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潮：如何做好考古发掘领队

田野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关键和考古学究的基础，一个好的田野考古发掘领队就是项目组织实施的灵魂。田野考古发掘领队的专业素养、动手能力、学术视野以及工作经验等，直接决定着田野工作能否到达预期目标、野外资料信息是否能科学完备地提取、项目后续的研究是否有更为广阔的空间等。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考古领队？一个好的考古领队需要什么样的素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应从整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理解。

一、百年中国考古的进步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仅有一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考古学与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等有过激烈的碰撞和整合，同时也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不断吸收、融合、创新，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考古工作。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期。这一时期，一些受过严格考古学或地质学训练的国外学者或传教士，如安特生、步达生、德日进等在中国进行了一些田野考古活动，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回国之后积极投身考古工作，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这一时期有4项考古工作尤为重要。

1921年，在征得中国政府农商部以及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后，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进行了为期30余天的发掘，之后很快就出版了《中华远古文化》的报告，提出了第一个中国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周口店遗址也是安特生最先发现，作为地质学家，他还提出了“马兰黄土”的命名。李济在《安阳》中评价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 [1]。安特生的工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阔的历史视野，也激发了国人对考古学的兴趣。以致于李济提出“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 [2]

1926年，由清华大学和美国佛利尔博物馆支持，李济对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工作。李济西阴村的发掘在安特生的基础上已有很大改进。他以2米见方划分探方分层进行发掘，严格按照三向座标采集遗物。这是我国田野考古中第一次采用探方发掘方法。因此，严文明先生认为西阴村发掘“标志着在田野考古工作向科学化方面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3]。李济自己讲“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时的中国虽未引起特别注意，却成就了我个人的名声——工作方法现代化的、兴趣超越历史时代界限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 [4]。西阴村发掘使李济从人类学转移到考古学方面，并在两年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从而成为了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领袖。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多次协商，签订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正式对周口店遗址有计划地发掘，开启了第一个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在其合作发掘协议中约定的诸多事项，都为后来的涉外考古基本原则和准则奠定了基础。后来中国考古的诸多国际合作原则都是周口店发掘时期成形确立的。如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所有、考古报告必须首先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要求等。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工作在《中国古生物志》上的发表，也使中国地质学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自然科学。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当年10月派董作宾到安阳殷墟进行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组织实施的考古工作。殷墟的考古发掘一开始主要受历史学（传统金石学）的影响，董作宾发掘的主要目标是找甲骨文。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由李济主持，完全采用了西方的科学考古方法，后来梁思永参与组织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规范。从殷墟发掘的实施情况看，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就具有鲜明的历史学特征，主要目的是寻找中国历史的源头。李济、梁思永两位先生具有考古学的知识背景，很好地利用地层学理论指导田野考古发掘活动。梁思永关于后岗三叠层的报告和论文,首次建立了仰韶、龙山与殷商“三叠层”的年代顺序,明确了殷商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时间坐标地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邹衡先生评价说：“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考古学基本上就是从早年殷墟发掘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科学。” [5]

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发掘的一些规程，包括考古工作的关键主导人梁思永、夏鼐、郭宝钧的考古理念等，都是安阳殷墟发掘方法体系的完善与延续。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不论是裴文中、贾兰坡还是杨钟健，都受到了周口店考古模式的强烈影响。贾兰坡、黄慰文的《周口店发掘记》、胡厚宣的《殷墟发掘》都详细记录了周口店和殷墟考古工作的肇始。另外，1921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裘善元主持的河北钜鹿古城[6]、1929年北京大学马衡主持的河北燕下都遗址、1930年中央研究院吴金鼎主持的山东城子崖、1933年北平研究院徐旭生主持的陕西宝鸡斗鸡台、1936年浙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主持的浙江良渚等考古发掘工作，在早期中国考古学进程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一书中，系统地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做了详细梳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缘起和早期发展状况。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195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成立考古研究所，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首先恢复了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由郭宝钧主持发掘殷墟武官村大墓。1950年到1952年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任副团长又前往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等进行考古发掘。当时考古研究所12名人员全员出动，是安阳殷墟之外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工作。辉县考古发掘，不仅在考古技术领域有新的突破，对后来考古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内考古学家屈指可数，面对国家“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经济建设任务要求，能胜任考古发掘的专业力量极端缺乏。基于此，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从1952年至1955年，面向全国连续组织举办了四期考古人员培训班，培养了341名考古人员。考古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于三个方面，主要是在各省从事文化文物的工作人员和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一些学生，此外，还从各地选拔一批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年轻人。训练班在短时间内向学员们讲解一系列的考古学基本知识，同时与田野考古实习相结合，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提高考古技能水平。实习集中在当时建设任务量大的河南郑州、洛阳和陕西西安，在郑州主要是发掘遗址，洛阳除遗址外主要发掘两周到汉魏时期的古代墓葬，在陕西则发掘了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灞桥的汉唐墓葬。这些结业的学员初步缓解了各地生产建设急需的考古发掘人员，有不少人也成为了各地文物考古事业的骨干力量和领导人。

