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整理：赵万里“校勘学”授课笔记
趙萬里“校勘學”授課筆記
劉波 整理
刘波，湖南新宁人。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副研究馆员。著有《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与李坚合著）等。
內容提要：20世紀三四十年代，趙萬里先生在多所高校兼任校勘學、版本目録學等課程，但没有完整系統的講義流傳下來。2017年國家圖書館征集入藏的一份“校勘學”聽課筆記，比較忠實地記録了1944至1945年趙萬里在輔仁大學講授校勘學的內容。課程內容涉及校勘學的方方面面，如：與校勘學相輔而行的其他學科、校勘學的使命、校勘學史、校書四法、傳佈文化方法之三時代，以及校勘實例、校勘材料。
關鍵詞：趙萬里 校勘學 聽課筆記
2017年初，國家圖書館征集入藏了一份民國時期的“校勘學”課堂筆記[①]，首頁標注“1944—45趙萬里講”，可知授課教師爲趙萬里先生，授課時間爲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爲期一年。
20世紀30至40年代，趙萬里先生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中國大學等5校任教。查考任課時間，1944至1945年度任課者僅有輔仁大學，因此記録人當爲輔仁大學國文系學生。按輔仁學制，“校勘學”爲國文系“三年級必修，每週二小時，全年四學分”[②]，因此記録人極有可能爲輔仁大學國文系第十七届學生。查當届國文系共有張瑞廷等25位學生[③]，但此筆記未留下更多綫索，無法確認其姓名。
歷年的《輔仁大學一覽》，對“校勘學”這一課程均有概要的介紹：“本學程講述校勘古籍之方法，并舉實例以明之。至校勘範圍，兼及四部；所用資料，新舊兼收。俾初學得據以作校勘實習焉。”[④]考察筆記的內容，舉實例以明校勘方法、範圍兼及四部、資料新舊兼收等3個特點，均得到了明確而充分的體現，可證趙先生授課內容與《一覽》的介紹是兩相呼應的。
全面抗戰爆發前，趙萬里先生曾在清華大學講授“校勘學”，撰有講義《校勘學綱要》。這門課程分材料論、方法論兩大部分。材料論列十一項：論古彝器文字之有裨于比勘詩書、論近世出土之碑銘石刻之有裨于校勘及輯逸書、論類書之有裨于校勘及輯逸書、述歷代石經之沿革、述校訂諸經注疏之新材料、述校訂諸史之新材料、述校訂先秦諸子之新材料、述校訂唐人詩集之新材料、述校訂元曲之新材料、述搜輯元明散曲之新材料、論輯逸書之新開展及前人輯逸書之優劣；方法論列死校、活校二項[⑤]。比較而言，輔仁課程與清華課程在結構上有很大差異，但討論具體校勘材料上則有不少共同點，因此《校勘學綱要》對整理這份筆記不無參考價值。
這份記録稿中，相當長的篇幅用于闡述“傳佈文化方法之三時代”，即簡牘文化時代、卷軸文化時代、雕板文化時代，側重于各時代的文獻及其特征，作爲校勘的準備工作——調查古書版本源流的重要內容，介紹給學生。這一觀點，趙先生後來撰成《從簡牘文化説到雕版文化——記載文字的工具發展簡史》一文（載《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第2期），非常簡潔地概述了中國書籍史的脈絡。從筆記和文章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先生這一學術觀點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這份筆記共56頁（不計空白頁），以鋼筆書寫，字跡清晰工整，文字也比較完整。我們特將其整理出來，供關注趙萬里先生和校勘學史的同仁們參考。
整理本盡量保留筆記原文，少數錯字、衍文徑直改正，少量脱文酌爲增補；少量記録不完整的內容徑行刪去，以清眉目；“傳佈文化方法之三時代”“校勘實例”“校勘材料”三部分內容，原作爲調查古書版本源流的部分內容，穿插在“校書四法”下講授的，整理時按照內容連貫、體系完整的原則，將它們析出，并代擬了幾處標題，以“[]”標示；章節層次標記，原筆記所用符號不一致，略顯混亂，整理時酌加劃一。
必須要强調的是，這份資料是某位學生的聽課筆記，不是課堂的實録，不可避免地存在記録不完整、不準確的地方，且很有可能滲透了記録人的理解與觀點。筆記中多次出現“趙萬里以爲”的表述，至少説明記録人在某些時候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書寫，而不是原原本本記下趙先生所説的話。因此，這樣一份未經趙先生本人審讀的資料，不足以準確傳達趙萬里在校勘學某些細節問題上的具體觀點，僅能從宏觀角度反映趙先生的學術思想。特此説明。
校勘學
1944-45趙萬里講
參考書
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始刊於中央研究院），陳氏自刻本。
與校勘學相輔而行之科目
（一）目録學
校勘的對象爲古籍，古籍的作者、內容，具見目録學。目録學狹義指書本，廣義一總傳流的史料、文物，尤其古器物、地下材料。治校勘者亦須注意地下材料之目録。
例：《昌黎集》。命相家的祖師李虛中爲唐人，與昌黎同時，集有李虛中墓誌。碑文民二十一年出土，文字與集中文字有七八句不同。故校《昌黎集》亦能以地下材料校勘。
又，《庾子山集》，豆盧恩碑文不句讀。清初此碑出土（按此碑不題作者），二者校勘，可見集中文字之脱誤。又豆盧恩正史有傳，則此碑之出有補正史。
反之，地下材料亦能作爲校勘之對象。
例：我國最古石刻爲《石鼓文》（舊藏國子監），二十年前僅見明拓本，傳明有安國拓本（安國以活字刻書），民十五始知無錫安氏藏石鼓文已流入日本（郭沫若見於日本），可以此本補通行本之缺。
又，唐初功臣多陪葬昭陵，世僅知二百餘，未知確數。每人前有神道碑，可與《唐書》相校，然昭陵石刻多爲三之二，未拓全碑。法Pelliot復新發現若干神道碑（爲乾嘉時人未見者）。神道碑多收入王昶《金石萃編》，然多脱誤，故可據原碑、原拓本以正王書，以補唐史。
（二）板本學
每時代之刻書，有其特點。每一時代寫本亦然。同時所刻書亦有地方之異。治校勘學者凡須有板本學之知識。
今後校勘學之對象當不如清人之僅限於經書，材料當不限於紙上材料，而兼及地下之發現。
校勘學的使命
求學首賴書本，然古書流傳至今，多有“不健全”的狀態，校勘學的使命在醫治書本的不健全。書籍之病態：1.有屬先天的；2.有屬後天的。校勘學注意後者。
如細讀一書，賴主觀的觀察發現其前後矛盾之處，如無客觀的資料，極難決定其錯誤之屬於先天或後天（雖多屬後天的），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其所糾正雖多確切不移，然不能確定其爲先天或後天的（如有漢時流傳本對校始能確定）。
然時代近之書籍，則書中矛盾屬先天者最多。如《元史》有原刻本，後世治元史者多發現其錯誤，則屬先天的錯誤。柯劭忞之《新元史》之著，蓋不滿意元史之先天後天的錯誤。《新元史》刻於民國，後天的錯誤或可避免，然難免先天的錯誤，故有《新元史本證》之作。
故校勘學者，重在糾正後天的錯誤，然有時亦須涉及先天的問題。
文字之書於簡牘、卷軸，極易錯誤。可以説有文字記録，即有錯誤。如《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史記之“三豕”，子夏以爲“己亥”之誤。
一著作問世後，經過多次傳抄刻本，必多魚魯豕亥之誤。我國雕板始於唐，前爲卷軸，再前簡牘文化。《書》、《詩》屬於簡牘文化時代，當時已有錯誤。延至卷軸、雕板，脱誤猶多。校勘學的原則：雕板文化時錯誤最多，當以卷軸校正之；卷軸之誤，當依簡牘校正之。
欲校勘一書，須先明其刻本之先後歷史。一書之流傳愈久，錯誤愈多。然而近代書籍之須校勘不下於古籍，故如《紅樓夢》，有胡適氏爲之考證。胡適此作可爲近代校證之成功。
然校勘學之對象不當僅限於書本。譬如碑刻，碑刻之收集始於宋，範圍最大者爲清王昶之《金石萃編》，然書中錯誤極多，絶不可依據，故可據流傳拓本以糾正之。又如研究古文字、古史者多根據金文，然金文亦多錯誤脱文，此爲鑄器時先天的錯誤，此亦須校勘家糾正之。校勘學之使命在糾正一切有文字的資料後天的不健（根據書本或地下材料）。
然校勘時，有時雖發現錯誤，而有時不能解決（以無新材料），故校勘學先在發現問題，繼而尋求解決。
附：收集資料，有三種方法：1.抄書，保存原書樣式。抄書方法當以清初毛晉汲古閣影抄雙鉤爲最著。2.校書。3.拓墨。拓墨之法始於六朝。
校書不過爲一種訓練讀書方法。
校勘學史
（一）漢
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每書著一序録，已及校書之事。《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佚文）：“劉向别録：校讎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劉向所校書已不可得，然鄭玄注三《禮》，猶可以見其校書之跡。
石經（石經凡八次）：東漢靈帝熹平二年，太學博士全主今文（然多兼通古文，此乃異於西漢博士），而在野學者多尚古文。博士以今文刻石，而經有數説，如《詩》有齊魯韓三家，石經以魯詩爲主，而存二家異文（齊言……韓言……）。（南宋初見石經之一部，民初發現石經，可以見魯詩之部。）
此外，漢人有理校法（清人大都用此法），鄭注三《禮》，以己意修正經文。經文本字字義不可解之，則有三法解釋之。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序》：1.讀如、讀若：擬其音。2.讀爲、讀曰：改其音。3）當爲，即今之當作：改其字。或形之誤，聲之誤，或相近而誤。此第三法，即今所謂理校法，無客觀的證據，憑主觀的學識據理而改經。此法流弊極多。
（二）六朝唐
至唐，或爲古書注“音”，或兼明“音義”。則必須先改正古書之誤。隋唐間陸德明爲《經典釋文》，雖重在音義，而兼出各本異文。隋釋道鶱又《楚辭音》（敦煌發見者）。又如《國語補音》（北宋宋庠）。《周髀算經》亦有音義，亦收集各種異文。猶清人之注古書，必先校補，段之注《説文》，王之疏《廣雅》皆如此。
