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枫 ||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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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

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

杨  枫

文献引用格式：

杨枫.(2022).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 外语与外语教学(02), 91-96+148.

作者简介：

杨枫，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应用语言学。作者邮箱:efone1988@163.com;

摘    要：

作为国家建构基础的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政治和法律的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本文反思了中国外语教育实践中的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不平衡问题，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意识生成的困境，并指出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应当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围绕中国的历史、民族、文化和母语等内涵结构进行学术生产、人才培养和师资发展等教育实践。

1. 引言

国家意识作为外语学科的理论存在和实践问题，由杨枫(2019a:1-2)首次提出，经由2019年6月6日在东南大学举办“国家意识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专题研讨会”、2021年5月28日在泰山举办的“首届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话语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和2021年6月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国家意识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专题研讨会”的集中学术研讨，外语界逐渐取得思想共识。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理念进入了教育部2021年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体系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课题指南》。 

2.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与学科任务

2.1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全球化时代困境

约翰·汤姆林森(2002:2)认为，全球化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复杂联结，呈现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现代社会特征，尤其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实际上，“全球化”概念几乎与每一个所谓的当代社会发展都联系在一起，包括信息时代的出现、国家的后退、传统文化的终结，以及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斯图尔特2011:14)。“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还在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与交换，但主权已经拥有了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构成，……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弱化，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乐黛云2015:12)所以，全球化也表现出经济发展外衣下“去国家化”和“去民族化”的政治倾向，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世界认同趋势下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危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4)所预言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连续发起的贸易战、“新冷战”和“去中国化”行为，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家竞争无远弗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借助教育和科研学术等多种“软实力”在全球攻城掠地，同时外语教育的国际化一路高歌猛进，导致“在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关系上，一直不能执两用中。一方面，在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学实践中，国家意识缺席，中华文化赤字；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和模式一直主导着外语学术生产和人才培养实践”(杨枫2020:1)，也造成新一代外语学子因缺乏中华文化的代际传承而在自由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潮流中载浮载沉，很容易成为“漂泊的浮萍”。这无疑是外语教育面临的国家意识时代困境。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意识”建设的规划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对课程性质及目标都有“人文素养”“中国情怀”“文化意识”等价值观的界定和要求，强调外语教育要“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由是观之，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关于“国家意识”的内涵隐显主要于“文化意识”，但由于“文化意识”意蕴的双向性和混融性，特别是在政治认同上迥异于“国家意识”，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语言学的角度，都必须严格区分国家意识与文化意识两个概念及其本质，外语教育政策的“文化意识”应当包蕴在“国家意识”的内涵中。 

2.2 外语教育的文化建构性决定了“国家意识”是外语学科的教育属性。

“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看，外语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客观知识的学习活动，外语知识并非只是描述性和技术性的，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有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正是这些带有西方思想的外语知识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建构着中国的社会秩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杨枫2020:1-2)。语言的文化性和政治性要求我国的外语教育必须把国家意识的培育置于外语学科的发展中。 

“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研究是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外的一切事物的认知和思考，是在世界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杨枫2019b: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21年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把2017年外语学科五大方向之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调整为一级学科也从国家教育政策层面说明和确定外语学科的学术功能。另外，长期以来，外语界一直有着说文解字的外语教学习惯，这本来是良好的教育传统，但是对于“国家意识”这种政治文化概念，不能满足望文生义的解释。这个术语囊括了国家建构、产生和发展等政治社会里的一切政治秩序的全部要素。对“国家意识”这个概念的历史回顾和分析正是外语学科的学术任务。从词源学出发，考察country、commonwealth、nation、state等涉及国家、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概念变迁，可以发现近代欧洲的国家意识是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形成中逐渐确立的历史事实。country从原来表示居住地或一种治理单位的“郡”转变为“国家”；commonwealth与“社会”同义，很多语境下可以与“国家”替换；nation从罗马时代的拉丁语里指涉同一地域的外族人到16世纪的英语中既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含义，又指历史上“一块既定的区域或领土”的民族共同体，共享着一种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抒写着爱国主义的历史篇章；state的语义旅行经历了由最早的“状况、等级(status)”和“产业(estate)”到16世纪晚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也正是基于此，national consciousness译作“国家意识”更为准确，它能够反映政治社会中各个阶段“国家意识”在表达方式和意义蕴含上的发生过程。对国家的向往和热爱是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基础。如果继续考察15世纪晚期开始，国家意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这六个君主制民族国家建构和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变迁以及地位和功能，我们会发现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习俗和形象等具体的国家意识话语对各国的各个民族及其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认同的影响。由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论阈，在此不再赘述。无疑，对国家意识近代欧洲起源的研究是外语学科的学术领域，“国家意识”并不是中国特色话语，它存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和时代中。 

