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菲、趙愛學丨藏園外庫普通書捐贈始末
藏園外庫普通書捐贈始末
劉 菲 趙愛學
内容提要：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北京圖書館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清點整理傅增湘藏園外庫書（普通書），并商定根據“以有易無”原則選留部分缺藏書，其餘捐贈四川省立圖書館。當時統計總數爲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其中北圖選留普通書2000種7801册、零本書137種197册另1張、小册子59種561册。期間，傅忠謨又從中提出51種，文物局也曾提出1種。1950年12月底，選留以外部分移交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大約1951年6月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收藏，當時統計數量爲25504册。因移交册數與北圖選留以外册數，以及二者相加與之前所報總册數不符，1951年11月至1953年8月，北圖經多方核實，并與西南人民圖書館前後4次溝通，最終確定傅忠謨捐贈藏園普通書總數爲4346種34373册12幅。
關鍵詞：傅增湘 藏園 外庫普通書 捐贈 北京圖書館 西南人民圖書館
1949年11月3日[5]傅增湘逝世後，長子傅忠謨（1905—1974，字晋生）遵遺囑開始着手處理藏園藏書，以“雙鑑”爲代表的部分善本及手校書分批入藏北京圖書館。藏園所藏未入善本的普通書則由北圖代爲清點，并從中挑選館藏所缺，其餘捐贈西南人民圖書館（今重慶圖書館）。關于藏園普通書捐贈情况，李國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6]、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7]、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8]、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9]、向輝《藏園書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及館藏善本書之淵源考略》[10]等文都有相關論述，但均爲簡單提及，并且多誤以爲藏園普通書大部分藏于四川大學圖書館或四川省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國圖”）藏有當時普通書清單等相關檔案，記録了當時普通書捐贈過程的具體情况。本文以國圖藏檔案爲主要依據，按照時間順序梳理1949至1953年間處理藏園普通書捐贈，以及與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清册種數情况，以紀念傅增湘先生誕辰150周年，表彰前賢化私爲公、延續文脉的優良作風。
傅增湘生前曾應四川劉文輝、鄧錫侯[11]請求，答應將藏園普通書部分捐贈家鄉四川。傅增湘去世後，因四川全省尚未完全解放，北圖受委托清點代收，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提出用館藏稍晚近或重複之本調换普通書中所缺之書[12]。1949年12月12日，傅忠謨致函文化部文物局，申述捐書經過及處理捐書意見。根據文化部文物局發北圖通知所録傅函要點，其中述及普通書處置：“普通書擬與圖書館‘以有易無’的交换一部分外，所有各書，要求在交通條件許可時，爲設法移置四川省立圖書館。”[13]可見此時北圖已與傅家達成“以有易無”的普通書處理原則，不過其餘普通書當時是擬捐贈四川省圖。後來改捐西南人民圖書館，大概是因爲負責接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在重慶。北圖應該隨後就到傅家開始清點整理，清點造册的同時，也揀選北圖缺藏者。12月28日，北圖呈報文物局普通書交换處理辦法：“現在正進行清點，一俟蕆事運來本館，再詳細考查，以便‘以有易無’，即將本館所無者選出，其餘并以本館所補充者另行裝箱，暫寄存一處，將來由鈞局設法運交四川省立圖書館。”[14]1950年1月6日，文物局回文指示：“應列具雙方交换的書目送局審查後，再行裝箱寄存。”[15]
清點整理工作持續到1950年3月，“當場造有總清册”[16]。參與其事者爲北圖趙萬里、楊殿珣、爨汝僖、王廷燮、楊殿甲5人[17]。根據國圖采訪卡片所載（如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平叛記》，收到日期爲“1950/3/30”），此批普通書3月底前已到北圖。目前我們没有見到當時所造普通書總清册，但在其他檔案裏提到此次清點總數爲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18]。重慶圖書館檔案《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封面原題如此，内容爲清册目録），用“國立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十四行，每葉分上下兩欄，應即1950年3月北圖清點所造清册（下文簡稱“1950年清册”）的複寫件，爲當時移交時附送。據重慶圖書館《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該目録按經、史、子、集、叢分類編排，清册中標明箱號，共裝213箱。