唐以後，雕版發達，蜀本由卷子本變爲冊頁。付梓以前，必先集古寫本校其異同而後加付刻。宋國子監刻一書，必先請學者校正之。宋太宗後國子監刻書，時名學者皆曾爲校勘。《玉海》及南宋程俱《麟臺故事》及《宋會要》，可見國子監校書經過。故宋監本當優於古寫本。然讀宋監本，猶多誤字，是皆傳刻之誤。
宋監本多存古書本來面目，即誤字、闕文亦存其舊，此實可以爲法。百衲本廿四史之《漢書》爲宋監本。王念孫《讀書雜志》所云景祐本《漢書》即指此。其中有一望而知的誤書，此蓋當時校者未得確據，不敢任意改之也。此可以見當時國子監校書者之真精神
又如南監本南北朝七史（即百衲本），每一卷後常有校記，列出一句“厶厶厶厶”，不注疑字。此可見南人校書之精神（與修《四庫》相反）。
北宋末陸佃校《鶡冠子》常云“一作厶厶”（當云“某本作厶厶”），有時顯爲誤字，而陸佃一一列出，此非陸佃之不知，蓋所以存各本異文，此乃宋人校書之科學精神。
（三）明
明人刻書任意改古書內容、形式。如明天啟郎氏刻先秦兩漢諸子多種，名爲堂策檻本，都任意改古書，不足爲據。
然明人校書，極爲嚴格，與刻書相反。如明末毛晉汲古閣，其所刻書內容多不可考，其所藏所校之書極精。其所抄書，全存古本面目。毛本可爲校書底本，蓋好惡參半，而可以其所抄之書校之。
毛氏死校法：毛晉善於校書，其四子皆善於校書，而其第四子毛斧季尤善。其丈人陸敕先貽典亦善，斧季、貽典二人校尤精密。前人名爲死校。凡文字有絲毫之異者皆注出之。二人所校書較爲名貴。
死校法不知始於何時，或爲明人所創，而蘇州派藏書家尤善於此。此法可以保存古本的真面目。校書之所以保存古本面目，創自三吴藏書家。
（四）清
清名藏家亦多屬吴人：黄丕烈（嘉道間人）、顧千里。
黄氏收集古本，喜人傳抄，而己亦喜校刻，所見既多，精於板本。其藏書之富之精，在嘉道時首屈一指。所刻書有五百餘種。其翻刻古書，與明人異，力在保存古書原來面目。
顧千里爲黄氏家師，亦善校書。顧千里不特助黄氏校書，當時凡願刻書者，皆請顧氏，如胡克家《文選》、張敦仁《禮記》、汪士鐘之刻《禮記單疏》。
故嘉道間藏書推黄氏，校書推顧千里。顧爲學者，長詩文。黄嗜書，其藏書不在求學，視爲藝術。以學術言，黄不如顧。明乎明清二朝之藏書歷史，始能明黄氏地位之重要。
明清藏書家之校書，僅在保存古書之面目，不加是非。如黄氏不能判别是非，可爲後人校勘古書之助。如黄氏《淮南子》（黄氏云爲據北宋本，其實爲南宋末年坊本，《四部叢刊》本即景印影抄宋本）加以校勘，然不考其是非。後顧千里以此本示王引之（伯申）。王之《讀書雜志》中以《淮南子》爲最精，然王著此書未見宋本。時《雜志》已刻成。王乃列舉其優點，附於《讀書雜志》後。故名學者如得藏書家之校本，必能有更多的成績。
校勘古書資料、方法有二：1.尋求最古的抄本、刻本，以古本校今本。2.古書中之引用本書者，而以類書爲最。此法開源於明人，而清人發揮光大之。
清人校書喜用古類書。古刻本止乎宋，而唐人以前抄本又不能見。故校宋以前古書，清人好利用古類書。其實明人已知利用古類書，如明人校《水經注》，即用《太平御覽》（北宋初），朱謀㙔之《水經注箋》多舉《御覽》所引之異文。又梅慶生（明天啓）校《文心雕龍》亦利用《御覽》。敦煌本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多與《太平御覽》同，此雖殘本，然可以推知《太平御覽》代表唐時或唐前古書的面目，由知可知《太平御覽》之真價值。
明人已開清人利用古類書校書之先聲。然明人僅舉其異同，不研其異同。清人文字聲韻考證之學發達，故能利用此種資料以爲其主觀的結論的佐證。然清名學者好以主觀的觀察作爲假設，然證據。陳垣謂爲理校法。
理校法在清時特爲發達。王念孫的理校法比較謹慎，其後俞樾（蔭甫。同光三大師俞、黄以周、孫詒讓皆浙東人。三人以方法之孫爲最，以天才之俞爲最，黄介乎其間）《諸子群經平議》，意在學王氏父子，全用理校法，純以主觀的推測，然皆屬假設，非證據，故二書之價值不如王氏之書。
清樸學家校書限於經、子，且多用理校法，不用對校。其流弊爲武斷妄臆、擅改古書。王氏父子以其文字聲韻的學識，其理校成績，實不可及。如王氏所校《淮南子》與宋版《淮南子》（此本於《淮南子雜誌》刻成後發現）及敦煌寫本相合。然至清末俞樾，全法王氏，然王氏當用旁證，而俞氏則全憑主觀，隨意改古書，此理校法之流弊也。
讀王氏父子書，或以爲王氏先有主觀的假設，而後於古類書中尋證據，其實王氏先抄集古類書古注之片段文字，而後加以解釋也。俞氏即全憑主觀，不加證據矣。故欲校書，法王氏父子可，俞氏則決不可取則也。
清人校書可分兩派：1.對校：如阮元之校十三經。2.專門學者尚理校，如王氏父子。
清人校勘多屬古書，古經史子多有校勘，如阮元之《十三經校勘記》，多據古本，純爲對校法。此種對校法，雖最笨，然最可靠。然至今日，古本陸續發現，阮校僅爲十三經校勘之始耳。近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先生，擬校廿四史。日本校《大藏經》。
清儒校書，僅限於經史子。現在校勘的範圍擴大，一切書皆可校勘，一切書皆當利用。
現代校勘學之趨勢：1.乾嘉後古本發現不少，故經史子雖經前人校刻勘，然當可補前人之未備。2.研究範圍擴大，小説戲曲皆可爲吾人校勘之資料。
校書四法
（一）對校法
最要者爲對校法，此法先當收集古本（古刻本、抄本）。乃以時代較近，比較普通的本子的底本，而以他本相對，校其異同。如《元典章校釋》，陳援庵以沈家刻本爲底本。然如校極古之書，則古刻古抄本不知凡幾，收集極難。此法最笨，然最宜提倡。
工具書：清邵位西（懿辰）《四庫全書總目標注》，注出各書之古抄刻本；莫友芝《郘亭知見書目》，亦依《四庫》目録列舉各本，明以前《四庫》未收書亦補出不少。二書條理略同。二書之失，不在其材料之不足，而在其所述多屬傳，失之不正確。又二書論各本時代之先後，論證不足，故多未能爲定論。明以前書刻本，讀此二書，可以見大概。近百年來新發現之書、新刻書不見凡幾，然無統計之書，故邵、莫二書尚不可廢。然二書所録多不正確，故當加以補正。
如燕京馮家昇專治遼史，所著《遼史源流考》，對於遼史源流多所發明，然所舉各書版本，亦多有不正確者。
現在收集刻本之空間、時間多過於前人，早則始於唐寫本，而空間則包括國外。如《論語》吾國刻本最早爲南宋，而日本正平本代表吾國六朝卷子本的面目。於抄本亦然，清人能見明初寫本，已爲快事，然今日能見東漢之簡牘，魏晉六朝之書及隋唐之書。國外亦發見六朝以下之寫本書。
今日之工作：1.前人所認定之抄寫本時代，當重加考定（大概當延後）。2.當重加收集。收集本子，非能短時間內得之者。如陳垣之校《元典章》，最先得清人抄本而已，若僅據此以作校勘，必不能如此成功。作此工作者，須頭腦清楚，記憶力强，處處留心而後可。
最好方法，個人先當有調查工作，著一完備之表格，見一書，即將是書之特點分别填好，當注明者：
1.行款：半葉厶行，每行若干字，或每行自厶厶字至厶厶字不等。中國刻書，尤其宋時，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性質的書，其行款必同。且後世覆刻時，多依舊本行款。如宋國子監所刻經史，十二經經注本（南北宋）各爲八行，四史多爲九行。明覆刻經注本，如明嘉靖徐獻忠之刻三禮，亦爲八行。清人調查古本，凡宋本多注明行款，明清本則多不注明。
2.書邊、書口。書邊：①左右雙邊（或雙欄）、上下單邊。②四周單邊。③最少者爲四周單邊。北宋、南宋中葉前，多爲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四周單邊爲後起者。書口：①白口：無線。②黑口：（粗）黑口、細黑口。白口書最早。黑口之起，大概與四周雙邊同時。
3.又，後半葉匡外左上有方格，以記篇名，名曰“耳”。故當注明有耳無耳。南宋前多有耳，元明後無耳。古代裝書與今相反，明以後近代裝具，耳已失其意義。
4.當注明前後題。古本大題在下（如“史記”），小題在上（“五帝紀”）。漢至宋如此（爲卷子形式）。明清相反。
5.當注明作者。
6.當注明書口上字。古本書口上有數目字，記字數。有注者則“大厶厶、小厶厶”，宋元明本多如此。
7.刊工當詳細記明。版心下有人名，爲刊工姓名。一本書的刊工最多百餘人。刊工之姓名，對於刻書的地點的考明，極有用。有時，一書的刻地，無法調查，而由刊工的姓名推知。由統計刊工考定刻書之時間、空間，百無一失。
8.注明書之特點。如避諱之字，某字缺筆，某字不缺筆。故當深悉宋帝諱，尤其是南宋。又如補版。有時一書刻於宋，而有南宋、元、明補版，當注明之。然必當極有經驗，然後能斷定。不可由字跡之清楚與否下斷語。
9.注明收藏人姓名，以明其傳授。此功非數十年能辦。辨别圖章之先後，賴個人之學識。
10.如爲少見之書，當抄下先後序跋、目録。如爲普通書，前後特别序跋，亦須抄録。
總之，凡一書之特點，足以斷定此書之時代、地點……者，皆當注明。
調查抄寫本尤不易，有古至唐五代者。斷别抄本書的時代，較刻本尤難。明清寫本較易，而六朝唐宋寫本，則非得人指導不能。
調查結果可以得一書傳流的系統，然後可以校書。
如：胡克家刻《文選》，根據宋淳熙尤延之刻本覆刻。顧千里作《考異》。然嘉慶後《文選》的古刻古抄日有發現，當改造顧之《考異》。
《文選》本子有五系統。《文選》注始於隋唐之間。《文選》白文本爲三十卷，帶注《文選》爲六十卷。白文本爲唐初或唐以前抄本。
1.白文本
①第一發現白文本者爲楊守敬（光緒人，爲日本使館參贊），爲日本三十卷白文本。日本有二書極重要：《文選》三十卷白文本，《左傳》杜集解三十六卷，皆爲六朝寫卷子本。此二者爲唐時流傳至日本，或唐時日本抄本。楊守敬曾校《文選》。如《海賦》，較注本多兩句。楊守敬有校本（附清刻本）（故宮藏，今不知何處）。日本原書今不知下落。
②敦煌寫本，白文本，僅有三、四卷，今在歐洲。
白文本爲最初的面目。
2.有注《文選》
①陸善經（隋末唐初）注。引書不多。唐以後即失傳。敦煌發現初唐人寫本。卷藏于天津某氏。此卷兩面有字，背爲佛經。
②李善注本。六十卷。
a 有敦煌之唐寫本，僅二三卷。藏英法。
b 刻本最早的爲北宋仁宗時刻本。（時人所謂宋本，大都爲南宋本。）存十七八卷。“通”字缺筆。（今所見“通”字缺筆書凡三：《文選》，《莊子》，《齊民要術》。）
c 南宋淳熙尤延之刻本。胡刻《文選》所本，爲最善本，清人所見最古者。書發現於貴池。書末附《考異》（即與五臣注校）。
顧千里爲胡克家刻《文選》，然顧千里所見本缺《考異》，未見《考異》，故重據宋後各本爲《考異》。胡刻爲影刻，即影抄後覆刻，存原書面目。
書雖爲李注，然出自六臣注本，以李注輯出而成，故書中尚有五臣注者。後陸心源見《考異》，補刻之。