3.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内涵结构

作为政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学术概念，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意识”的内涵及性质发表了学术意见。郭建锋和刘海英(2008)认为国家意识就是国民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是根植和成长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国民人格三个层面上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于海(2004)认为，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并从国家观念、国家安全和国家富强三个方面阐述其内涵。荣司平(2014: 31)主张国家意识有着完整的结构，包括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周平(2009: 38)从维持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视角，认为民族意识不能超越和背离了国家意识,国家意识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和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阎国华和何珍(2019: 15)以及王永友和孟鹏斐(2020: 90)从国家主权、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国家责任、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层面梳理国家意识的结构，揭示国家意识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发展性。李桂东(2021: 109)基于国家学说，将“国家意识”定义为:“公民基于国家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形成的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归属认同，也是思想、情感和行动上对国家认同的理性实践。”但是从国家意识的教育主体、培育客体和民族、文化、历史、母语等国家意识表征等层面论证国家意识内涵和培育价值的研究不多。实际上，“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态度类型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阿尔蒙德、鲍威尔1997:29)。所以，我们要问:中国的外语教育如何在“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平衡？如何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安顿？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公民还是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应该说外语界学者对西方文化的侵略性与英语的帝国主义属性保持着学术的警惕和敏感。部分学者，如沈骑(2019)、宁琦(2021)以及陈新仁和杨金龙(2021)等纷纷著文，从语言学、文学和翻译等学科建设、学术生产、人才培养、课程思政、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对外话语等多个层面探讨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理念及实践路径。在国家产生之前，国家意识是国家建构的国家观念；在国家产生以后，是对国家的政治法律认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是爱国主义情感。中国现代性中的国家意识，形式上与西方共享了个人、国家、民族和法律等共同观念，但其背后迥异于西方的国家意识价值构成了中国独特而又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同时我国外语教育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一直以语言的工具性和价值无意识切割着中国文化。所以，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就是坚持外语教育的爱国主义。 

4.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

由于国家意识包括历史认知、民族认同、文化意识、国家立场以及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多个向度，本文依据外语教育的特征和规律，从外语教育国家意识内涵结构出发，抽象出核心话语并将之运用于整个外语教育教学实践，围绕着人才培养和学术生产的基本任务，从课程思政、教材建设、教师信念、人才培育和科研自觉五个维度对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实践路径展开论述。 

第一，实施课程思政的国家意识实践。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政策，是我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构，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课程建设的国家意志。课程是国家事权，所以说课程思政本然地具有国家意识的气质。从知识伦理学出发，知识与价值、知识与责任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知识天然地蕴涵了价值与伦理，而语言又是一种文化建构和社会实践，这决定了外语教育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为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高校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把课程思政置于国家意识培育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处。而外语教学中涉及的民族、国家、历史、语言、文化、文学等要素本质上都是国家意识的元素，作为学校和教师的国家意识教育主体完全可以以批判性思维的视野去制定和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否则，“拥抱西方而不知西方为何物，鄙视传统却不了解中国文化底蕴，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文化上失根的兰花或漂泊的浮萍，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在西方文化的鼓噪中顺拐投降”(杨枫2019a:1)。 

