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自青海发源，流经云南、西藏、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至上海汇入东海，全长58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该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量充沛，是农业发明较早、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过考古工作者60年的辛勤耕耘，已经确定，距今5000～4300年前，以浙江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已率先进入了王国文明阶段。那么以湖北、湖南为重点的长江中游地区，地理条件并不亚于下游，情况又是如何呢？

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工作虽然起步略晚，但经过半个世纪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基本上厘清了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对此，张绪球^[1]、孟华平^[2]、何介钧^[3]、张弛^[4]、郭立新^[5]、郭伟民^[6]、刘俊男^[7]、何驽^[8]等学者均有专著论述，证实与良渚文化基本同时或略晚，长江中游地区从屈家岭文化开始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古国”（酋邦）发展到王国阶段。

这种变化，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聚落分化日益严重， 设防的城和壕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起建造的城达15处之多，有石首走马岭城、公安鸡叫城、荆州阴湘城、天门石家河城、澧县鸡叫城、天门笑城、荆门马家垸城、应城门板湾城、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应城陶家湖城、孝感叶家庙城、大悟土城、安陆王古留城、公安青河城、黄陂张西湾城等。城址的面积有几万平方米、十几万平方米、几十万平方米，应有尽有，最大的是石家河城址（图一），南北1200米、东西1000米，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少数如石首走马岭城、公安鸡叫城是单纯的屈家岭文化城址， 多数则是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甚至像荆州阴湘城从屈家岭到商周， 天门笑城从屈家岭晚期到春秋时期^[9]。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前年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城址^[10]。

这些城，不仅有垒砌夯筑的城墙、宽深的壕沟，面积较一般聚落大得多，而且已有明显的功能区分， 石家河城在其最发达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城内谭家岭是居住区，三房湾有手工业作坊区，邓家湾、肖家屋脊是祭祀区和墓葬区。在城外，西城外的印信台也发掘岀了祭坛等遗迹， 罗家柏岭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迹。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谭家岭又成了以瓮棺葬为主的墓葬区^[11]。

祭祀遗存多有发现。邓家湾城内在不足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两个土台， 一个有烧过的石头、骨头、石斧和彩陶杯；另一个有两层红烧土面和柱洞及烧过的木柱痕迹，显然系祭台。在两个土台的北面发现有扣碗和盖鼎及小孩骨架；南面多见筒形罐残片，筒形罐有细筒形罐、粗筒形罐和带乳钉筒形罐，三者往往套接在一起，下面是粗筒形罐，中间是乳钉筒形罐，上面是细筒形罐。邓家湾出筒形罐的地点有15处之多， 集中出土的有5处。这种筒形罐，邓家湾考古报告作者和许多学者认为是“祖神”形象，实际使用时应为竖置，发现时多横置，可能是举行祭拜仪式后用土掩埋所致。我同意这种形制特异的筒形罐可能是“祖神”形象的推断，它们或许是民众在特定的节庆仪式上举行膜拜祭祀的对象。