疑胡刻底本中有抄者。故如能見全本尤刻《文選》，即可見與胡刻大體相同，亦有完全不同。事變後，北大圕收得真正的尤刻《文選》，可以較對。如能以此對校，可以見胡刻之臆改。
d 章本。元至正年章伯顏刻本，爲尤刻嫡系。
③五臣注本。唐高宗時注。五臣注不多引書，重在意義。三十卷。宋時有單本（宋時有三本：李注，五臣注，六臣注）。五臣單注本宋後失傳。南宋紹興麻沙鎮刻五臣注，此爲今人所見最古者。一二八前，南翔王氏藏（爲汲古閣毛氏藏），今藏蘇州。按同光間蔣氏有抄本，今藏北大圕。（今北平藏善本最多者爲北大圕。）
④六臣注。六十卷。宋以後流傳《文選》多爲六臣注本。
a 最早者爲北宋末明州刻本。顧千里未見之。中國僅有一部，故宮藏。（故宮藏二，一爲此本，一爲廣都裴氏刻。）
b 明嘉靖吴縣袁氏刻本。顧未見。
c 贛州本。此本多見，至明嘉靖刻，當藏於國子南監。
d 《四部叢刊》，爲南宋建陽坊刻本。
⑤集注本。一百二十卷。此爲近代發現者，未知何人所集。有李善祝，五臣注，陸善經注，音決，音鈔。爲唐人所集。中土久佚。近日本發現。民初羅振玉發現後印出。日本京都大學影印古鈔本叢書，出十二集。八集爲《文選集注》。又有《經典釋文》唐寫本。
又如《淮南子》，近時校者，多未注意其系統。1.爲二十一卷本。2.明正統本、《道藏》本，分爲二十八卷。
又如《老子》，有二注本。1.河上公本，2.王弼注。六朝後王弼少見。唐時卷子本最多，唐寫本極多，文字與現傳本不同，當明其系統。《老子》又有石刻，唐人刻石幢有刻《老子》者，亦可以校《老子》，可以見其文字之異同，以明其屬於何一系統。
（二）他校法
校書第一步用原本、古本校勘。或據同時或稍後時人所引。引用古書，以類書爲多。《太平御覽》即根據前朝類書而成，故實可謂爲唐時的面目，其價值在一般宋本書之上。清儒多用類書及古書古注以資校勘。
古書引書有二法：1.明引。2.暗引，不指出引書。補正古書，當利用古書。如《韓詩外傳》、《説苑》、《新序》、《孔子家語》，中多根據古書，引用時雖不免改削。第一當以此類書與古書同者查出，與同時期書引文相同者亦當指出，可以互相訂補，如以《外傳》校《説苑》，以《説苑》校《外傳》。
又如，宋時《冊府元龜》（此書不注出處，故校書者未能充分利用），校宋前史書皆當利用。清時以《冊府》校《舊唐書》、《舊五代史》。
《冊府元龜》與《舊唐書》：《冊府》所收唐史書特多，修《冊府》時《新唐書》未成，中引《唐書》必《舊唐書》。道光時岑建功刻《舊唐書》，由劉文淇等爲校記及佚文。時未見宋刊《舊唐書》（今百衲本《舊唐書》中有一部爲紹興本，然與今本無大差異），劉文淇以《冊府》中爲《舊唐書》，故以爲校勘記及佚文。
按《冊府》所載唐事，固多與《舊唐書》相同。然《冊府》對於唐一朝事，是否僅據《舊唐》一書？修《舊唐書》時（石晉時），唐文宗實録已不可見。故《唐書》三之二，事多缺略。修《冊府》時，能見德宗以前實録，故劉文淇所輯佚文是否屬於《舊唐書》？由此可見，利用暗引資料，當十二分留意，不能驟下斷語。
《冊府元龜》與《舊五代史》：清輯《舊五代史》，先自《大典》輯出，補以《冊府》，然《冊府》所載五代事，豈僅據《舊五代史》一種耶？
清儒以漢碑校經（如王念孫）。南宋黄大輿《梅苑》（即集宋詠梅詞），可以明《花草粹編》校補。唐杜佑《通典》，中亦多暗引。宋王讜《唐語林》仿《世説》，引唐説部，可以校補唐人説部，如《封氏聞見記》、范攄《雲溪友議》、李肇《國史補》。
節引：古人引書，節引居多。如《文選注》，又如唐馬總《意林》（根據梁庾仲容《子抄》）節抄諸子。南宋紹興間人朱勝非《紺珠集》（按此書當是北人編）、南宋紹興間人曾慥《類説》、元末明初陶宗儀《説郛》，節抄唐宋子部説部。引用此類書以作校勘時，當慎重。以上爲叢書性質。
唐以後，尚有一書的節抄，唐名之曰“略出本”。如敦煌發現《春秋後語》（西晉孔衍編），可以之校《戰國策》。有二本：1.全本的。2.略出本。
南宋時呂祖謙《十七史詳節》，或可以校正史。
全引：夫人雖全引古書，有時亦加改易。如古地方志，引古人詩文、石刻文字，本宜全部抄録，然有出常人，不免錯舛。如清嘉道沈濤《常山（今真定府）貞石志》，此書極佳，録全文，并加考證。元初助世祖平宋平金爲董氏，多有神道碑（董爲真定府藁城人）。沈書以碑文模糊，中多缺文。按今有萬曆《藁城志》（康熙志即據此重修），中亦録碑文，與沈所録不同，則府志修者隨意改削也。
校史書，則他校法，不僅限於上述資料。如校《漢書·地理志》，可根據璽印（中多地名）、封泥（近有大部西漢封泥出土）。如校列傳，可據出土之墓誌、神道碑。有時墓誌與史傳同一人而姓異者，故不特可以正後天之誤，而可正先天之誤。利用此種材料，常有新發見。
（三）本證法
王念孫校子書（如《荀子》），常賴本證。此法校經子不易見功效。此法以校史書爲最宜。宋吴縝《新唐書糾繆》即用此法。然此法之功在發現本身之矛盾（大部非後天的錯誤），嚴格言之，非校勘之責。清汪輝祖《元史本證》以《元史》蒙古語譯音無定音，故列舉異譯。此種矛盾，由於原作者，非刊者之故也。以本證所得，大抵爲作者之失，然有時亦顯爲刊者之誤。如《北魏書·地形志》有二“秦州”，《本紀》、《靈徵志》有“泰州”，而不見於《地形志》，故“秦州”爲“泰州”之誤。
（四）理校法
第四法。純賴學力。此乃清儒所謂考證學也。此乃最高而最危險之方法。如俞樾《群經諸子平議》，不明理校之義，任意猜測。有理校所得，雖無確證，亦可視爲確切不移者。如段玉裁《經韻樓文集》，《尚書》“洛陽”字，本宜作“雒”，三國黄初後始作“洛”。段氏言之成理，然無確證。此乃理校法。今則發現之東漢銅器鐙上“洛陽”之“洛”，多寫作“雒”。由此復可以證古器之真贗。
傳佈文化方法之三時代
傳佈文化方法之三時代：
1.簡牘文化時代，書名“篇”。先秦—晉。
2.卷軸文化時代，書名“卷”。東晉—唐末。
3.雕版文化時代，書名“卷”。唐末至現代。
（一）簡牘文化時代
以竹簡木牘爲傳抄文字，不知始於何時。金文中有“冊”字，已爲簡牘文化時代。先秦簡牘之發現有二次。1.西漢時孔子廟壁中書。古文經典之發現。爲古文家之始。2.西晉時，盜現戰國魏安釐王墓，發現竹簡（按古時凡生時所用所愛好者皆以爲殉葬），中有《穆天子傳》、《紀年》（始於夏三代，因名《竹書紀年》。宋以後本《竹書紀年》爲僞書，清輯本爲真本）。
漢簡牘之發現，近日有二大次：
1.光緒二十餘年，英斯坦因（Stein）受印度政府之任，至中亞、西亞考古。至敦煌（自漢至今，敦煌爲東西文化、商業、宗教之要道），在敦煌北長城故址烽燧及新疆沙漠發現極多木簡。多數爲文書、檔案，又有《急就篇》、《蒼頡篇》等，又有日曆、醫書。墜簡多爲正反兩面，《急就篇》等爲觚形，多角形。法沙畹先研究之，王國維、羅振玉重考證爲《流沙墜簡》。有二次印本，第一次爲民初本，二次印於五年後。《流沙墜簡》雖有補充之必要，然不能再有新結論，是爲世界名著。
2.第二次爲瑞典人斯文赫定所發見。斯氏於漢樓蘭遺址，發見簡牘，并有一小本東漢時之《戰國策》。斯氏有《樓蘭考古記》。
斯氏最後組一考古團，時人反對之，乃以中國學者參加之。研究範圍極廣（生物、氣象）。一路由中國內地至新疆，一部由平綏路經內蒙至甘、夏（多爲外人），於寧夏、甘肅交界處漢長城遺址（漢名居延，今名石墩子）發現極多簡牘，數有二萬餘。運至北大，分類考正，由馬衡、劉復任之。民二十五年復由新進學者任之。先爲釋文，復加考證。稿存商務，以故未印。故世人多未知其內容。
中最可注意：“筆一枝”，與今形式異。馬衡著有《記居延筆》（載《國學季刊》）。見此，可以明漢人《筆賦》。書一冊，名爲“簿”。由七十餘“簡”串成，中述軍用器械，弓若干，矢若干。此可謂爲中國歷史最古之書。又有“箭”，上有極細刻字。另一隊，發見殘手寫本，當爲晉以後者，有六朝與唐者，有刻本書，爲宋時者。
近二次發見，簡牘內容多爲文書，非古籍（僅有字書、醫書，字書有《蒼頡篇》。史游《急就篇》，世行者爲明松江府學本，故今當以漢簡本對校。）
漢以前簡牘制度，僅能就古籍推測。漢簡牘制度：漢簡牘長一尺。今所謂尺牘，蓋漢一尺爲牘。
漢測量法有多種。建初尺，銅尺，原尺失傳。清初考古者，多以建初尺爲單位。清人有仿建初尺，今不易見。清人考訂其真僞有數法，證爲真建初尺。方法：1.以莽量圓周中成內切正四方形，長即爲一尺。2.以漢弩機證。今發現六國至晉之弩機。弩機上有望山，望山刻有尺度，一格爲一寸，十之即成尺。
漢公文詔書保守秘密之法（露布爲公開的）：疊數簡上覆一簡，名曰檢（今人所云“署檢”即此義）；中開一口，上小下闊，名曰函；以繩束之，以泥封之，名曰封泥；上復加璽印。“封泥”二字始見於《呂氏春秋》，封泥普通爲黏土，重要的和以他質。今山東發現大量封泥，可以考見西漢之小篆。
現代中國學術，當讀羅王二氏書：《雪堂校刊群書敘録》，讀此可以見羅氏治學方法及新材料；《觀堂集林》，利用新舊材料，互爲因果，當詳讀。然二書之成已有二十餘年，亦當讀民十至廿六新進學者之著作。主要的雜誌：《北大國學季刊》（《發刊辭》胡適）、《清華學報》（最後數年）、《燕京學報》（共29期）、《輔仁學誌》、《中央研究院集刊》。
（二）卷軸文化時代
簡牘文化至西晉告一段落。三國、晉時紙未普遍。寫本書最早的，爲東晉時北涼之寫本書。卷軸文化爲《隋書》、兩《唐志》之時代。書名“卷”，名卷子本。
卷軸制度：古卷軸與今相同。卷長一丈至五十餘丈不等；中爲軸心，以木製，兩頭上漆，有以玉，玉軸卷不易見；籖以牙製。古一卷由數十紙合成，上下有欄，有細格（今名烏絲欄）。
《玉臺新詠序》：“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爲實事。敦煌無五色箋書，蓋敦煌文化不能代表唐高文化。日本藏有《王子安集》殘卷（通行本爲宋或明人輯本，《唐志》之集已佚），爲初唐寫本（與王著書時極近），中十餘篇爲今本所無。此本爲唐日本人寫本，以“五色花箋”，日本定爲國寶。日本以原式原色影印。清蔣清翊注王集極佳，惜未見唐本。
唐中葉刻書之法行，即宋初，卷子本尚不廢，尚可見宋刻卷子本書。卷子本至元絶跡。
卷子本發見：1.敦煌。2.日本（古廟）。3.新疆（多爲殘卷）。此類材料，多爲乾嘉學者所未見。
敦煌之發現。敦煌位於甘肅西北部。敦煌有鳴沙山，山有若干窟，窟中有絹本佛像，有壁畫，都屬唐末五代，至遲爲宋初之作，可稱爲中國古代佛教藝術品之結晶。日人著有《敦煌畫之研究》，極有價值。第一發現的法伯希和，光緒年至敦煌，將所有佛像加以攝影，惜未成書。他處爲石刻，無壁畫、絹本。
鳴沙山下有一莫高窟，爲一大洞，中爲一道觀，主持者爲王道士。窟中一旦壁傾，中發現一洞，有無數卷軸。愚民不識，以之糊窗者、製藥者。