第二，注重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元素。 

教材事关学生知识养成与思想构建的内容载体，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追求教材的原汁原味而大面积实施原版化教材，重构了外语，特别是英语与汉语母语之间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消解了汉语知识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关系与联系。Fanon (2004:179)也指出，国家意识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共同行动，表现在人们改造世界、实现愿望等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层面”。所以，我们必须从批判教育学出发，揭橥外语课程及教材中的西方国家意识中的历史锁定、民族聚焦、文化装饰等资本主义价值导向问题，以中西语言文化的对比方式彰显外语教材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内容表征，通过挖掘母语文化的禀赋，以投射和再造的方式让外国教材充满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光辉。 

第三，树立外语教师的国家意识理念。 

陈新仁和杨金龙(2021: 24)认为，“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的外语研究者似乎早已习惯服务于国家的引进来战略，一方面聚焦于西方语言、文学、文化的引入与教学工作，另一方面致力于积极引入西方语言、文学、文化理论，并尝试将其运用于我国的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外语人才培养实践当中。久而久之，西方语言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与价值理念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扎根到我国外语研究者的心智之中。”外语学科这种西方文化的无意识学术实践，很容易造成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不分，文化意识与国家意识混淆。实际上国家意识不同于民族意识，前者是对国家忠诚的爱国主义，后者是某个民族群体的身份归属感。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有时候，“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王逸舟1995: 128)。所以，没有国家意识的民族认同与跨文化意识无异于学术生产与知识传播上的“自我殖民”。我们必须以国家意识的使命感抵制西方认识论暴力，既警惕“自我殖民”也防范“他者殖民”，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四，加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 

由于全球化的市场语境造就了个人本质地被理解为自己是自己的所有者，个体可以通过自己及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所以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外在依附，也可以另外选择更具工具性价值的国家社会，这就是大批海外留学生寻求移民的内在原因。所以国家意识在当下复杂局面下，必须通过教育机制、教育环境、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建构才能重塑家国情怀。“意识形态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找上门来。它可以一种掩盖其真实特征的姿态隐蔽出现。相应地，学术知识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巴尼特2012: 118)基于此，我们必须在学校中、在课堂上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培养具有国家意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互鉴能力的顶天立地的国家外语人才。 

第五，构建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相平衡的外语学术话语体系。 

国家意识是国家主权的软实力，国际意识是承担世界意识形态责任。宁琦(2021: 3)认为，“话语和话语体系都是为话语权服务的，既可体现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区分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质。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建设直接关乎国家话语权的巩固与提升。因此，中国话语体系必然建立在中国理论和知识体系之上，并推动中国理论与知识体系阐释中国、阐释世界的能力”。以西方概念去逆向建构中国叙事，是以鹿代马，是解构国家意识。所以外语学术生产要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自觉抵制西方文化认识论暴力，批判利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范畴，通过以己化他，达到化他为己，“加强知识转型和理论创新，通过重思中国去理解西方，通过致敬西方去重构世界；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挖掘知识上的价值性；正确理解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伦理学意义上的知识与责任的关系”(杨枫2020:2)，以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互为主体的原则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文化原教旨主义，高扬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与时俱进的探索品格，构建中华民族华丽永固的安全大厦。 

5. 结语

本文反思当下中国外语教育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的不平衡问题，阐述外语教育构建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通过对语言政治属性、文化属性的分析，阐述了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必须坚持“国家意识”的价值导向；结合外语教育的特点，在外语学术生产、外语教师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等层面实施内生于中国历史、民族、文化、母语等内涵话语的国家意识实践，行之有效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真正兼具世界视野和家国情怀的优秀外语人才。同时，本文建议外语学术共同体对全国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认知进行大规模实证调查，详细考察和分析欧美及亚洲主要国家语言教育教学中的国家意识话语实践，基于政治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支撑，从理论上构建我国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话语体系，为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做出学术上的探索和贡献。

期刊介绍

大连外国语大学校园实景

摄影：王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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