1950年6月，北圖把選留的缺藏書編成清册（下文簡稱“選留清册”），包括3部分：《江安傅忠謨先生捐贈國立北京圖書館普通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零本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期刊雜志清册》[19]，總計數量分别爲2000種7801册、137種197册另1張、59種561册。清册共42葉。用“國立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14行，每葉分上下兩欄，著録書名及册數。各部分末葉總計數量有鉛筆改動，上述7801改爲7820，197改爲206，561改爲552，應爲後來核實數量時所改。
9月19日（此爲發文時間，擬稿時間爲8月29日），北圖向文物局呈報選留藏園普通書清册，“呈請鑒核備案，并請奬勵”[20]。同時報告北圖選留數量，即普通書2000種7801册，小册子137種197册又1件，期刊59種561册。這個數量與上文所述6月份清册一致，所以此次所呈清册應該就是6月份清册。呈文也報告北圖選留以外的其他普通書裝爲55箱（按：上文提及1950年3月清點裝爲213箱，此55箱應爲改用大箱），運故宫博物院傳心殿暫存，待交通方便時再運四川。至于之前商定的“以有易無”，也作了説明：“俟將來人手够用時，擬再從我館普通書内選出若干稍稍償補所缺。”次日，北圖就此致函傅忠謨，“除造册呈報文化部文物局外，相應檢奉清册一份，并致謝意”[21]。
10月6日，北圖再向文物局呈文，“關于傅沅叔先生遺書普通書部分，業經我館代爲整理清楚，兹造具清册一份，送請鑒察”[22]。此是呈報藏園普通書總清册。我們暫未見到此清册，應該即3月份在傅家清點整理藏園普通書時所編製，也即重慶圖書館檔案《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文物局文曾提及此前兩次報告藏園普通書總册數，綜合各方面情况，10月6日這次是第一次，總數4038種33387册，又雜書10捆371册，共33758册[23]。此次呈文同時請示核准以北圖藏複本交换之前選留部分，“當另行造具我館準備交换的書籍清册送請察閲”。10月16日，文物局通知北圖，同意複本書交换事，“希即造具你館準備交换的書籍清册送局審核”[24]。
在初步交接清點後，傅忠謨又從中提出部分書籍，文物局也曾提出一種。重慶圖書館所見1950年清册中部分書目欄外相應處注有“提”字，與國圖1951年7月6日向文物局呈報的藏園普通書清册（下文簡稱“1951年清册”）[25]一致，衹不過北圖1951年清册是在欄外墨筆注“傅晋生提出”。此類提出書共計51種185册（具體目録見表1）。國圖檔案《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26]後對此核實指出：“原提185册，其中《天問閣文集》4册、《南雷文約》4册、《唐詩紀事》14册、《亭林文集》4册，皆有傅增湘校字留存館中，實未提出。”實際提出數量爲47種159册。另，《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也記載，文物局于1950年1月18日也提去《静庵文集》1册。
但除上述“實未提出”的4種外，經我們在國圖書目中檢索其中個别不多見書，發現國圖有藏，明刊《异魚圖贊箋》則國圖無。查《中國古籍總目》，明崇禎間刻本《异魚圖贊箋》收藏單位有“北大北京文物局南京（清丁丙跋）臺圖”[27]。另，1950年4月傅忠謨捐獻北圖第三批手校書中也有51種提出書中的個别書，如《華陽國志》《東方先生集》《十三唐人詩》《柳文》《游定夫集》。據此，傅忠謨提出書51種或許大部分是傅增湘手校書，後來又歸國圖。有待進一步查核。
上文已述，1950年8月底，擬移交四川的藏園普通書55箱已運存故宫博物院傳心殿。1950年12月20日，北圖把其他零星書170餘册、登記時提出的重複書、卓秉恬書屏12幅又裝一小箱，即第56箱[28]。1953年3月21日北圖致西南人民圖書館函曾提及當時裝箱情况：“因爲時間關係，我館并未作單獨裝箱目録，衹是根據總目録的次序裝的，并且在箱子外面都貼有箱號。”[29]
12月21日（12月20日擬稿），北圖呈報文物局處理傅忠謨捐書經過[30]。呈文簡要回顧藏園普通書處理捐贈經過，報告普通書總數爲4340種34462册（含雜書），其中北圖選留2230種9374册，其餘2110種25088册擬運四川。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文物局文提及的此前兩次報告藏園普通書總册數，此次是第二次。
12月底，北圖根據文化部文物局指示，把藏園普通書選留之外部分移交在重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31]，而不是之前所説的四川省立圖書館，原因前文已簡單分析。根據國圖檔案1952年12月25日北圖致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檔案所見如此，當爲“文教部”）函，曾回顧此次移交附有清册：“附有我館加添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32]這份清册名字應該存在誤寫，實應爲上文提到的重慶圖書館清册《傅增湘先生所捐書存西南文教部》。
