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丨激进的自我改变是必要的
今年4月14日，齐泽克以“天下大乱”为题作了一次线上讲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由齐泽克本人授权翻译的讲稿【讲稿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编译：范力文、杨弘道、Katy；审校&编辑：Hadi。此文可与我们前天推送的齐泽克访谈进行对读：齐泽克丨我们已在末日中了。
毛有句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谈到的是天之下的大乱：“天”或者说无论以何种形式登场的大他者——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逻辑，社会发展的法则——仍然存在并且悄悄地调节着社会的混乱。而今天，我们应该谈论“天”本身的混乱。
灾难与灾难的避免
在当代的末日情境中，我们未来世界的终极地平线是让-皮埃尔·杜普伊（Jean-Pierre Dupuy）口中的反乌托邦“固定时刻”（fixed point）：核战争、生态崩溃、全球经济和社会混乱等“零点”。这个时刻即使被无限期地推迟，也仍是虚拟的“吸引子”（attractor），如果我们让现实自行演化，它就会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对抗未来灾难的方案就是中断我们朝着这个“固定时刻”移动的进程。
杜普伊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要正确地面对灾难的威胁，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时间概念——“预期/投射的时间”（time of project），一个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闭环：未来是由我们过去的行动产生的，而我们的行动方式又受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对这种预期的反应所决定。我们应该首先将灾难视为不可避免的命运，然后把自己投射到其中，从未来的角度进行思考，回溯性地在“未来的过去”中嵌入“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而我们今天可以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现在我们所处的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预期/投射的时间结构图，图片来源：MDPI
换句话说，过去可以被回溯性地重新解释，而未来则是封闭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论的宇宙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改变未来，只是意味着为了改变我们的未来，我们首先应该（不是“理解”，而是）“改变”我们的过去，重新解释它，使其朝着不同于过去主流观念所暗示的未来方向敞开。会不会有新的世界大战？答案只会是一个悖论：如果有一场新的战争，它将是必然的——“如果一个重大事件已经发生了，例如一场灾难，它就不可能不发生；尽管如此，只要它没有发生，它就并非不可避免的。因此，事件的实现——它发生的事实——在回溯性意义上创造了它的必然性。”
全面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就看似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导致它的过去看成是一系列必然导致爆发的“原因”。而如果冲突没有爆发，我们又会像今天看待冷战一样，将其视为一系列的危险时刻，双方都明白全球冲突的致命后果因而避免了灾难。
关于周，有一个故事（多半是谣传）。1953年，他在日内瓦参加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时，一名法国记者问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周回答：“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解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之争再次爆发。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者试图给我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1989年的崩溃发生在恰当的时刻，标志着1789年开始的时代的终结，标志着由雅各宾派提出的革命模式的最终失败。这场对于过去的争夺至今仍在持续：如果新的激进解放政治空间出现，那么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只是一场历史僵局。
回到周，当时的真实情况似乎是这样的：1972年，当亨利·基辛格访问中国时，他问周对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有何看法；周的回答是：“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他再一次说对了：尽管1968年是一次左翼反建制力量的反叛，但其口号（反对“异化”的大学教育，争取性自由等）很快被当权者吸纳，使法国转入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资本主义……
我们并不是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军事、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灾难或复苏）——这种表述过于简单。我们面临的是两种“重叠的必然性”（superposed necessities）。在我们的困境中，全球性灾难的发生是必然的，整个当代历史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我们采取行动去预防这种灾难也是必然的。在这两个重叠的必然性中，只有一个会成为现实，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的历史都是必然的。那么在今天，这两个重叠的必然性是什么呢？
民粹主义与民定主义
2023年4月6日，在俄罗斯一家国有电视台的采访中，国际军火走私犯维克托·布特（Viktor Bout）透露，他曾给特朗普发电报，敦促他逃往俄罗斯寻求安全庇护：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在美国被消灭。因此，我认为邀请唐纳德·特朗普来到俄罗斯，给他提供安全和保护，这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特别是美国人民利益的——这样他就能领导反对全球主义者的起义，最重要的是，阻止美国人民被消灭。
虽然听起来荒谬，但这种直接结盟的提议（即今天的俄罗斯与特朗普主义在“反对全球主义”的起义中结盟）完美地体现了俄罗斯关于多极新世界的根本意识形态设计。在这个世界中，甚至那些在今天的全球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人民也会获得解放——回想一下特朗普的座右铭“美国优先”，他甚至将其用作一篇短评的标题，以解释为什么他在贾马尔·卡舒吉于伊斯坦布尔遭遇残杀后没有对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沙特向美国提供了特价石油，而既然“美国优先”，又何必太在意沙特政治秩序的古怪之处呢……
