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作册般青铜鼋的工艺及相关问题

商周青铜盘常以鳖纹饰之，但鳖形器罕见。国家博物馆和台湾各收藏一件圆雕青铜鳖，学者称为青铜鼋。“鼋”即大鳖。《说文》：“鼋，大鳖也，从元，元者大也。”这两件器物造型和铭文相同，属于对器或成组器。前者相关资料公布后引发了多位学者的讨论，也存在某些疑点甚至对其真伪的怀疑，幸有台湾藏器及其X光成像可资佐证，并可澄清若干疑点。事实上，两件青铜鼋的铸造工艺有若干特别之处，也涉及到铸造俏生器等问题，特将它们纳入分析讨论，以求方家指正。

一、两件青铜鼋

1.国家博物馆藏鼋

器的造型为被射入四枝箭的爬行鼋，通长214、宽160、高100毫米，重1605.6克（图一）[1]。器形为鼋壳，有背甲无腹甲，腹透空。甲盖前边向上起突棱，边缘有一周明显裂缝。甲背上斜射入三枝箭，左侧两枝、右后部一枝，颈左侧斜射入一枝箭。箭作圆棍而中部均置四翼状，前端的镞和中部的似已没入鳖体，后端平，中间横贯一槽，当为搭箭弦之比，箭长54毫米。左侧箭酥裂严重，颈部箭残断，断面锈蚀分层，锈蚀主要产物为碱式碳酸铜（Cu2(OH)2CO3），坑点腐蚀中常测出氯离子，部分浅绿色锈蚀物为多晶形态的副氯铜矿（Cu2(OH)3Cl）[2]。杨小林和朱凤瀚都给出一枝完整箭的照片，后者还测绘了线图，但均未说明来源[3]。与四箭相应的腹内，均有相应的圆突（图二）。

鼋头伸出，尾露出盖缘，偏左，可能为雄性。四足粗壮，外露，趾明显，蹼厚，蹼爪底均有方形突出，长约15、高7毫米。

甲背中间纵布四行铭文，原因锈蚀覆盖，无法辨识，据X光成像（图三，1、2），采用1%浓度甲酸（CH3COOH）软化，以弱碱溶液中和其残留，再以机械除锈，并发现某些字口存有泥沙[4]。除锈后铭文显现，四行自右向左读（图四，1、2）。第一行七字，第六字洹的下半为一箭穿过，伤及右下一横，但字清晰可辨；第三行八字；第四行八字；第二行字数有九字和十字的不同看法；整篇铭文有三十二和三十三字的分别[5]。李学勤对鼋背铭文隶定如下[6]：

丙申，王于洹，隻（获）。

王射，射三，亡法（废）矢。

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乍（作）册

般，曰“奏于庸”。乍（作）毋宝。

对此铭的内涵和功用有诸多讨论[7]，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但诸家都认为字体属于晚商晚段类型，器铸于晚商。

2.台湾藏鼋

台湾一藏家也庋有一件作册般青铜鼋，和国家博物馆所藏堪为一对，或同属一组。虽满身裹锈蚀，且锈蚀相当严重，以致造成轻度残损，铭文和造型为锈蚀厚盖，但所观察到的一些信息，可补充国博所藏鼋所未公布者。

此鼋同样是俏生形象，作引颈爬行状，通高103、通长215、宽160毫米。头不长，上面和两侧有若干圈形纹，前端上侧有一对小眼，下侧的嘴前伸，长吻端头为鼻作嗅状，其一周有阴线勾勒以突出鼻，一对鼻孔清晰，头抬起略高于国博鼋（图五）。鼋盖不规则隆鼓，前端高、后端和两侧低，正中铸四行铭文，多不可辨。盖面同样中三枝箭，左肩同样中一支箭。箭的造型也相同，但顶端锈蚀严重，微残，其中左侧前面的一枝箭，比的左侧部分残缺，知端部纵贯槽（即比）深过国博鼋，达数毫米，右侧一箭情形相若（图六），肩部箭端则全部残缺，只有左侧后部的一支箭较完整，但锈蚀甚重，位置与国博鼋相同。盖沿下一周铸有阴线以突出盖，视若裂纹线。