根據重慶圖書館檔案《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統計表”頁墨筆所注“列入五一年陸月份統計表”，可以推測，大概1951年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把此批書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下文簡稱“西南清册”）即交接清册。國圖檔案中也有一份同樣的西南清册[33]，爲文物局轉來用以核實藏園普通書數量。清册封面鈐“西南人民圖書館”朱文方印。扉頁統計表與西南清册完全相同，統計數量爲：“綫裝書25449册，平裝書（中文）55册，共計25504册。”此25504册與上述北圖12月21日報文物局文擬運川數量“25088册”不一致。
四、北圖根據文物局要求覆核藏園普通書數量
由于上述移交西南人民圖書館册數與北圖選留以外册數，以及二者相加與之前所報總册數不符，文物局要求北圖核實。1951年11月1日，北圖呈報文物局匯報覆查情况[34]，“關于傅忠謨先生前將雙鑑樓的普通書籍捐贈我政府，根據館留清册與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撥交西南人民圖書館接收圖書清册二者相加，與原報總數不符一事，我館已再作詳細核算”，“根據我館這次核算的結果，一共是三三五八五册，此數包括了傅忠謨先生提出的一八五册。如果除了提出的，應爲三三四〇〇册，即與前二次清册均不同。三次清册之所以完全不同，主要是由于零星書籍扎成十捆，難于計算，以及一部分雜志最初没有計算在内之故。”報告也具體説明了重新覆核後，北圖選留普通書數量情况：
至于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清册與我館選餘的清册不符，因爲該館清册不是按原箱目録編製的，所以很難核對。但是我館已將該館清册逐頁計算一過。該館原報二五五〇四册，而我館計算結果是二五八〇四册。最重要的是該館清册缺第二十七頁一頁（原册注明一〇三頁，實爲一〇二頁），卓秉恬屏幅十二件已由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提去，是否即在此第二十七頁上，亦殊難料。我館希請由鈞局通知西南人民圖書館，再就該館清册與原箱核對，并將第二十七頁補上。
關于傅忠謨先生捐書的清册問題，最初由于在傅忠謨先生處點查書籍時，較爲倉卒（如雜志部分當時即未計算在内，言明俟將來整理後再補加目録），以及成捆的零星書籍較爲難數。其後發覺前後總數不符時，又由于選餘之書已運存故宫傳心殿，無法覆核，以致不僅總數前後有些出入，即我館選餘清册與西南人民圖書館清册亦彼此不能一致（當然該館所點查亦有錯誤，已如前述）。雖然由于若干客觀條件所造成這樣一個事實，但我館處理這樣的工作没有做到十分正確，也是應該負相當責任的。
報告最後提出：
我館認爲傅忠謨先生捐書的數目應當根據我館此次核算的選留部分數字，加上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正確數字，纔能作爲確實的數目，也纔能成爲完整的目録。因此，西南人民圖書館的清册，應再詳細增補和核算，以便總成一數，而結束此案。
11月13日，文物局發通知回復[35]，提出兩點處理意見：一是按照總清册與選留清册和西南清册互相核對，聯繫西南文化部進行核實，查對清楚。二是雙方查對後，如修正無誤，及時呈報文物局以便結案。如查對後仍有錯誤難以查清，應説明原因，并將最後修改後的清册報局。通知附有“西南文化部所送清册一份”[36]。接到通知後，北圖采訪部中文采訪組隨即進行了相關核實，“今經本組將總清册、西南清册與本館登記簿、登記卡片及善本登記簿等，互相核對，綜計數字。但進行過程中困難叢生，歷時一月，始得完成此項工作”，形成《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37]。報告根據西南清册進行了詳細核實，總結如下問題：
但由于“三反運動”開始，相關核對工作暫時擱置，也未進一步聯繫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核對工作一年後纔重新啓動。
1952年12月22日，北圖采訪部副主任楊殿珣安排請示把《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相關内容報文化部，同時去信西南核實相關情况[38]。
12月25日，北圖就此呈文報告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39]。報告核實後原清册總數爲34085册又12幅，北圖選留共計8885册又6張，傅忠謨提出159册，文物局提出1册，西南清册數量爲25494册，綜合所計，總數量爲34539册又6張，與原清册數34085册又12幅多出454册又6張，缺12幅（筆者按：此12幅爲卓秉恬書屏條，已移交西南人民圖書館，但西南清册未列入）。同日，北圖致函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通報上述核對結果及核對發現的西南清册疑問之處，請西南方面核查。
1953年2月至8月間，北圖與西南人民圖書館先後四次信函往來，核實移交普通書情况。
2月3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1月19日所發對北圖上年12月25日函的回函[40]。
2月11日，楊殿珣根據西南人民圖書館回函所統計西南清册25427册，與原統計25504册及北圖新統計25494册都不同，向館領導請示把相關情况報送文化部社管局[41]。3月1日，北圖副館長張全新指示中采趕造最後清册報社管局[42]。此後仍繼續聯繫西南人民圖書館作進一步核實。
3月21日，北圖再次致函西南人民圖書館核實西南清册具體書目情况：
6月22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6月15日所發回函[44]：