因此，特朗普前往俄罗斯“符合全人类的最大利益，尤其是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也是防止全球主义者“消灭美国人民”的唯一途径。所以，当普京说“美国除了霸权主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世界”时，他在抨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同时也剥削了大多数的美国人民（特朗普代表的人民）。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下，美国将完美地契合普京的愿景。在2022年10月27日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度演讲中，他批评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呼吁其他“非联盟国家”与俄罗斯一起建设新的多极世界：“在多极世界中实现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预设任何民族、社会和文明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美国、欧盟国家有这个权利，那么亚洲国家、伊斯兰国家、波斯湾君主国、其他大洲的国家当然也有这个权利。”
在抽象层面，这种主张听起来可能令人信服：“民主的基础是每个国家自由选择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但这怎么解释伊朗的抗议运动呢？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对西方民主和人权概念的引用也可以作为一场真实抗议的参照——即使抗议活动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欧洲中心式”的。因此，将动荡和抗议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宣传也可能具有欺骗性，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示威者们要借用西方人权的概念？为什么他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当普京声称伊斯兰国家和波斯湾君主国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时，他忽略了这些国家（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内部的对立、紧张和斗争。正如伊朗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内部对立为另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普遍主义开辟了空间：为解放而斗争、为所有被压迫者的全球团结而斗争的普遍主义。从2022年9月开始在伊朗发生的事情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遍及数十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始于对库尔德裔22岁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死亡的反应，她因被指控穿戴头巾“不当”而受逮捕，被伊斯兰“道德警察”殴打致死。这些抗议活动将不同的斗争（反对妇女压迫、反对宗教压迫、为政治自由对抗国家恐怖主义而斗争）融合为有机整体。伊朗不属于西方发达国家，抗议活动的口号“女性，生命，自由”与西方国家的“MeToo”运动截然不同，动员了数百万普通妇女，并直接关联到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人的斗争。女性和男性在其中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受国家恐怖主义支持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参与“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男性深知，争取妇女权利也是争取自身自由的斗争：妇女的压迫并非特例，而是整个社会压迫最为显著的体现。非库尔德人的抗议者也清楚，针对库尔德人的压迫也对他们的自由造成了限制：与库尔德人团结是伊朗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此外，抗议者们清楚地看到，宗教原教旨主义只有在得到伊朗所谓的“道德警察”的强力支持下才能维持统治——他们看到，需要残暴的“道德警察”来维持统治的政权背叛了其用来合法化自身的“真正的宗教经验”。
伊朗的抗议实现了西方左翼人士只可梦想的事情。抗议者们成功避免了西方中产阶级女权运动的陷阱：他们将争取妇女自由的斗争与男女共同反对种族压迫、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伊朗现在发生的事情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可能会发生，西方国家的政治暴力、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对妇女的压迫每天都在增长。西方人不应该认为伊朗需要迎头赶上西方，伊朗现在最不需要的便是来自西方的政治正确。西方人需要向伊朗学习，未来可能会有类似的运动在美国、波兰、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发生。仅仅表达对伊朗抗议者的同情或声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与我们的文化也非完全相异。保守势力常拿“文化特殊性”说事，为宗教和种族压迫辩护，这些胡诌如今毫无意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朗人的斗争是我们所有人的斗争。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富有的西方慈善家们拜访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部落，那里的酋长告诉慈善家们，“如果你们是来表示同情的，那你们最好还是回家去；如果你们要来加入我们的斗争，那我们非常欢迎。”
制造敌人与二元对立
但为什么实现全球团结如此困难呢？现在让我真正沮丧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联盟”（unholy alliances）的时代，这种意识形态组合难以用左与右的标准衡量。最近发生了一件让人心碎的事：2023年2月末，乌干达议会就加强反同志法进行了辩论——该法律最激进的支持者要求判处同志死刑或至少终身监禁。“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西方那边，”议长安妮塔·阿芒（Anita Among）在辩论中如是说。因此，女权主义者、多元性别群体的斗争被谴责为西方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用来破坏非洲族群身份的工具。
我们从这类事情中发现，当一个社会还未准备好面对内在的冲突时，它会将问题的根源归因于外部势力。但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没有冲突的美好未来愿景，而能以适恰的辩证法看待对抗，这与右翼需要敌人以确认自我认同的心理完全不相容。
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的课程中简明地阐述了对敌人的需要：“敌人是对民族及其个体成员的‘此在’（Dasein）构成本质威胁的每个人。敌人不一定来自外部，外部敌人甚至不一定是最危险的，有时似乎根本没有敌人存在。然后就产生了找到敌人，将敌人曝光，甚至制造敌人的基本需求，这样一来对抗敌人的立场就可能会产生，‘此在’就不会失去它的优势……其中的挑战在于挑明敌人，不对敌人抱有幻想，带着消灭敌人的目标做长远规划，时刻做好进攻准备。”