从国家“一五”期间开始，西安、洛阳、郑州、长沙等中心城市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等先生都曾分别在这些地方主持考古工作，并随之出版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报告。比如《西安半坡——原始社会公社聚落遗址》，考古项目主持人石兴邦先生对半坡遗址发现遗迹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结合民族志的资料，分析了半坡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认为半坡遗址是一处母系氏族社会的仰韶文化聚落。石兴邦先生或可以称为我国最早开展史前“聚落形态”的考古学家。

此外，郑州二里冈遗址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存，《郑州二里冈》报告根据遗存的层位关系，将二里冈发现的商文化分为二里冈下层文化和二里冈上层文化，对于夏商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洛阳烧沟汉墓》两部考古报告，对洛阳地区两周文化、汉墓分期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还有《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西安郊区隋唐墓》等一系列考古学报告的出版，反映了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大体状况，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建立了框架体系和行业学术范式。

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至2015年的考古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建设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队伍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前面讲到的考古训练班培养的人员还留在考古行业的已成为骨干，加上1966年前仅有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三所高校设有考古专业（1954年后一度称为“考古专门化”），其他个别高校仅有考古教研室或考古通论课程，而没有专门的考古专业，更无相关科班学生的培养。1972年，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恢复考古专业招生。自这一年起，四川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也先后设立考古专业并招收学生，但各校之间存在考古教学力量、实习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培养的专业人员也远不能胜任当时经济发展对考古专业人才队伍的需求。

为了更快地适应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提高考古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国家文物局决定再次举办“考古骨干训练班”。1984年9月起在山东兖州、河南郑州、湖北宜昌等地，连续用了十年时间举办了九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培训了300多名考古发掘的领队人员。各省市也结合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计划地安排了一系列考古培训，提高了基层文博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这些都为各地做好大规模基本建设考古，做了必要的考古专业人员及技术准备。

为了进一步规范考古工作管理，在组织大规模田野考古领队培训前，国家文物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1982年）以及《田野考古工作过程》（1984年）等规范性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考古工作手册》。从法规和技术层面上明确了对考古领队田野发掘组织、资料整理、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田野考古领队工作进一步走向制度化。

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时间里，我们绝大部分的考古工作是伴随基本建设项目而进行，同时也开展了大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研究工作。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

1.配合大规模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组织协调与有效实施。除各地城市化、城镇化建设外，大型项目如三峡水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以及多地区的公路、铁路建设，其任何一项工程建设影响的文物保护数量和考古发掘面积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在工程设计之初从1992年起，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30多家考古机构300多名工作者，历时三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完成 “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在三峡工程实施之前，人们所知的文物点仅有40多处，通过调查共发现的文物考古遗址多达两千余处。按照淹没区175米水位线的设计，需实施抢救性保护发掘的就有1200多处。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70多家考古机构，开展了近十年的抢救性考古工作，对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演变及区域考古学谱系等基本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2.在坚持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同时，始终保持对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高度敏感性。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与配合基本建设密切相关。除前面提到的西安半坡遗址外，在山西侯马配合建设工程发现了东周城址、古代盟书、铸铜陶范等遗迹，促进了晋文化的研究。1951年到1956年夏鼐带队配合长沙的基建工程，发掘了540多座东周楚墓，此后又有信阳长台观楚墓、江陵楚墓、当阳楚墓、淅川下寺楚墓以及楚郢都纪南城、大冶铜绿山古矿业遗址等发现，使楚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83年为配合河南首阳电厂建设发现偃师商城遗址，这一发现无疑对夏商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城市考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组织的一项重大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旨在通过考古学方法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形成、发展的历史演化进程。此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推进了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建立，而且这项同样为国家工程的项目在研究方法上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和科技考古的发展，从而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基础和借鉴。配合城市建设开展的城市考古推动了历史城市考古学研究。像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扬州、广州等城市的古代城址，大都被现代的城市所叠压，考古学家通过长期艰苦的田野工作，将零散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为我们拼接起这些城市辉煌的历史图景。