8月3日，北圖再次致函西南人民圖書館，請核實兩個問題：西南清册著録而未見于總清册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60册、《續資治通鑑》等4種90册、《明紀》24册的原裝箱號；請開示《辟園史學四種》的細目。
8月27日，北圖收到西南人民圖書館8月18日所發回函，答復所問兩個問題：
1953年11月4日，經過反復核對選留書目、提出書目、西南清册，以及與西南人民圖書館4次溝通，北圖向文化部社管局呈報最後覆核的結果，并請示擬重新編製清册作爲傅忠謨捐贈普通書目録[47]。報告核對結果主要有兩個方面：實際捐贈普通書總數多出原清册數量；有幾種原清册有的書籍，由于著録方式不一致，没有核實出結果。另總結書目不符的三點原因：其一，送交西南圖的時候没有做裝箱目録，而西南清册又把叢書分别著録，還有把數種書合并著録衹寫一種書名等情况，因此書名難以逐一核對；其二，最開始清點時没有詳細清點雜書，衹是大約計算了數目，現在則一一都寫了出來，并且有一些書是起運時纔找出來的，没有寫進原清册，所以總數比原清册多。其三，北圖和西南人民圖書館在清點接收工作中都有疏忽，導致前後總數不符。根據這些情况，報告提出解决辦法是根據留館清册和西南清册，參考核對結果，重新編造傅忠謨捐贈普通書清册。
11月11日，社管局致電北圖，同意重新編造傅忠謨同志捐書清册。
12月30日，北圖向社管局呈報重新編製的捐書清册。此次清册共78葉，封面題“傅忠謨先生捐贈書籍清册”，用“北京圖書館稿紙”，紅格，半葉14行，分上下兩欄，僅著録書名、册數（個别的有著者、版本），未按四部分類。末葉記總數量：共計4346種34373册12幅。根據我們比對幾種清册，此清册前半部分與1951年清册基本相同，後半部分與西南清册基本相同，應該是在兩個清册基礎上合并增補而成。同日，北圖又致函傅忠謨，寄去清册，并再次表達謝意[48]。至此，傅忠謨捐贈的藏園普通書總數終于核算清楚。
[1] 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卷八，鳳凰出版社，2011年，379頁。
[2] 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序》，傅增湘：《藏國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49頁。
[3]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
[4]同注[3]。不過1947年“391種”是據國圖善本登記簿，《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文中云“337種”。
[5]宋希於《傅增湘逝世的日期》（《掌故》第五集，中華書局，2019年）根據《許寶蘅日記》糾正傅增湘1949年10月20日逝世之舊説，應爲11月3日。
[6]李國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9—55頁。
[⑦] 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中國圖書館學報》1994年第6期。
[⑧] 同注[3]，49—52頁。
[⑨] 冀淑英著，李文潔插圖：《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27頁。
[⑩] 向輝：《藏園書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及館藏善本書之淵源考略》，《版本目録學研究》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407—421頁。
[11] 劉文輝（1895—1976），曾任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9日，與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林業部長等職。鄧錫侯（1889—1964），民國時期曾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等職。
[12] 同注[3]。
[1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6。
[1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8。
[1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26。
[16] 《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8。
[1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3。按：趙萬里時任北圖善本部主任，楊殿珣時任采訪部副主任，爨汝僖任采訪部中文采訪組組長。王廷燮，字樹仁，1930年11月至1960年在館工作；楊殿甲，1946年7月到館工作。
[1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
[1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3001至1953-&376-039-2-(2)-16-003042。此清册歸入1953年檔，但其中《江安傅氏捐贈零本書清册》《江安傅氏捐贈期刊雜志清册》明確署有時間“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一九五〇年六月”。
