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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谦丨​关于“谶纬”义界与性质的再检讨

张学谦 书目文献 2022-12-12




关于“谶纬”义界与性质的再检讨


张学谦


张学谦,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及谶纬文献。

 

摘  要  “谶”的本义是预言,西汉晚期以后,一般只有假托天意或圣贤之言、事关国家或帝王历运兴衰的预言书才能称作谶书。就东汉图谶而言,河洛谶假托上天和九圣,七经谶假托孔子。谶书与数术占验之书的区别在于其中有大量不经过占候得出的预言,随意性很大,本身往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河洛谶出于方士之手,本身属于数术之学。而七经谶则是东汉初年校定图谶的成果,目的是牵合河洛谶与经义。“纬”名的兴起则迟至东汉晚期。

关键词  谶纬;图谶;谶书;数术

 

所谓“谶纬”或“纬书”,是指兴起于西汉末、定型和尊崇于东汉的一类冠以“河图”“洛书”及七经之名、伪托上天及圣人、神化儒学的文献,[1]东汉人习称“图谶”。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与汉代图谶类似的新出之书,一般也都归入谶纬文献的范畴之内。所以,学界习惯用“谶纬”一词作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此类文献的总称。

关于“谶”与“纬”的关系,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谶纬有别”(名实皆异)和“谶纬无别”(名异实同)两派。“谶纬有别”论在明清时期是主流观点,明人胡应麟、孙瑴,清人阮元、赵在翰、皮锡瑞等皆强调纬的配经特性,认为纬醇而谶驳。[2]《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最为典型:“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3]而“谶纬无别”论至清代中期方被提出,汪师韩、王鸣盛、俞正燮等人认为谶、纬可以互称,内涵没有差别。[4]此外,亦有徐养原等依违于二说之间者,一方面认为谶、纬同实异名,另一方面又承认纬的配经特性,认为谶与纬体制不同。[5]“谶纬无别”论虽晚出,但经过现代学者的论证,成为当今的主流认识。姜忠奎认为纬为共名,图、谶、符、箓等皆别名,“犹《易》《书》《诗》《礼》之统称为经”。[6]顾颉刚说:“谶,是豫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实际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7]陈槃先后撰写《谶纬释名》《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二文,[8]详为论证阐发,同样认为谶、纬仅是称谓不同,汉人通称互文,名异实同。从产生的历史看,谶先纬后,纬出于谶。[9]钟肇鹏《谶纬论略》亦持相同观点。[10]故此后涉及谶纬的论著,除极少数外,[11]绝大部分皆引陈说、钟说,“谶纬无别”几成定论。然而,张峰屹却指出陈文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史料使用不当,有比附曲解文义之处;二是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以偏概全。[12]陈文不注意区分史料的时代性,以晚期史料论证早期词义,逻辑不够严密。更重要的是,陈文只是排比史料,作静态考察,未能认识到谶、纬本义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演变,这正是“有别”与“无别”之争的症结所在。若要厘清谶纬的名义问题,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顾颉刚早已指出,“纬”名不见于西汉。[13]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14]标志着官定图谶文本的正式形成,包括河洛谶四十五篇和七经谶三十六篇,当时亦无“纬”名。王铁、黄复山、郭思韵等学者先后指出,用“纬”指称《周易乾凿度》《尚书考灵曜》等“经谶”,实际迟至东汉晚期。[15]《后汉书》中虽有“图纬”“谶纬”乃至“七纬”等词,然皆属后世史家叙述之语,非东汉语料。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汉书·张衡传》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衡以图纬虚妄”云云,然观张衡上疏中皆称“图谶”,而无“纬”字。[16]从现有材料看,以“纬”名指称经谶最早见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蔡邕所作《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其文言“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17]以“群纬”与“七经”对称,当指诸经谶。灵帝建宁、熹平以后,“纬”名方多见于碑铭及时人之语。[18]由此,可以复原出东汉时期谶纬名义的演变轨迹:“图谶”是“河洛谶”和“七经谶”的总名。[19]东汉晚期之前,时人称引经谶,或与《河图》《洛书》并称“图谶”,或言“谶记”,或以经名加“谶”字称《诗谶》《礼谶》《春秋谶》《孝经谶》《论语谶》等,抑或直云《琁机钤》《元命苞》《叶图征》等篇名。至东汉晚期,时人开始以“纬”名指称“经谶”,又与《河图》《洛书》并称“图纬”。“纬”名的兴起源于时人以经谶为孔子所作,乃取其配经之义。既然“纬”名晚起,仅是东汉晚期时人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图谶的成立过程并无关涉,那么也就不必再如前人一样纠缠于“谶”“纬”二名的关系,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图谶的实际内容和性质上。