4.建立了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等学科门类。通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从事水下、航空考古方面专门研究机构，形成了立体式、海陆空一体化的考古模式。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发掘、南海I号整体打捞、沿海及南海诸岛重点海域水下考古调查等一系列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统筹全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青岛设有北海基地，广东设有阳江基地，水下考古事业不断开拓新的发展局面。从90年代开始我们与德国相关机构合作发展航空考古事业，在国家博物馆设立航空考古中心，开展了赤峰、洛阳、西安、临淄等地航空遥感考古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5.多学科方法使考古学信息获取、文物保护和研究解读能力得到提升。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拍摄技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等现代化信息获取技术应用于考古调查、测绘，显著提升地理与环境信息采集的科学化、便捷化水平。考古工地信息数字化采集系统为考古数据的全面系统采集、科学管理和后期分析提供了支持。考古现场保护技术提升， “考古现场移动实验室”列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移动实验车在重要考古现场配置比例越来越多，河南东赵遗址、陕西石峁遗址考古移动工作站的建立，等等，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现场科技保护的综合能力。

第四个阶段是2016年以来中国考古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积极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实施，同时，设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2035年）》，积极推动各地文物部门、考古机构和高校，策划、凝练成型“夏文化研究”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新石器时代）”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 “甘肃吐谷浑墓葬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11项重大考古项目。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山西碧村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西藏玛不错遗址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发现，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翔实、更具信服力的实物证据。

与此同时，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持续增长，“十三五”时期全国共开展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3945项，发掘面积多达325.6万平方米。在土地开发建设中“先考古后出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冬奥会场馆、高速公路铁路、重大水利设施等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考古工作及时全面开展，广大的考古工作者为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障“京津冀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水下考古蓬勃发展，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南海一号保护发掘、中日甲午黄海海战遗迹考古调查（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等水下考古项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基础上组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设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南海基地，与沿海（内水）主要省份加强协作，初步建立起“立足沿海，兼顾内水，依托中央，调动地方”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我国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我国考古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主题，积极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合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访问期间，亲自接见在当地的我国考古队员代表，高度评价了中乌合作考古，极大地鼓舞了考古工作者的士气。2016年至2019年我国国内32家各类机构前后赴国外开展涉外考古调查发掘项目36项，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21个国家和地区。合作考古及专题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族群迁徙与交融等。在“走出去”的同时，我国学者还结合史前文明、聚落考古、古代手工业等重要课题，吸纳国外机构、学者开展合作，许多研究成果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二、中国考古工作的成就与基本经验

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是在学科建设、研究领域、学术视野，还是在考古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主要西方国家开始制订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洲和中东地区不少国家也开始制订自己的古物保护法。我国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大体到1935年前后，逐渐建立文物保存、保护的法规体系，其中对如何进行采集、调查、考古发掘等工作都做出了基本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政务院就发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和《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此后，还专门就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等颁布专门规定。1961年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对考古发掘做出了系统的规定。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以及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1991年），明确了考古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国家文物局依据法律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形成以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为龙头、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为骨干、地市级考古研究机构为补充的考古队伍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在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考古研究机构，在人员构成、业务能力、研究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带头作用。省级考古研究机构则是骨干力量，如陕西、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四川、新疆等，是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主力，不少重要的考古项目都是由省级考古研究所（院）来实施的。地市级考古研究机构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很多地市级机构都有很强的实力和研究能力，一些已经成为区域考古的核心力量。目前全国具备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已达到91个。国家文物局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努力壮大国内现有机构的人员力量。