第一次：英斯坦因爵士至敦煌，與其手下人名蔣師爺，以極低代價購得數千卷。運至大英博物院。此爲第一次。此一次所取不完全是漢文的（漢敦煌多發現，最要的非華文），爲最完善、最有價值的。
第二次：後一年，法河內教授伯希和經河北、山西至敦煌。復選購，數量在斯氏之上，攜至北京。時羅振玉、董康、王國維、蔣伯斧，俱供職學府，得見之。羅振玉印有《鳴沙石室佚書》，又《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不過伯氏所得百之一耳。伯氏以其所得贈巴黎國民圕。劉半農編有《敦煌掇瑣》，日羽田亨編有《敦煌遺書》，皆原於伯氏所藏。至於倫敦所藏，未有目録，外人始終未得內容。民二十餘年日本編《大正大藏經》，有敦煌佛經，得調查倫敦所藏。
於是羅振玉提議，乃使人盡取所藏。一部分爲私人所得，一部入學部，今入北京圕，凡八千餘卷。多數爲佛教經典，而且多爲普通的。陳垣編目爲《敦煌劫餘録》（六冊，陳寅恪序）。
續伯氏後，日大谷光瑞使橘瑞超至西北敦煌考古，亦得許多卷。橘著有《西域考古圖譜》，爲研究中國中世史所必備。二十年後，印行《新西域記》兩大厚冊，日文。
民初甘肅張督軍廣建，收集數百卷，爲散落民間者；又在天水得秦公敦（研究秦歷史所必讀，爲一篇韻文）。張藏卷竟無人願買，竟爲日本書賈所購。又，天津某氏藏三百餘卷。中有佛曲，及《十六國春秋》殘卷，亦爲日中村不折所得。中國古物流入國外，而國人尚不知，惜哉。日梅原末治著有《支那古銅器精華》，爲治銅器所必讀；又著《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中有銀杯，背有銘，爲戰國初年物。
敦煌寫卷之時代：最早爲東晉、北涼、西涼。最晚爲宋太宗時寫本。大部爲唐代。
古人寫經之目的：祝福（为私人或公家），寫經爲功德，寫後供養之。鳴沙石窟即敦煌四週居民自六朝至宋寫經供養之處。
北朝敦煌屬瓜州治所。西魏初、北魏末，敦煌與洛陽交通斷絶，時瓜州刺史元榮，及以後刺史鄧彥，二人之寫經亦藏石窟中。唐末敦煌與中原隔絶，張義潮、曹元忠亦有寫本。地方長官如此，各階級皆有，如能收集卷後題名[可見概況]。
寫本之性質：宗教經典佔十之八九。有道教的（唐崇道教）。最多爲佛教經典。宋以前譯本，可分二種：1.唐以前譯本。2.唐譯本（太宗時玄奘使西域），爲直譯（以前爲意譯）。宋以來對於經史注意整理，然不重佛教經典。敦煌佛經：1.可以見失傳的經典。惜國人不注意此點。2.可以作比較的研究。景教唐時極流行，敦煌有許多景教經典，比較有名的：《序聽迷詩所經》、《至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皆在日本。摩尼教（自唐至明清，王國維《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北京圕藏有兩卷。外國宗教之傳入，皆經敦煌，敦煌文獻可以見各處文化之交匯。欲吸收外國思想，必須創一新文體，玄奘法師之能介紹西域文化，因爲能創一新文體。
四部之書，數量不多，且已多有印本行世。經：《周易》、《毛詩》、隸古定《尚書》（與日本發現者形式全同）、《左傳》、《穀梁傳》、《論語》（何晏集解、鄭注（宋以後已失傳））、《禮記》、《爾雅》。《論語》鄭注僅半卷。輯《論語》鄭注最多者爲宋翔鳳，此卷可以正宋輯之誤，可作《論語鄭注輯疏》。日大谷光瑞在吐魯番見一殘紙，亦爲鄭注。又有《經典釋文》未改字本，即天寶衛包未改者，故爲原本，僅《舜典》、《禮記》。史：有《漢書》、《唐律》、《史記》。子：《老子》、《莊子》。集：《文選》白文及李注、《玉臺新詠》、唐陳子昂别集、唐初王無功文集，又唐人選李白高常侍詩。敦煌寫本對於校勘古籍，實無多助矣。
日本所保留之古寫本，即唐時傳至日本者，非指近代流傳入日本者，如景教《一神論》（唐敦煌寫本）。中國文化最盛時期，最爲外國所景慕者，前爲漢，後爲唐。如唐時日僧圓仁自浙江經運河至長安，以所見聞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景印及排印本。
唐文宗時日人佐世在奧著《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有與兩《唐志》不同者，有在兩《唐志》之外者，此書目價值不在兩《唐志》以下。由此可見唐時中國書籍之流入日本者爲數極多。此書是否實在記録，或轉鈔他書而成？日本所編之《秘府略》一千卷，類書，仿北齊所編《修文殿御覽》、唐所編《文思博要》（二書至宋失傳），與《太平御覽》（北宋）體例相合，可見《太平御覽》亦仿前類書。惜《秘府略》僅存一卷，見羅振玉《吉石盫叢書》（爲明寫本）。又民十年發見約當宋明寫本，有景印。《秘府略》引書極多，可以證《日本國見在書目》爲實録也。
[國外存中國佚書]：1.中國失傳而流傳在國外者。古籍之失傳而僅存在國外者，宋已有之。如宋時《説苑》佚《反質篇》，得高麗全本補（陸游《説苑》跋文）。又如閱《高麗藏》（海印寺）總目，可以見宋佛藏所無之古籍。近人已知在國外採訪失傳古籍，然都注意宋前古籍，其實元明清書籍之失傳於中國，而保存在日本者爲數更多，亦當注意。2.國外有古本流傳者。或中國所傳爲近代刻本，而國外有古本者，如日本有六朝本的《論語》，當注意之。3.國外某一時期有者。國內國外俱已失傳，而國外在某一時期有此書者，亦當調查。
上類書籍之最先注意者始於乾隆時，自梁皇侃《論語義疏》（宋以後失傳）由日本傳入中國始。乾嘉時日人山井鼎著《七經孟子考文》，根據日本流傳之古寫本，爲八書校勘記。時中國學者見之，半信半疑。蓋書有與唐石經相合，有與《經典釋文》合者。時適阮編《十三經校勘記》，故是書與學術界極大震動。
又日天瀑山人編印《佚存叢書》，有元明人書，凡十餘種，是使國人知古籍有僅存於日本者。又同光時，日人森立之著《經籍訪古志》。光緒末，日人島田翰著《古文舊書考》。日本之高山寺（藏書極多）、金澤文庫藏有極多古籍。
於是我國楊守敬在日本時，以中國金石拓本與日人交換古籍，所得甚多。楊爲史學家，爲地理志學，亦長於目録學、金石考證學，任職日本公使館，爲黎庶昌（詩人）隨員。楊守敬著有《日本訪書志》，中一部購回國，或鈔校。以後日人之景印古本，皆楊守敬提倡之力也。楊又編《古逸叢書》（題爲黎庶昌，實爲楊所編）。民初羅振玉僑居日本時，復加採訪，所得爲數不如楊，而價值過之。商務《續古逸叢書》之《莊子》爲真正北宋監本（通缺筆），即得諸日本者。
書有通行本，而在日本有古寫本者，舉其著者。經：《春秋經傳集解》，日本有六朝卷子本，三十卷（楊守敬言之，然無印本）；《論語集解》，日本有六朝卷子本（正平刻本，猶存卷子本面目）；《經典釋文·禮記》，唐寫；《毛詩正義·秦風》。史：《史記》，日本有古寫本殘卷；《漢書·食貨志》（《古逸》本）、《揚雄傳》（日本已印行）、《高祖紀》。子：《莊子》、《淮南子》（在《秋荻歌》卷後）；集：《文選》白文（六朝原來面目）；《王子安（勃）集》。按宋人刻之唐人詩文集，皆爲宋人所集，非唐原本。如日人所引唐詩，往往與通行本不同。又《知不足齋叢書·全唐詩逸》，皆據國外材料，爲日人所編。
有在敦煌在日本同時發現者。如《論語義疏》（單疏本，無經注全文），日本流傳爲經注疏全文本，非六朝面目；而敦煌發現單疏殘卷，可以見六朝之原本面目。
除敦煌、日本外，我國有不有唐寫本書？宋時已不容易見唐寫本。李清照、趙明誠《金石録後序》（可謂爲宋第一篇散文），中言藏有南唐人手卷，已特别提出。清道咸時發現三種書：
1.莫友芝發現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經宋米友仁鑒定。不全）。此書發現極有關係。世以大小徐爲《説文》功臣，其實古本面目也爲二徐所亂。古本爲每行兩字。且二徐校定，並不有助於《説文》。以唐本與二徐本校，有許多不同處，而且多是唐本爲長。同治時有人據此作一校勘記。有人以此本爲偽，蓋段氏改定《説文》，多與唐寫本相合，故後人以爲寫本爲根據段校偽作。此卷實爲真唐寫本。決非偽造。此本之可貴：①可以見古本面目；②唐寫本猶保存小篆古法體勢。
此卷後爲端方所得，民十年見於北京。有影印本流行。此卷已流入國外。民十五年左右，日本有名漢學家內藤虎六十歲時，日本稱爲還曆紀念，其弟子欲爲之壽，以購此卷贈之。後日本定爲國寶。（中國常忽視國寶，如近代發現古鼎，以“盂鼎”爲最大，以“毛公鼎”文字最多。）
2.《唐韻》（孫愐）。爲《切韻》後第一韻書，可以正《切韻》之誤。爲唐寫本。爲明內府之書，後歸晉府。清光緒爲蔣伯斧所得，有神州國光社影印本。原書民國後無人見之，或已失傳。此書已非卷子形式，已改成葉子本。
3.故宮藏唐寫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敦煌本亦有《切韻》發見）。此書著録於《石渠寶笈》。又有唐人寫本《山海經》，此爲故宮所藏最可貴者。有唐蘭手寫本出版。趙萬里以爲此本非唐寫本，而是北宋後期寫本。
（三）雕板文化時代
宋前抄本，所存無幾，且多不易見，故校勘工作之中心爲刻本。我們對校工作以宋明刻本爲對象，重點在宋至明中央政府所刻之重要經史（一小部子集）。明乎宋明雕板史，則校勘時苟遇特殊現象，可以知其原因。
如校《説文解字》，最古爲南宋監本（多誤以爲北宋本），平津館（孫星衍）始刻南監本《説文》行世。現宋本《説文》之存世者國外有（即《四部叢刊》本），國內有二本半（尚有另卷），皆出自南監本，然內容不全相合，其故何在？雖同爲南監本，然印不在一時，或印於元時，或印於明初。印於後期每有補版，故各本有不同之點矣。
木刻印書始於唐，然僅行於民間，未爲政府注意。唐文宗時民間已有木刻曆本、醫書，然仍用刻石，蓋以刻木未能久傳。唐文宗開成間長安刻石經。石經有七，而以開成石經爲最，現存長安碑林。開成石經爲十二經，無《孟子》。近張宗昌覆刻本，《孟子》則據清高宗刻十三經。
五代時以馮道提倡，國子監以木刻刻十二經行世。自後唐始，至周畢。五代十二經與唐石經不同：唐石經爲白文，五代刻經附注。自南北朝以後，民間流行之經都帶注，正文大字，注雙行小字，每行十五六字（如日本正平本帶注，爲六朝後傳統面目）。唐石經不帶注，然所據底本都帶注，蓋據書題知此，如《毛詩》云毛萇傳、鄭玄注，刻時未刻注也。據此馮道所刻經，較唐石經尤爲有用也。馮道又刻陸德明《經典釋文》。然五代監本，南宋時已不可見。
同時四川孟蜀亦刻石經。孟刻石經，蓋鑒於唐石經之無注也。孟石經有注，時未完成。宋時繼續刻石，至宋徽宗始畢，且增入《孟子》成十三經。故孟石經大部爲宋刻。蜀石經有一千餘石。宋末蒙古入侵，蜀數遭兵燹，文化毀滅殆盡，清人能收集一小部，已非易事也。