东汉图谶的内容十分庞杂,既有数术占验,又有儒学经义,一般认为是出于方士化的儒生之手,所以研究者仍将其归入儒学范畴。这与东汉人的观念是一致的。不过,这一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东汉初年的图谶校定建构起来的。陈槃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东汉图谶中的《河图》《洛书》部分形成时间早,出于秦汉方士之手,七经谶则是由此增益而来。[20]从现存的图谶佚文看,七经谶中多有称引《河图》《洛书》之处,而《河图》《洛书》中却没有引用过七经谶的内容,这同样说明河洛谶的成立早于七经谶。[21]儒学经义的内容仅存在于七经谶之中,而此前成书的《河图》《洛书》则在内容上与经义无涉。桓谭《新论》云:“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22]桓谭所说应是两汉之际的情况,假托孔子的是增益《河图》《洛书》内容而成谶书,即东汉经谶的雏形,说明此前的《河图》《洛书》尚未与孔子发生关系。既然河洛谶和七经谶的成立时间不同,内容、性质亦有所差异,因此研究者应将两者加以适当区分。河洛谶出于方士之手,本身属于数术之学。而七经谶则是东汉初年校定图谶的成果,目的是牵合河洛谶与经义。明晰河洛谶与七经谶的区别,才能复原出西汉末到东汉初图谶兴起与定型的整个过程,以及东汉人以图谶为儒学的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23]


“谶”的本义是预言。《说文》云:“谶,验也。”[24]“谶”字不见于《尔雅》,西汉中期以前的用例也不多。文帝前元六年(前174),[25]贾谊作《服鸟赋》云:“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2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谶”作“策”。[27]服鸟集于己之屋舍,为不祥之兆,故贾谊发书占之。“谶言其度”之“谶”指占辞,贾谊所发之书自然就是谶书,其中记载了各种征象所对应的未来吉凶。《淮南子·说山训》中亦有谶书:“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谶书著之。”[28]《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有《祯祥变怪》《人鬼精物六畜变怪》等书,[29]《服鸟赋》《淮南子》所言当即此类数术占验之书。

又《史记·赵世家》载扁鹊云:

(秦缪公)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30]

相同之文亦见《扁鹊传》,而“谶”作“策”,[31]与《服鸟赋》情况相同,说明二字同义通用。所谓“秦谶”即上帝告知秦缪公的预言,后由公孙支记录并收藏。《封禅书》记载此事,谓“上帝命缪公平晋乱”,[32]而秦缪公正是打败晋国而称霸的,所以这个故事是说秦缪公受命而霸。此处的“谶”当然也是预言,不过与《服鸟赋》《淮南子》又有区别:

(一)预言的对象不同。《服鸟赋》《淮南子》中的谶书预言人事吉凶,为“民生日用所资”;[33]而秦谶则预言国家历运兴衰,政治意味浓厚。

(二)预言的手段不同。《服鸟赋》《淮南子》中的谶书需要通过特定的征象(“服集余舍”“六畜生多耳目”)来预测吉凶,这一过程就是占候;而秦谶则是直接从上帝口中获得预言,并未经过任何占候手段。

以谶书作为一般数术占验书的义项在此后逐渐式微,罕见用例。[34]西汉晚期出现的各种谶书,取义均与秦谶相同,即预言对象为国家或帝王的历运兴衰,预言本身则托之天意或圣人,无需占候手段。如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35]夏贺良等在哀帝建平二年(前5)上言时称为“赤精子之谶”,[36]王莽于居摄三年(8)上奏太后亦言“甘忠可、夏贺良谶书”,[37]可见均将甘氏此书看作谶书。此书托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赤精子既为天帝之使,其所言即天帝之预言,与秦谶所托相同。王莽地皇二年(21),卜者王况为魏成大尹李焉作谶书十余万言,亦将预言托于文帝之口。[38]张衡《请禁绝图谶疏》称谶书为“不占之书”,与天文、律历、卦候、九宫、风角等占术对立,所谓“不占”指的是图谶中不经过占候得出的预言,如《河图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雒书甄曜度》“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尚书考灵曜》“卯金出轸,握命孔符”等。[39]

此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出谶书上,更容易理解何种预言书可以进入“谶书”的范畴。《隋书·经籍志·异说家》著录梁有《孔老谶》《老子河洛谶》《尹公谶》《刘向谶》《尧戒舜禹》《孔子王明镜》《郭文金雄记》《王子年歌》《嵩山道士歌》等书,[40]皆是托于圣贤。从内容上看,则都是政治预言,如《南齐书·祥瑞志》载《老子河洛谶》云“肃草成,道德怀书备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41]借老子之口道出萧道成之名。由此可知,西汉晚期以后,一般只有假托天意或圣贤之言、事关国家或帝王历运兴衰的预言书才能称作谶书。就东汉图谶而言,河洛谶假托上天和九圣,七经谶假托孔子。谶书与数术占验之书的区别在于其中有大量不经过占候得出的预言,随意性很大,本身往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是本文对包括东汉图谶在内的谶书的界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谶纬辑佚史研究与谶纬文献的重新校理”(19CZS00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日]中村璋八《纬书の基础的研究·资料篇》第一章《纬书资料研究における问题の所在》,东京:汉魏文化研究会,1966年,页279。《纬书の基础的研究》分为《思想篇》和《资料篇》两部分,前者为安居香山所著,后者为中村璋八所著。[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解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2。除了《关于〈河图〉〈洛书〉》一篇的后半部分,各篇解说的内容基本同于中村氏前书。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三章附录《谶纬与灾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162。

