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公逆”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新探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M2055（以下简称横水M2055）出土一件人面纹短剑，其上铸有铭文“楚公逆□□中戈” [1]（图一，9），表明作器者为楚公逆，与晋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编钟、宋代嘉鱼县出土的楚公逆钟的作器者为同一人。清末学者孙诒让根据咢亦作，与逆同从屰声，最先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考证楚公逆为楚君熊咢[2]。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一组6件楚公逆编钟[3]，不但证明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铭文不伪，而且由于北赵M64的年代明确为西周晚期，这就从考古学方面支持了楚公逆为熊咢的结论。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证据，学界普遍认同楚公逆钟是一件宣王时期的“标准器”。

但是，根据横水M2055简报公布的资料来看[4]，该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均具有西周中期的时代特点（图一，1～5）。该墓出土的陶鬲为裆部较高的联裆鬲（图一，6），与之特征接近的陶鬲有大河口M6043:2鬲[5]（图一，8）以及张家坡M279∶2鬲[6]（图一，7）等。这类折沿、鼓腹、裆部较高的陶鬲目前主要见于西周中期墓葬。横水M2055∶37“楚公逆”人面纹短剑（图一，9），与扶风齐镇M3[7]、华县东阳M138[8]、西安少陵原M452[9]等西周中期墓葬出土的人面纹短剑特点一致（图一，10~12）。其他遗物也未见明显偏晚的时代特点。因此，简报将横水M2055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是比较合理的，楚公逆短剑不晚于该墓年代下限，更不会晚至宣王时期。这一关键证据表明楚公逆为熊咢的结论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在以往研究中，学界普遍认同楚公逆为熊咢这一结论。但结合楚公钟对两组楚公钟特点进行讨论时，则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楚公钟为厉王时期[10]，早于宣王时期的楚公逆钟。持此观点的学者以张亚初先生为代表，主要是从形制、纹饰、铭文三方面论证楚公钟与西周中期有铭的虘钟、应侯钟、钟的年代特点相近，而在楚公逆钟年代相对“明确”的前提下，未多做讨论[11]。高至喜先生认为楚公钟周文化因素多，而楚公逆钟周文化因素少，楚器中的周文化因素越多，则其年代越早[12]。

另一种意见认为楚公钟为宣王晚期至平王时期[13]，晚于楚公逆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方面主要是根据古文字学研究成果认定楚公逆为熊咢，楚公为熊仪。另一方面则是根据甬钟特点对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相对年代进行分析[14]。

分析各方观点不难发现，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研究结论之间存在不同的对应关系以及矛盾之处。在没有新的考古学证据支持下，多数学者都因无法回避楚公逆为熊咢这一“定论”，或者受到古文字学研究结论的影响，而不得不将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年代定在符合这一结论的范围内。

实际上，楚公逆钟和楚公钟虽有一定的区域特点，但其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均不晚，并不影响其适用甬钟总体发展规律。下面结合相关材料进行具体分析。

2013年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了12件甬钟（图二，1～5）[15]。李学勤先生根据万福垴甬钟鼓部饰“工”字形云纹的特征，指出与之相近的应侯视工钟、虘钟、师丞钟、五祀钟等都在厉王之世，因此万福垴钟也在这一年代范围，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的西周楚钟仍可适用中原的标尺[16]。武家璧[17]、张昌平[18]先生发表了相近的年代看法。黄文新、赵芳超先生将万福垴甬钟分为三个阶段，年代范围从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晚期早段[19]。刘彬徽先生则认为甬钟的年代为西周早期至中期[20]。部分学者根据后刻铭文从古文字学角度对楚季钟的年代发表了较晚的看法[21]。

与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情况类似的，可见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甬钟（图二，6～10）。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埋藏了西周微史家族折、丰、墙、四代人的器物，器物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偏早阶段[22]。从该窖藏出土甬钟来看，包括了西周早、中期流行的乳钉纹界栏钟、细阳线界栏钟、阴线纹界栏钟等甬钟类型（图二，6～10），而这些甬钟几乎都能够在万福垴遗址中找到对应的甬钟，甚至二者在形制、纹饰方面也非常接近（图二）。唯有年代最晚的14件组编钟出现了13件钲部铸有铭文，鼓部饰卷体夔龙纹的甬钟（图二，9），这表明中原地区至迟在厉王时期已经开始流行这类甬钟[23]。由此可见，西周早期至中晚期之际这一阶段的楚钟与中原甬钟发展特点是相适应的。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甬钟特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南方地区乳钉纹界栏钟延续的时间较长，同时开始流行粗阳线界栏钟，但这一时期甬钟最明显的特征在于钲部和鼓部出现抽象变形纹饰（图三，1～6）[24]。