北宋太宗時，國子監始事刻書。《爾雅》覆刻五代十二經注本，故如見南北宋監本經注本，如見五代監本矣。清初日本室町氏木刻《爾雅》二卷，卷下末有“國子四門博士李鶚書”。按李鶚爲五代北周人，見《五代會要》、《冊府會要》。則室町氏所據底本，必爲宋監本，而此本復出自五代監本。故室町氏所刻《爾雅》極爲重要，蓋猶存五代最初刻經之面目也。室刻《爾雅》見楊守敬《古逸叢書》。室氏《爾雅》形式：半葉八行，行十五六字。唐寫本都爲每行十五六字，故此爲六朝以來傳統款式。現如見八行經注本，必爲五代或宋經注本一系。故宮藏宋刻《爾雅》，與室町氏刻本款式完全相左。缺最末一葉，爲毛氏抄補，故有無“國子四門博士李鶚書”數字，不可知矣。按故宮本爲南宋監本，本爲汲古閣所藏（收入《天祿琳琅叢書》）。
南宋監本現存者尚有：《禮記》及《左氏傳》殘本，爲南宋監本（八行本）。
五代及宋監本，已全部不見得。收藏家多云藏有北宋刻本，猶拓本必云唐拓，周器必云商器，皆言過其實。然南宋官刻或坊刻經注本，如爲八行，皆可謂爲五代監本轉刻。蓋宋人翻刻，多保存底本款式也（明清刻書喜改易原來款式）。
南宋地方政府刻經注本（八行本）流傳：江陰軍刻《春秋左氏傳》，傳本不易見，前故宮藏；興國軍刻《春秋左氏傳》，宣統元年後流至日本靜嘉堂文庫。
日本古刻本（明末清初，及乾嘉時）多據宋刻本，其價值在吾國明清刻本之上。
私人刻本：寧宗時岳珂（武穆後人，相州人，寄居嘉興）刻《九經三傳》，名爲相臺岳氏本。此本爲南宋私人刻書之最著者，亦爲八行本。岳著有《九經三傳沿革例》，見《知不足齋叢書》。故宮天祿琳琅（清高宗藏書處）、五經萃室藏有岳刻五經，有武英殿覆刻本。後乾清宮失火，藏書半付諸一炬。按《天祿琳琅書目》分正續二編，正編爲火燬，續編尚存，其中一部分爲宣統贈其弟厶厶。故宮印有目録。今武英殿覆刻五經極易得，由此亦可以見五代監本之面目矣。真正岳刻僅存《周易》（藏商務）及《左氏傳》，《周禮》有殘本，及《孝經》四種而已。
南宋書坊刻本：建大字本。現存《春秋左氏傳》，亦爲八行。治三《禮》以徐刻三《禮》爲佳（明正嘉間刻），有時在宋元本之上，今雖不知其祖本，然徐刻爲八行，則可知其來源。南宋坊間據監本經注本刻書，復增入《經典釋文》（五代宋監本必不如此）。北宋、南宋初必無《釋文》與經注合流之刻本，南宋中期後始有經注附《釋文》之刻本，始於福建書坊，後行於各地。監本流傳之少，由此也。
結論：南北宋監本經注本，現雖不可得，然今日流傳各本，皆出自八行監本也。
經疏（正義）。經之有疏，始於六朝。唐人著新疏後，六朝人疏多失傳矣。現僅存皇侃《論語義疏》。唐時孔穎達先成《五經正義》一百五十卷，後繼以二《禮》二《傳》（計九經）。宋時先刻五經，後及九經，仁宗時邢昺復成《爾雅》、《論語》、《孝經》注，故有十二經疏本。又，六朝唐北宋皆爲單疏本，如“經厶厶至厶厶，正義厶厶厶厶”，不附經注。北宋十二經疏亦爲單疏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餘字，此爲唐傳統式形。以上所以補充阮元《十三經校勘記》。阮原刻本已不易得，通行本附各經後者爲節本。南昌刊本十三經注疏，附節要本。
經疏可分三時期：
1.疏始於南朝。可見漢晉以後，對於古注亦不能了解。今存梁皇侃《論語義疏》（南宋後失傳，清乾隆時復自日本傳入）。皇又有《禮記疏》，北宋時佚，近發現日本古寫殘本，羅振玉影印之。此疏極重要，可以見漢晉舊説，及漢晉人小學説。
2.第二期：唐太宗時孔穎達等五經正義，後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禮》），《公》《穀》二《傳》，共九經。北宋太宗時，復刻五代監本、經注本，復刻九經經疏，仁宗時邢昺復成《爾雅》、《論語》、《孝經》疏，乃刻十二經經疏。此本爲半葉十五行，行二十餘字（行密字小），此爲六朝以還經疏傳統格式。唐人抄《毛詩正義·秦風》殘卷，亦密行小字，與宋本同。以上皆爲單疏。日本傳本皇侃《論語義疏》帶經注，爲後代刻本。法藏唐人寫皇疏爲帶疏。
單疏：無經注全文，按疏雖所以解經及注，然以經注本人人皆備，而古書既屬傳抄，故略經注文，僅曰“經厶厶至厶厶，正義厶厶厶厶厶”。此種單疏，爲本來面目。南宋以後，經注疏合流，雖便於誦讀，然全非經注疏本來面目，誠校勘上一劫也。
宋以後刻本與現行本，對於經本文，已無多差異，故重要者在注疏。阮十三經校勘無助於經文，而重要在注疏。
北宋國子監單疏本雖修於汴京，然刻於杭州，至南宋紹興時加以修補出版，故南宋監本即北宋監本也。以後單疏本無復刻者，蓋經注疏合流本出，致單疏不傳，故自元以後，單疏本已極不易見矣。對於單疏之注意，始於日人。蓋宋監本之傳世者，在日本較多也。
現存十二經單疏本：十二經除《爾雅》外，每經至多有一部流傳。
《周易正義》十四卷：存。現藏上海陳氏（上海藏書最富者爲潘、陳二氏）。爲南宋末余琰讀易樓所藏。明時歸唐伯虎，清時入翁方綱手，清末歸徐坊，民國時始入傅增湘手。民二十五年在日本出版，四冊，末有傅增湘跋。
《尚書正義》：存。現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爲日本國寶。有影印本。爲南宋監本。
《毛詩正義》：存八至四十卷。現日本內藤虎次郎藏。有影印本。爲南宋監本。
《左氏傳》：存。日本近藤氏藏古抄本（出自監本），有影印本。爲南宋監本。
《禮記》七十卷：存。殘二卷，《王制》。日本某氏藏。有影印本。此爲北宋監本之一。
《周禮儀禮疏》：《周禮》佚。《儀禮疏》清嘉道最爲稱道（如段錢顧皆極稱之），本爲五十卷。清人所發現者實爲南宋監本，且佚數卷。黄丕烈藏（黄氏爲藏書中心，其所藏之富之佳，人莫測之），顧千里助汪士鐘影刻之，故今有常州汪氏刻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汪氏刻本。儀禮單疏原本不知去向。
《穀梁疏》：存，殘。存舊抄本。在國內。
《公羊疏》：存，殘。存後七卷。南宋監本。現滬吴興蔣氏藏。清末時吴興藏書有三人，蔣、劉、張。王靜安之學得力於羅（金石）、蔣（古籍），靜安爲編《傳書樓藏書志》，未印。蔣氏藏書民十五入商務涵芬樓，現十之八九毀於一二八。此書後售於潘氏。今商務印入《續古逸叢書》。
《爾雅》：世上存二部半：一藏日本靜嘉堂（本爲清吴興陸氏藏），一藏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本），半部寶應劉氏藏。二本皆爲明初印本（洪武公文紙印），非印於一時，故內容不同。
《論語》：佚。
《孝經》：佚。
《孟子》無疏，蓋邢昺作疏時，《孟子》未入經也。南宋初《孟子》入石經。今《孟子》疏托名孫奭，實爲南宋時人依托也。
爲何單疏流傳如此少？南宋初越州（浙紹興）兩浙東路鹽茶司刻（自高宗紹興至寧宗慶元刻）經注疏本。越州本雖爲合流，猶存單疏面目，與單疏本有同等價值。越州刻不僅十二經，且有《孟子》。越州本，一稱八行本，又名黄唐本。
經注疏合刻，始於越州本（淳熙、慶元間）。越州本之重要性：今經注本及經單疏本多失傳，不得不利用越州本。清阮文達十三經校勘，能利用越州本，多所補正。越州本今存《周易》、《尚書》、《禮記正義》等。
《周易注疏》（不名“正義”）：清嘉道時風動一時。陳仲魚著《經籍跋文》中所謂：1.《周易注疏》即越州本（然陳氏未知爲越州本）。道光後此本爲常熟瞿氏藏。此書印於明初。2.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刻越州本《周易注疏》。此書有陸遹（放翁子）手跋。
《尚書正義》：日本足利學校藏。有足利學校刻本。
《毛詩》：佚。
《禮記正義》七十卷：存。當爲明初印本。按單疏僅存二卷，故此本極重要。清初季振宜藏。雍正時惠棟曾見之，有極長跋文，全部校於汲古閣十三經後。爲後人臨校。阮元即入校勘記。惠手校原書，清末民初歸袁世凱子克文（藏書入上海潘氏，有《寶禮堂書目》）。有影印及木刻本。
《春秋左氏傳正義》三十六卷，南宋慶元間沈作賓帥越時刊，最晚。本爲季滄葦藏，清何焯校，今藏涵芬樓（將收入《四部叢刊》四編）。
《周禮疏》五十卷，今藏國內，此足以自豪者。按此書重要過於《左氏傳》，因無經注、单疏本。《周禮》經注本，傳清中葉傳蜀眉州《秋官》二卷，今入日本。《周禮》單疏本不傳。故欲見經注、單疏面目，端賴此書。清儒無人能見此書，民國後始發見。書藏故宮，董康照相，付大東書局印行，然缺照一卷（第三十四卷，大東本由其偽造），以《周禮疏》與普通本比較，有不少異同，有志者可作校勘。
《公羊》、《穀梁》：失傳。
《論語注疏解經》：刻於廣元後。現存六卷。中二三卷，前存歷史博物館，民二十二年南遷；北大圖書館有二三卷。此外有蜀眉山本，今存日本內閣文庫，由商務影行。蜀本當後於越州本。
《爾雅》、《孝經》：無考。
《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偽孫奭注疏。《孟子》入經極晚，故付刻當亦最後。與故宮《周禮疏》同時發現。以此本校明清刻本，有詳略不同，則明清各本誠偽中之偽也。
越州本傳本不多，蓋尚未爲最方便之本。
慶元後福建建安麻沙本，經注疏外，加入《經典釋文》，爲四位一體本。福建建安爲刻書中心，歷三朝，日本且僱用福建刻工。福建刻書之盛能歷久不衰者，以能適應時代，所刻書多爲科舉或民間應之書，即今所傳之十三經、十七史，皆爲建安刻本一系。
建安刻經有二種方式：1.經注與《釋文》，如商務《四部》之《毛詩疏》，即麻沙本。2.經注疏、《釋文》，此種刻本當在廣元後，當時名爲附《釋文》本，又名十行本，又名閩本。明初尚出版。《爾雅》元初版毀，明初補刻《爾雅》。明正德時，李元陽爲福建監察御史，重雕《爾雅》，爲九行本。此本正德後大爲風行。明萬曆北監覆刻李元陽本，清初殿本復據明北監本。真正附釋文十行本，南宋本、元本或明初本極不易得，世所傳多屬明正德印本。阮元校勘用二本：1.十行本，2.李元陽九行本。
五代國子監僅刻經類，北宋國子監之異於前朝者，爲兼刻經史。宋監刻史始於淳化（太宗），所刻有前四史、《晉書》、《南北史》、《隋書》、《新唐書》。南北七史則仁宗嘉祐時一次出板，歐陽脩《五代史記》徽宗時刻。共爲十七史，爲北宋一朝所刻。
以板色不同可分二類：有大字本，十行，類經注本；小字本，十四行，類經疏本。宋公私所刻史書，如十四行，出小字本；如爲十行，則出大字本。
監本流傳於世者：