[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丁部《四部正讹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页295。[明]孙瑴《古微书》卷二五《论语纬·论语比考谶》解题,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禹航陈世望对山问月楼重校印本,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页1a。[清]阮元《七纬叙》,见[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758。[清]赵在翰《七纬叙录·总叙》,同上,页74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109。

[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附录案语,影印清乾隆间杭州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47。

[4][清]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一,影印清乾隆刊《上湖遗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47册,页32a。[清]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说录二·谶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页43。[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四《纬书论》,影印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59册,页38b。

[5][清]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见[清]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姜忠奎著,黄曙辉、印晓峰点校《纬史论微》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13。此书初版于1935年。

[7]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一九章《谶纬的造作》,《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558。此书初版名《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

[8]陈槃《谶纬释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1本第1分,1948年。后者为增修本。

[9]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增订本),《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41﹣178。

[10]钟肇鹏《谶纬论略》第一章《谶纬的起源和形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9﹣11。

[11][日]安居香山《纬书の成立とその展开》,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页3﹣6。李学勤《纬书集成序》,《纬书集成》,页3。

[12]张峰屹《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此据氏著《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页271﹣275。

[13]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页333。前人讨论谶纬起源问题,常引《汉书·李寻传》“五经六纬,尊术显士”为据,认为“五经”即经书,“六纬”即纬书,这实际是对文义的错误理解。参见拙文《河洛与七纬:东汉图谶的文献学研究》第一章附录《释“五经六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1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84。据《续汉书·祭祀志》,光武帝于建武三十二年(56)四月改元“建武中元”,“中元”即“仲元”。参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353。

[15]王铁《汉代学术史》第六章《谶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15。黄复山《汉代〈尚书〉谶纬学述》,《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四编第11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页66﹣70。此书为黄氏博士论文(1996年)。郭思韵《汉代谶纬研究──以渊源流变、内容构成及对文史写作的影响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页1911。

[17][汉]蔡邕《蔡中郎集》卷二,清咸丰二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刊本,页18b。

[18]黄复山认为郑玄始称“纬”名,失之略晚。又谓“纬”名乃因郑玄为儒林巨擘,门生众多而广为宣扬,渐为时人采用,亦属求之过深。“纬”名之兴乃时代风气,非郑玄一人之力。黄氏已检得《蔡中郎集》中《玄文先生李子材铭》《郭有道林宗碑》二文言及“群纬”,但认为二碑并非撰于二人卒年(页69注277),未知何据。

[19]“图谶”一词在西汉末指《河图》《洛书》类谶书,东汉初经谶成立后,则衍生出广狭二义。广义为总名,包括河洛谶与七经谶。狭义则为原义,仅指河洛谶。

[20]陈槃《秦汉间所谓“符应”论略》《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增订本),《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页1﹣178。

[21]王铁《汉代学术史》第六章《谶纬》,页221。黄复山《东汉谶纬学新探》,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页69﹣160。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15﹣17。

[22]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页18。

[23]详参拙文《东汉图谶的成立及其观念史变迁》,《文史》2019年第4期。

[2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三上《言部》,影印清同治十二年番禺陈昌治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51。

[25]参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497)。

[2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226。[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影印南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刊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4册,页77。二书所载文字略同。

[27][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页2497。

[28]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一六《说山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页640。

[2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72。

[30][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786﹣1787。

[31][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〇五《扁鹊仓公列传》,页2787。

[32][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0。《汉书·郊祀志上》(页1196)同。

[33]吕思勉《秦汉史》第二〇章《秦汉宗教》第四节《图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737。

[34]“谶”字指称一般占书的用例见于班固《幽通赋》,其文云:“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迥眺兮,觌幽人之仿髴,㩜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隧。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页4214)言梦中登山远眺,隐约望见神人,神人取葛蔓授之,早晨梦醒,未知所梦吉凶。黄帝善于占梦,但久远无从得问,只能依据黄帝遗留的谶书。此谶书当然是一种占梦书,根据所梦内容来占验吉凶,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数术略杂占家。

[3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页3192。

[3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

[3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4。

[3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66﹣4167。

[39]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三章附录《谶纬与灾异论》,页164﹣166。

[40][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940。

[41][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八《祥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页350。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学谦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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