中原地区西周晚期主要流行的是钲部铸长铭，鼓部饰卷体夔纹的粗阳线界栏钟（图三，9～12）。值得注意的是，厉王时期的平顶山应国墓地M95[25]出土甬钟鼓部虽仍装饰“工”字形云纹，但钲部也出现了抽象变形的纹饰（图三，8）。目前看来，这一特点应当是受到南方地区的影响而产生的，可从侧面说明南方甬钟钲部出现抽象变形纹饰的时间并不晚。

从楚公逆钟的形制来看，其钟体宽阔，更加接近于叶家山M111∶7（图四，2）、万福垴TN03E20∶10（图二，1）、虘钟[26]（图四，3、4）等西周早中期的甬钟，而明显不同于南方地区西周晚期流行的钟体较窄瘦的甬钟（图三，1～6）。如果以通高与铣间之比表示钟体宽阔程度，能够更加明显的反映出这一趋势[27]。因此，楚公逆钟的形制应当不晚。

纹饰方面，楚公逆钟篆带所饰蝉纹（图五，7）为商末周初流行的纹饰，较为形象，与西周晚期南方甬钟钲部所饰的变形蝉纹关联性不大[28]。楚公逆钟蝉纹以双阴线勾勒出蝉纹身体及宽阔的四肢轮廓，并且下肢外侧有“π”字形装饰。与之大致可以进行比较的是湖南望城高砂脊AM1∶22柄形器上的蝉纹（图五，8），其同样为双细线勾勒蝉纹轮廓。简报将该遗迹单位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29]。

楚公逆编钟鼓部装饰的龙身饰有类似重环纹（鳞纹）的纹饰带以及“π”字纹饰（图五，4），可以追溯到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415钺、叶家山M28∶170觚等西周早期铜器所装饰的纹样（图五，2、3）。这种装饰还延续到了西周中晚期甬钟之上（图五，5、6）。楚公逆编钟鼓部纹饰的细节特征保留较多，应当处于西周早期向晚期过渡的阶段，侧鼓出现的标音纹饰说明楚公逆钟不会太早。相比南方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甬钟钲部、鼓部普遍装饰的变形纹饰（图三，1～6），楚公逆钟的纹饰特点也明显与之不同[30]。

楚公逆钟的字体多为早期写法，如为两竖下接口部，而非西周晚期常见的由“八”和“口”字组合形成的[31]；的宝盖为锐顶耸肩形，而非西周晚期常见的弧肩半包围结构的[32]；结构相对分散，而非西周晚期常见的线条细长，结构紧密的[33]。以上特征表明楚公逆钟的年代应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从楚公钟的形制特点来看，其钟体同样比较宽阔（图六），召陈楚公钟的通高与铣间之比约为1.8[34]，接近楚公逆钟，与西周晚期南方流行的窄体甬钟明显不同。

纹饰方面，张亚初、李学勤等先生已指出楚公钟这类正鼓饰阴线“工”字形云纹的粗阳线界栏钟的年代多在厉王时期[35]。楚公钟篆带所饰的顾首夔纹（图七，1、2），是在西周中期流行的顾首夔纹和三角云纹（图七，5、6）的基础上结合而成的，相比西周晚期甬钟流行的躯体窄长且夔首吐舌的顾首夔纹（图七，9、10），可以看到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另外两件楚公钟篆带所饰的阴线云纹（图七，3、4），与横水M1011∶66甬钟[36]和宜昌万福垴TN03E20∶1甬钟[37]的篆带云纹相近（图七，7、8），而与西周晚期甬钟常见的窃曲纹不同（图七，11、12）。四件楚公钟均不见西周晚期甬钟流行的卷体夔纹、波曲纹、窃曲纹，以及南方甬钟流行的变形蝉纹等纹饰，可见楚公钟的纹饰特征并不晚。楚公钟铭文字体及辞例方面也具有西周中期晚段至晚期偏早的特征[38]。因此，将楚公钟的年代定在厉王时期较为合适，其相对年代略晚于楚公逆钟[39]。

与楚公相关的还有一件楚公戈，为表面装饰黑色斑纹的三角援戈，与之相近的带斑纹兵器集中出土在巴蜀地区战国中晚期遗迹单位中[40]。这种装饰方法和制作工艺目前并未在西周铜器上见到。铜戈形制、纹饰与铭文之间反映的年代存在明显的矛盾，因此，这件楚公戈的铭文可能是伪作[41]。