《史記》：此本與他本不同，《老子列傳》列於列傳之首，以宋時尚道教也。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唐時三注各自爲書，宋監本《史記》僅有《集解》。南宋淳熙時，耿秉刻《史記》，始以《集解》、《索隱》合刻。慶元時黄善夫復以《集解》、《索隱》、《正義》三種合刻（百衲本《史記》，即爲黄善夫本）。此種合刻便於誦讀，然三書本來面目以此消失，此其弊也。清儒無人知黄善夫本，僅錢大昕知有耿秉本。十行監本《史記集解》本藏熱河行宮，民四五年流入北京，今傅增湘藏。缺數卷。當爲北宋刻、南宋印者。
景祐監本《漢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及此書，王念孫《讀書雜誌》亦言此書。清嘉慶時黄丕烈藏，民瞿氏藏。百衲本即此本。
景祐監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殘存三之二。今常熟瞿氏藏。瞿鏞，道光時人，四世藏書，藏書樓名鐵琴銅劍樓（近代藏書有南瞿北楊之號）。
《三國志》十行監本：失傳。然有南宋監本（一稱衢州本），覆刻北監本。百衲本第一冊爲衢州本，第二冊以下爲南宋建安坊本（亦出自北宋監本）。衢州本始刻於紹興年間，至明板尚存。商務藏衢州本（宋印）僅有《魏志》三十卷，以南宋乾道時公文紙印。
《晉書》、《隋書》、《新唐書》、《五代史記》北宋監本：已於明時佚。現傳南宋建陽坊本。
《南史》、《北史》：有南宋監本，亦爲十行本。所刻地點不詳（南監本多由各州郡分刻）。現存者多爲殘本。
南北七史：大字本佚。今有南宋紹興年四川漕司井憲孟眉山刻本，即南宋監本，爲九行本。
北宋國子監小字本（十四行行），十七史是否全刻，待考。疑未全刻。
《史記》裴駰集解本：日本內藤氏藏有十四行本《史記》，爲日本舊傳，非由中國傳去。
《漢書》：北宋本佚。今有南宋淳熙湖北轉運司刊十四行本，當出北宋監本。惜清儒無人見此者（光緒年出國）。
《後漢書》：殘。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三國志》：存《吴志》二十卷（魏蜀佚）。清人以爲宋人單刻《吴志》，誤也。清時黄丕烈藏，光緒時入日本靜嘉堂文庫。
《晉書》：佚。有南宋建安坊本（十四行）。百衲本《晉書》即此本。
《南北史》：佚。
《隋書》：殘。傅斯年藏。
《新唐書》：十四行本一名嘉祐本（宋仁宗嘉祐年刻）。北平圕、日本靜嘉堂、傅氏雙鑑樓三本皆殘。百衲本即集三本而成。
北宋各監本，刻本汴京，而板存杭州，故兩京失守南渡後各板尚存，復加修理，復覆刻之，復重刻之。故南宋監本可分三種：1.九行本（新刊）；2.十行本；3.十四行本。
重刊南宋監本爲九行本：
《史記》（集解）：淮南漕司刻，現存數部。吴興劉氏覆刻四史，云爲蜀大字本，誤也。
《漢書》：江東漕司刻，殘。
《後漢書》：江東漕司刻，存。即百衲本（然編者不知其爲江東漕司刊本）。
七史：四川漕司刻。按七史中，《北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唐時已殘闕，而以他書補之。七史自井憲孟刻後至明時始加整理，已失之太晚。如《後魏書》闕三葉，一《宗室傳》，二《高麗傳》，三《樂志》（陳垣根據杜佑《通典》及《冊府元龜》補此一葉）；今百衲本即爲元末印眉山本，沈文季傳亦缺一葉；又《宋書》多缺字。原因：人重南北通史，多廢七史不讀。百衲本七史之價值：中除《陳書》一部據宋末印一部，其他都據元印本，可謂七史傳本最古者。《北周書》最古者爲明成化本，燬於火，乃以嘉靖本補之。
南宋亡後，各板存於西湖書院。板有殘闕，則補以白頁。
元十史：元大德年，江南九路重刊史書，以健康路儒學爲中心，共刻十史：《史》、《漢》、《後漢》、《三國》、《晉》、《南史》、《北史》、《隋》、《新唐書》、《五代史記》。款式：十行，行二十二字。《後漢書》太平路刊，《三國》池州路刊，《北史》信州路刊，《隋書》瑞州路刊（今百衲本《南史》、《北史》、《隋書》，即據九路本）。至順帝至正年，遼宋金三史修成，由杭州路開雕，亦爲十行，二十二字。
元亡後，明以前朝所存各書板，集於南京國子監（可謂爲三朝文化集中）。集中時，《遼史》書板遺失，《金》、《宋》二史板，亦缺一部。建陽書坊覆刊《遼》、《金》二史，亦爲十行二十二字。今傳原本《遼》、《金》二史，多爲建陽坊本。《宋史》則至成化時朱英得抄本付刻，後入國子監，明監本始有《宋史》。中多缺文，常爲440字，蓋抄本據杭州路本，則杭州路本多脱頁也。百衲本《宋史》乃集所存杭州路本《宋史》，約有三之一（尚有《岳飛傳》一卷未收），餘爲朱英本。
明南監本二十一史：萬曆時，南京國子監宋元各板已模糊，時名邋遢本，祭酒馮夢禎（著《快雪堂集》）復據前刻十七史及元修四史（共爲二十一史），重加修補付刻。馮另刻《三國志》裴注。原文頂格，注低一格。
明國子監有二。洪武定鼎南京，即將杭州所存宋元舊板，遷至南京。自此杭州不復爲文化中心，今惟存《重整西湖書院書目碑》（存杭州府學中），繆荃孫《煙畫東堂小品》具録此碑文。以及江南各處所存宋元書板，南京（集慶路）、寧波（慶元路）有《玉海》，臨海、台州所刻胡注《通鑑》，江西贛州所刻《文選》，俱集中於南京國子監。
又有洪武官修各書如《元史》（格式爲頁十行，行二十字），板亦存南監。明嘉靖黄佐《南雍志·經籍考》，即爲南監所藏宋元明初書板之總目。淳化時朱英刻《宋史》，刻後板藏南監。清代所謂元板《宋史》，多爲朱英本。百衲本《宋史》始爲真正元刻，所缺卷以朱英本補。時南監所藏《宋史》板，多殘缺，朱英據抄本重刻。世謂《宋史》蕪雜多誤，自元刻《宋史》出，始知《宋史》之舛誤多由於抄刻之誤，以朱英本與元刻本校時，則朱英本每有脱半葉（220字）、一葉者。
馮夢禎刻裴注《三國》，本文注文同爲大字，是馮知裴注與本文有同樣價值也。
馮修二十一史，然由雜湊，故板式不一。明亡後，南監舊板藏成賢街臬署。康熙時，經史已不能印，如《玉海》元板已毀，實皆明代或清初補板。至嘉慶時，盡燬於火。
北監二十一史：永樂遷都北京，復設北京國子監，然僅有虛名。北京國子監張邦奇等亦刻二十一史，即以南監本爲底本，然款式劃一。
聞人詮本《舊唐書》：《舊唐書》爲五代晉劉昫纂修，宋修《新唐書》，故劉書不行，北宋監有否刻本，不可考。南宋紹興越州始刻之。元時未有刻本。明嘉靖時聞人詮在蘇州爲監察御史，見紹興年刻《舊唐書》（爲文徵明藏），乃重刻之。
清武英殿二十四史：清乾隆武英殿重據明北監本刻二十一史，附增《明史》、聞人詮本《舊唐書》。時編《四庫全書》，復自《永樂大典》輯出《舊五代史》，然所得不多。復自宋真宗修《冊府元龜》中輯《五代史》（按《冊府》所引《五代史》，是否薛史，尚成問題），二種相合而成《舊五代史》。乃成二十四史。
[校勘實例]
（一）同書而編次各異例（即以古本共今本相校）
此種現象顯而易見，其難在研究、解釋其原因。
例：魯詩與毛詩。魯詩東漢已絶跡。自漢石經出土，始得魯詩之面目，可見魯詩與毛詩文字、分章（編次）不同之點極多。原因：與今古文問題有關。
今古文不特爲學術問題，兼及政治問題（古人學以致用）。西漢太學博士，都爲今文家。王莽篡漢，盡易爲古文家（王莽的政治理論都爲古文學）。光武中興，太學博士又盡爲今文家。而在野之古文家聲勢日盛，至漢末鄭康成聲滿朝野。在朝今文家乃主刻石經，以與古文抗。
經今古文問題，本爲經的文字問題，不宜有糾紛。然經文牽涉政治思想、政治組織問題，今古文家各爭政治地位，當時政治經濟的實施都基於經。光武中興，今文復抬頭，然東漢今文家兼治古文，而在野古文兼通今文。漢末古文聲勢寢盛，而以鄭玄爲中心。康成弟子滿天下，對於十二經各有著述。太學之今文博士，覺到自己地位的岌岌殆危，乃主刻石經。
漢魏石經可以稱爲古今文之爭之表現。至唐宋以後之刻石經，原因極簡單，其意義與平常石刻同。
漢熹平一體石經：漢石經刻於東漢將亡之時（靈帝熹平年），此乃今文家之最後振作也。然今文經，一經不止一家，如《詩》有齊、魯、韓三家，《書》有大小夏侯。蓋漢初重振文教，以經典多亡，乃由申生、伏生口耳相授，由弟子筆録，以當時流行文字隸書書之，是之謂今文。然以記憶筆録之異，致一經有數説。如韓詩有《內傳》（唐以後亡，注重文字訓詁，如鄭箋《毛詩》）、《外傳》（中多爲先秦故事，末引書證之，可以見當時韓嬰之教授法）。刻石經時，以經有數説，不能兼刻，乃以一家爲主，以他家校之。《詩》以《魯詩》爲主（而注韓言之云，齊言之云……）。他經亦仿之。時皆以隸書刻之，故名一體石經。然此工作不能延長今文家之運命。
魏正始三體石經：魏篡漢，當時助曹氏之文人，都屬古文家。曹氏盡易太學爲古文家，於是主刻古文經典，是爲正始石經。時間極短，經亦未刻全。按，漢時所謂古文，當爲戰國文字。孔子死後，其弟子都設教齊魯。始皇統一文字，漢時所發現的古文（如壁中字）必非秦文，亦非春秋文字，當爲戰國齊魯文字。當時古文漢人未能盡解，雖如大師鄭康成，亦未必盡解古文。當時古文家雖見原文，然以比較材料不多，其研究所得，可靠程度極成問題。且輾轉傳抄，至東漢末，錯誤自不能免。正始石經先刻古文（戰國齊魯文字），然人不能識，復刻小篆並隸書，是名三體石經。按《説文》以小篆爲主，故當以三體石經校之，其與石經異者必爲後世傳寫之誤。魏刻石未竟而國亡。
晉時，太學仍舊貫。武帝三臨辟雍，太學乃立《皇帝三臨辟雍碑》，正面爲頌辭，碑陰爲全體師生銜名，始於博士、太學生。當時古文有二派：舊派爲馬鄭，新派爲王肅（志在改革馬鄭），晉時二派並立。學生姓名上，各注出馬鄭，或王肅。近日山東魯遺址發掘，得一石刻，當爲殿之基石。現藏東亞文化研究會。此可謂現存漢石刻之最早者。《三臨辟雍碑》於洛陽偃師縣發現。今日學隸，當學漢魏石經。西晉亡國，太學石經被毀，經典蕩然無存。東晉欲復興文教，獎勵獻書，乃有作偽之舉。古文至此告一段落。
古文家之缺點。1.文字爲戰國文字，漢人文字學識不高，所解必多錯誤。2.轉展傳抄。
漢魏石經南宋尚有翻刻，今日所見爲洛陽太學遺址中所發見。最初發現於光緒年，最先發現爲《尚書·君奭》殘篇。民十三四洛陽朱家續有出土，先爲魏石經兩塊，《君奭篇》以石過鉅，乃分爲二。未分前搨六本，名未剖本。
同地，後漢石經出土。每塊數字、數十字不等，最大爲二方《周易》（事變前于右任藏）。據出土漢石經（魏石經《毛詩》未刻），以見《魯詩》、《毛詩》編次之異：
篇次不同。《鄭風·山有扶蘇》上非《有女同車》。《小雅·彤弓》之後爲《賓之初筵》，《吉日》之後爲《白駒》，《大雅·旱麓》之後爲《靈臺》，《鳧鷖》之後爲《民勞》。
又章次不同：如《式微》二章，《魯詩》“泥中”在“中露”前；《黄鳥》三章，《魯詩》“仲行”在“鍼虎”後。
例二：《草堂詩餘》，爲南宋人所編詞總集。《四庫提要》不著編者，今考證爲南宋末何士信所編。此書關係極大，可以見南宋人心目中之“標準詞”。（詞之觀念隨時而異，如清初朱竹垞浙派主姜張，以後武進派張惠言標榜周[邦彥]、王沂孫，清末廣西派、新浙派、王鵬運、朱孝臧推崇吴文英。）