侧腹向内弧收，侧壁各伸出两爪。四爪形状相似，上面厚实而下面中空，成为腹部中空的一部分。上腹足内近乎方折，肩内侧尚存部分泥芯，鼋头中也有泥芯，下腹双足向后，和尾形相近，若耳，但蹼内折，尾两侧也回折，除左后足内存些许泥芯外，其余泥芯皆被掏出，表面覆较厚锈（图七）。四足外侧底边均有长条状突出，是浇道残余（见图七）。足外表现出写实俏生，趾明显，以蹼联（图八）。

和国博鼋相同，腹内与四支箭相应位置具有圆突（图九），并按照箭的方向有所差异。肩部箭的圆突稍斜立，右边箭较垂直，圆突亦圆正，左后箭斜故圆突微斜，圆突均锈蚀严重。

此鼋X光成像效果较国博鼋略胜，不仅铭文清楚，四行铭文分别为七字、九字、八字和八字，共三十二字；也可确知鼋头中有泥芯，但芯撑位置不明，四足中空，除右后足根有一大气孔外，其他缺陷相较为少（图一〇）。

对比两件鼋，虽然造型高度一致，差别还是可明显辨识的，符合商周青铜器各自单独制作铸型铸造成器的格局。对比两鼋铭文，三、四行的“乍”以及“奏于庸”三字等，均有差别，也符合商周青铜器铭文单作的成例。

二、材料与铸造工艺

杨小林采用DX-95能谱仪，“根据不同锈蚀中的各种元素的特征电子结合能进行定性、半定量分析”，虽未详细介绍分析方法和步骤，但给出器物成分如下：83.77%铜，11.49%铅，4.37%锡和0.37%铁[8]，不明确究竟是鼋体抑或是某枝箭的成分，但其基本材质是高铅低锡青铜，在晚商青铜器中常见[9]。袁俊杰以为，“因为它是用来陈设的纪念物，器物本身并不需要多大的硬度，因此比青铜礼器的含铅量高、手感很沉，也是符合当时青铜成分的配比原则和铜质特点的。”此说颇含糊，当时的“配比原则”和“铜质特点”依然不明，以此说明非赝品缺乏力量。

晁福林认为甲上四只箭是完整的“弋”，镞射入，杆短，端部有比，长仅54毫米，过短。推测是“制作者为了铸造方便而将箭杆缩短，取其会意而已。此箭镞进入鼋体的部分作圆杆形，而没有锐利的镞锋，是因为这样便于插入鼋体之放（按：疑”故“字误植）而不致轻易滑落。” [10]颇迂曲。

确如朱凤瀚为代表的多家所言，鼋是俏生青铜器，铸造成形。虽然业已发表的资料没能着意表现其铸造工艺信息，但X光片还是反映了若干重要信息。首先是鼋的头中空，其中泥芯尚存，X光片上头中部的黑色不规则孔应该是头内泥芯的泥芯撑，可能因锈的遮盖无法看见；但鼋头较粗，X光片旨在显现铭文，便未能穿透鼋头，故而其中泥芯的结构不明。四足中空，底视图已清楚表现，其中泥芯已被去除干净，X光片表现出足根的四条纵向灰色阴影（见图三，1），说明足根部较薄，具体待考。

除头、足中空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鼋的内腔。在四足、头、尾这些外伸结构的内侧，均有规则形状的下凹，因位置关系，X光片中两足和尾部尤为明显，而且它们的泥芯和鼋腹芯一体，说明铸工非常强调铸件壁厚的一致性。这一技术思想非常符合金属凝固原理，是铸造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其工艺发明至少可以上溯到商早期的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并于中商阶段在南方铸铜作坊形成规范，广为流行，也对殷墟青铜器产生了影响并发生了技术选择的对峙[11]。所以，这件鼋的设计，可以窥见南方铸工工艺特色的印记。当然，形成鼋的空壳需要泥芯，而其形状颇为复杂，但其壁厚均匀，说明此芯与范定位准确。如此复杂的芯，需要芯盒翻制，而芯盒必然来自原模，这是南方壁厚均匀器铸造工艺的高难度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该器腹内的四个圆突，是同时铸接四只箭、为强化与箭结合的措施，四只箭无疑分别先铸。铸工考虑到鼋壁较薄（2～3毫米），恐在器成形过程中与箭铸接得不够牢靠，因此在设计上让内壁隆鼓如泡，使局部加厚，以确保牢固地铸接箭。这一工艺设计十分特别，在商代青铜器中颇为少见，但却不绝于缕。最早的案例是岐山贺家村墓出土的凤柱斝，不仅鋬采用具有南方工艺特色的铸铆式铸接，年代可上推到中商早期或早中期之交[12]。更值得重视的是，与腹部的三组扉棱相应的内壁均有一组突棱，与本鼋圆突一样，突棱是为牢固铸接扉棱的特殊工艺设计[13]。