第三，构成较完备的考古专业人才教育体系。中国考古学体系化教育，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目前已形成包括考古专业基础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田野考古实习培训为主线的专业人才教育体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学校产生过模式化的影响，但很多高校也努力地结合自身学术传统和地域优势特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教育体系，如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代表，受很强的人类学传统影响；四川大学的西南考古、西藏考古，西北大学的西部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吉林大学的东北亚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等。从学术视野出发，各校也在努力增设国外考古课程，或邀请国外考古学家举办世界考古专题讲座等，努力完善中国的考古专业教育体系。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调整为一级学科后，目前设立考古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47家。

第四，已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发掘保护技术规范体系。根据我国独特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大面积的黄土堆积、西北干旱沙漠、南方地区多水等不同的埋藏优势，我国考古工作在西方考古技术原有基础上，结合各地埋藏条件，在长期的田野考古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套适应不同地区环境的发掘技术规范。这些集中反映在我国考古行业技术规范文献中，如《考古工作手册》（1982）、《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1984）、《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等。完善的考古发掘程序方法，对野外作业技术要求、采集与取样要点、记录要点、库房管理要点、资料整理要点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尤其是考古类型学、地层学在实际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广泛创造性应用，渐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田野考古发掘保护技术体系。

第五，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框架体系。在“区系类型学”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丰富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逐步建立了中国广大地区的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贡献。绝大多数地区和省份，从旧石器到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演进谱系已经基本清晰。目前各地区开展的考古任务除完善已有的时空框架体系外，更多地转向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演变、文化交流与互动，不断地从单纯区分文化之间的早晚序列，过渡到探寻区域间文化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形成途径。过去有文化西来说、文化南来说等，今天我们已有充分的考古学资料和学术自信，把这些推论置于中国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内，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求得更加客观科学的论断。

第六，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日趋完善。老一辈考古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摩尔根社会进化的理论，来探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不少结论今天看似乎有再商讨的必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入是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不断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新的理论发展成就，也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在学科体系上，中国考古学在区系类型基础上更加重视专题、专项研究，关注社会变化、文明演进、人群迁移、意识形态等深层次问题。自然科学引入、技术方法创新到科技考古分支的发展，科技考古已成为推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

第七，树立了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是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的信念。世界各国都有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但像我国这样主要由考古专业研究机构来负责的并不是主流，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是由市场化的专门公司来承担。在我国考古学界已形成基本的行业共识，认为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抢救文化遗产的社会责任，更是考古学研究与发展的历史机遇。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学家就义不容辞地投入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中，许多考古学的热点、难点问题或都是通过在基本建设考古中解决或取得重大突破。大型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成绩斐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或是构成了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第八，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更加凸显。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因此，中外合作考古从中国现代考古产生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同样也经历了百年历程。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合作考古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考古国际合作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起初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考古机构申请来我国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或专题研究，但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是我国考古机构在“走出去”的同时，还主动邀请国际著名考古机构或专家来华开展合作研究。中国许多重要考古和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如陕西石峁遗址入选美国考古学会评选的过去十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此外，一批国外考古学名著被翻译引进，如伦福儒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等，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第九，考古学从单一的学术科学研究到更加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更加关注与社会公众的成果分享。考古工作是一项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工作。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更加重视融入社会发展，积极吸收运用新理念和新手段开展公众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央视合作策划的《考古进行时》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体验馆受到成都市民的欢迎。考古专业机构举办的考古夏令营在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的考古知识发挥了积极影响。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得到了社会关注。不少的考古发掘报告既是行业内的专业报告，也是与社会公众分享成果的重要形式。各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定期向公众开放，分享考古成果渐渐成为常态化。

三、考古项目负责人的制度与基本要求

在社会更加关注考古学，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应该怎么做，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应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完成好每一项考古研究项目，负责田野考古发掘的领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考古与研究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发致贺信，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我们深感激动，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的重大。在今天任何一项考古发现、任何一个考古遗址保护状况、任何一件考古事件都会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热点，社会关注度越高对考古项目负责人的要求也会更多、更高。

田野考古实施项目负责人制是考古工作的特征、性质所决定的，是世界各国考古工作组织实施的共同特点。如周口店遗址发掘中，项目负责人步达生去世后，中美双方共同协商从世界范围内选择最优秀的学者来主持发掘，最后选定德国的魏敦瑞主持发掘工作，可见对项目负责人重视程度。从石璋如《考古学方法的改革者梁思永先生》一文里，我们也同样看到当年殷墟发掘对项目领队的培养。当时参加发掘的一些年轻考古工作人员，经过几年的实际发掘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年轻人缺乏实践机会，考古队就有意在遗址旁边选择一些重要的发掘点，设立支队或分领队，让这些年轻人去负责。

