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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黄道炫: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

北大教授王奇生与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对国共两党的党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两人在对谈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真知灼见。


两位六零后代表性学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与黄道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就“学术研究的界限”主题展开漫谈。

学科分得太细未必好

王奇生:说一个话引子。去年上海有一杂志,约我写一篇“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笔谈。我给他们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中国近现代从鸦片战争算起,也不过一百多年,过去一分为二(近代史、现代史),如今一分为三(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分得太细,对我们研究来讲未必是好事情。

以我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做民国史的经历为例。当时“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在国内刚刚建立,还很新鲜时尚。作为一个刚入门的青年学子即自我定位做“民国史”,很少关注晚清史,更少关注“古代史”,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大多是以民国史为主题。学术交往圈渐渐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我想很多学者与我一样。现在反省一下,二十多年来,“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确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民国”在中国内地毕竟只存在了38年,作为一个断代,虽有其一定的独立存在的空间,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过于强调“民国史”的“学科”性以后,难免人为切断其前后左右的关联性。我担心,“中国当代史”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杨奎松这样的“老”学者当然不会有问题。他是从近代、现代顺着往后做的。但学生辈的年轻学者从入门就选择研究“当代史”,以1949年为自己的研究起点,难免会形成一个过于清晰的边界意识。

关键是,1949年的历史转折意义,我们过去是不是过于强调、强化了?相对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而言,1949年自然有改朝换代的意义。但从中共革命的视角观察,1949年以前,中共既是革命党,同时在很大区域(苏区、根据地)内其实已是执政党;1949年不过由区域性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同时仍然保持其革命党的基本特性。所以对中共自身而言,1949年前后的连续性甚至超过其转折性。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必须先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共。否则不知1949年以后的很多“新鲜事物”,其实在延安时期,甚至江西苏区时期即已存在。我们过于强调1949年作为“当代史”学科的起点以后,刚入门的“当代史”学者,因为对1949年以前不了解,会忽略与1949年以前历史的连续性。

黄道炫:我也有同感,刚进近代史所的时候,老一辈的研究者都会告诉我们要守住一个点,比如说做苏区,就把苏区这个点深挖下去,一直守着它,要做成你的领地。很强调领地。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同事就说,人家是轰轰烈烈地活一辈子,我们守着一个人、一件事做一辈子。如果只是守住这么一个点,守住这么一个人,那它周边的世界可能就忽略了,而你不把周边的世界放进去考察,怎么能够把整体的东西展现出来。

王奇生:这些年来整个学界研究的趋势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碎片化。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年,但我们很少有学者的研究真正贯通这一百多年。目前国内没有一部较高水准的由一人独立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史》(自然有少数学者能写而不愿写),以至于我们很难向学生(本科生、研究生)推荐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书作为教材。

黄道炫: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编的。

王奇生:现在的研究者都是“专家”,习惯于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深耕细作。学术研讨会上也很难形成真正的交锋。反不如上世纪80年代学界还能讨论一些比较宏大一点的问题。

黄道炫:是有这种问题。比如说近代史所的下限一般认为是到1949年,对研究中共的人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去做1949年以后,对执政党的理解肯定会受到影响,因为建政以后它的一些措施、一些比较本质性的特点,会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会和战争时期表现得不完全一样。

不带着研究意识,仅仅是以一个阅读者的爱好去了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从研究的角度,看问题会深入得多。因为我自己长期只做1919到1949年的历史,191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历史,我感觉自己基本没什么发言权,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但以现在我们的状况来说,也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就像你说的,专题化的研究也很难说是利是弊,因为我们之前太缺乏专题研究,可能现在这种局面也是对以往比较粗疏的学风的一种反拨。这也许就是学术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可能再过十年又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因为有了专题的积累,有可能给相对宽广一点的通史表述提供基础。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

不从源头追溯,无法做出完整的研究

黄道炫: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看资料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国共两党干部写的文章,哪个是共产党写的,哪个是国民党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具有理论判断的色彩,他们会比较重视用联系、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从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很强调辩证法。共产党干部谈的话题,以他们的视野,会把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的问题打通来看。国民党干部基本上就事论事,很少有放射性的东西,基本上代表中国传统的思路,中国传统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所谓经验理性。

