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2安徽大学唐宸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2安徽大学唐宸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文献学的学科属性与定位问题，这些年业界多有关注讨论，有温和的，也不乏激烈的。此一问题本不是我等后生小子所应贸然置喙的，故不妨翻开手头的旧日记本，回顾所闻。
2013年9月我博士一年级入学不久，崔富章老师在《版本目录学》课上说：“这门课叫‘版本目录学’，其中的‘学’字有时候我就省掉了（宸按：次年十月崔老师出版论文集，即题名《版本目录论丛》）。我感觉好像没有多少‘学’，主要是应用。”又说：“学版本目录学要动手，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操作问题，不是说空话的问题。这是中国学问的优良传统，自孔子以来都是如此。孔子教学生六门课，大多要动手操作的。”谈及参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历时，崔老师说：“我本人学习版本目录学，也受益于参加此书的编写工作。当时我从事古籍编目已经三四年了（宸按：时为1977年，崔老师1973年1月调入浙江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1984年起任副馆长。1986年10月奉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协助姜亮夫先生主持常务工作），编这本书之后，我更加了解版本目录学没有那么简单。”上述经验之谈，虽是针对版本目录学而发，但对于我们理解文献学的本质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2016年5月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杜泽逊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记得杜老师谈及《文献学概要》的框架设置时曾说：“一个学科如果剥离了和其他学科重合的部分，没有自己核心的东西，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剥离之后剩下的内容肯定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内容。”
综合上述两位老师的看法，我认为“工具性”与“应用性”是文献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但这一点并不会动摇它作为一个学科、拥有自身核心内容（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的独立属性。不过，试看现在各大学的古籍研究所，还有多少硕博士在从事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学核心方向的学习？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业界前辈和古委会领导们的重视。
至于文献学“是否有瓶颈”，这里面有学科发展因素，有学术环境因素，甚至有学者们自身的因素，需要一一区分开来。学科发展因素主要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分合问题，以及古籍馆藏保护（属文化部的图书馆系统）、古籍整理研究（属教育部的高校古籍所系统）、古籍出版（属出版总局的出版社系统）三者“政出多门”问题，这些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易改变。学术环境因素涉及科研环境、期刊环境、中外交流环境等。举例来说，当年轻的文献学研究者希望以传统文献学课题（如版本目录之类）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时，没有一个真正对口的专业选项，只能在“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左右纠结。这一类现实问题，新人亟盼解决，而有能量的前辈们又未尝不曾叹息痛恨呢！
文献学的研究生应确保基础知识概念的精确化，多读常见书，多动手摸古籍、做一些点校工作，同时应熟练掌握各类电子数据库工具。
我这些年有幸转益多师，深刻体会到老一辈学者对基础知识和常见书的重视。戴震说“求十分之见”，是之谓也。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讲授“文献”的定义，我们都会引用《论语》“文献不足故也”云云。郑笺：“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这里的“我不以礼成之者”究竟什么意思？这关系到孔子说这句话的根本立场，很多人视《论语》的断章取义为常事，干脆略过不谈；谈及刘向所撰《别录》，我们都会引用他的模板式文句“皆以杀青书可缮写”，“书”字究竟属上读还是属下读？这关系到对刘向校雠“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关键解读，可不慎欤？诸如此类，在文献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比比皆是。四分法究竟始于郑默还是荀勖？李充移史部为乙部，是基于史学的独立还是藏书数量锐减至一成的实际？印刷术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宋元本字体行款的地域性特征众说纷纭，是否可信？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云云，理想固然美好，但却很容易误导初学，试看《目录学发微》中指摘章氏谬误何其之多！章氏犹如此，我辈当如何？
古籍是文献学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客观载体。研究生若没有经常亲手触摸古籍的经验，恐怕称不上是真正入行。顾廷龙先生鉴定古籍可以“观风望气”，看似玄幻，其实不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无不根植于长期枯燥的古籍整理实践过程之中。以点校带动复习、加深理解、促进阅读，甚至发现问题、撰写札记，再不济也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养成坐冷板凳的“良好习惯”。我当年读硕读博均接受过大量的古籍调查、点校整理和辑佚训练，倒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最直观的改变可能是从此读竖排本比横排本的速度快上很多。
一代有一代之文献学。近些年计算机技术进入文献学领域，为这个冷门学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一是古籍的电子高清扫描改变了版本学研究面貌，古籍的“一书难求”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实物版本学并非人人能够做到，但海量古籍高清图片和PDF文档只需动一动鼠标。蔡邕万卷之赠，今日一秒可得；二是古籍的OCR识别和全文检索极大促进了传统目录学和考据学，更为辑佚学提供了千年未有的便利。马国翰若知此，真不知作何感想；三是数字人文延伸了文献学的边界。文本挖掘与标记、知识图谱与循证、AI自动句读与文本校勘、GIS与文献考证等等，无一不新人耳目。记得当年在训诂学课堂上贾海生老师曾开玩笑说：“似乎古文字学界想要什么，地下就能挖出什么。”文献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曾被认为是最不可能的古籍计算机AI自动句读，如今在技术上也已实现。我建立的“奎章阁中国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目前已收录330余个古籍数据库，其数量还在急速增长。计算机手段固然不能取代读书思考，若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时代变革，及时学习掌握计算机辅助文献学的有关技术，闭门造车，只能事倍而功半，更遑论“预流”。
文献学专业传统的对口去向是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图书文博、党政机关、公司企业等机构。不过如今已是“大就业”时代，专业与职业的“对口性”正在急剧淡化，文献学专业学生就业和中文系其他专业已无太大不同。本科生完全可以按照个人兴趣选择报考文献学专业。失业？不存在的！
文献学专业论文发表难度确实大于其他相邻专业。当年轻人希望发表传统文献学论文以求晋升时，面临着对口C刊数量过少、刊期过长、字数受限等问题。
接下来的数十年将是文献学的电子时代、变革时代、黄金时代。一方面大众获取古典文献资源更加容易，文献学的门槛降低，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将进一步削弱，甚至有可能走向普罗大众，改变人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文献学核心电子资源与技术的垄断也将逐渐加深。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差距会拉大，不能跟上时代的年轻学者可能会被边缘化。
文献学领域内似是而非、东抄西抄、误人子弟的书很多。如果只能推荐一种的话，那应该是余嘉锡先生（1884-1955）的《目录学发微》。
《目录学发微》全文仅十余万字，分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目录释名”、“目录书之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之沿革”等部分，附录《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此书是余嘉锡先生1932年应陈垣先生之邀入辅仁大学教目录学时的讲义，未出版就被很多人传抄。1956年由周祖谟先生（余先生女婿）编辑出版。余先生还是张舜徽先生的姑父。
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理念先进、概念精准、考证可信，对前人误说多有辩驳，有正本清源之功。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的目录学部分即依据此书，有明引，也有暗袭。此书之价值地位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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