其中最不详的一句话是：“找到敌人，将敌人曝光，甚至制造敌人……这样一来对抗敌人的立场就可能会产生。”简而言之，敌人是否真实存在都不重要，如果敌人不存在就创造一个敌人，这样民族就不会“失去它的优势”并且能够为“消灭”这种被创造的敌人做好准备。在此我们发现了一种基本的反犹逻辑：海德格尔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敌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制造人民和民族的虚假统一，从而掩盖内部的对抗与冲突。海德格尔这种立场的真正危险在于，他把发明和消灭敌人当作一种恰当的伦理立场。但是，基于原则做出决定并不意味着行为符合真正的道德标准——坚持有问题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无济于事，因为这样的原则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里有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在1943年10月4日于波森对党卫军首领们发表的演讲中，海因里希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公然形容为“我们历史上从未被书写过，未来也不可能再写下的，光荣的一笔”。随后，他将能够进行大屠杀并且仍保持体面的能力形容为最伟大的美德：
灭绝犹太人而又保持了体面，这让我们变得顽强……对于党卫军来说，有条绝对原则：我们必须对同血同源的人保持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不对任何其他人这样……只有当我们需要其它种族作为我们的奴隶时，我才对他们的生死感兴趣；除此之外我概不关心。只有当德国的反坦克沟完成时，我才对一万名俄罗斯妇女因此劳死感兴趣。
这种合乎“道德”的邪恶使海因里希比任何形式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都要糟糕得多。世界上仍有类似的立场，虽然不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呈现。2022年12月3日，特朗普呼吁废除宪法，推翻2020年大选，重新掌权：“你是扔掉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宣布真正的获胜者，还是进行新的选举？面对这样的大规模欺诈，我们有权终止所有规定、条例和条款，甚至是宪法条例。”
自我审视与身份重塑
看来，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法律制度的门面都守不住了。这些制度要想生存，就得公然违反自己的法律……因此，真正的勇气有了新的定义，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违反法律的勇气。我们在一些特别的右派崇拜中发现了这种立场，他们赞赏愿意做必要的肮脏工作的人物：为国家做一件高尚的事情，甚至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很容易，为国家犯罪要困难得多……这种虚假的道德源自今天的地缘政治形势，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将其描述为：
世界和人类面临多重严重危机的情况（全球疫情、环境灾难、严重的不平等、不断膨胀的贫困、潜在的毁灭性战争等）。但我们似乎无法采取必要的（激进或革命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些危机。我们知道局势不好。我们知道有什么需要改进。我们有时甚至知道如何改进。但是，我们仍然没做任何事情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或防止显而易见的进一步损害。
这种消极从何而来？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冷漠，恰恰是因为它要求我们时时处于亢奋状态（hyper-activity），不断地参与其毁灭性的运动（devastating dynamic）——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多么彻底的变化？因此，如果要为真正的变革开辟道路，我们必须首先制止持续变革的疯狂节奏。我们从未找到喘息的机会去思考。因此，冷漠是亢奋的另一面：事物一直在变化，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重要事物会真正改变。这有点像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比如我——一直在说话和打手势，不是为了取得什么成效，而是因为害怕，害怕一旦停下，其他人就会注意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毫无价值，并可能会提出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这种由亢奋所维持的停滞也让我们能够解释当今的资本主义如何成功地将威胁和批评声音压制到马克思无法想象的程度。在经典的启蒙运动方式中，当一个陷入意识形态的人理解了意识形态欺骗的隐藏机制时，症状就会消失，意识形态的魔咒就会被打破。在恋物癖式的运作中，意识形态以犬儒主义的方式运转，并与自身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引用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犬儒主义逻辑的旧公式：“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仍然在做。”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中霸权意识形态如何包含批判性知识，并因此降低了批判性知识的效能：对社会秩序的批判性距离正是这种秩序自我复制的媒介。想想现今艺术双年展的爆炸式增长（威尼斯、卡塞尔……）：尽管它们经常将自己表现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及万物商品化的一种抵制形式，但就其组织模式看来，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的终极艺术形式。
或者换个说法：与旨在维护自己身份（宣称受到他者的威胁）的对敌斗争相反，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早在1937年，乔治·奥威尔就清楚地描述了拒绝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利用了左派对阶级差异的主流态度的模糊性：
阶级分化大家都在抨击，但很少有人真想废除。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革命观点都默默地从‘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一信念中汲取力量……只要这只是一个改善工人命运的问题，每个正直的人都会同意……但不幸的是，仅仅依靠希望，我们难以在消除阶级差别上取得进展。更确切地说，希望阶级分化消失是必要的，但只有了解具体如何实践，愿望才具有效力。废除阶级差别意味着废除自己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我必须彻底改变自己，以至于到最后我几乎无法辨认自己仍是同一个人。