相对来说,共产党的思想逻辑表现出大得多的辐射力,真的有一些党员了解,通过言传身教灌输,它对党的知行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深刻,形成党的性格。共产党力量的来源不仅仅是它的组织体系,其实很多时候和它的信仰体系、理论体系是有联系的。这一点,传统党史讲得很多,但很空,这些年的研究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会忽视这些,做历史的,还是要就事论事。

王奇生:同样是一种文件,中共的文件和国民党的文件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一个内部的报告,中共干部写的报告和国民党干部写的报告绝对不一样。当事人也感触到国共两党早期时,同样是一帮知识青年,但是国民党的知识青年和共产党的知识青年就是有差别。他们不仅仅是信仰差别,已经落实在行动上的差别。我觉得这种差别,大体是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的差异。

比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中共政治文化之一。国民党里面没有。那么“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怎么来的,是中共自身形成的,还是学苏联的,还是来自中国传统?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先生就认为,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中国传统的根源。他认为宋代乡约中的彰善纠过,明代理学家的省过团体等,均有源可寻。

那么,“批评与自我批评”跟苏联有没有关系?我的阅读所及,当年留过苏的人,有的回忆说,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学苏联的;也有人说,苏共的“组织生活”里面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我阅读过上世纪20年代后期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的大量资料,感觉中共政治文化的很多特质在当时的留俄学生中崭露端倪。

除此之外,我看《恽代英日记》时又有新的发现。恽代英于1917年夏天赴庐山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会,受其影响,回到武汉以后,纠集几位好友成立互助会,会员之间提倡自省、互助。“互助”的重要内容是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由此看来,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也有借鉴基督教的成分。

黄道炫:记得你以前讲过这个问题,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自我批评的确如你所说,在苏共有它的传统。列宁讲到过自我批评。苏共十五大报告开始比较正式提到这个问题。1934年苏共党章写入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在苏区时期也讲到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抗战开始后,应该是受苏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写进党章影响,很多党内文件中都开始讲自我批评,党组织活动也有这样的内容,我看到的《景晓村日记》记了干部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发言,尖锐程度很让人吃惊。

王奇生:我们现在研究中共党史,把很多东西都归根于延安时期的整风,其实很多特质在20年代、30年代就有了。

黄道炫:很赞成你说的,很多问题不从它的来源讲起,没有办法作出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共一开始建党的时候,可能已经表现出他的特性,我相信你的这种判断,好奇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他们独特的性格,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梳理。

马克思主义有很浓的书斋气,也有特别强烈的践行精神,这些对中共党人的影响或许超乎想象,尤其初创阶段更重要。以前我一直想把最难的建党那一段放到最后做,现在会有冲动,干脆从头做起。不过,只是想想而已,还是先做抗战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

王奇生:研究中共革命,现在国内学界面临一个普遍性的困境是,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太密切,而研究者懂俄语的不多。研究中共,首先要关注其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要把整个国际共运史搞清楚。国内尽管有“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但研究还有很大欠缺。要从纯学术意义上研究国际共运史,哪些是国际共运中的共同性,哪些是“中国特色”,哪些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一些基本东西都还不大清楚。

黄道炫:前段时间韩钢曾经说过,特别想了解苏联的政治体制、运作方式,它的社会控制,到底是怎么呈现出来的,怎么去进行的?我们自己不了解,而且试图去借助于别的研究也找不到。

王奇生:国内既有的苏联史研究和国际共运史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黄道炫:想了半天,找一个人帮我们了解一下,都找不到这样的研究者。没有足够的苏联史资源让我们得到更深刻的了解。

王奇生:我们不仅对苏联的历史研究不够,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历史了解也不够。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也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看出相互关联与异同。以“世界革命”为诉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的眼光。

最近数年来,一批历史学者开始重视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1949年以前)大体可分为两大范式:一是“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一是“民国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后者尽量将中共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尤其是国共两党的互动与比较,就值得重视。比如抗战时期中共的军队体制,叫人民武装体制。如果将国共两党的武装体制进行比较,中共这个体制的幽微之处就能充分显现出来。