[2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0。
[21]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13。
[2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48。
[2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
[2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0。
[2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5至1949-&375-039-2-(2)-16-001136。該清册與1950年清册内容相同，衹是頁碼稍有差别，應該是根據1950年清册重新抄寫。
[26]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22。
[27]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子部第4册，1593頁。
[2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1至1949-&375-039-2-(2)-16-001052；另，國圖1952年檔案《江安傅氏捐贈書檢查報告》提及“中采有1950年12月20日第56箱裝箱書單”。
[2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6至1953-&376-039-2-(2)-16-001007。
[3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051至1949-&375-039-2-(2)-16-001052。
[31] 根據1950年12月20日裝第56箱，以及國圖1950年12月25日檔案發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函底稿（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5）云“一九五〇年我館奉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指示，移送你處傅忠謨先生捐書一批”，可知12月20日完成裝箱，12月底移交西南軍政委員會。
[3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5。
[3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7至1952-&375-039-2-(2)-16-001112。
[3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37至1949-&375-039-2-(2)-16-001139。
[35] 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75-039-2-(2)-16-001142。
[36] 按：11月1日北圖呈文已提到用西南清册核實，則似乎11月13日以前文物局已轉給北圖西南清册。
[3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8至1952-&375-039-2-(2)-16-001120。
[3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117。
[39]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2-&375-039-2-(2)-16-001002至1952-&375-039-2-(2)-16-001004。
[40]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3。
[41]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1。
[42]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4。
[43]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06至1953-&376-039-2-(2)-16-001009。
[44]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1至1953-&376-039-2-(2)-16-001013。
[45] 同注[44]。
[46]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7至1953-&376-039-2-(2)-16-001018。
[47]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19至1953-&376-039-2-(2)-16-001022。
[48] 國家圖書館檔案：1953-&376-039-2-(2)-16-001025。
【作者简介】
刘菲，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
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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