《草堂詩餘》刊本以洪武遵正書院爲最古。元至正本與嘉靖本，內容及編次大有不同。元末明初本分前後集，每集二卷，以詞性質分類，故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送行”等門類。嘉靖吴人顧從敬改編此書，易名《類編草堂詩餘》，亦分四卷，不分門類，而以“調牌”分類，先“小令”，後“中調”，後爲“長調”（按“中調”“長調”之名創自明人），是顧未明編者原意。
宋時詞本樂府，中多無名之作（猶古樂府），故凡爲無名氏之作則不著姓名。顧不明此點，分類時，如前首有名，後一首無名，則統爲一人。緣此，宋名家詞以此增加不少，遺誤後人。故不能據顧本以考宋詞作者。
古人歌曲樂曲多屬無題，如《花間》、宋初詞皆如此。《草堂》强分門類，所以備當時應用（猶唱曲時點曲目録），故《草堂》之編輯法爲合乎時代性。明人分詞爲中調、長調，爲不得已之辦法，蓋宋之詞譜（猶南北曲），宋後即失傳也。
以後刻本多仿顧刻，選詞多以調分類。如明萬曆陳耀文《花草粹編》，爲明以前詞選最豐富之選集，爲校刊宋詞所必備。（此點爲趙萬里所發明，近刊《全宋詞》民三十二年上午出版，唐圭璋編，即盡量糾正。）
（二）同書分卷各異例
可分二類：
1.內容不更動者。
例一，如《淮南子》。清儒校《淮南子》以王念孫爲第一，近人有《集解》、《集證》二書。
《淮南》流行者有作二十八卷，有作二十一卷。按《淮南》本二十一篇（《漢志》），六朝後成二十一卷（《隋唐志》），故原卷數爲二十一卷。清時《淮南》有“北宋槧本”，黄丕烈士禮居藏。此本盛傳一時，多人傳抄。《四部叢刊》本即爲陳奐抄本。顧千里亦以此本校莊本，復以校本示王引之。此本清末歸海源閣。（海源閣有宋本《説文》，四經，四史，《老》，《莊》，《曾子》，《荀子》，《新序》，《説苑》。《荀子》宋官刻本，今有三本。）按此本實爲南宋末年建本，爲二十一卷。
二十八卷本《淮南》，始於正統《道藏》本。蓋《道藏》爲摺本，而《淮南》中七篇太長，故分爲二。故明正統刻《淮南》分爲二系。《道藏》，正統刻，萬曆補，商務重印。白雲觀有《道藏》，然爲許多部湊成。（《道藏》第一次爲宋徽宗時刻。）
此卷數不同，而內容不變動者。
例二，《花草粹編》（明陳耀文編）。明萬曆刻本爲十二卷，《四庫全書》詞曲類爲二十四卷。《提要》云，首有延祐年陳耀文序（以陳爲元人），《提要》力攻之。清咸豐時江寧金氏活字本重印之，亦爲二十四卷，有延祐年序。
此內容不變，而卷數不同，時代不同。何故？蓋所收詞至於宋末，無元延祐後人，故賈人射利作偽，以增其價值，偽造一序，復析十二爲二十四卷，而內容仍舊也。
2.卷數增損而內容因此不同者。
例：明天啟間鮑山（隱居黄山）著《野菜博録》，列舉野菜及功用，附以圖，實爲農家書，《四庫》入醫家，非（明初周定王朱橚有《救荒本草》，嘉靖時王磐著《野菜譜》一卷）。此書《四庫》爲四卷，而今行明天啟刻本爲上中下三卷（《四部叢刊》影印天啟本）。《四庫》本底本亦爲三卷本，然僅有上下二卷，編者乃分爲四卷，故《四庫》卷數增，而內容少二之一。
又，今行古書卷數每多與古書目著録不同，或較今本爲多，是則古有足本，而今已殘缺，學者或由他書纂輯補出之，或全復舊觀，或補得十一矣。
清乾隆《四庫全書》之底本由各省巡撫及私人藏書進呈。先由分纂處定取去（完全不負責），並爲提要。抄出（每有一極好本子，然時人任意亂刪），上總纂處。再發下抄第二次清本，成爲定本，乃進呈。乾隆不滿意，以爲宋青詞不應取（宋人好爲青詞，即今之應用文，任何典禮必做青詞，故宋人别集多有青詞），乃將青詞完全刪去，强爲分卷。故研究宋人集子，不可用《四庫》本（除非無他本可用）。
如宋四明樓鑰《攻媿集》（此書治南宋史必讀），青詞有四卷，故《四庫》本較傳本少四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即據《四庫》本）。然民初有宋明州刻本，校之，發見《四庫》本之誤。然宋本殘缺，未能補出青詞。後趙萬里復發現明抄全本，補數萬字。張詠霓（壽鏞，戰前光華大學校長）刻入《四明叢書》（今有十集）。
有一書古時已殘缺，則無法完全補出，至少可輯補一部。如汪元量（宋末元初人）水雲《湖山類稿》，時人稱爲詩史。本爲十三卷。此書有知不足齋鮑廷博單刻本，據明末清初寫本（清末王國維又極推重之），爲五卷。今行五卷本亦非完璧，前兩卷有缺葉、缺文。
《千頃堂書目》作十三卷，《水雲詞》三卷。按黄虞稷明末遺民，以保存收集本朝文獻爲任。如金之有元遺山《中州集》，宋末家鉉翁被元虜，居河間，著《瀛洲集》，爲《中州集書後》，見薛天爵《國朝文類》。明遺民好爲《明史》，如查伊璜《罪惟録》（《四部叢刊》三編）。又如談遷《國榷》二百卷，編年體，商務已印就，惜所用爲改訂本。又張岱著《石匱書》，紀傳體，稿半歸江蘇圕，半歸北京朱希祖。黄虞稷爲明人著作作一總賬，爲《千頃堂書目》，本名《國史藝文志》，其用意與上述各家意同。明人書十之八九見此書目。按明初人猶能見《湖山類稿》全本者。
補宋前書，當參考《太平御覽》。補宋元書，當參考《永樂大典》。此書可謂爲世界最大之書。嘉靖時重抄一部，共二萬餘卷，一萬餘本，今存者不及五百冊。如此書存，則宋元一朝史料可完備不缺。此五百冊中引《類稿》所無者，詩三十首，詞三首。又明無名氏《詩淵》（中以各朝詩分類）稿本九冊（當爲宣德後寫本）中引汪詩詞，詩五六十首，詞十餘首。
（三）古籍缺失篇章例
1.無意缺失
校勘古籍，每發現篇章缺失，或出於無意。如徐幹《中論》，以唐魏徵《群書治要》校之，則《治要》多兩篇。此乃無意缺失者，蓋晚唐五代長期之亂，書多殘缺也。又如應劭《風俗通義》，今通行皆非足本，所缺極多，故清錢大昕輯有《逸文》（見全集，又見盧文弨《群書拾補》），然所輯未備。如據敦煌類書，皆可以補錢之未備。
然輯補之功，每有流弊。①由於本書之認識未清，以爲佚而實見於本書者。②所補者非屬本書之文，或由前人引書之誤。
如盧文弨校《説苑》（今本二十卷），成校勘記，並爲佚文，中多疏誤。如據《御覽》引“秦師圍邯鄲”，實見於今本《復恩篇》，此乃以不佚爲佚。
又，劉向又著《新序》、《列女傳》，故一文雖不見《説苑》，或見於《新序》、《列女傳》，此乃古人引書之誤，則不可謂爲佚文。
又如，盧以“齊景公造九層之臺”見於《御覽》，然盧未言尚見於他書也（如《史記·范睢傳》正義亦引此文）。又《御覽》引此文，前後有五六章，皆見於今本《正諫篇》，則此文當亦爲《正諫篇》。
又，盧引書未備者，如盧引《北堂書鈔》爲明萬曆陳禹謨改本，光緒後南海孔氏校刻者原本（並附校語）。今以原本校之，可以校盧氏之未備。
總之：①對於本書當有充分認識。②當注意前人引書之誤。③未尋證據。
2.有意的刪節
有意的刪節以《四庫全書》爲最甚。清修《四庫》，固爲提倡文化之工作。編者重視古書，忽於後代著述，宋以前書幾乎全部收入，明、清初著述則加以選擇。然子部、醫家、術數、釋道之書爲例外，所收極少。又詞曲之書著録極少，亦爲例外。
然《四庫》最大缺點，爲《四庫》中書多有缺失篇章。原因：底本由各省進呈，編纂修者未加詳細考定，而全書有“定式”，故一經抄録，原來格式盡失。又，底本之序跋多加刪去，或僅存一二篇，蓋作提要者或僅據序跋改造，乃將原有序跋刪去。又，書中有不加解者，或應避諱者（尤以宋史部、集部之書爲甚，如宋於遼金，理宗以後之於蒙古），纂修者或加刪改，或刪去全文。按，乾隆本諭纂修者於宋人文字不必顧忌，然《四庫》官未曾奉行。故《四庫》本多不可據。然每有《四庫》本外别無善本可得，則不得不據《四庫》本矣。
對於《四庫》各書，當設法恢復其原本面目，然常無法可施者。如劉跂《學易集》輯自《永樂大典》，内詩集中有《使遼作》八首。據《永樂大典》“虜”字韻引《學易集》，《使虜作》十二首，中四首語氣太甚，《四庫》盡棄之不收，而此八首亦加改易，與原文不同。（按，劉跂未曾使遼，使遼者爲其父劉摯。摯有《忠肅集》，此詩疑爲其父所作，《大典》誤引歟？）《四庫》刪改之例，不勝枚舉。
乾隆後文字獄大興。明時稱清爲建酋、奴酋，清初遺民尚未盡改，順治、康熙二朝尚未留意及此。各省編爲書目：①《全燬書目》，②《抽燬書目》。時各省公佈，而各省內容不同。如書無違礙，僅有錢謙益序或校閱，[亦列爲禁書]。然當世調查並未徹底。道光以後，禁令漸馳。同光時，李文田已注意禁書。光緒末年，愛國之士鼓吹革命，辦《國粹學報》，編者如鄧實、黄節、劉光漢（師培）、章太炎，對於明遺民禁燬之書極力表揚，清廷未加干涉。
（四）缺葉例
此例於古書極多。古書有缺葉，後來翻刻，款式不同，致不易發現，每疑爲誤字矣。如《大唐六典》爲唐玄宗御製，研究漢至唐官制所必備，兩《唐書》參考此書。宋有溫州監本。明正德嘉靖刻本（即掃葉山房刻本）中多文義不連貫。日本有校本（嘉道時近衛家熙校訂，即據兩《唐書》及其他史書他校），中亦云發現脱文，據兩《唐書》設法補出，雖不合原文，然內容略同。今當據宋溫州本校之，可補出二葉，及補出文字極多。
一書脱文合古本一頁，此例極多，以宋刻本明覆印書爲最多。如王應麟《玉海》、真西山《讀書記》（真德秀）、黄震《黄氏日抄》、陳暘《樂書》及《北魏書》（《樂志》一葉，陳垣補出）、《南齊書》，此皆容易發現者。
然有非見古本，不能發現者。如《草堂詩餘》前後集，洪武遵正書院刊本，後集末缺一葉，今以至正本校之，始知之。
按，明國子監刻書例，凡遇缺頁不能補出，則間以空白紙，以示缺頁。然刻書者每無此忠實態度，遇缺頁即剜改頁數。如明陳所聞《北宮詞紀》及《南宮詞紀》（南北散曲選集）繼志齋刻本，今行者皆爲後印本，清康熙時印，中多缺頁，而頁數不缺，今可補出七八十頁。
（五）缺文脱文例
宋元書版有至明時仍可行者，然版多模糊，模糊處例印墨釘■，以俟增補，如明印《宋書》（沈約）多缺文是也。然有自作聰明，以意臆度補之，如《南齊書》，今得眉山七史本（元末印，即今百衲本，按此本可補今本所缺二葉）校今行本，其中異文，即書版模糊處而由後人臆補者。
墨釘之法，適存出版之舊。明弘治車璽刻衛輝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王爲元初人），即據元至正嘉興路刻本覆刻，至《四部叢刊》即據弘治本印行，中墨釘極多，幾不可讀。蓋弘治本印時忠實保存古書面目也。此種缺文自當設法補出。近朱希祖據手抄補出極多。然明人刻書，每極力彌縫作爲。如元微之集宋有浙明州本及蜀眉州本，明嘉靖有董刻本（即《四部叢刊》本），董本詩集每行首二字常與宋本異，蓋版首模糊，刻時妄補也。