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onian）收藏有一件商早期带盖壶（编号49.5），盖和颈部均有四道勾牙式透孔扉棱，扉棱先铸，因壁薄一扉棱穿出盖面，几乎酿成废品[14]，突棱式铸接即是吸收此类教训的改进。传出石门的一件卣，盖面的四道勾牙式扉棱、腹前后面中间的四道扉棱也是如此铸造，与淳化黑豆嘴墓出土的一件壶腹部扉棱饰一致[15]，而且石门卣盖钮的铸接和本文鼋四箭的手法完全一致，另外的实例是湘潭船形山出土的豕尊的盖钮[16]。可见，青铜鼋的铸造中包含了许多商代南方风格因素。上述几例可见南方作坊铸铜流播之广。其实，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出土的所谓四羊头权杖，羊头先铸，是以突棱式铸接形式成形的，年代可能早于殷墟，也是南方铸工某支的产品[17]。

青铜鼋因其铭文而更加珍贵，但也是分歧聚焦之所。裘锡圭以为铭文中“一” “三”两字都特别小，“是制铭文之模时后添的字。”并指出是将中四箭后之鼋送进庸徒工作之所铸造的。晁福林指出此说于甲骨文无据。李凯细审国博鼋的X光片，认为“一”属损毁而非铭文。袁俊杰对比各种图像后，发现“率”字前一字笔画为四横的“四” [18]。这些歧义都是原器锈蚀太重，除锈匆忙所致。台湾藏鼋的X光片较清楚，王字右下无“一”，“率”前一字文之很正，三横，当为“三”字。虽形略小，推测为制模时后添也无证据，否则前“射”与后“率”之间距超大，不合惯例。X光片上的铭文，笔画匀称、流畅，结构紧凑，所见笔画颜色深浅差别在于甲背不平。如此优美的铭文，阴文，正书，应该不像阮元（1764～1849）所猜想的在泥范或芯上以泥堆写再铸造的[19]。而是如安阳殷墟和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出土的铭文模那样，或者先书铭文，阴刻成铭文模，再用模翻制出铭文范块，并将之嵌在相应的泥芯部位铸造出来的[20]；或者更复杂一步，先刻祖模，次翻制模，再翻制铭文范块，将之嵌入芯或范。前者铭文模上有契刻痕迹，后者则没有。如此多工序，在中间或最后环节添字改字，均非想当然之易。

X光片说明国博鼋较台湾藏鼋的盖面有略多的气孔，尤其是前者的第一行铭文上，以“于”字左上气孔较大，其余均较小，这是铸造青铜常见的缺陷。

对于四足蹼下的突出，王冠英意为是支撑足[21]，但未说明何以如此。其实，这是铸造时浇道的残留，犹如岳阳鲂鱼山出土的青铜罍，圈足底沿有若干突出，但形状不够规则，确是浇道残迹；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出土的两只三足鸟尊（BRM1乙∶24、27），它们的足下也是如此[22]。

三、商代俏生器

偃师二里头文化开启的中原青铜时代，起初即以铸造青铜容器和工具、兵器为主导，未见俏生器。商早期的二里岗阶段，无论是郑州商城还是黄陂盘龙城，虽然器类大为增多，仍未见俏生器。据现有资料和研究，俏生器主要出现在商中期的南方，代表性的器物是醴陵狮形岭出土的象尊和湘潭船形山出土的豕尊。这些器物应当是南方铸铜作坊工匠的设计和产品，具有其自身工艺特色。然在武丁时期将工匠迁至殷墟，造就了殷墟早期青铜器的迅速繁荣[23]。虽然殷墟时期动物造型和动物装饰青铜器有一定的数量，但俏生器仍非常有限，此两件鼋十分难能可贵。

殷墟卜辞记载商王田猎频繁、征伐多有。斩杀敌人、获猎禽兽是其日常生活内容，但迄今未见俏生的或表现那些场面的青铜器甚或其他遗物。有鉴于此，这两件鼋均非寻常之品。如前所述，鼋生活在淮河之南，这两器形体不大，是否为鼋尚成问题。若果为鼋，当为南方贡品。捉而射之，王四射皆中，或具有节观效应。将之铸为庸器，且铸造多件，作为“汝宝”，岂不珍贵？若为鳖，相当普遍，何劳四箭？