综上，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均没有明显晚至宣王时期的特点，而是与西周中期偏晚至厉王时期的甬钟特点相近。以往学界之所以将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年代定在宣、幽时期，其实主要是受到了楚公逆为熊咢这一结论的影响。结合横水M2055楚公逆短剑的年代判断来看，“楚公逆”的年代应当在孝、夷时期，年代下限或可进入厉王早期。“楚公”年代略晚于“楚公逆”，约在厉王时期。

在结合新的考古学证据并分析了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时代特点后，我们有必要结合文献对两位楚公的身份进行讨论。

西周时期称公者一般地位较高，畿内多为王朝高级贵族，畿外多为封国诸侯。因此，楚公逆和楚公一般被认定为是西周楚国国君。根据前文分析，楚公逆和楚公的年代在孝、夷至厉王时期，绝不可能晚至宣、幽时期。西周中期至厉王时期的楚国国君有熊亶（，酓）[42]、熊胜（酓樊）、熊杨（熊胜之弟，酓赐）、熊渠（酓）、熊挚、熊勇（六年，厉王奔彘），历时五代六王。同一时期周王室穆、恭、懿、孝、夷、厉同样历时五代六王。以此来看，《史记·楚世家》[43]和《清华简·楚居》[44]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楚国世系应当无误。那么楚公逆和楚公应当就是这六位中相对靠后的两位。

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以上六位楚君名字中能够与“逆”对应的似乎只有“渠”字，学界一般认为“逆”为疑钮铎部[45]，“渠”为群钮鱼部[46]，群、疑均为喉音，鱼、铎主要元音相同，可阴入对转。而在《上古音研究》[47]和《古字通假会典》[48]等研究著作中，也有将“逆”划分在“鱼部”的情况[49]，“逆” “渠”韵部相同，说明二字可通。遗憾的是，目前并未发现二字相通的文献实例，在此权作一种推测。

关于字，张亚初先生将释为“家”，认为“家”与“渠”同属鱼部，前者为见钮，后者为羣钮，音近相通，楚公即为熊渠[50]。朱德熙等先生分析字从“爪”从“宀”，从“豕”或“至”声。“挚”与“至”古音相近，“”字包含“家”字的字形，所以又有“家”音，从而将楚公定为熊挚[51]。高至喜、李天虹先生从之[52]。此外，吴闿生《吉金文录》一书中将骉羌钟武侄一词，读为武鷙，指出侄、鷙同字，也可说明“至”、“挚”通假[53]。

由于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年代范围大致与熊渠、熊挚生活的年代相近，而楚公逆钟的相对年代又早于楚公钟，因此，本文推测楚公逆和楚公可能就是文献所载的楚君熊渠及熊挚。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54]楚公逆钟铭文记载楚公逆祭祀祖先及四方之神，并且四处寻求祭祀所用的人牲，斩获颇多，获得九万钧赤金，制作了百肆钟[55]。无论是楚公逆钟的铭文还是《史记·楚世家》对熊渠的记载，都反映出这一时期楚国势力的扩张。铭文内容和《史记》记载的内容暗合，表明楚公逆可能就是熊渠。

此外，应侯视工鼎铭文记载：“用南夷逆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命应侯视工曰：‘征伐逆。’受命，翦伐南夷逆，我多俘戎。……” [56]或许这里的南夷首领逆，就是指僭越称王的熊渠（楚公逆），应侯、晋侯等可能都是参与南伐的贵族。只有如此，才能迫使熊渠“去其王”，而其制作的编钟和短剑可能被当作战利品流入北方，随后分别被埋藏在晋侯墓地和横水墓地之中。楚公逆钟可能经过长时间使用后才埋入北赵M64，却恰好与楚公逆为熊咢这一结论对应，从而形成了这一错误的“定论”。

本文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年代明确的考古学材料，通过分析横水M2055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可以明确墓葬年代下限不会晚至宣王时期，由此证明楚公逆为熊咢的结论不当。以往学界对于楚公逆钟和楚公钟的绝对年代判断，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了这一结论的误导。通过对楚公逆钟和楚公钟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的分析，可以与横水M2055墓葬年代判断所得出的相关认识相印证。本文对楚公逆和楚公身份的讨论只是一种推测，未必正确，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17ZDA21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感谢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

（作者：靳健、谢尧亭，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责编：段姝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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