脱文如“之乎者也”，本無大重要，然脱文有屬有意的。如《四庫》中兩宋之間之作，多補刪改。例：許翰《襄陵集》（許北宋末人，時主死守汴京）；呂頤浩《忠穆集》（南宋初人）；汪藻《浮溪集》（南宋初人，爲四六之宗，朝廷制詔多出其手）；汪應辰《汪文定公集》（南宋初人）。上列文集，皆自《永樂大典》輯出（共五六百種），盡經纂修者刪改。各集既無傳本，僅賴《四庫》本，無法見其本來面目矣。永樂時編《歷代名臣奏議》三百六十卷（自漢至元），資料來源與《大典》同，惟此書僅收奏議（崇禎時張溥節本不可用），以此書所引校《四庫》本，其刪改之跡昭然若揭。此書《四庫》亦收入，亦經刪改，當據永樂官刻本（不易得，故宮藏二部）。
[校勘材料]
（一）類書
古人引書最多者，當推類書。類書之編，所以應考試之用。如宋時廷試尚對策，這種萬言書都抄自類書。故宋編類書引宋人書特多，與唐類書不同。現在以類書助校勘，誠爲編類書者意想不到的。明人已知利用《太平御覽》，如明萬曆朱謀㙔校《水經注》。清人校書，多用類書。又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亦引《御覽》。
1.敦煌發現唐《失名類書》（今有人引爲《華林遍略》）
《失名類書》，見《鳴沙石室古佚書》，羅振玉以爲即《修文殿御覽》。《修文殿御覽》爲北齊官修（《北齊書·顏之推傳》）。《燕京學報》十二期洪煨蓮考證，推測爲梁武帝時編的第一部大類書《華林遍略》七百卷中一殘卷。[原因]：①中引用書至於南朝初。②中一案語不似北朝人口吻。故爲《華林遍略》可能性大。學者以洪結論可靠性較羅振玉論較大。
2.《北堂書鈔》
《北堂書鈔》，唐虞世南編。北堂即隋之秘書省。引書極多。至萬曆始有刻本。明時手抄多有改名者，如有明寫本《萬卷菁華》（按宋有此類書，實即杜佑《通典》，而根據元撫州路刊本傳抄者），明人易名爲“修文殿御覽”“大唐類要”“大唐類範”。萬曆間陳禹謨校刊《北堂書鈔》，將此書優點全部抹殺，蓋陳以通行本校改，以致優點盡失。陳本無用。
清王念孫用“書鈔”名“原本書鈔”，蓋據明鈔本也。後孫星衍、嚴可均、汪、周星詒諸人藏校，凡與陳本及《御覽》各書之異皆校出。光緒後入廣東人孔廣陶手，孔請人徹底整理，付刻。孔本極佳，嘉惠後人不淺矣。孔本的缺點：未見其他明抄本，未曾校勘。勞格（季言，塘棲人，著《讀書雜識》，清人校書以此人爲第一）兄弟三人校抄《北堂書鈔》。當據各寫本重校一過。
3.《藝文類聚》
歐陽詢編。專採唐以前詩賦雜文。自宋以來，凡校輯唐以前别集，多用此書。如《曹子建集》即宋人輯者，非本來面目也。明張燮（天啓萬曆間人）《漢魏六朝百名家集》及張溥《百三名家集》，亦皆利用《類聚》也。此書僅有明嘉靖刊本（清人有云見宋元刻本，皆誤也）。
又有以總集體裁編輯者：如明馮惟訥《古詩紀》，明梅鼎祚漢—隋《文紀》。以上各書不注出處，方法未善。
4.《初學記》
三十卷。唐明皇時徐堅編。今行明嘉靖以後刻本皆刪節本也。至嚴可均，以孫星衍藏元本始發見之，而手校此書。校本今藏北平。陸心源《群書校補》中有《初學記校記》，與嚴校略同，當閱。二氏校本不可謂徹底，蓋二氏所見實爲明崇正書局刊本也。《初學記》宋本國內已無，有紹興福唐刊本今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
5.《翰苑》
與《初學記》同時修。三十卷。張楚金編。唐以後失傳，故《宋志》不著録。今發現唐寫第卅卷（外夷），可校補各史。如魏明帝時魚豢《魏略》，唐以後失傳，《翰苑》引用極多。中敘高麗史極多。近張鵬一有《魏略輯本》，亦未見《翰苑》。此寫本藏日本，今帝京大學印行古寫本叢書第一集。
6.《白氏六帖》
白居易編。書爲節引，故價值大減。至宋與孔傳六帖合刻，名《白孔六帖》。民國有影印紹興《白氏六帖》。
又敦煌發現殘卷，有似唐人所編之類書，當注意。
7.《秘府略》
當爲唐文宗時日本官修類書，本爲一千卷。此書蓋據唐《文思博要》而成。中所引材料爲唐以前書。今僅存二卷。刻於羅振玉《吉石盫叢書》中。
日本釋源順著《倭名類書抄》，中所引多唐以前書，多小學書。楊守敬據日本刊本覆刊，不佳。日本有狩谷望之箋注本，近已印行，末附索引。
8.北宋類書：《太平御覽》
宋太宗時官修。此可謂現存最古最大類書。此書雖屬宋修，然非據當時書籍而成，實據以前《文思博要》、《修文殿御覽》而成。何以知之？①見卷首引《宋會要》。②以北朝爲正統，蓋《修文殿御覽》修於北齊也。《太平御覽》引書，二之一編時已失傳者。故中引各書之面目，非宋初各書之面目，則爲唐或六朝之面目。清人不明此點，誤以爲《御覽》所引書宋初尚存。
今行《御覽》最古爲南宋慶元年蜀本（殘本），發現於日本真福寺。今收入《四部叢刊》第三編，中闕者以南宋浙本補之。浙本本藏中國，後流入日本靜嘉堂。尚有不足者，後補以日本活字本。此本出，清人據《御覽》以校勘者，當查一過。清刻《御覽》以嘉慶常熟張海鵬刊本爲最善，是本一部據浙本，然今亦可廢也。
9.《太平廣記》
書目多入小説家類。五百卷。注出處。爲校勘古説部所必備。亦爲宋太宗時修。然以《廣記》校書，常有一現象：如唐范攄《雲溪友議》、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以《廣記》校之，異文極多，且有《廣記》有而今本無者。故有以爲修《廣記》時，各篇多經潤色。此種假設未能證實，然刊者實負一部責任。
《廣記》最古爲嘉靖談愷刊本，萬曆許自昌覆刻之。談本今有印行。細閱談本，中多剜改。今發現：①清陳鱣（仲魚）校《廣記》（一百餘卷），自云據宋本，實爲明抄本，其校正極多，每頁有數十字。②明嘉靖吴沈辨之野竹齋抄本，以校許、談二本，亦見異文極多。
10.《冊府元龜》
宋真宗時官修類書。爲史的類書。不注出處。清劉毓崧據《元龜》校《唐書》，《四庫》據《元龜》校王校。陳垣據《元龜》補《魏書·樂志》缺文。今通行爲明天啓黄刻本（此版清時尚存），黄本據明抄本刊。《四部叢刊》第四編有《元龜》，中三之二據宋本，餘據明抄本。
11.《類要》
北宋晏殊修。《四庫》不收。明後無刻本。中最要者爲“地理”，蓋據唐地理書，如《貞元十道志》。今存有明抄本，不全。清人多未之見。北京大學圕或有此書。
據類書校勘，不宜過於信任。類書引書，不特刪節，且有改易，必賴旁證始可下斷語。高郵王氏有時不免過信類書。
（二）古書古注
與類書價值相等。
1.經
唐九經疏（五經正義），中多引古書。北宋人疏，亦多引失傳古書，如邢昺《爾雅疏》。
2.史
四史注：《史記》以《索隱》引書最多，《正義》最陋。《漢書》顏注重訓詁，引古書不多。《後漢》李賢注，當注意。《三國》裴注，最爲重要，如《蜀志·郤正傳》中引《淮南子》，王念孫未曾利用。
《水經注》，後魏酈道元著。引書極多。然中誤字極多，校勘時當注意。
3.子
《世説新語注》，劉孝標注（本名《世説新書》）。劉注本極豐富，今行本已經唐人刪節也。日本有古寫本，名《新書》，注多於今本，當爲原本。（六朝人受佛經注疏影響，爲注疏開一新格。）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中引書極多。研究《呂覽》、《淮南子》、《禮記·夏小正》等所必當參考。今刊於楊守敬《古逸叢書》中。
《五行大義》，隋蕭吉。引古書極多。見《佚存叢書》。
《長短經》，唐趙蕤（並自注）。
《臣軌注》，唐武后時撰。見《佚存叢書》。
《群書治要》，唐魏徵等編。所收多爲經史子。見《四部叢刊》。
4.集
《文選》李善注。宋單刻本實自六臣注分析而成，非原本。李注原來面目，當據敦煌殘卷。又日本有《文選集注》，有李注、陸善經注、音決、音鈔，當注意。
5.校勘小學書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此書同光後始復入中國）。有孫星衍刊本，根據明《洪武南藏》。按，尚有福州藏（宋徽宗崇寧）、《磧砂藏》（宋理宗平江府刻）本。近日本據《高麗藏》影印，極佳。此書宋後中土已佚，而《高麗海印寺藏》（刻於宋元間）書版至今尚存，可爲奇蹟。
顧震福宣統時著《小學鉤沉續編》，即據此書而成。陶方琦《淮南許説異同詁》（劉文典《集解》未收續編），主要即據此書。近人據此書校《説文》：田伏侯《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説文箋》（與沈濤《説文古本考》方法同）。
按，今可自《原本玉篇》以推六朝時《説文》面目。陳顧野王《玉篇》（今有日本原本《玉篇》），引書爲六朝面目。有楊守敬刻本，及日本新印本。
（三）書畫録
明清人多有著録古人書畫。如《鐵網珊瑚》（無名氏）、《珊瑚網》（汪珂玉）、《清河書畫舫》（張丑）。《式古堂書畫彙考》，清康熙時卞永譽編，收集最爲完備，以人爲單位。校宋元明集當採攷上書。如《鐵網珊瑚》有吴文英手蹟。然抄録時不能無誤，能否與古蹟相合，是爲疑問。
乾隆時編《石渠寶笈》，共三編，初編有刻本。二編中有唐寫李郢詩，云爲作者自寫，云有宋張方平跋，可以校《全唐詩》。趙[萬里]云當爲唐末或五代寫本。近有照片，以與《寶笈》校，即有十餘誤字。故校時，當説明根據某書，或根據真蹟。
二編又有元俞和寫王士熙《常州路佑聖觀碑》，萬曆《常州府志》有此碑文。按真蹟有影印本，書不似元人筆。校碑文，則《寶笈》誤字十餘起。
又如《清河書畫舫》有胡珂書，陳垣以爲當作胡三省之誤。此爲宋高宗手蹟跋文，文徵明前曾見此，且録於其集中（《甫田集》）。《四庫》本作胡□，明刻本亦空一格，可以知此字明時已不識。
注釋：
[①]這份筆記之前曾見于北京華夏鴻禧國際拍賣公司2014年名人墨蹟專場，爲該場第132號拍品。圖版見：《華夏鴻禧2014年專場拍賣會•名人墨跡》，99頁。拍賣公司將其標注爲“趙萬里手稿”，有誤。
[②]《私立輔仁大學一覽（民國三十年度）》，1942年，46頁。
[③]《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辅仁大学，1948年，122—123頁。
[④]《私立輔仁大學一覽（民國三十年度）》，1942年，46頁。
[⑤]趙萬里：《校勘學綱要》，《趙萬里文集》第二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357頁。
注：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8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波老师授权发布。
相关链接: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类新书介绍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