董珊先以为制作庸器有“取象”和“取材”两种形式，后增加了一种“取器”，并指出“取象记功的方式也许相对少见”，另外两种实例较多[24]。“取象”之“取”意为选取，而“取材”和“取器”之“取”，意为“捕取”（《说文》），实际是索取材料，并非直接以“材” “器”记功，二者不同。庸器的内涵如何，也是需要廓清的问题。

如何表现俏生，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前述醴陵狮形岭象尊和湘潭船形山的豕尊，均作为容器，有流有盖，满身装饰和附饰，虎、鸟、夔和鳞自然都非俏生之处。此二鼋不具实际功用，头、背甲和足颇为俏生，但头无唇褶，盖面还不够大且无裙，背部亦无网纹和凹纹，腹侧内收不够亦无皱褶，尾过于粗壮，足上也无皱褶，均和实际有出入。至于是否属伸出盖沿的雄性，难以确定；而其鼻孔分列，或许说明不属于太湖流域的斑鼋种[25]。此外还需认识到，鼋没有腹甲，足和尾下边透空，腹的两侧直，足和尾的透空边缘方折，都与实际鼋差别较大。说明俏生也只是部分而已，此组铸工俏生的焦点在头、外轮廓和四箭。

裘锡圭考释铭文，认为“可能将捕获的身中四矢的鼋送进铸铜作坊，以仿铸铜鼋；……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铜鼋有铭文，需要史官撰写。”似乎王贶作册般鼋是要他起草铭文并送到作坊，要铸工据以铸器。这虽然是具有非凡想象力的见解，合乎情理，但却不出自铭文本身，也不见诸甲骨文和其他文献。李凯和袁俊杰将此器作为“记录”，据以详细讨论了商代田猎的程式和弋射方向，同属巧思[26]。

据四枝箭的先铸铸接，知鼋是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是中原青铜器生产的独占性工艺，因此不能如失蜡法铸造，可以就原形翻制模型，而是必须据以雕塑模型。迄今虽然在安阳发现若干处铸铜遗址，但却未发现完整的器模，故完整的模型究竟面相如何尚不确知，既往的说法均属猜测。虽然如此，参照现代铸造工业流程，铸造一件器物需先塑模，再翻制范、芯，才可组合成铸型，干透后方能进行浇注。其工艺流程首先涉及到设计稿（实物、理念、画稿）向实际模型的转译，这一转译靠具体铸工（或雕塑师，或模型工）完成，每个人对具体构造都有其理解、取舍、强调，何况还要涉及与铸造工艺相衔接的问题，因此，铸工能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原型和原意，是饶有趣味但却是不易获知的问题，期待更多的令人信服的个案研究。在这一层意义上看作册鼋，四只箭是否在原位，箭的方向、长短和结构与实际的出入等等，应该有较大的裕度。

在讨论作册鼋的铸造工艺时，特别指出箭的突棱式铸接具有南方铸铜的工艺传统，武丁征伐南方将南方铸工迁往殷墟，南方铸工将南方青铜风格及其铸造工艺一并带到殷墟，是殷墟早期铸铜突然繁荣的关键。经对殷墟早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外来的南方铸工和本土铸工存在矛盾，虽然鸟兽装饰和铸铆式铸接依然沿用，但外突内凹的壁厚均匀型设计则被排斥，只用于铸造部分动物形器或面具等，鼋四肢、头和尾的中空和壁厚一致的内凹，应该是其孑遗，但腹部圆突铸接箭，确是南方典型工艺的体现。据此，可以认为两件鼋（或者更多）是南方工匠的传人铸作的。他们的师傅或师祖见过鼋甚至吃过鼋，了解鼋的形态和结构，且稔熟南方铸铜工艺，于是有斯鼋之作。

按照董珊的解释，“奏于庸，作母宝”，是寝馗传达商王命令：“制庸器，作模型”，顺序倒为“作模型、制庸器”更顺畅。虽然若董珊讨论庸器所言，与纪念伐国之功相较，狩猎有得的“纪念意义实在小之又小” [27]。但从两件鼋本身看，确是认真之作，或许与俏生器有关。想见铸工制作出模型后，生动形象，众多珍爱，于是，本于此模型铸造了两个或多个器物，其中两个为今所见。

（作者：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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