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逻辑
摘要：在苏联模式形成之前，还有一条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呈现出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而他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则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了，即既正视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根据特殊的情况选择特殊的道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又遵循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强调落后国家发展并赶超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以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执政党的高度现代文明素养推进国家现代化。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或因没被了解或因没被正确理解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列宁埋下了苏联模式失败的种子，从否定苏联模式或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把苏联模式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苏联模式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有一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应当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删除；如此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从反面说明一个问题，即今天仍需要正确认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列宁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和初衷，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列宁开创的新路及其与苏联模式的区别、深刻把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不断创新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启示。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掌握了政权，取得了引导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前提。但是，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国首先胜利，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环境和条件都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先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这些新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容易引起疑虑和非议。列宁思考和探索了这些问题，也回应了各种非难和质疑。 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形势下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当时主客观历史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列宁说“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1-1]一战爆发后，世界形势、第二国际情况、参战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危机频发，最后名存实亡。本来处于弱势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提出结束战争、分给农民土地等主张而得到人民拥护，还通过民主斗争逐步赢得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地方苏维埃的多数，最后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革命胜利。 十月革命是已经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无论是对俄国历史发展还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是，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指责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他们认为，俄国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在不够发达的俄国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注定发生危机，注定要失败。 列宁批评他们行动上怯懦，理论上迂腐，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词句当成金科玉律，把个别结论当成万古不易的公式，拘泥于所谓马克思的“西方固定道路”，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2]。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俄国实际，根据时势造成的合力和力量对比，判断要不要革命、怎样革命，从而不失时机地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和俄国一些理论家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高度发达而社会基本矛盾不可克服、出现严重社会危机时，无产阶级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进而实行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1-1]。（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在于在现代文明水平不高的时候先夺取了政权。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1-3]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列宁预计：“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4] 列宁的这个思想创新度极高，极为深刻。其含义：一是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即在现代文明水平比较低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二是强调十月革命只是“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颠倒一下，而不是要跳过或取消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三是强调要利用已经取得的前提条件补上现代文明发展的课，并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才能取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四是预见到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发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强调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不能像那些理论家那样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否定苏维埃俄国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又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忽视或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 列宁正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高度开创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是否深刻理解并在实践中始终贯彻落实列宁的理论逻辑，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得失成败特别是苏联模式失败的最深层原因。今天，我们仍然要深刻反思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否始终坚持了这个理论逻辑。 苏俄先革命后建设，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社会主义建设又因其特殊性而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列宁深知“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2-1]。他把开创社会主义新路比喻为“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1-5]，强调只能从实际出发开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俄国的现代文明水平低。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经济文化落后、专制传统深厚的小农经济大国，“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1-6]。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且遭到战争严重破坏。列宁说它是“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3-1]，“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7]。这种落后首先表现为物质文明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农村中占绝对优势并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其次表现为文化落后，工农阶级中文盲众多，整个国家仍处于“不文明状态”。这种文明落后状态不仅远离社会主义，而且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进程。 苏俄一国单独建设难。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把苏维埃俄国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共同胜利”。1918-1923年，欧洲一些国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期不远，因而提出了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设想，并为此建立了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即共产国际。可是，欧洲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西欧资本主义局势稳定，列宁预计的俄国革命开始由德英法继续完成的世界革命前景并没有出现，苏维埃俄国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势力联合颠覆、征服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晚年十分忧虑：“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1-8经过对一战后东西方革命形势的分析，列宁对社会主义胜利满怀信心。他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然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1-9]俄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未曾预料的新问题。 现实危机和问题严重。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刚开始探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军的叛乱就使“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苏俄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严禁自由贸易、国家垄断外贸、统一供应消费品、推行实物经济、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制”等。这个政策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一切资源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却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困苦不堪。到1920年秋后，继续实施这个政策加重了战后病态综合症，（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引发了全面危机，严重威胁到俄共(布)的执政地位。严酷的现实引起了列宁的反思。他接待来访者，进行调查研究，重新认识俄国国情，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10]。俄共(布)十大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可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性就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普遍不适应新国家新社会建设。 这些现实情况显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反差极大。在苏俄特殊的国内外条件下，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和思想材料。 列宁认为，苏俄首要的是化解国家和社会危机，使新生国家能够自救并且坚持下去，而且逐步展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和光明前景。列宁为解决这个全新的难题而殚精竭虑，思考和探索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提出了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的自救措施和战略策略。 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世情、国情和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刻认识到苏俄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1-11]，不能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不能只“关心”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1-12]，不能用“直接”“强攻”的方式。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列宁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1-6]在列宁看来，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使前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必须通过中间环节迂回过渡。这是列宁根据特殊条件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一条特殊道路。 所谓“中间环节”主要是指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13]列宁认为，“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3-2]俄国存在着大量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4]列宁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他对租让制和合作制尤其重视。租让制是列宁拟定的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的主要形式。他说：“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1-1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合作制是列宁逝世前终于找到的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列宁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1-16]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合作社，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列宁计划用“一二十年”“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列宁充分估计了合作化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他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17] 经济上，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纠偏，意味着退却，即“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1-18]新经济政策的首要措施是粮食税制，其目的是通过同个人利益相结合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大工业；其意义在于“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1-19]，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列宁设想国家通过“税收”和“交换”两个手段获得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可是，春天实行的“商品交换”到秋天就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20]退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引入商品货币关系，意味着市场活跃。