国民党的军队只有单一的正规军,而中共的人民武装体制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体制:顶层是正规军,中间层是地方武装,底层是民兵、自卫队。三个层级的设计,很有优长。自古以来,老百姓一般都不愿意当兵。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的办法完全是强制性的,而中共则尽量采取“动员”办法。除此之外,根据地的“民兵”体制大大缓解了这种紧张关系。民兵保乡卫土,不离其家,不离其土,不必由政府负担。而在一定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民兵可升级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可升级为正规军。

黄道炫:中央苏区批罗明路线时谈的问题就是这样,罗明说你应该先发展地方武装,地方武装不离家,老百姓就愿意来,一下提到正规武装他不愿意去。像你说的,需要有一个过程,缓慢地去运作,就会使得人们在意识不到的状况下,通过时间的流逝,把地方部队变成正规部队。中共很擅长的就是这种自觉和非自觉间的微妙转换和操作。

王奇生: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根本没把中共放在眼里。因为他只看到中共有限的正规军。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对中共其实相当“无知”。看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的时候,他得到两本中共的小册子。无比兴奋,自称“视如至宝”。这两本小册子是孙立人呈给他的,一本是《战斗手册》,一本是《目前的战役问题》。蒋在日记中说,剿共一年多才得到两本手册,可谓“难得之至”。他反复研读,自称“不忍掩卷”,想从中探寻中共的战术,并感慨说,若早日获此,剿共军事断不致如此挫折矣。

黄道炫:我想不仅蒋介石理解不了,其他政治人物也未必理解。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政治力量,思和行两方面都有其特异之处。有人曾经说,中国共产党是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策略性的统一,可以想一想,这里面的刚性有多强,弹性有多大,而且刚性和弹性还能无缝接轨。这样的力量,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理解的。

王奇生:从常态的思维去理解是理解不了的。当时局外人谁最了解中共体制?我觉得那时国民党那边最了解中共的可能是阎锡山。因为阎锡山统治山西,地理上与中共根据地最接近;阎也直接跟中共打过交道。

黄道炫:我昨天还问一个学者,阎早期是不是接触过社会主义?他说没有。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怀疑。

王奇生: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日记,他认为阎锡山是最会取巧的人。阎自称处在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和日本三方的夹缝里求生存,谈何容易。正因为此,他很注意研究中共。抗战胜利前夕,阎锡山有一次问徐永昌:你们中央对共军研究得深不深?徐永昌实话实说,我们对共军很少研究。阎锡山直摇头,你们要完蛋了。

黄道炫:抗战胜利给蒋打了一个短暂的强心针,但这完全是虚的。我认为发展到1945年这样,不敢说共产党一定可以打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肯定已经打不垮共产党了。

王奇生:可能还要提前一点,到1943、1944年的时候,国共胜败基本上大局已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早在1941年6月,阎锡山曾对他的手下说,将来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共党有六分之三的希望,汪伪有六分之二的希望,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的希望。

黄道炫:他可以看到一些现象,但是现象是哪来的。我们的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现象,可以看到这些结果,但是结果是怎么来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比如都知道中共干部很厉害,那这些干部是怎么培养出来的,看文件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但一个个个体怎么在这种机制中发芽、生长、成熟,文件是看不到的,文本的力量要转换成现实,并不容易。蒋介石的手令下得也不少,结果怎么样?个人资料在这样的问题的研究上非常关键,这种内在肌理的解剖,必须有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个人日记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原因。当然,这些问题很复杂,要搞清楚非常困难,但值得做。

王奇生代表作

对谈的火花

王奇生、黄道炫两位学者两个小时的对谈,整理出的速记稿约有两万三千字,精彩的对谈内容不能全部刊出。我们再从中选摘部分段落,作为附录刊发。

留苏学生的影响

王奇生:20年代的留苏学生对中共政治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研究没跟上去。我们现在看到的留苏学生的史料,大部分是回忆录。如今保存在俄国的留苏学生的档案,据说数量非常可观,“留苏学生对中共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个专题,应该深入探讨,很多东西到底如何形成,哪些受苏联影响,哪些是在留苏学生的小圈子中自我形成的?

