《漢書研究文獻輯刊》第八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3。

[22] 齊召南在官本《考證》跋語中云：“（臣照）等既然與諸臣遍蒐館閣所藏書數十種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據慶元舊本補缺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勅編為考證，謹採先儒論說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前漢書考證》，頁二。）齊氏所言“還古人之舊”者，還宋本之舊也。而齊語亦揭示《考證》之目的，意在“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表明其所校勘者，仍在顏師古注本的框架之中。

[23]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正史類一，中華書局，1965年，頁400。

[2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同一條目，並非僅委任於一人撰寫，乃委任多人而綜合各條所得。見［清］翁方綱撰，吳格、樂怡點校《四庫提要分撰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25] ［清］邵晉涵《南江文鈔》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463冊，頁二十四。

[26] 定稿與草稿在批評顏《注》的內容上各有側重，定稿重訓詁，而草稿重考史。

[27]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六，頁一上。

[28]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自序》卷首，清光緒十年思益堂本，頁二上。

[29] 這並非不再匡正顏《注》，而是承認注書之現實。

[30]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五，《叢書集成續編》第7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七下—八上。

[31]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中華書局，2002年，頁127。

[32] 清中後期，逐漸有人開始為顏師古“攘竊舊注之行為翻案，蕭穆《跋顏師古漢書注》，認為顏《注》乃奉詔所作，其注書之水平實在顏遊秦之上。顏《注》中所謂竊取《決疑》之說者，諒小顏無大顏書亦可為之，而小顏之書體大思精，折衷前人之說而復參以己意，於例不細為區別。（《敬孚類藁》卷五，頁十上）言辭中甚為袒護顏師古，亦是學者對此事另一層面的反思。

[33] ［清］蕭穆《敬孚類藳》卷五，頁十下。

[34] 宋以來，對《漢書》之校勘、考訂，以北宋劉敞（字原父，1019—1068）、劉攽（字貢父，1022—1088）、劉奉世（字仲馮，1041—1113）《兩漢刊誤》，南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及宋祁之校勘為最著名。

[35] ［清］蕭穆《敬孚類藳》卷八，頁五十。

[3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217-218。

[37] 對於專書之介紹與評析，內容繁多，非本文所能涵蓋，詳參拙作《清代「漢學」與〈漢書〉學——以顏〈注〉的匡正與訂補為中心》，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7月，第四章《“〈漢書〉用古注”之實踐與發展》，頁138-223。

[38] 以嚴格意義而言，王仁俊與楊守敬均於民國初年去世，並非清人，然其書大致成於清末，從學術發展的脈絡的角度，本文將其歸入清代。

[39] ［隋］蕭該著，［清］臧庸輯：《漢書音義》，《漢書研究文獻輯刊》第9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卷末。

[40] 清儒常以蕭該《音義》之說正顏《注》之誤，如《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邪邴丹曼容，著清名。”顏師古以為此人“姓毛，明莫如，字少路”。（卷八十八，頁5426）錢大昭《辨疑》曰：“蕭該《漢書音義》云：‘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為壽張令。”案：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聞為屯，驚怪者多。毛、屯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在《風俗通》而不信？’據此，則顏《注》非矣。小顏采集《漢書》家，獨未見蕭該《音義》，故有此失。」（卷二十，頁八下）蕭該《音義》引《風俗通》說，以為此人姓屯，“毛”為傳寫之誤，其說信而有徵。確乎臧庸所言“多諸家舊注之說，為顏《注》所無”，在解釋上有優越性。而錢大昭直指顏師古之失，由於未採舊注之說。

[41]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頁47。

[42] ［清］王仁俊：《漢書許注義》卷首提要，《漢書研究文獻輯刊》第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43] 王仁俊結合《說文解字》、鄭眾舊說以解《漢書》之解釋方法，雖相較單純地輯佚許慎之說，有所加工，然而此亦因許說所存甚少，需要補充、旁采他說以為完足的解釋。又，觀王氏“據如淳、晉灼、臣瓚、顏籀所引”之語，其實許慎之說已載舊注之中，此處特離析舊注以為《許義》一卷，在舊注之辨析中更近一步，不僅分辨舊注與顏《注》之區別，更分別諸家之說，這是存古義過程中必然發展的現象，可見清儒對述古始終抱持極大的熱情與興趣。

[44] 關於《群書治要》之情況與文獻價值，詳參張蓓蓓：《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漢學研究》第32卷第1期；［韓］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5月。

[45] 楊守敬《晦明軒稿》，頁1177。

[46] 錢坫《新斠注漢書地里志自序》云：“始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歲，以五十七年壬子之歲汗青始竟。”（《新斠注漢書地里志》，卷首）蓋書始於乾隆四十三年也。又，錢氏《上王述庵先生書》云：“漢陰一缺，處深山之中，又乏明師益友執經問業之處。鎮日寂寞坐，篋中惟有《漢書》一本，亦別無他書互斠。自去夏至今，惟專注十表，業已寫定成冊，尚俟進謁時附呈鈞定。”（［清］王昶編：《湖海文傳》，卷四十二，頁十九下；據陳鴻森《錢坫年譜》轉引，《中國經學》第九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6。）