列宁曾说：“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商业正是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1-21]。因为这是苏维埃俄国“唯一走得通的道路”。列宁指出：“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1-22] 政治上，只能先实行间接民主。因为经济、文化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即由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并且领导、组织、支持、帮助人民当家作主。这种间接民主形式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影响到国家政权性质、执政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晚年提出了变革政治制度的建议，希望有效地改善政权机关，“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1-23]。因此，他晚年在一些文章、文稿中提出了改善国家机关、加强党内团结的建议，阐发了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新思想。列宁强调巩固工农联盟，夯实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他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1-24]。因此，要巩固工农联盟，这样才能体现工农政权的民主性质，同时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党的中央机关中增加几十到一百几十个工农党员和优秀分子，均是为此。列宁还强调对国家权力进行检查监督。他指出：改善国家机关，主要是按照“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1-25]的原则改组工农检查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然后把改善了的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1-26]这就是实现两个委员会平位、平权。列宁设想，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应当非常广泛、非常灵活、非常严格，不应当有不受监督的人、机关和工作。这样才能清除官僚主义和其他弊端，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 文化上，先扫除落后文化，再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根据落后国家先革命后建设的特点，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任务，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思路和措施。他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等措施。列宁认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扫盲。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1-27]“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28]同时，要不断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这就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文化事业。其措施主要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关心教师并提高教师的地位，“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29]列宁强调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于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30]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31]。只有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如此等等，列宁提出的基本思路充分体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迂回性”，也蕴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列宁强调苏俄发展的特殊性只能是“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颠倒一下，而不能跳过或取消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全力以赴发展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说。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马克思提出过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论，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人的解放和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三大经济社会形态也可视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文明发展，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和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后必须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文明水平，正是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夺权后重在建设。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后必须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为社会主义文明奠定雄厚的基础。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17]这首先是指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如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为了以空间换时间，赢得和平的喘息之机，尽可能快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建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现代文明，以便使苏俄坚持下来并且发展起来。列宁力主签订这个代价巨大的和约，集中反映了他对发展现代文明的紧迫感。列宁特别强调苏维埃俄国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个“无可争辩的论点”[1-32]。因此，“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33]而关键的问题、最大的希望是使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大国。为了用当时的高新技术即电气化武装工业，列宁组织了200个最优秀的科学家制定了一个为期10-15年的电气化计划，并且称之为“第二党纲”，还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34]。 夺权后必须全力以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这就要求更快更好地发展。列宁说：新社会制度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的最深源泉”“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归根到底，只能是创造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列宁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6]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列宁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2]。列宁还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发展现代文明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政策措施。 列宁从苏俄落后的基础和赶超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需求出发，要求国家机关吸纳和培养“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1-30]；要求通过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把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培养成欧洲那样的“文明商人”“文明人”。这是要求提高苏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现代文化素养，以便能够承担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这对于落后国家赶超西方现代文明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并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后发现，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移植科学技术、工业管理方法及政府机构形式等现代文明的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7]。 列宁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迂回过渡基本构想的同时，对执政党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列宁想通过政治教育委员会对全党进行政治教育和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党[8]等途径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执政党全面转型。 在思维和行动方式上，列宁要求从激进主义转为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他说：“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所谓改良主义的方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1-35]。 在工作作风上，列宁要求坚决克服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因循守旧习气。他说：“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1-36]“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9]列宁强调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毒瘤。他希望机关工作人员说实在话、多做实事。“少争论些字眼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他要求党员干部不要“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要“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1-37]。 在执政能力上，列宁要求全党不仅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而且要从只会领导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领导发展商业的党。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商业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1-10]；“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10-1]共产党员必须向国内外资本家学习经商，“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1-38]，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不能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列宁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过硬的本领，赢得与资本主义、资本家的竞赛。“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1-39] 在人的素质上，列宁强调增强文化力量。列宁深感文化落后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造成的困难。他说：“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3-3]“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1-40]列宁预感到共产党员面临着文化上被征服的危险，“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没有过去”1-41]。他深感执政党“缺少文化、缺少本领[11-1]。他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11-2]“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1-42]改革党和国家机关，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键是培养、吸纳“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1-43]“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1-25]。列宁要求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他说：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两个划时代任务之一，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1-44]。“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1-45] 在思想方法上，列宁重视社会运动的辩证法。他说：“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要求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曾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1-17]。“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0-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列宁强调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和措施要根据实践而不是理论、根据经验而不是本本、根据实效而不是原则。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3-4]，“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3]“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列宁一方面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另一方面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1-46]。“我们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2-4]列宁不仅要求大胆探索，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且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列宁关于执政党提高现代文明素质的思想，是在苏俄刚开始发展现代文明的时候针对俄共(布)的现状提出来的，显然是一些起码的基本要求。显然，列宁的这些思想为共产党领导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是共产党人必须懂得现代化规律并且有能力领导现代化建设。这是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直接体现，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综上所述，列宁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昭告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这条道路及其理论逻辑在列宁去世后基本上被放弃了，后来形成了苏联模式，并且一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僵化了，导致苏联模式连同苏共、苏联都被抛弃。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列宁开创的道路及其理论光芒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灯塔。
作者简介：贾建芳，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