到石家河文化阶段，情况有所变化。还是在邓家湾，祭祀遗迹被平整为祭祀场地，在场地上发现有成排的套缸和小形陶偶及动物陶塑，套缸占地面积大，因为扰动和破坏，被分割为数片，最大的一片长约20米。套缸发现数量之巨令人惊叹！ 摆放整齐的陶缸，比较完整的就有120多件，如果将破碎的计算在内，足有数百件（图二）。陶缸上有的有刻画符号，达十多种，有镰刀、杯子和号角等的形象（图三）。杯子的形象和挖出来的红陶杯没有区别，但在这里，这种红陶杯有成千上万个，像这样集中而又面积广大的祭祀场面， 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很少发现，地点虽在城外，但和石家河古城有密切内在联系的肖家屋脊，所发现的祭祀场面积和文物数量都不能和邓家湾相比，显然，邓家湾是具有都城规模的石家河古城中最重要最神圣的祭祀圣地。与陶缸、陶杯一起出土的是数量惊人的陶偶和动物陶塑（图四）。正像严文明先生在《邓家湾》考古报告序言中所言，陶偶出土“数以百计，姿态各异。绝大多数头戴浅檐帽，身着细衣长袍，也有不戴帽和露胳膊露腿的。一般头后绾髻，耳、鼻明显，眼、嘴等部位往往被忽略。有的叉腿站立，有的举腿起步，有的挥手抬足做舞蹈状。而绝大多数为跪坐抱鱼式： 双膝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显得端庄而虔诚，像是在上祭的样子”。陶塑动物的种类甚多，可辨别出的“家畜有狗、绵羊、山羊和猪，野兽有大象、猴、兔、狐狸，家禽有鸡，飞禽有雉、猫头鹰、短尾鸟、宽长尾鸟和分叉长尾鸟等。水族有龟鳖类和鱼类。其中以狗、大象、鸡和长尾鸟的数量最多”。严文明先生认为：“综合邓家湾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宗教性遗存， 可能是反映一种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大批陶缸或陶臼摆放在那里， 虽然不是实际用来盛放食物（粮食或米酒）或舂米的， 却可能是在重大的祭典中代表丰盛的粮食收获和加工场面， 陶缸上刻画的镰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陶缸上刻画的杯子和遗址中成百上千的红陶杯可能是一种祭具， 而大量的陶塑动物则可能是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那些抱鱼跪坐的陶偶可能是代表祭祀者的形象的， 他们那种端庄肃穆和虔诚奉献的神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做舞蹈等各种动作的陶偶完全是另一种表情，可能表现庆贺的场面。可以想象， 这种庆贺丰收的大典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举行的。因为至今在上千处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 还只有石家河古城中的邓家湾和城外边的肖家屋脊发现过这样的遗迹， 而邓家湾的规模和内容都要超过肖家屋脊。可见这种宗教性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 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

邓家湾、肖家屋脊当年发掘时，我没有到过现场，但西城墙外印信台的发掘我是参观过的。这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一处祭祀场所，记得在不少于4处、略高于当时地面的土台上，靠边缘的地方有几处放置着扣碗的陶罐，应是盛放祭品的器具；再靠下围绕土台是一圈横置的套缸，蜿蜒几十米长，缸的上部多有直行或斜行的绳纹、篮纹，有的有刻画符号，和邓家湾所见者略同。这些套缸当时应是半埋于地面下的，刻有符号的一面朝上，在土台上举行仪式活动的人应可以看得见。至于套缸上刻画符号的意义，多认为是祭祀时供品的象征，我也请教过对此有过研究的何驽，他也是这个看法。考虑到动物禽鸟陶塑都可能与祭品或祭者有关，再用刻符表示似乎就有点多余。我想这是否参加祭礼仪式的不同家族成员的一种表示，甚或可以径直称为最早的“族徽”？

石家河城址内外相关遗址点发掘出来的房址不多，但灰坑数量不少，以邓家湾为例，有屈家岭文化灰坑50个、石家河文化灰坑63个，基本呈圆形和椭圆形，有的可见挖掘时留下的工具痕迹。这些灰坑， 形制大多比较规整，不会全是随手抛弃垃圾的设施，虽然限于发掘时的条件， 未能分析灰坑堆积中有无谷物遗留的痕迹， 但其中应有很大数量或者大部分是储藏粮食的窖穴。

墓葬作为聚落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分化也是社会发生分化的反映。石家河古城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多有发现， 有土坑竖穴墓也有瓮棺葬。邓家湾发现土坑竖穴墓52座，其中有的有二层台，“墓坑一般长180厘米、宽60～80厘米， 最大的墓坑长320厘米、宽125厘米， 最小的墓坑长126厘米、宽44厘米”。多数无葬具，只有两三座发现有木棺痕迹。“有十七座无随葬品或未见随葬品，其余三十五座墓有随葬品。每座墓随葬品的数量多寡差别较大，少的只有一件，多的达四十三件……多为陶容器。石家河文化土坑竖穴墓43座，中有二层台者5座，有木质葬具痕迹者1座；8座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最少1件，多的如M32(图五)，它有陶器50 件、石锛1件，有的除陶器外，也有随葬一件或两件猪颌骨的。肖家屋脊发现的墓葬与邓家湾相像，也是分化明显。”^[12]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现兵器类标本不多，给人以军权观念比较淡薄的印象，但肖家屋脊遗址H357出土的武士执钺刻画图像（图六），却使人有了新的解读，在同参加过石家河遗址发掘的湖北考古所所长方勤的交谈中， 他认为这件刻画图像表现的正是一位掌握军权的首领， 但他头上歧出的一条带旋线，则可能表示他和上天是可以沟通的，或者说是受神的支配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可以支持。