[47] ［清］錢坫《上王述庵先生書》，《錢坫遺文小集》，轉引自陳鴻森《錢坫年譜》，頁128。

[48] 《漢書·武帝紀》：“秋，閉門大搜。”臣瓚以為搜索踰侈者也，顏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補注》卷六，頁294）周壽昌引《江充傳》、《淮南子》高誘注、《月令》及《史記·李斯傳》、《商鞅傳》等，贊同臣瓚說，並以為“顏說最確”（卷三，頁436）；《東方朔傳》：“後乃私置更衣。”顏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卷六十五，頁4512）周壽昌雖認為小顏誤，所謂“更衣”者，乃今之廁所。《校補》雖不同意顏說，然仍指明小顏之說本於晉灼舊說（《校補》卷四十二，頁九），對於乾嘉諸儒動輒指責顏《注》大謬的態度，《校補》態度實為溫和；又如《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顏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蓋謂管仲耳。”（卷二十二，頁1465）王先謙以為顏說本包咸（前7—65）義，並引《韓非》、《說苑》、《戰國策》等書證之。《武五子傳》：“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顏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卷六十三，頁4379）《補注》引《淮南子》、《呂氏春秋》等書注，以為“過”有“責”義，補正顏說。王先謙《補注》、周壽昌《校補》雖有釐正顏說之處，然並未深責顏氏，於上四例中可見其大概。

[49]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3冊，齊魯書社，1996年，頁556。

[50]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瑣言八，頁十六上。

[51]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3冊，頁556。

[52]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瑣言四，頁三上。

[53]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瑣言六，頁十上。

[54]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瑣言六，頁十上。

[55]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瑣言八，頁十六上。

[56] ［清］何若瑤《漢書注攷證》卷首，《兩漢書文獻考訂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一下。

[57] 《清史稿·藝文志》載清人有關《漢書》之著作如右：“《漢書辨疑》二十二卷（錢大昭撰）、《漢書拾遺》一卷（劉台拱撰）、《漢書疏證》三十六卷（沈欽韓撰）、《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周壽昌撰）、《漢書管見》四卷（朱一新撰）、《漢書補注》一百卷（王先謙撰）、《漢初年月日表》一卷（姚文田撰）、《漢書律曆志正譌》二卷（王元啟撰）、《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全祖望撰）、《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吳卓信撰）、《新斠注漢書地理志》十六卷（錢坫撰）、《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王紹蘭撰）、《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汪遠孫撰）、《漢書水道疏證》四卷（洪頤煊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陳澧撰）、《漢志釋地略漢志志疑》一卷（汪士鐸撰）、《漢書地理志集釋》十四卷、《西域傳補注》二卷（徐松撰）、《漢西域圖考》七卷（李光廷撰）、《漢書古今人表考》九卷（梁玉繩撰）、《人表考校補》一卷、《續補》一卷（蔡雲撰）、《漢書正誤》四卷（王峻撰）、《漢書刊誤》一卷（石韞玉撰）、《漢書注考證》一卷（何若瑤撰）、《兩漢朔閏表》二卷、附《漢太初以前朔閏表》一卷（張其 撰）、《兩漢舉正》五卷（陳景雲撰）。”（卷一百四十六，中華書局，1976年，頁1267-1269）雖然《清史稿》之統計並不完全，然亦能反映清代《漢書》研究的大致面貌。

[58]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首，頁2。

[59]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頁70。

[60]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頁1267-1269。

[61]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首，頁1。引文論述甚簡，王鳴盛又有大段文字論述其史學意見，詳參〈序〉全文。

[62] 錢塘跋語見［清］錢大昭：《漢書辨疑》卷末，頁一—二。

[63]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中華書局，1975年，頁2595。

[64] 宋、明之史學研究側重史論，多從文章史法、褒貶義例的角度論史。清儒治史多考辨典制與史事，崇尚“徵實”之風，對宋人治史多有嘲諷，盧文弨《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曰：“（宋儒）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其病皆由於譾譾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宜此而謂之為粗，其又奚辭？”（《抱經堂文集》卷四，中華書局，1990年，頁42）盧氏譏諷宋人不遺餘力，乃其中典型。

[65] 清代“漢學”大興，諸儒治經，紛紛輯存古義以撰新疏，乾隆十四年（1749），惠棟撰《周易述》啟其端，弟子江聲踵接其後，為《尚書集注音疏》十三卷；乾隆四十年（1775），邵晉涵作《爾雅正義》二十卷，嘉、道間，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焦循撰《孟子正義》，俱為學風流衍所致，學者咸思為群經作疏。道光八年戊子（1828）秋，劉文淇。梅植之、包慎言、劉興恩、陳立等六人，相約各治一經，分撰新疏。陳立《劉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序》對此所述甚詳：“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間。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蹖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清］陳立：《句溪雜著》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76冊，頁十一上）此事劉恭冕《論語正義敘》亦載之。清儒因不滿唐人《十三經》舊疏，因思作新疏以救其病，此為清代學術史之佳話也。

[66] 湖南文獻委員會《湖南文獻彙編》第一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29。

[6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81-82。

[68] ［清］孫詒讓《籀庼述林》，中華書局，2010年，頁499-500。並參張師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第五章，里仁書局，2007年，頁248-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