动员与控制的方式

黄道炫:全貌呈现是有难度的,但是要尽可能,不要太偏。譬如中共革命非常重视动员与控制,中共党组织会把动员的方式做到极致,但是控制往往是前提。动员很多时候其实是控制的一个手段,控制里又会有动员的方式存在。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中间保持一个平衡,既要看到动员,也要看到控制,控制和动员尽管不能截然区分,但是如果只讲动员没有控制,恐怕就把另外的关键先生忽略了。

震慑性的力量

王奇生: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形成那么大的震慑性的力量,值得我们探讨。群众运动到一定规模以后,会有一种震慑性的力量。湖南农民运动达到高潮时,地主富农最害怕的是“被打入另册”。一旦“被打入另册”,就有一种被孤立和失去安全感的恐惧。湖南农民运动中,土地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几百万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其实加入农会的农民未必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但若不加入农会,则会有失去安全感的恐惧。长期以来,总认为农民被中共动员起来是因为土改,有看得见的利益驱动,其实也要注意心理层面、非物质层面的因素。要知“斗地主”的场面,不仅对地主有震慑力,对农民同样具有震慑力。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体如此。

“积极分子”问题

王奇生:我觉得“积极分子”问题应该好好研究。这也是中共政治文化中一种独特体制。每一次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总是所谓“积极分子”。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设计,让“积极分子”置身于党员和群众之间,既是党的后备军,又是引导群众的模范;既能起到桥梁和先锋队的作用,也能发挥缓冲、减压作用。这里面的机制很微妙。

黄道炫代表作

有贯通的眼光,小问题都是大问题

王奇生:我个人感兴趣的,既不是纯事实层面的东西,也不是纯抽象层面的东西,而是那些确实能够运用到行动之中的机制。我们的研究,不只是简单地把一个过程讲清楚,还要看看背后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

黄道炫:机制的运作,机制的落实,这是最有趣的。我们做历史研究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在视野上,这些学科确实比历史学胜出一筹。

王奇生:我们做历史研究老是强调求真,其实求解也同样重要。“真”是唯一的,“解”可能是多元的。并非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都能弄清楚,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出一个推断。推断就可能见仁见智了。当我们把事实弄清楚之后,事实后面的机制还有必要深入探讨。

黄道炫:首先是求真,不能因为无法复原完全的真就放弃努力,就像我们不会因为绝对准确的度量无法做到就不使用斤、两一样。求真还要求解,如果不去求解,那求真的意义在哪儿?不过有时候也会想,我做历史就是为了阐释历史本身。自己其实也在不断纠结中。

总的来说,现在要研究的事实太多,判断其意义关键要看背后有没有大的关怀。纯粹的事实研究也有它的意义,但是有限。人生苦短,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有选择。这就涉及所谓碎片化问题。

王奇生:所谓碎片化就是就事论事,没有打通它的内在联系。

黄道炫:如果探讨的背后有更大的眼光,任何小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谈一个基础性的事实,再大的事情也不能说不是碎片。

王奇生:咱们两人的研究都是兼顾国共的,最直接的感受是国民党比较“简单”,共产党则要“复杂”得多。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复杂性挖掘呈现出来。比如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机制,大体一以贯之,1949年前和1949年后能打通。机制是比较稳定的东西,或者说是结构性的东西,需要挖掘它。

黄道炫:确实这是需要我们做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真正具有挑战性。因为丰富性的来源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是面对一些基本的史实,只需要找史料就行,而且这种史料随便找都可以找到一大摞,然后一拼就是个文章。也许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会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建立在对中共的真正深入了解上,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王奇生: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前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自身的角度讲,前面发生的有可能影响后面发生的。后面发生的历史按理不会倒过来影响前面发生的历史。但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恰恰因为我们已知后面发生的历史,进而影响我们对前面发生历史的评判。这一点也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比如我们以1949年为视点看中共革命和以1976年为视点看中共革命,差异会特别大。

黄道炫:我们经常讲不以成败论英雄,理论上的确应该这样,可是历史毕竟是过去的事,结果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研究的时候,不可能真的能无视结果,结果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评判。尤其是我们刚刚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结果给予我们的。要摆脱先入为主的结果论,就需要看史料,需要研究,不断地阅读史料就是不断地校正自己先入为主观念的过程。不过,即便这样,我想我们还是很难跳出结果的窠臼,越近的历史越是这样。理论上,离得远一些可以构建更为客观的历史,可是这种构建又离不开前人的基础,而前人或许就在结果的范导之下,所以有时候我会对求真的努力比较悲观。当然,这不成为放弃客观追求的理由。

本文转载自:近现代史论,仅供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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