我在2010年“新密聚落考古研讨会”上就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曾提出9条参考标准^[13]，以此来衡量石家河文化发展程度：

1.聚落分化明显，大型、特大型聚落已经出现；

2.大型、特大型聚落周围出现了设防的壕沟和城墙；

3.虽未发现特设墓地，但出现了大、中、小等级墓葬的分化；

4. 虽未发现专门手工业作坊， 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塑、陶偶表明专门烧制场所的存在；

5.大量挖掘规整的灰坑的发现，表明专门储藏粮食的仓储设施的存在；

6.出现了邓家湾、肖家屋脊那样的大型宗教祭祀中心；

7. 出现了象征专用兵器的首长执钺刻画图像；

8. 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和寓意的刻符或曰“原始文字”；

9.“神人雕像玉器”的广泛发现，表明具有了共同信奉的最高神祇。

总之， 全面观察分析， 公元前2600~前2300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 在此前屈家岭文化（B.C3200~B.C2600）的基础上，长江中游地区已由酋邦(古国)演进到了王国阶段。

这里有必要提及“后石家河文化”的问题^[14]。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300～4000年，与黄河中游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基本同时。这个时期正是文献所记中原的尧、舜、禹南伐三苗的时代，在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明显可以看到河南龙山文化尤其是煤山类型的影响。在陶器组合、器型、花纹方面均有所反映，有些器物简直难分彼此，以至于有学者主张予以新的命名，或至少另立一个新的类型。迄今所知，有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的，有称之为三房湾文化的，有称之为肖家屋脊文化的，也有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石板巷子类型的，不一而足。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定。但这种变化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导致了石家河文化谱系的彻底改变？ 我觉得尚需冷静分析。虽然限于条件我们没有对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单位做过统计分析，但仅从观察上来说，后石家河文化中原石家河文化因素并未彻底消失，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因素也未全部取而代之，即从后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器来看，谭家岭瓮棺葬新近出土的鹰纹牌饰、凤纹透雕牌饰、虎脸座双鹰牌饰、连体双人头像、玉鹰、玉神人头像、玉人头像、玉蝉、玉虎虎头纹玉管、双头虎玉冠饰等玉器（图七），其题材、造型和凸阳纹作风，基本不见于河南龙山文化，目前我们虽不敢说一定是当地制作，但肯定不是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由此可知，后石家河文化较石家河文化虽确有变化，但石家河文化的主体似乎仍在延续发展， 其居民主要仍是三苗族众，其中可能会有来自中原的人，即使是作为征服者， 也没有彻底改变原有的面貌和血统。这种情况似乎和“夷羿代夏”暂时推翻了夏人政权一样，但因是“因夏人以代夏政”，居民主体仍是夏人， 真正的夷人只是少数，表现在文化上，虽然新砦类型遗存对河南龙山文化有变革的一面， 但继承发展仍是主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大城经新砦期遗存到二里头文化虽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三个阶段都还是夏文化。由此推断，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虽受到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强力冲击，但石家河文化传统仍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随着夏、商文化的大举南进，长江中游地区以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主体的当地文化传统才走向式微并最终消失。

注释：

[1]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

[2]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年。

[3]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4]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 年。

[5]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6]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与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 年。

[7]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 年。

[8]何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北京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2001 年。

[9]方勤：《“三苗”与“南土”———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2016 年；又参见注[7]《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第207 页表3—2，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壕聚落一览表。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湖北重要考古新发现解读》第025 谭家岭遗址，《江汉考古》增刊，2016 年10 月。

[1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院共同组成的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2]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院共同组成的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2010 年。后收入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4]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 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注：本文刊登于《华夏文明》2017年第7期，经期刊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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