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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留下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

景来律师 2024-03-2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第一法商CHANNEL Author 吕良彪


来源丨 第一法商CHANNEL

作者丨吕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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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送别宗庆后先生。

 

这位令人敬重的长者以其自身的言行,给这个社会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他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反思许多问题,尤其以下三个与企业家息息相关甚至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企业家们“不劳而获”么?!


“做老板的每天996甚至比这还忙也没关系,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企业。但不能要求员工也996,他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近来宗庆后先生这番话网络刷屏,他自己也是每天早7点前到办公室、晚11点后离开。所以,公众很认可他也是一个劳动者。那么,那些喜欢打高尔夫的老总们便不是企业家了么?!

 

其实,企业家们没有不心苦、没有不辛苦的:

 

一是心理压力大,当家人退无可退:无论来自政府、来自市场、来自合作伙伴、来自其他股东、来自员工、来自各级官员各种势力......

 

二是工作强度大,当家人没有休息:只要醒着,就得思考企业生存发展的各种问题,就得为企业搭平台、找人才、拓展市场、解决问题,哪怕想着各种歪门邪道,也是不可能闲得下来的......

 

三是风险麻烦大,当家人承担责任:无论经济损失、刑事责任、他人报复甚至莫名其妙地躺枪......

 

至于马云们玩摇滚、唱京戏,王石们游学、爬山、红烧肉......所有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必须将企业打理好,只不过有的人善于分权,有的人喜欢放松,而有的人以工作为第一乐趣。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为完成企业家的使命全力付出。——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不该被低估,更不应贬义化!


第二个问题:资本都是“万恶”的么?!


口罩期间上海的某次论坛上,同为浙江老乡的郭广昌调侃张文宏说:作为医生你肯定不会希望病人越多越好,虽然看病的人越多你工资越高。

 

见张文宏回避了主持人蒋昌健的问题郭广昌继续说:

 

我问这问题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有一个假设:并不是做药的人就希望生病的人越多越好。未必我是这个卖口罩的,就希望大家都想戴口罩。(商业与良知)这是并不矛盾的两回事。我们同样怀着一种非常好的心情,希望大家都不生病。但是客观上有人生病,我们就要做最好的药去治好他们。这个问题大家是一致的,这点一定要给你讲清楚。说资本家就是万恶的,就是为了钱,这绝对是不对的。这就像你作为医生,你希望大家都不生病,哪怕自己失业,你心里还会笑出花!

 

虽然近年来有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荣获国家和地方五一“劳动”奖章,但所谓“资本万恶”“民企老板是剥削者”之类偏见却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深入人心,尤其在司马难、二小平们的推波助澜之下。2023年一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先生提出:企业家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发动机。一号首长再次强调: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显然,资本绝非万恶。


第三个问题:企业家必然是“剥削者”么?!


清华大学博导郑毓煌教授主张莫要再用“资本家”来污名化民营企业家,更直白的意思应该是莫要本能地认为企业家们便是剥削者。——他们提供的资本等资源与付出的复杂管理劳动,是社会化生产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小时候看革命电影,其中经典桥段之一便是革命领袖教工农群众识字时常说“天=工+人”,是教育工人群众(农民兄弟)天下是劳动者用双手创造的,资本家和地主老财都不干活,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应该说,在寻求民族复兴尤其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阶段,诸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就是把我们说得好好的,把他们整得臭臭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他们的支持者搞得少少的”,信仰“阶级斗争”、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等等,无论作为理想还是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成功执政”之后则应及时调整,更多应当少些基于斗争意识形态的主义,多些回归常识与人性的启蒙。在“新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艺术家、工人、农民、医生、教师......都是堂堂正正的“劳动者”,值得骄傲,理应受到尊重。

 

经过新中国七十余年的艰难乃至苦难探索,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财富的生产需要各种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矿产资源等的综合投入与科学管理,具体劳动实施者只是人力资源的一部分。离了资本、资源,仅仅依靠劳动者,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当下的社会生产,是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结果,理应看到不同社会资源、不同劳动提供者的价值,理应认为各种社会资源均应当获得的应有的回到。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挣(以手争之)钱”(劳动报酬),同样需要“赚(以贝兼之)钱”(投资收益)。——各类劳动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各自分工与能力、贡献存在区别也是现实存在的——从个体平均价值创造而言,从事相对简单劳动的底层工人的人力资源价值可能无法与企业家、工程师、金融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群体相提并论。而且从“不可替代性”而言,不同群体的差异显然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之中离了某个工人,离了某个技术人员,离了某个管理人员,离了核心的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家是生产社会财富最核心的组织者;社会最稀缺的人力资源之一;任正非、曹德旺、宗庆后这样企业家,甚至堪称和平时期的英雄。至少,认为资本等其他社会资源提供者或从事更复杂劳动者都是“不劳而获”显然是有悖常理、有悖社会基本事实的。

 

建设和谐社会理当理性认识各种不同类型劳动的价值,科学设置财富的公平分配方式,是当下中国需要迫切普及的常识。在经历数十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之后,当下更需要更多秉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理念,切实解决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之类现实问题,我们的发展才可能是健康而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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