我国将考古项目负责人作为一项制度，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明确写入法规，“考古发掘单位和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人员资格，由国家文物局认定，并颁发证书”。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更加清楚表述为，“考古发掘项目实行领队负责制”，201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考古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关于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或项目负责人，《考古管理办法》要求考古领队或项目负责人应是“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取得中级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两年以上；具有独立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能力，胜任《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定的领队职责，能组织考古发掘报告编写；作为组织者之一或主要参加者，完成过一项以上较为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执笔完成年度报告或主要成员参与完成中型考古报告；在组织和实施考古发掘过程中，熟悉考古学某一领域前沿问题，能根据学科发展趋势选定并研究有一定价值的课题，撰写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的考古专业人员。

基于以上法律法规要求和我国考古工作实践，我们认为考古项目领队应该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素养。

一是要有较高的学术素养。领队必须具有课题意识，了解学科发展的趋势。既要将学术课题要求设计到发掘计划之中，又能将发掘的对象置于科学研究的目标和背景之下。能够从整体的学术角度，保持对具体问题的敏锐洞察，尤其是面对具体的发掘对象时，要做前期的学术准备，由点及面（小到整个遗址单位，大至整个区域或前后相当长的时间段）。因此，领队应兼具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一项考古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是要熟悉田野考古各类技术。熟练掌握传统的发掘、勘探技术以及地层学、类型学等，熟悉《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的基本规定，通晓现代科技手段和技术方法，最大限度提升发掘单位面积的信息量。提高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了解考古技术的基本原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才能熟练调用相关技术力量。这些都是保证考古发掘质量的关键要素。

三是要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与协作意识。考古工作是一个和不同的部门、不同阶层人群打交道的工作，要具有外交家的才能，善于与各方沟通，能真诚、客观且灵活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要完成一项考古任务，团队需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和人才参加，具有“集团化”合作的特点。同时，今天很多考古项目常常也是由不同的机构和单位人员组成，需要团队成员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尊重，避免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因此，领队除了驾驭和管理能力外，协作意识也同样至关重要。

四是要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更要有“不怕苦”的敬业精神。田野考古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学术和事业的奉献和“毕其功于一生”精神。1985年夏鼐曾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做了“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虽然现在考古工作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也不主张“不必要的自苦”，但不怕苦的精神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特别是面对今天社会的各种诱惑，如果没有一种信念是不可能在这个考古行当“混下去的”。现在一些考古项目的领队蹲不下来，甚至作挂名的领队或者把工地交给技工，这是最要不得的。

五是要立足岗位强化能力建设。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和专业人员需求的差异，国家文物局在考古项目负责人认定中也尝试分级和差异化管理。对于国家级和文物大省考古所的领队，强调要有比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具备承担重大考古项目和学术课题的能力。一般省级考古所和地市级考古所的领队，承担大量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任务，强调需具备过硬的田野考古能力，重要的任务是把发掘做清楚、把考古发掘报告写出来，在研究方面强调有一定能力进行所在区域某一领域考古学研究工作。高校的领队肩负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学术研究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关键是田野考古技术水平和现代技术掌握程度，强调在田野发掘方面也要具备较高的水平和理论研究能力，能够把考古发掘现象做明白，向学生讲清楚，要具有田野考古理论方法研究、探索的能力。

总而言之，考古领队绝不是一个“工头”，也绝不是领导式的“队长”，他必须是一个考古科研项目的负责人，负责统筹学术、技术与团队管理。发掘是考古学和一切与考古学相关工作的基础，是学术研究、保护、展示和服务社会的起点。领队就是考古发掘的灵魂，他必须充分认识到理论方法、科技手段与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并能最大限度的获取考古工作的信息。今天的发掘已不同于个人兴趣爱好和探险，也已超出了一般意义的考古学研究范畴，既包括了考古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也要关系到出土文物和遗址的后续保护及展示利用和资料共享问题。

为此，考古领队要转变观念，不断深化学术，完善自身知识结构体系，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和负责的态度，努力将发掘信息最大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并将考古学术转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工作的有力支撑，这也是考古领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附记：本文根据2021年4月2日在“2021年度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岗前培训班”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作者：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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