这种激进的自我改变是必要的，因为当今对立情绪迅速膨胀：我们正处于全球危机之中，《金融时报》甚至在一篇社论中宣称，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必须从全球舞台上消失：资本主义的运动越来越像一只在笼子里奔跑的仓鼠……那我们需要什么呢？首先，要学会跨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的红线：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经受住更激进的干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指出，那个不断念叨“我们不能通过加税来对抗全球变暖”的系统，却能花费数万亿来对抗奥密克戎。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勇敢地加强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客观的社会民主主义”（objective Social Democracy）：当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民主主义基本要求成为所有主要政党接受的方案的一部分，并被写入国家机构本身的运作时，社会民主主义才取得真正的胜利。
但这是不够的。在面对新的全球危机时，我们必须快速、果断地采取全球行动。赛蒙·简肯斯（Simon Jenkins）关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危机的评论，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字面意思上理解：
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的这场危机是历史性的，我们必须提起战时状态。在今天的紧急情况中，没有什么能减少对一线工作人员的支持和爱戴。他们就像战时的士兵，人们在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时本能地求助之。
从德国到我所在的斯洛文尼亚，整个欧洲都面临相似的情况。环境受到威胁，战争持续不断……为了应对这些持续的危机，我们将需要我斗胆称之为War Communism的元素。这种动员不得不违反通常的市场和政治规则，而现有的多党议会制度不足以应对困扰我们的危机。
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又变得复杂起来。近来最残酷、最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最近唯一一起革命人群暴力侵占权力宝座的事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的华盛顿，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试图否认民主选举的结果，认为那是商业精英组织的非法盗窃（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对的）。难怪左翼自由主义者对抗议者闯入国会大厦的反应中夹杂着惊奇和惊恐——“普通人”闯入神圣的权力殿堂，掀起一场瞬间中止公共生活秩序的狂欢……他们的谴责中有一丝羡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粹主义的右派从左派那里偷走了他们反抗现有制度的最后手段，即民众对权力机构的攻击呢？在西方，由腐败的精英控制的议会选举和由民粹主义右派控制的起义是仅有的选择吗？
新封建主义与“自由”空间
在过去几年中，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人甚至不再将新出现的秩序称为资本主义，而是企业新封建主义（corporate neo-feudalism）。新冠疫情推动了这种新的企业秩序，像比尔·盖茨或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新封建主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我们共同的通信和交流空间……因此，尽管企业新封建主属于极少数，他们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许多其他（“普通”资本主义）活动在这一空间中进行。
进一步来说，通信和交流不仅发生在私人化的公共空间（privatized commons）。新封建私人化公共空间的理想对应物是不稳定的劳工（precarious workers），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程序员的电脑、Uber司机的汽车……），可以把自己当作自由企业家。不稳定的劳工，尽管仍然是少数，但逐渐为整个工作领域赋予自己的色彩。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不稳定的工作具有双重优势：这种工作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小资本家，自由地出售你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工资奴隶（wage slave）；另外，由于存在竞争关系，不稳定的劳工很难团结起来。因此，我们今天所接近的理想是众多不稳定的劳工在一个由新封建主控制的公共领域里互动。这样，神秘化就完成了：工人是自由的企业家，他们的封建主只是为他们的“自由”活动提供社会空间。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奄奄一息，所以即将到来的战斗不是新自由主义和它的超越之间的战斗，而是这种超越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战斗：一边，企业新封建主义承诺保护泡沫以抵御威胁（如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泡沫中我们可以继续做梦；另一边，恍然的觉醒迫使我们发明新形式的团结。面对这种抉择，我们人类能够生存下来吗？
反脆弱性与新型人类
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提出了“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的概念：一些系统因遇到混乱而得到加强，因为它们以非线性的反应来应对混乱。因此，反脆弱性与简单的稳健性或弹性不同：只要压力适度，反脆弱性会使一个实体在压力下得到改善，而不是承受压力——因此，剥夺系统的关键压力源会削弱或伤害实体。来自上世纪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共产党在苏联和中国的不同命运。当戈尔巴乔夫启动“开放”和“改革”进程时，他低估了苏联体制的脆弱性：他认为这个体制不仅能够在这些措施中生存下来，甚至会得到加强。但是，当这些变革被实施时，它们释放出了改变世界的雪崩。中国人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相反的方式。
在此我还要进一步辨析两类系统：第一类反脆弱系统能经受强大的外部冲击并保持不变，第二类系统同样能承受外部冲击但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关于中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一个我们没有恰当定义的新事物。全球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它正在变成一种新事物，一种只有重新定义资本主义时，才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新事物。
人工智能的兴起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类似的考验：将人工智能融入日常生活后，人类会表现出足够的反脆弱性，生存下来并变得更加强大，还是会从此灭绝？如果幸存，人类是否还是原来的人类，人类的实质内容是否不变（只是被赋予体验和互动的新维度），还是说人类的核心会被不知不觉地改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展开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